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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年8月11日，广东吴川人陈兰彬带领着詹天佑、唐绍仪等30名平均年龄12岁的幼童，从上海出发，横跨太平洋去往美国，开始了留美生涯。
陈兰彬出身翰林、饱读经书，中学功底深厚之外，还曾先后任曾国藩、李鸿章幕僚，办洋务“苦心孤诣，智深勇沉”，并不缺仰慕、尊崇新学的远识，因此成为洋务领袖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一致认可的理想领队。
在香港，陈兰彬看到并试验了美国人刚刚发明的电话，还听说即将要制造录音设备时，当即感慨万千，在日记中称“将来制作尽善，当必传布中华”。
到美国旧金山后，他又看到“轮船穿梭行驶，大厦树荫草地”，然后是这个遥远国度发达的科技、“弗可悉数”的各种机械设备如掘煤机、吸水机、陶冶机、垦地浚河机……“一切与东方迥异”。在给朋友的信中，陈兰彬称“外洋繁华已极，美国尤甚”。
出身旧学，而又仰慕西学，正是当时陈兰彬等许多广东籍士人的普遍心态。
自1757 年以来，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广东一直是中国唯一的外贸口岸。而从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来到广州后，中美之间，特别是广东商人与美国商人之间，就有了长期商贸往来。
而后，大批华人从这里出发到南洋和美洲打工——早期旅美华工大多都是广东人，商人们也从这里出发下南洋或是去美国经商。而他们的子女，后来被视为“知美先行者”的容闳、伍廷芳等人，也因此得以先于同时代的中国人到美国、英国求学，甚至连1872年以后的四批120名留美幼童中，广东人也多达81名。
所以，当清政府考虑遣派驻外使者时,自然就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广东沿海地区。正如闽浙总督左宗棠所说的，“中国自海禁大开以来, 江浙、福建、广东沿海各地士商出外者, 实不乏人, 其中亦有通晓各国语言文字者”，他认为，从中必能找到精干的外事人才。
于是，当1875年美国成为清政府首批正式驻外使节派出国时，在美国督学三年的陈兰彬，又得李鸿章大力推荐称“驻洋三年筹办要务, 均极精详”，于是60岁的老翰林成了晚清首位驻美公使、近代中美关系的拓荒者。
从那以后，直到1911年清王朝结束，晚清8任驻美公使中，竟有6位广东人：陈兰彬、郑藻如、张荫桓、梁诚、伍廷芳、张荫棠。
“中体西用”的进与退
当此“洋务、自强”成为中国主流思潮的年代，先期接触到美国的中国人已对美国繁荣景象及其背后的科技支持多有论述，已不仅仅是1840年代华工们“地广人稀、每欲觅人开垦”或是“其地气候温和”之类的表层印象。
使美随员徐承祖注意到，“美国因机器厂甚多，出产丰足、兼有电报火车运转极速，故立国甫及百年，而庶富已等于欧洲”。著名洋务派知识分子薛福成则认为，美国产业在80年内增加43倍，其“所恃者火轮舟车耳”，他特别论述了美国铁路40年间从无到有、建成21万里的经验，“凡垦新城、辟荒地，无不设铁路以导其先”。
然而，洋务派知识分子们的理想是“中体西用”，他们很少论及美国政治制度。郑观应在《吏治论》一文中倒是有称赞美国地方政治“其事至简，其学素习，其有相商之事，每日相见即可论定……可为万国之通法也”。他又盛赞议会制是美国“通下情、得民心、张国势”的关键所在。但无论是郑观应还是薛福成，同时都认为美国“民权过重”。陈兰彬对美国政治制度的认识，与郑、薛大体类似，根深蒂固的“从来天下定于一”观念，令他无法理解美国的言论自由、政治平等。这也正是陈兰彬以翰林身份担任留美幼童督学的原因，清政府绝不希望留美幼童越出“中体西用”的框架。
只是，对于有如一张张白纸的留美幼童们来说，清新而充满个性张扬的美国理念，以及全新的自然科学知识、人文科学知识，远比刻板的四书五经有趣得多。随着接触自然科学知识及西方人文科学知识渐多，年轻的留学生们开始言必称自由、民主、个人权利，见到官员也不再行跪拜礼，有的还与美国女孩子谈恋爱，甚至不愿再穿中式服装及留发辫，还有一些人开始接触和信奉基督教。
在陈兰彬看来，这些都属于“不合礼仪、放荡淫逸”。到1880年，他终于忍无可忍，屡上奏折请求将留学生全数召回。尽管李鸿章极力反对，但清政府最终还是批准了陈兰彬的“全撤请求”。
对此，《纽约时报》载文评述，大意是“清政府希望只从美国引进知识，科学和工业模式，而将‘病毒’拒之门外，这怎么可能？要么不要，要么全要，否则，什么也得不到”。
没有你们立足之地
尽管在留美幼童一事处置中有令人惋惜的失当，但陈兰彬仍不失为一位称职的中美关系开拓者。除了留下一本记录美国真实情形的《使美纪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建立中国使馆外，他还在华人聚居的檀香山、旧金山等地陆续建立领事馆。而他最重要的工作，是为美洲华工权益奔走交涉——从他开始到1911年清王朝结束，晚清历任驻美公使无不以此为第一要务。
19 世纪70 年代，旅美广东籍华人已达18 万人之多。然而，与其贡献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他们低下的社会地位。从抵达美国之日起，华工便饱受歧视与排挤——在经济不景气的刺激下，勤勉高效且工资低廉的华工，便成为白人工人的仇敌。
这背后又有文化差异使然。“在当时的西方人眼里，华工穿民族服装、梳辫子的奇怪造型，都令西方人难以捉摸，因此很容易成为靶子”。
于是，铁路完工时，华工便由“筑路英雄”变成了“劣迹斑斑”的劣等民族、大逆不道的异教徒。从加利福尼亚开始，排华风潮迅速蔓延至美国全国。而共和民主两党竞相以排华为竞选口号，以争取多数选票。
据统计，从1855年到1876年20年间华工遭杀害案件多达262起，然而美国政府显然对此采取了纵容态度，地方政府对于此类事件通常既不预防，事后也不设法平息，让犯人从容逃走；美国联邦政府则往往以无权干涉为由，推脱中国政府的抗议、惩凶要求，走投无路的华人只能向祖国求救。
正是这些持续的请愿声，令清政府率先考虑将美国作为首批公使派出国。刚到美国的陈兰彬，感受着美国文明的同时，也感受到了美国广泛存在的对华恶意：“……谈及华人，必备极丑诋，又凭臆乱说，凡可以欺凌华人者，无不恣意言之。” 美国官方对中国同样心存轻蔑。1880年前后，苦读近十年的留美幼童们大多已高中毕业，李鸿章期许这些留学生们能进入美国陆海军学院学习西方军事，成为大清未来的国防中坚。然而，美国政府允许日本留学生攻读美国军校，却不给中国学生同等待遇。李鸿章要求容闳与美方交涉，但美国国务院回函称“美国大学没你们中国学生立足之地”。
在异国维权
陈兰彬任驻美公使的那几年，美国排华风潮愈演愈烈。187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旨在限制华工赴美的“国会15乘客法案”。该法令规定，无论在中国或世界各地，赴美国之任一船只，中国乘客之人数不可超过15人。
此时，正值陈兰彬接受公使任命二度来美。赶在美国总统批准“国会15乘客法案”前，陈兰彬和副使容闳一面警告美国国务卿威廉?埃瓦茨“若该法案通过，他将无法预见中国国民有何反应，或对于在华美国人有何影响“，一面到处动员美国在华商人、传教士，四处拜会美国政界、商界人士寻求支持。
曾任驻华外交官的耶鲁大学威廉姆斯教授，也写了一封由全体耶鲁教职员署名的请愿书递交给海斯总统，指出该议案有可能影响中美商贸并危及在华美国人的生命安全，这才促成海斯总统否决了此议案。
陈兰彬之后，美国排华风潮愈演愈烈。1882年，美国通过了停止华工入美20年的“排华法案”，这一法案通过后，华人成了美国历史上唯一被国会及联邦政府立法排挤和禁止移民的民族。曾随曾国藩、李鸿章办洋务的广东中山籍举人郑藻如紧急赴美担任驻美公使。
抱病出使的郑藻如向美国总统亚瑟提出强烈抗议，要求否决这一议案，但美国国会乘郑往日斯巴尼亚（西班牙）递交国书之机，仍然通过了这个法案，只是将20年缩短为10年。郑藻如不罢休，再三交涉，美国政府只是略作让步，宣布离美返华华工只要有中国领事馆签发证明就仍然可以回美。
1885年9月，在怀俄明的石泉镇矿区，再次发生暴力驱逐华人的恶性事件，华工被杀28人，受伤15人。已经病至半身不遂的郑藻如，正式向美国国务卿提出照会，要求偿命、惩凶和赔款。此间，未曾受过专业外交训练的郑藻如，却拟就了一份“冗长然而极有说服力”的抗议书。
尽管这次交涉的最终结果只是在两年后获赔14.7万美元，也未能从根本改变美国排华风潮，然而这份抗议书却被美国参议员称赞为“我所见过最雄辩、最出色的文章”。后来的美国历史学家则称之为“在1897年伍廷芳使美以前，中国外交官发出的最庄严的、有辨识力的、合逻辑的文件”。
较之传统士大夫出身的陈兰彬、郑藻如，此后几位同为广东籍人士的驻美公使如广州人梁诚、新会人伍廷芳等，在对美交涉中显然就有了更多手段，这与他们深厚的西学背景不无关系：梁诚出身第四批留美幼童；伍廷芳则是华侨之子，自幼生长国外，后来又到英国学习法律。
如梁诚，留美学习经历及两年的助理外交官生涯，使其对美国的国情及其文化和法律有了更多的了解。在中美交涉中, 他与他的前任显著不同的是，无论陈兰彬或郑藻如，他们的交涉武器始终局限在“公理、道义”，以及有限的人脉支援，而梁诚已经能自如使用谙熟的国际法知识，动辄批驳美国的排华苛例践踏国际法。
而梁诚、伍廷芳们在对外交涉中所能做的事也多了。梁诚在留美求学期间，就以同学、朋友身份争取到了一批同情中国的好友, 其中不乏美国知名人士, 包括美国外交官和国会议员，他经常奔走于美国外交部、国防部，游说议院议员，甚至走出使馆, 到纽约、费城、波士顿等城市，向华人及美国人演说。结果是“素号开通者固相称善，即向主排华者亦多表同情。近日各党报章议论更觉圆融，论者谓不独禁例可望改宽，而且约章亦可不立”。
1904至1905年间，梁诚敦促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减免部分未付足的庚子赔款。照条约清政府应付美国赔款2444万778元8角1分，得到美国国会和老罗斯福总统赞同后，将当时尚未付足之款项1078万5286元1角2分，从1909年1月起退还中国。这笔款项的一部分后被用作建立清华学校（后改名清华大学）。
至于伍廷芳，更为纯粹的西学背景和法学背景，使之成了晚清历任驻美公使中当之无愧的最“知美者”。运用法律专业知识交涉之外，伍廷芳更意识到了中美两国之间互不了解的现实症结，因此经常对美国人演讲称：“美国人一直没有认真研究中国问题。他们对中国人存在许多误解, 看问题不全面, 不公正。”他一再强调, 中国人来美国, 是“用劳动换取报酬。他们等价交换, 诚实无欺。他们受到排斥不是因为他们不好, 而是因为他们太善良了”。
伍廷芳的美国朋友之多、交情之好更甚梁诚。因此经常利用私人关系进行各种交涉，影响美国民众。在驻美公使中，利用民意舆论以左右美国外交政策，伍廷芳是第一人。他与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也有私交。利用这一关系，他每次都向总统表白自己对美国排华政策的态度。而罗斯福在与伍公使的接触中, 对中国有所了解，也常会私下给伍廷芳一些“优惠”。
被美国改变
中国驻美外交官在努力了解美国、试图改变中美关系的同时，事实上他们自身也不自觉地被改变着：始于美国物质文明的心灵震撼，终究率先将他们心中固化千年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观念撕开了一道缝隙。
伍廷芳对于中美政治体制的比较颇具代表性：“东方民族久处专制体制之下，惟知君上为神圣不可侵犯，自由平等之说未之或闻。一旦涉及美洲，无一不顿改前观。”美国政治体制对于当时中国人的震撼，由此可见。
如张荫桓之后的第四任驻美公使崔国因，就用“至美、至公、实事求是、上下毫无隔阂”这样的字眼，毫无保留地肯定美国议会制。他认为这正是美国政治运作“未尝无弊，而弊不至于甚者”的关键所在。
15年后，戴鸿慈等五大臣为晚清预备立宪出洋考察美国政治时，也承认这一“新造之国”确有可借鉴之处。在美考察一个月期间，他们拜谒总统、参观议院、公署、学校、商店、工厂，还到各行政部门索取现行章程，然后肯定美国政体“规划之周详、秩序之不紊”，觉得所益甚多。
这位解元出身的翰林，回国后写出《出使九国日记》12卷，编成《列国政要》133卷及《欧美政治要义》18章进呈，奏请立宪，又提倡中国要富强，必须“固边疆”“振兴实业”及开矿、兴学、修铁路等，成了晚清新政的积极推动者。
而另一位被称为“绝域使才”的第三任驻美公使、广东佛山人张荫桓，从第一次考秀才落第便不再应试，从此转向洋务、埋头攻读外语，在外事上给自己找到了出身之道。卸任驻美公使回国后，又聘请美国人林余等编译《西学富强丛书》200余卷，详细介绍西方数学、化学、天学、地学等西方科学知识。最后竟因参与“戊戌变法”、急切推行新政而被慈禧下令诛杀。
与仰慕美国物质文明乃至政治制度相应，从早期洋务派开始，一种“联美自强”的观念便已经萌生，当时的部分中国精英们认为，美国乃“自守之国也”，对中国并没有虎狼之心，即便是曾国藩、李鸿章也称美国人“性质醇厚”“公平和顺”。
在洋务派极力为中国谋取“喘息自强之暇”，寻求一个可靠的盟友，自然成为中国外交的必然动作，这正是联美论的号召力所在，郑观应、薛福成都是积极鼓吹者。
在晚清的最后40年，这种思潮却始终与华工权益受损的愤恨交织在一起：既对美国政体及外交联美抱有厚望，同时又对美国歧视华人分外恼怒，后者在1905年酿成了一场浩大的抵制美货风潮，然而终究没有令前者稍微减弱——直到巴黎和会达到巅峰时被威尔逊重重击碎，才令中国知识分子对美态度渐渐分化，形成鲜明对立的两派。
陈兰彬出身翰林、饱读经书，中学功底深厚之外，还曾先后任曾国藩、李鸿章幕僚，办洋务“苦心孤诣，智深勇沉”，并不缺仰慕、尊崇新学的远识，因此成为洋务领袖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一致认可的理想领队。
在香港，陈兰彬看到并试验了美国人刚刚发明的电话，还听说即将要制造录音设备时，当即感慨万千，在日记中称“将来制作尽善，当必传布中华”。
到美国旧金山后，他又看到“轮船穿梭行驶，大厦树荫草地”，然后是这个遥远国度发达的科技、“弗可悉数”的各种机械设备如掘煤机、吸水机、陶冶机、垦地浚河机……“一切与东方迥异”。在给朋友的信中，陈兰彬称“外洋繁华已极，美国尤甚”。
出身旧学，而又仰慕西学，正是当时陈兰彬等许多广东籍士人的普遍心态。
自1757 年以来，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广东一直是中国唯一的外贸口岸。而从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来到广州后，中美之间，特别是广东商人与美国商人之间，就有了长期商贸往来。
而后，大批华人从这里出发到南洋和美洲打工——早期旅美华工大多都是广东人，商人们也从这里出发下南洋或是去美国经商。而他们的子女，后来被视为“知美先行者”的容闳、伍廷芳等人，也因此得以先于同时代的中国人到美国、英国求学，甚至连1872年以后的四批120名留美幼童中，广东人也多达81名。
所以，当清政府考虑遣派驻外使者时,自然就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广东沿海地区。正如闽浙总督左宗棠所说的，“中国自海禁大开以来, 江浙、福建、广东沿海各地士商出外者, 实不乏人, 其中亦有通晓各国语言文字者”，他认为，从中必能找到精干的外事人才。
于是，当1875年美国成为清政府首批正式驻外使节派出国时，在美国督学三年的陈兰彬，又得李鸿章大力推荐称“驻洋三年筹办要务, 均极精详”，于是60岁的老翰林成了晚清首位驻美公使、近代中美关系的拓荒者。
从那以后，直到1911年清王朝结束，晚清8任驻美公使中，竟有6位广东人：陈兰彬、郑藻如、张荫桓、梁诚、伍廷芳、张荫棠。
“中体西用”的进与退
当此“洋务、自强”成为中国主流思潮的年代，先期接触到美国的中国人已对美国繁荣景象及其背后的科技支持多有论述，已不仅仅是1840年代华工们“地广人稀、每欲觅人开垦”或是“其地气候温和”之类的表层印象。
使美随员徐承祖注意到，“美国因机器厂甚多，出产丰足、兼有电报火车运转极速，故立国甫及百年，而庶富已等于欧洲”。著名洋务派知识分子薛福成则认为，美国产业在80年内增加43倍，其“所恃者火轮舟车耳”，他特别论述了美国铁路40年间从无到有、建成21万里的经验，“凡垦新城、辟荒地，无不设铁路以导其先”。
然而，洋务派知识分子们的理想是“中体西用”，他们很少论及美国政治制度。郑观应在《吏治论》一文中倒是有称赞美国地方政治“其事至简，其学素习，其有相商之事，每日相见即可论定……可为万国之通法也”。他又盛赞议会制是美国“通下情、得民心、张国势”的关键所在。但无论是郑观应还是薛福成，同时都认为美国“民权过重”。陈兰彬对美国政治制度的认识，与郑、薛大体类似，根深蒂固的“从来天下定于一”观念，令他无法理解美国的言论自由、政治平等。这也正是陈兰彬以翰林身份担任留美幼童督学的原因，清政府绝不希望留美幼童越出“中体西用”的框架。
只是，对于有如一张张白纸的留美幼童们来说，清新而充满个性张扬的美国理念，以及全新的自然科学知识、人文科学知识，远比刻板的四书五经有趣得多。随着接触自然科学知识及西方人文科学知识渐多，年轻的留学生们开始言必称自由、民主、个人权利，见到官员也不再行跪拜礼，有的还与美国女孩子谈恋爱，甚至不愿再穿中式服装及留发辫，还有一些人开始接触和信奉基督教。
在陈兰彬看来，这些都属于“不合礼仪、放荡淫逸”。到1880年，他终于忍无可忍，屡上奏折请求将留学生全数召回。尽管李鸿章极力反对，但清政府最终还是批准了陈兰彬的“全撤请求”。
对此，《纽约时报》载文评述，大意是“清政府希望只从美国引进知识，科学和工业模式，而将‘病毒’拒之门外，这怎么可能？要么不要，要么全要，否则，什么也得不到”。
没有你们立足之地
尽管在留美幼童一事处置中有令人惋惜的失当，但陈兰彬仍不失为一位称职的中美关系开拓者。除了留下一本记录美国真实情形的《使美纪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建立中国使馆外，他还在华人聚居的檀香山、旧金山等地陆续建立领事馆。而他最重要的工作，是为美洲华工权益奔走交涉——从他开始到1911年清王朝结束，晚清历任驻美公使无不以此为第一要务。
19 世纪70 年代，旅美广东籍华人已达18 万人之多。然而，与其贡献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他们低下的社会地位。从抵达美国之日起，华工便饱受歧视与排挤——在经济不景气的刺激下，勤勉高效且工资低廉的华工，便成为白人工人的仇敌。
这背后又有文化差异使然。“在当时的西方人眼里，华工穿民族服装、梳辫子的奇怪造型，都令西方人难以捉摸，因此很容易成为靶子”。
于是，铁路完工时，华工便由“筑路英雄”变成了“劣迹斑斑”的劣等民族、大逆不道的异教徒。从加利福尼亚开始，排华风潮迅速蔓延至美国全国。而共和民主两党竞相以排华为竞选口号，以争取多数选票。
据统计，从1855年到1876年20年间华工遭杀害案件多达262起，然而美国政府显然对此采取了纵容态度，地方政府对于此类事件通常既不预防，事后也不设法平息，让犯人从容逃走；美国联邦政府则往往以无权干涉为由，推脱中国政府的抗议、惩凶要求，走投无路的华人只能向祖国求救。
正是这些持续的请愿声，令清政府率先考虑将美国作为首批公使派出国。刚到美国的陈兰彬，感受着美国文明的同时，也感受到了美国广泛存在的对华恶意：“……谈及华人，必备极丑诋，又凭臆乱说，凡可以欺凌华人者，无不恣意言之。” 美国官方对中国同样心存轻蔑。1880年前后，苦读近十年的留美幼童们大多已高中毕业，李鸿章期许这些留学生们能进入美国陆海军学院学习西方军事，成为大清未来的国防中坚。然而，美国政府允许日本留学生攻读美国军校，却不给中国学生同等待遇。李鸿章要求容闳与美方交涉，但美国国务院回函称“美国大学没你们中国学生立足之地”。
在异国维权
陈兰彬任驻美公使的那几年，美国排华风潮愈演愈烈。187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旨在限制华工赴美的“国会15乘客法案”。该法令规定，无论在中国或世界各地，赴美国之任一船只，中国乘客之人数不可超过15人。
此时，正值陈兰彬接受公使任命二度来美。赶在美国总统批准“国会15乘客法案”前，陈兰彬和副使容闳一面警告美国国务卿威廉?埃瓦茨“若该法案通过，他将无法预见中国国民有何反应，或对于在华美国人有何影响“，一面到处动员美国在华商人、传教士，四处拜会美国政界、商界人士寻求支持。
曾任驻华外交官的耶鲁大学威廉姆斯教授，也写了一封由全体耶鲁教职员署名的请愿书递交给海斯总统，指出该议案有可能影响中美商贸并危及在华美国人的生命安全，这才促成海斯总统否决了此议案。
陈兰彬之后，美国排华风潮愈演愈烈。1882年，美国通过了停止华工入美20年的“排华法案”，这一法案通过后，华人成了美国历史上唯一被国会及联邦政府立法排挤和禁止移民的民族。曾随曾国藩、李鸿章办洋务的广东中山籍举人郑藻如紧急赴美担任驻美公使。
抱病出使的郑藻如向美国总统亚瑟提出强烈抗议，要求否决这一议案，但美国国会乘郑往日斯巴尼亚（西班牙）递交国书之机，仍然通过了这个法案，只是将20年缩短为10年。郑藻如不罢休，再三交涉，美国政府只是略作让步，宣布离美返华华工只要有中国领事馆签发证明就仍然可以回美。
1885年9月，在怀俄明的石泉镇矿区，再次发生暴力驱逐华人的恶性事件，华工被杀28人，受伤15人。已经病至半身不遂的郑藻如，正式向美国国务卿提出照会，要求偿命、惩凶和赔款。此间，未曾受过专业外交训练的郑藻如，却拟就了一份“冗长然而极有说服力”的抗议书。
尽管这次交涉的最终结果只是在两年后获赔14.7万美元，也未能从根本改变美国排华风潮，然而这份抗议书却被美国参议员称赞为“我所见过最雄辩、最出色的文章”。后来的美国历史学家则称之为“在1897年伍廷芳使美以前，中国外交官发出的最庄严的、有辨识力的、合逻辑的文件”。
较之传统士大夫出身的陈兰彬、郑藻如，此后几位同为广东籍人士的驻美公使如广州人梁诚、新会人伍廷芳等，在对美交涉中显然就有了更多手段，这与他们深厚的西学背景不无关系：梁诚出身第四批留美幼童；伍廷芳则是华侨之子，自幼生长国外，后来又到英国学习法律。
如梁诚，留美学习经历及两年的助理外交官生涯，使其对美国的国情及其文化和法律有了更多的了解。在中美交涉中, 他与他的前任显著不同的是，无论陈兰彬或郑藻如，他们的交涉武器始终局限在“公理、道义”，以及有限的人脉支援，而梁诚已经能自如使用谙熟的国际法知识，动辄批驳美国的排华苛例践踏国际法。
而梁诚、伍廷芳们在对外交涉中所能做的事也多了。梁诚在留美求学期间，就以同学、朋友身份争取到了一批同情中国的好友, 其中不乏美国知名人士, 包括美国外交官和国会议员，他经常奔走于美国外交部、国防部，游说议院议员，甚至走出使馆, 到纽约、费城、波士顿等城市，向华人及美国人演说。结果是“素号开通者固相称善，即向主排华者亦多表同情。近日各党报章议论更觉圆融，论者谓不独禁例可望改宽，而且约章亦可不立”。
1904至1905年间，梁诚敦促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减免部分未付足的庚子赔款。照条约清政府应付美国赔款2444万778元8角1分，得到美国国会和老罗斯福总统赞同后，将当时尚未付足之款项1078万5286元1角2分，从1909年1月起退还中国。这笔款项的一部分后被用作建立清华学校（后改名清华大学）。
至于伍廷芳，更为纯粹的西学背景和法学背景，使之成了晚清历任驻美公使中当之无愧的最“知美者”。运用法律专业知识交涉之外，伍廷芳更意识到了中美两国之间互不了解的现实症结，因此经常对美国人演讲称：“美国人一直没有认真研究中国问题。他们对中国人存在许多误解, 看问题不全面, 不公正。”他一再强调, 中国人来美国, 是“用劳动换取报酬。他们等价交换, 诚实无欺。他们受到排斥不是因为他们不好, 而是因为他们太善良了”。
伍廷芳的美国朋友之多、交情之好更甚梁诚。因此经常利用私人关系进行各种交涉，影响美国民众。在驻美公使中，利用民意舆论以左右美国外交政策，伍廷芳是第一人。他与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也有私交。利用这一关系，他每次都向总统表白自己对美国排华政策的态度。而罗斯福在与伍公使的接触中, 对中国有所了解，也常会私下给伍廷芳一些“优惠”。
被美国改变
中国驻美外交官在努力了解美国、试图改变中美关系的同时，事实上他们自身也不自觉地被改变着：始于美国物质文明的心灵震撼，终究率先将他们心中固化千年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观念撕开了一道缝隙。
伍廷芳对于中美政治体制的比较颇具代表性：“东方民族久处专制体制之下，惟知君上为神圣不可侵犯，自由平等之说未之或闻。一旦涉及美洲，无一不顿改前观。”美国政治体制对于当时中国人的震撼，由此可见。
如张荫桓之后的第四任驻美公使崔国因，就用“至美、至公、实事求是、上下毫无隔阂”这样的字眼，毫无保留地肯定美国议会制。他认为这正是美国政治运作“未尝无弊，而弊不至于甚者”的关键所在。
15年后，戴鸿慈等五大臣为晚清预备立宪出洋考察美国政治时，也承认这一“新造之国”确有可借鉴之处。在美考察一个月期间，他们拜谒总统、参观议院、公署、学校、商店、工厂，还到各行政部门索取现行章程，然后肯定美国政体“规划之周详、秩序之不紊”，觉得所益甚多。
这位解元出身的翰林，回国后写出《出使九国日记》12卷，编成《列国政要》133卷及《欧美政治要义》18章进呈，奏请立宪，又提倡中国要富强，必须“固边疆”“振兴实业”及开矿、兴学、修铁路等，成了晚清新政的积极推动者。
而另一位被称为“绝域使才”的第三任驻美公使、广东佛山人张荫桓，从第一次考秀才落第便不再应试，从此转向洋务、埋头攻读外语，在外事上给自己找到了出身之道。卸任驻美公使回国后，又聘请美国人林余等编译《西学富强丛书》200余卷，详细介绍西方数学、化学、天学、地学等西方科学知识。最后竟因参与“戊戌变法”、急切推行新政而被慈禧下令诛杀。
与仰慕美国物质文明乃至政治制度相应，从早期洋务派开始，一种“联美自强”的观念便已经萌生，当时的部分中国精英们认为，美国乃“自守之国也”，对中国并没有虎狼之心，即便是曾国藩、李鸿章也称美国人“性质醇厚”“公平和顺”。
在洋务派极力为中国谋取“喘息自强之暇”，寻求一个可靠的盟友，自然成为中国外交的必然动作，这正是联美论的号召力所在，郑观应、薛福成都是积极鼓吹者。
在晚清的最后40年，这种思潮却始终与华工权益受损的愤恨交织在一起：既对美国政体及外交联美抱有厚望，同时又对美国歧视华人分外恼怒，后者在1905年酿成了一场浩大的抵制美货风潮，然而终究没有令前者稍微减弱——直到巴黎和会达到巅峰时被威尔逊重重击碎，才令中国知识分子对美态度渐渐分化，形成鲜明对立的两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