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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死只有一线之隔，而法医则站在这条线上，审视生死。”一个职业能够获得理性得有些冷酷的评价，想必任何人都会对其畏惧几分。如果，从事这个职业的是一名年轻时尚的女孩子呢?似乎更难以想象。
中科院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主任邓亚军，正是这样一名“审视生死”的女法医，在求解生命序列的道路上，孜孜探索。
承诺与坚守
2000年，在西安交通大学法医系攻读在职研究生的邓亚军，跟随导师来到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研究硕士课题。2001年，29岁的她领导完成了“中国水稻基因组计划”的测序工作，当时在她属下工作的有150多人，部分组成员拥有博士学历。
“中国水稻基因组计划”的测序工作完成后，邓亚军回西安通过了硕士答辩，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同时担任北京基因组研究所的办公室主任。2003年，华大方瑞司法鉴定中心成立，鉴于邓亚军在“中国水稻基因组计划”测序工作中的出色表现，她成为中心主任的第一人选。此时，摆在邓亚军面前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继续进行基因测序研究。
年轻的邓亚军选择了后者，管理测序工作组证明了她的管理才能，而法医才是她的本职。不想，一念之间的选择，让她一直走到了今天。鉴定中心隶属于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其前身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成立于1999年，因参与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又独立完成了中国水稻基因组计划，连续两年获得十大科技进展新闻的前三名，并曾在《SICENCE》杂志上发表了封面文章。但是，邓亚军所面临的当务之急，是在保持科研水平的同时扩展业务，自主经营。
创业之初，邓亚军是个“光杆司令”，那两年是邓亚军最艰难的时候。业务尚未拓展，品牌也没有确立，没有项目，持续亏损，人员不足。邓亚军被大家开玩笑地称为“亏损主任”，好强的她没日没夜地泡在办公室里，想方案、设计项目。邓亚军原本是个贪睡的人，在半年多的时间里竟然持续失眠，经常凌晨过了还在办公室里冥思苦想，早上五六点钟就爬起来修改文案。作为中心主任，面对不断增加的员工，手里紧紧攥着仅有的10万元启动资金，邓亚军满脑子想的就是怎么样能迅速让中心走上正轨。
邓亚军接手鉴定中心之前，DNA鉴定一直停留在科学研究和司法物证层面，而随着DNA研究的深入，这项技术开始应用到各个方面，和老百姓最密切的就是亲子鉴定。于是，邓亚军向媒体宣布，华大方瑞亲子鉴定项目价格跳水，其他医疗机构需要1200元，华大方瑞只要600元。降价后，亲子鉴定业务量明显增加，中心在这一年维持了收支平衡。
身先士卒，揽责任、不贪功，是邓亚军的管理风格，加上严格的管理制度，使得中心迅速聚集了一批专业技术能手，组建了一支善打硬仗的队伍。在她眼中，最重要的是一支快速、准确、能打硬仗的队伍，在高科技领域里，唯此是立足之本。公司领导不止一次在会上说，如果要看一个合格的部门是什么样，就去邓亚军管理的中心看一看。
责任与承担
从业十几年，邓亚军以其突出的表现获得了多项荣誉。2005年，她荣获第九届“中國青年五四奖章”，也曾被评为北京市十大杰出青年、中国科学院创新文化建设先进个人等。
2004年12月26日，东南亚海啸发生；28日，邓亚军提交救援申请；30日，她作为救援组长带领4名队员飞往泰国。还来不及仔细的斟酌，人已经到了灾难现场，邓亚军被眼前的惨状震惊了，此前一切有关“是否会搞砸”的担心瞬间化为乌有，脑海只有一个想法：“多做几个尸体识别，以告亡灵”。放在地上的尸体，一具一具挨得特别紧，识别完一批，马上又会运来新的一批，每人每天大概工作量是50具尸体。当时，海啸已经发生五六天了，由于气温太高，尸体已经高度腐败，500米远就可以闻到那种臭味。
由于尸体高度腐败，DNA检测几乎是对这些尸体进行身份鉴别的唯一手段，而泰国的实验室又没有能力进行这么大规模的DNA鉴定，那么多遇难者的DNA由哪个国家来做，谁来承担这笔费用，成了参加救援的各国人员共同关心的话题。
邓亚军作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大胆决定：“我们中国，愿意承担这次海啸所有遇难者的DNA鉴定，而且承担相应的检测费用”。掷地有声的话一出口，全场鸦雀无声，会议主席惊得嘴都闭不上了，安静了30秒后，掌声四起，经久不息。
激动之后，担心与质疑之声四起，当时中国DNA检测并没有得到国际认可，邓亚军陷在一片怀疑的漩涡中心。最终，2005年1月15日，邓亚军带领着DNA援助组返回中国，随同他们回国的还有泰方的工作人员和从泰国带来的第一批100份样本，北京的DNA鉴定工作正式开始。
100个牙齿样本拿在手上，邓亚军觉得分外沉重，因为鉴定的结果代表中国的水平。在忐忑中，100个样本的检测结果出来了，没有任何结果。这让邓亚军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为了让泰国政府和国际DVI的专家尽快了解检测情况并解决问题，1月21日，邓亚军再次飞往泰国。第二次，在专家组成员的监控下进行的牙齿样本鉴定仍旧没有结果。这时候，DVI组织开始向英国、韩国、瑞典、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实验室发送样本让他们进行检测。
留给邓亚军的，只有等待。鉴定结果不理想让鉴定中心和北京基因组研究所都陷入了空前的信任危机。
度日如年的日子，邓亚军熬了整整一个月。终于，局面出现了转机，邓亚军收到了一份来自泰国的邮件，国际DVI组织执行委员会正式宣布，以前从海啸遇难者身上采集的牙齿样本无法检测出DNA结果，全部改为骨骼样本进行检测。
2005年4月5日，第三批样本从泰国发来，500份全部为骨骼样本。
巨大的起伏落差，让这个极度自信的人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不可名状的情绪之中，她得极力控制自己的情绪，否则就会哭出来。“从4月5日到6月5日，整整两个月的时间，一次一次地反复来做检测。到最后，500份样本，(实际上检测了473份等27个样本已经通过指纹和牙齿识别)。这473份样本，我们提交了404份数据，成功率是84.7％。”对于DNA检测，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数据。
“中国做得太好了。”邓亚军终于换来了世界对中国的肯定。
思考与梦想
在鉴定中心，从邓亚军的办公室到实验室只有几米的距离，“我们拿到样本，首先要做的是清洗、提取、研磨，很多道工序，然后要把样本送到机器里面处理，有两种机器，一种是16根的毛细管，另外一个是48根毛细管。一根毛细管对应一个样本，16根毛细管的机器可以走16个样本，48个毛细管可以走48个样本，亲子鉴定一台机器一个小时就可以完成。”
如果是血液样本，从提取血液，到DNA提取、 扩增，然后用机器显示结果，分析，一个流程24小时左右就可以完成。通常为了保证鉴定结果的准确和可靠，不同的试验人员分不同批次，每份结果进行复核，之后进行计算，出检验报告、附上相关材料。
随着技术上的成熟，鉴定中心一年就完成了3000多例来自各地的亲子鉴定，而且公司网站上的案例数字还在不断地递增。然而，这项业务对邓亚军的影响更多却在技术之外。“走进亲子鉴定中心的人形形色色，困扰的问题却是同一个。仪器、试剂这些没有生命的物质，检测的却是人类复杂交错的情感。”有人开玩笑地说她“不道德”，邓亚军十分无奈，她解释道：“无论是DNA鉴定还是法医临床门诊，对于任何一件涉及到司法物证鉴定的案例，公平公正是其灵魂所在。”
让人欣慰的是，DNA鉴定技术正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解决长期性的社会问题中，DNA数据库就是邓亚军带领中心正在致力于建设的一个重要项目。5·12汶川地震后，DNA鉴定技术在遇难者的身份认证工作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为暂时没有找到合适配比的遇难者和寻亲者分别建立基因数据库，则可以保证未来找寻死难者的亲属们提供一份最可靠的憑证。前科人员的数据库，则是为了防范这些人的二次犯罪，或者是破坏了一些以前的积案而建立的数据库。
几年来，DNA数据库逐渐被人们所认可和接受。给邓亚军感受最深的，是她为南方寻亲老人建立的DNA数据库。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一场严重的自然灾害席卷全国，苏浙皖等地很多贫困家庭被迫将无力抚养的婴儿送到全国各地，“现在送走孩子的老人已经七八十岁了，他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就想找回曾经送走的儿女，如果根据体貌什么的，只能是大海捞针了。而建立了数据库，老人把自己的数据送过来，若有这种需求的儿女找过来，进行自动比对，针对性会强一些。”为了我国几十万寻亲需求的人们，邓亚军于是设计了完善的寻亲人数据库。
在江苏宜兴举行的第一次寻亲大会上，鉴定中心的工作人员前去进行取样工作，结果被寻亲的人们赶了出来他们宁愿相信自己的记忆和直觉。邓亚军他们没有气馁，而是继续向寻亲的人们宣传DNA鉴定的科学性和益处。第二年，寻亲会举办方正式邀请他们加盟，为有认亲意向的人们进行科学鉴定。
十几年一路走来，经历过生死考验扛起过国家责任的邓亚军，早已不再是当年那个外表娇小、说话声音怯怯的青涩法医，在破解生命密码的途中，她致力于还原生命的尊严。
中科院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主任邓亚军，正是这样一名“审视生死”的女法医，在求解生命序列的道路上，孜孜探索。
承诺与坚守
2000年，在西安交通大学法医系攻读在职研究生的邓亚军，跟随导师来到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研究硕士课题。2001年，29岁的她领导完成了“中国水稻基因组计划”的测序工作，当时在她属下工作的有150多人，部分组成员拥有博士学历。
“中国水稻基因组计划”的测序工作完成后，邓亚军回西安通过了硕士答辩，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同时担任北京基因组研究所的办公室主任。2003年，华大方瑞司法鉴定中心成立，鉴于邓亚军在“中国水稻基因组计划”测序工作中的出色表现，她成为中心主任的第一人选。此时，摆在邓亚军面前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继续进行基因测序研究。
年轻的邓亚军选择了后者，管理测序工作组证明了她的管理才能，而法医才是她的本职。不想，一念之间的选择，让她一直走到了今天。鉴定中心隶属于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其前身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成立于1999年，因参与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又独立完成了中国水稻基因组计划，连续两年获得十大科技进展新闻的前三名，并曾在《SICENCE》杂志上发表了封面文章。但是，邓亚军所面临的当务之急，是在保持科研水平的同时扩展业务，自主经营。
创业之初，邓亚军是个“光杆司令”，那两年是邓亚军最艰难的时候。业务尚未拓展，品牌也没有确立，没有项目，持续亏损，人员不足。邓亚军被大家开玩笑地称为“亏损主任”，好强的她没日没夜地泡在办公室里，想方案、设计项目。邓亚军原本是个贪睡的人，在半年多的时间里竟然持续失眠，经常凌晨过了还在办公室里冥思苦想，早上五六点钟就爬起来修改文案。作为中心主任，面对不断增加的员工，手里紧紧攥着仅有的10万元启动资金，邓亚军满脑子想的就是怎么样能迅速让中心走上正轨。
邓亚军接手鉴定中心之前，DNA鉴定一直停留在科学研究和司法物证层面，而随着DNA研究的深入，这项技术开始应用到各个方面，和老百姓最密切的就是亲子鉴定。于是，邓亚军向媒体宣布，华大方瑞亲子鉴定项目价格跳水，其他医疗机构需要1200元，华大方瑞只要600元。降价后，亲子鉴定业务量明显增加，中心在这一年维持了收支平衡。
身先士卒，揽责任、不贪功，是邓亚军的管理风格，加上严格的管理制度，使得中心迅速聚集了一批专业技术能手，组建了一支善打硬仗的队伍。在她眼中，最重要的是一支快速、准确、能打硬仗的队伍，在高科技领域里，唯此是立足之本。公司领导不止一次在会上说，如果要看一个合格的部门是什么样，就去邓亚军管理的中心看一看。
责任与承担
从业十几年，邓亚军以其突出的表现获得了多项荣誉。2005年，她荣获第九届“中國青年五四奖章”，也曾被评为北京市十大杰出青年、中国科学院创新文化建设先进个人等。
2004年12月26日，东南亚海啸发生；28日，邓亚军提交救援申请；30日，她作为救援组长带领4名队员飞往泰国。还来不及仔细的斟酌，人已经到了灾难现场，邓亚军被眼前的惨状震惊了，此前一切有关“是否会搞砸”的担心瞬间化为乌有，脑海只有一个想法：“多做几个尸体识别，以告亡灵”。放在地上的尸体，一具一具挨得特别紧，识别完一批，马上又会运来新的一批，每人每天大概工作量是50具尸体。当时，海啸已经发生五六天了，由于气温太高，尸体已经高度腐败，500米远就可以闻到那种臭味。
由于尸体高度腐败，DNA检测几乎是对这些尸体进行身份鉴别的唯一手段，而泰国的实验室又没有能力进行这么大规模的DNA鉴定，那么多遇难者的DNA由哪个国家来做，谁来承担这笔费用，成了参加救援的各国人员共同关心的话题。
邓亚军作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大胆决定：“我们中国，愿意承担这次海啸所有遇难者的DNA鉴定，而且承担相应的检测费用”。掷地有声的话一出口，全场鸦雀无声，会议主席惊得嘴都闭不上了，安静了30秒后，掌声四起，经久不息。
激动之后，担心与质疑之声四起，当时中国DNA检测并没有得到国际认可，邓亚军陷在一片怀疑的漩涡中心。最终，2005年1月15日，邓亚军带领着DNA援助组返回中国，随同他们回国的还有泰方的工作人员和从泰国带来的第一批100份样本，北京的DNA鉴定工作正式开始。
100个牙齿样本拿在手上，邓亚军觉得分外沉重，因为鉴定的结果代表中国的水平。在忐忑中，100个样本的检测结果出来了，没有任何结果。这让邓亚军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为了让泰国政府和国际DVI的专家尽快了解检测情况并解决问题，1月21日，邓亚军再次飞往泰国。第二次，在专家组成员的监控下进行的牙齿样本鉴定仍旧没有结果。这时候，DVI组织开始向英国、韩国、瑞典、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实验室发送样本让他们进行检测。
留给邓亚军的，只有等待。鉴定结果不理想让鉴定中心和北京基因组研究所都陷入了空前的信任危机。
度日如年的日子，邓亚军熬了整整一个月。终于，局面出现了转机，邓亚军收到了一份来自泰国的邮件，国际DVI组织执行委员会正式宣布，以前从海啸遇难者身上采集的牙齿样本无法检测出DNA结果，全部改为骨骼样本进行检测。
2005年4月5日，第三批样本从泰国发来，500份全部为骨骼样本。
巨大的起伏落差，让这个极度自信的人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不可名状的情绪之中，她得极力控制自己的情绪，否则就会哭出来。“从4月5日到6月5日，整整两个月的时间，一次一次地反复来做检测。到最后，500份样本，(实际上检测了473份等27个样本已经通过指纹和牙齿识别)。这473份样本，我们提交了404份数据，成功率是84.7％。”对于DNA检测，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数据。
“中国做得太好了。”邓亚军终于换来了世界对中国的肯定。
思考与梦想
在鉴定中心，从邓亚军的办公室到实验室只有几米的距离，“我们拿到样本，首先要做的是清洗、提取、研磨，很多道工序，然后要把样本送到机器里面处理，有两种机器，一种是16根的毛细管，另外一个是48根毛细管。一根毛细管对应一个样本，16根毛细管的机器可以走16个样本，48个毛细管可以走48个样本，亲子鉴定一台机器一个小时就可以完成。”
如果是血液样本，从提取血液，到DNA提取、 扩增，然后用机器显示结果，分析，一个流程24小时左右就可以完成。通常为了保证鉴定结果的准确和可靠，不同的试验人员分不同批次，每份结果进行复核，之后进行计算，出检验报告、附上相关材料。
随着技术上的成熟，鉴定中心一年就完成了3000多例来自各地的亲子鉴定，而且公司网站上的案例数字还在不断地递增。然而，这项业务对邓亚军的影响更多却在技术之外。“走进亲子鉴定中心的人形形色色，困扰的问题却是同一个。仪器、试剂这些没有生命的物质，检测的却是人类复杂交错的情感。”有人开玩笑地说她“不道德”，邓亚军十分无奈，她解释道：“无论是DNA鉴定还是法医临床门诊，对于任何一件涉及到司法物证鉴定的案例，公平公正是其灵魂所在。”
让人欣慰的是，DNA鉴定技术正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解决长期性的社会问题中，DNA数据库就是邓亚军带领中心正在致力于建设的一个重要项目。5·12汶川地震后，DNA鉴定技术在遇难者的身份认证工作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为暂时没有找到合适配比的遇难者和寻亲者分别建立基因数据库，则可以保证未来找寻死难者的亲属们提供一份最可靠的憑证。前科人员的数据库，则是为了防范这些人的二次犯罪，或者是破坏了一些以前的积案而建立的数据库。
几年来，DNA数据库逐渐被人们所认可和接受。给邓亚军感受最深的，是她为南方寻亲老人建立的DNA数据库。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一场严重的自然灾害席卷全国，苏浙皖等地很多贫困家庭被迫将无力抚养的婴儿送到全国各地，“现在送走孩子的老人已经七八十岁了，他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就想找回曾经送走的儿女，如果根据体貌什么的，只能是大海捞针了。而建立了数据库，老人把自己的数据送过来，若有这种需求的儿女找过来，进行自动比对，针对性会强一些。”为了我国几十万寻亲需求的人们，邓亚军于是设计了完善的寻亲人数据库。
在江苏宜兴举行的第一次寻亲大会上，鉴定中心的工作人员前去进行取样工作，结果被寻亲的人们赶了出来他们宁愿相信自己的记忆和直觉。邓亚军他们没有气馁，而是继续向寻亲的人们宣传DNA鉴定的科学性和益处。第二年，寻亲会举办方正式邀请他们加盟，为有认亲意向的人们进行科学鉴定。
十几年一路走来，经历过生死考验扛起过国家责任的邓亚军，早已不再是当年那个外表娇小、说话声音怯怯的青涩法医，在破解生命密码的途中，她致力于还原生命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