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我的记忆无误，那么，早在徐小斌《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这部中篇小说在《北京文学》刊发的1985年，当年还就读于大学中文系的我，就曾经阅读过这部作品。一方面，由于时间过于漫长，另一方面，更由于那个时候的我阅读能力明显欠缺的缘故，当我应《北京文学》之邀重新阅读这部中篇小说的时候，搜寻自己的记忆库，竟然只是留下一点特别模糊的印象。也因此，这一次对这部中篇小说的阅读，差不多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全新的阅读。
　　小说采用了第一人称参与叙述模式，叙述者“我”也即柳楷在承担叙事功能的同时，也以一位实习医生（后留校成为母校的教师）的身份，深度介入到了故事的发展进程之中。“我”和既是同学，也是恋人的谢霓一起到一所北京最大，也是在全国闻名的精神病院里实习期间，与身为小说主人公的精神病患者景焕不期而遇。按照在全国都很有名的病理心理学专家郑大夫的诊断结果，这位原本是一家街道工厂出纳员的景焕，乃是一个已经“二进宫”的被害妄想型的患者。一个关键的问题在于，对于郑大夫的如此一种诊断结果，“我”的女友谢霓却不以为然。她坚决认定景焕不是精神病患者，只能被看作是一个精神被扭曲了的正常人。大约也正是为了充分证明自己以上结论正确的缘故，谢霓竟然要求“我”以“谈恋爱”的方式去接近景焕。尽管“我”满心地不情愿，但迫于谢霓一向的强势与颐指气使，最终还是勉为其难地接受了“任务”，开始迫不得已地接触“精神病患者”景焕。
　　根据“我”的调查了解，景焕首先有一个不怎么正常的家庭。她的父亲景宏存是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年轻时曾经名噪一时，后来却逐渐销声匿迹了。一方面，“无论是他的待业在家已久的儿子，还是一直没参加工作的妻子，都是靠他的工资养活的”，但在另一方面，他自己在家里的地位却很低。以至于，“这个家庭中的窒息气氛在十分钟之内就能被人嗅出来。仿佛每个成员之间都有着夙怨，而每个人又都以一种病态的敏感维护着自己的尊严。”“这个家庭像一座临时拼凑起来的质料不同的建筑，根基十分薄弱，拼凑的裂缝很深，仿佛随时都有崩溃的可能。”事实也果然如此，只有在“我”逐渐接近景焕的过程中，才慢慢了解到，这个家庭确实是不正常的。却原来，景焕是一个连亲生母亲是谁都搞不清楚的私生女，景宏存和他原来的夫人出于好心认领了她。没想到，等到景宏存的第二位妻子出现之后，情况却发生了严重的逆转。用自称为女巫的景焕自己的话来说，这个可怕的女人“能吃人”：“我爸爸……就是这么让她给嚼了……我也让她给嚼了一半，可我的另一半还活着。”
　　很可能与这样一个不正常的家庭背景有关，当然也更可能是出于自身的天性，景焕所表现出的，就是一种迥异于常人的思维与行为方式。她之所以会被专家误诊为严重的被害妄想型患者，根本原因或许在此。但在“我”与景焕逐渐亲近起来的过程中，一个与所谓被害妄想型精神病患者截然不同的景焕形象，慢慢浮现在了读者面前。首先，“我”发现了她貌似温顺背后的“冷漠”：“但后来我终于慢慢看出，她这种不可动摇的温顺后面，藏着一种深深的冷漠……她对整个世界都采取着一种小心翼翼的回避态度。”更进一步地，在景焕按照谢霓的建议，接受院外治疗的手段之后，“我”竟然发现了景焕特别天才一面的存在。一个是在谢霓的母亲文波用钢琴弹奏了一曲《弧光》之后，景焕对作品意境的理解最接近于文波的表达初衷：“大家凑过来看——原来这纸上画着一幅画，一幅钢笔画，线条竟还挺老练。构图很古怪——一个无星无月的夜。一个结了冰的小湖。夜的深处，隐隐透出一片白色的光斑。小湖周围是黑黝黝的灌木丛。湖面上，一个少女的黑色剪影。她在一条亮闪闪的轨迹上滑行。那轨迹，是一个极大的‘8’字——”再一个，则是她所表现出的那样一种甚至让日本人都赞叹不已的高超插花技艺：“她先是搞一些小型插花，利用空的香水瓶子、酒杯、贝壳等等，设计成各种小巧玲珑的造型……后来，她的胃口越来越大了。她用一些化学药品把鲜花制成可以长久保存的干花，利用竹子、秫秸秆、麦穗、石子、藤子等等随手拈来的材料，设计成一些造型优雅的大型插花。”
　　而且，也正是在遵谢霓之命以“谈恋爱”的名义与景焕的交往過程中，“我”竟然不无惊讶地发现，自己的情感天平居然出乎预料地向景焕这边倾斜了：“必须对读者坦白的是，在这一段漫长的时间里，我内心的平衡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得不承认，我内心深处越来越多地想到一个女孩子——一个按世俗观念来看和我毫不相干的女孩子。”“不知不觉地，我把她和谢霓作了比较（尽管我知道这是很不应该的）。我喜欢谢霓，但我觉得我们之间的关系更像是一对可以在许多方面亲密合作的伙伴。怎么说呢？似乎男人有种天性，有时宁愿为了一个弱女子的意愿而违背一个强悍的精明的女人。”
　　事实上，一贯精明强悍的谢霓，对“我”内心世界里的这一点弯弯绕，也早已有所洞察。而且，在洞察到这一点之后，她不仅对“我”，同时也更对景焕做出了一种带有相当合理性的深度剖析：“你爱上她了。我早就预料到了会有今天。不不不……你什么也不用对我解释，我想知道的只有一点，就是你是不是真正地爱她？景焕这个女孩子，内心世界很复杂，创伤深重。一方面，她确实具有一种非凡的智力，需要得到发展和社会的确认;另一方面，她又不可避免地受到某种压抑，而把这种取得个性确认的愿望转为固守内心世界，这是一种极大的矛盾和人生悲剧。”
　　也因此，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就是，面对着谢霓与景焕这两位各方面差异极大的女性，“我”到底应该做出怎样的一种选择呢？作家徐小斌的非同寻常之处就在于，行文至此，她断然地悬置了读者极为关切的这一问题，而是把笔锋一转，由男女的情感书写转向了人生道路选择问题的深度探究。一方面，“我”清醒地意识到：“像景焕这样的姑娘可能被那无数符号和公式所难倒，可是，如果我们给予了她合适的位置、气候和土壤，她的个性和创造力是会插上翅膀的。”真正的问题，恐怕出在我们的教育制度上：“我们的学校，我们的教育制度在患着癌症——这是由创造性的狭隘和无能所引起的癌症，什么时候才能切除这痼疾——注射新鲜血液，使之得以新生呢？”另一方面，则是景焕在强烈意识到时代生活存在弊端的情况下，一种对于理想主义人生方式的坚执：“把梦想变为现实的过程中，热爱是一把最好的解决困难的钥匙。我喜欢花，喜欢那些美的东西，于是我就想方设法使它更美，改变它的颜色、香气和花期，我可以让夜晚的花在白天开放，夏季的花在冬天存活，难道这些在古代人类的梦想中，不是只有女神才可以做到的事么？……你做到了，你就是女神;你认识到了这个，你就懂了你活着的意义。于是你又去开拓一片新的你热爱的领地，你作为一个人的潜能就这么一点一点地被挖掘着，直到你度完了一生，你看到了你耕耘的果子，你看到了人类在品尝这果子，于是你明白，你的人生价值实现了……”事实上，也正是在亲耳聆听了景焕的这一席话之后，“我”才彻底改变了对这位奇女子的看法：“谢霓说得对，我们都是凡夫俗子，而她，却是玛雅金字塔：神秘，孤傲，可望不可即。”
　　行将结束这篇批评文章的时候，我必须坦承，在重读徐小斌《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这部中篇小说的时候，我常常在设想，假若到了当下时代，一个作家书写同类题材的时候，他到底会采取怎样的一种思想艺术方式。尽管具体的情形难以设想，但在把景焕处理为真正的精神病患者的同时，也让小说文本具有一种精神分析学的深度，恐怕无论如何都会是题中应有之义。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大约也只有在1980年代中期那样一种浓烈异常的理想主义时代氛围中，作家徐小斌才会以这样一种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思想艺术方式来展开对景焕这一精神病患者的书写与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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