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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在你来的这一路上，经过多少监控摄像头吗？”徐冰透过他那副标志性的圆圆的眼镜，狡黠地向记者发问。
他正在进行一部电影的后期制作，名字叫《蜻蜓之眼》，电影的全部视频素材都来自于公共场合的监控器视频。
作为曾经坐在象牙塔中“写天书的人”，这次的徐冰不再纯粹地关注艺术本身，而是选择以一种最“接地气”的表达方式，还原生活本身的质感。
“生活远远比一切艺术作品以及我们的想象更加丰富、荒谬和超出逻辑。”他这样总结自己的第一部电影作品。
伴随着那段我们耳熟能详、激昂肃穆的音乐，一个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标志性龙头图标出现在了银幕上，随之而来映入眼帘的是一场轰然作响的车祸，一个求神拜佛的女人，一次啼笑皆非的法庭审判。看上去，这些影像原始、粗粝，充满了未经修饰的味道，但事实上，这并非是专业摄影师故弄玄虚刻意追求的效果，而是原本如此。
徐冰执导制作的这部电影《蜻蜓之眼》，是一部既没有演员，也没有摄影师的剧情长片，而它所有的剪辑素材全部来源自公共地带的监控设施。
按照生物学的解释，蜻蜓拥有着两只相对于它体型而言极为硕大的复眼，每一只复眼都由两万到两万八千只小眼组成，上半部的复眼专职看远处，而下半部的聚焦近处。复眼是蜻蜓赖以生存的王牌武器，它靠着它们将周遭环境的每一个细节尽收眼底，并随时伺机而动。
徐冰。
《蜻蜓之眼》显然是一个隐喻，而那些隐匿在日常生活的阴影中、看似毫不起眼的监控器摄像头，就是人类社会的“蜻蜓之眼”，它们一起组成了一个精光锐利、硕大无朋的复眼，在它们的面前，似乎芸芸众生都成了如蚊蝇一般微小的生物，永远无法逃离被追踪、被暗算的命运。
“《蜻蜓之眼》不属于任何的类型片，我们可以叫它采样电影。”徐冰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定义”他的这部作品。
时间要追溯到四年之前。
那时候，徐冰的《地书》刚刚完稿。在这部作品中，徐冰耗费十年光阴，搜集到了大量公共符号与网络表情，并最终将它们组合成了一部“人人看得懂”的作品，甚至在那些看似混乱庞杂的符号中，我们能够拼贴并且读出一个人一天的生活轨迹。
“《地书》的创意启发了我，某种程度上说，《蜻蜓之眼》也是一个需要大量采集的工作，而那些采集到手的素材本身也充满了不成熟与不确定性，它们似乎还具备着不停变异与生长的生命力。换句话说，在收集并剪辑、拼贴它们的过程中，我甚至都不知道这个作品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徐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地书》创作完成之后，徐冰开始投入到《蜻蜓之眼》的工作中，因为这部电影的全部画面将取材自监控视频，所以不可能有着贯穿始终的角色出现，为了配合这部“采样电影”在情节上的合理与连贯性，徐冰干脆将他电影中的女主人公预设为一个不停整容的女人，在电影中，她将以各种不同的形象出现。徐冰将她命名为“蜻蜓”，某种程度上说，创作《蜻蜓之眼》的过程，也是徐冰与蜻蜓一起在监控下生活，并在错综复杂的迷雾中寻找真相并且历经心理煎熬的过程。
作为一部创作方式从未有过先例的电影，《蜻蜓之眼》的视频搜集工作并不轻松。创作初期，为获取素材，徐冰还动用了一些私人关系，比如通过电视台的朋友或者职业保安。但社会发展的迅猛程度远远超越了当时徐冰的想象，尤其在近一年来，徐冰发现，自己已经完全不需要靠“非正式”渠道获取所需素材了，仅仅依靠互联网，付出相对多的时间与精力，他所需要的一切几乎唾手可得。
在工作中，一个偶然的机会，徐冰团队通过百度搜索引擎，发现了一些直播网站，在那些网站里，充斥着琳琅满目的监控视频，比如住宅小区、酒吧、公路等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场所。据徐冰团队的工作人员分析，这些“直播”存在的目的也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比如“有一段时间保姆虐待孩子的新闻频出，可能有人需要在离家工作时，通过远距离监控家中的情况”。
最终，徐冰的团队依靠着互联网直播的便捷条件，获取到了大量素材。仅以最近半年为例，创作人员动用了20台电脑，日夜不停地启动，就采集了海量的素材内容。
并且，随着视频素材的日益丰富，徐冰也在原有简单故事线索的基础之上，随时相对灵活地调整着电影内容。“我一开始设定了简单的剧本故事，但随着搜集材料的不断增加，我的剧本与故事也一直在改变，你知道，那些素材是实时生活的同步记录，而在此之后会发生什么，我们不知道也没法预判，只能跟着它走。”徐冰说道。
在徐冰看来，透过无处不在、如蜻蜓之眼般入侵我们生活的监控摄像头打量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一种类似中国画般散点透视的视角，一切我们平时不会注意到的、勾连起过去与将来、由无数个幽微巧合组成的事件全都扑面而来，而那些在快速运转的社会进程中丢失掉的繁杂细节，也都会无所遁形。
用徐冰的话说，《蜻蜓之眼》的故事桥段来源于“一个‘真实’的‘假’新闻”。
一个通过整容获取了爱情与婚姻的女人，最终因为孩子长得不像自己也不像父亲，从而暴露了曾经改头换面的事实。丈夫将她告上法庭，“这样的行为就像用夏利改装成法拉利，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欺骗”。
看上去，它非常像《今日说法》或者《王刚讲故事》里所呈现出的那些带有猎奇性质、并散发出浓浓恶趣味的案例。但在徐冰的电影中，并没有自以为是的专家在结尾处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某某某最终受到了应有的制裁”式的句式来做结案陈词，而是以一种相对不着痕迹、并不夹杂任何评判色彩的态度来呈现出事件本身的微妙、复杂与荒谬。 虽然那则题为“女子整容结婚，生3小孩其丑无比，被老公告上法庭”流传甚广并造成很大社会影响的新闻后来被证实系伪造，但事实上，生活中类似的案例比比皆是，只是程度相对不同而已。
“生活远远比一切艺术作品以及我们的想象更加丰富、荒谬和超出逻辑。”徐冰这样总结他因为制作这部电影从而观看完大量监控视频后所得出的结论。
徐冰并不是一个热衷于网络的人，虽然有着西方留学的背景与扬名海外的经历，但徐冰的生活方式却相对简单而传统。而因为《蜻蜓之眼》，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徐冰的生活发生了改变，他开始与团队中的年轻人一起，泡各式各样的网络论坛、不停地刷微博，观看那些零碎信息与家长里短的跟帖评论，用网络流行语来说，这让严谨的学院派艺术家徐冰“脑洞大开”。
事实上，除了视频中那些琐琐碎碎的民间生活，更让徐冰觉得触目惊心的是监控录像中大量充满了血腥与暴力的内容。车祸，群殴，抢劫，谋杀……那些真实的视频内容，“其残酷程度甚至到了我们不能在电影中使用的程度。”徐冰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你知道，这个东西的特殊性就在于它不是‘演’出来的，而是每一帧、每一秒都是真实发生过的。”徐冰补充道。因为《蜻蜓之眼》，惯常我们想象中久居象牙塔中的艺术家徐冰还更多次关注到了很多社会的角落，酒吧、夜店、俱乐部，那些来来往往的人群与特殊语境下的交流方式，都让徐冰觉得震撼又新奇，“只有我们的智力跟不上，而没有现实达不到。”他这样感慨。最终，他用一部用真实视频剪辑而成，充满了阴谋、谎言与暴力的电影最终印证了这句慨叹。
“假戏真唱”“模拟生活”的“戏仿”感是徐冰企图赋予《蜻蜓之眼》的质感，他甚至在预告片的开头，如国产大片一般，加入了一个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绿底金黄色龙头标志，而这个镜头的来源也是来自于某家播放电影录像的小放映场地的监控视频截录。
事实上，《蜻蜓之眼》并不是徐冰第一次运用“戏仿”的手段来进行创作，甚至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持续创作的《天书》中，徐冰已经深谙此道。
在《天书》中，徐冰以现有汉字为型，拉丁文为体，自创了几千个“伪汉字”，并煞有介事地按照宋版书活字印刷的方式制作成册。包括徐冰本人在内，没有人能够认出这些看起来漂亮严谨的汉字究竟隐藏着什么内容。换句话说，徐冰用长达几年的光阴与辛苦的工作，认认真真地与大家开了一个玩笑。
“我的作品有时让知识分子不舒服。”徐冰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回忆起当年“天书”所引发的争议。
但正如同《天书》所蕴藏着的矛盾一样，在《蜻蜓之眼》背后的徐冰，这次将玩笑开得更大，甚至连美丽的包装外壳都不再需要，而被触痛的，也许也不再局限于“掌握四千汉字”以上的“知识分子”，而是每一个参与到生活本身中的普通人。
“艺术来源于生活。”很多年前，徐冰这样总结自己的艺术观念。今天，他依然坚持这个看法。
这并非是一句老生常谈的口号。
与大多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当代艺术工作者所不同，徐冰的作品一直在骨子里保持着与社会发展变迁极强的互动性。“我对当代艺术中自以为是、自说自话的东西不满意，我所有的艺术实践都在企图避开并且矫正那些东西。”徐冰说。
几年前，徐冰创作了一部装置雕塑作品《凤凰》，这个由“凤”与“凰”两部分组成，每个长达28米，重6吨的作品，全部由北京CBD工地上遗留的建筑垃圾和废弃的劳动工具制作而成。
徐冰仿佛在里面寄托了一个属于自己的隐喻：把我们丢弃掉的过去一点点拾捡回来，并最终重新组合拼接而成一件全新的东西。
但与《天书》《地书》《凤凰》等以往作品不同，《蜻蜓之眼》中的徐冰显然更加扎根生活，换句话说，他用一种看似充满了戏仿与拼贴的“后现代”形式，从云端降入地面，原汁原味地讲述着那些正在发生着的现实。
在创作《蜻蜓之眼》的过程中，因为题材的相互关联与类似，奥威尔的政治隐喻小说《1984》与美国电影《楚门的世界》给予了徐冰一定程度上的灵感与刺激。“在《1984》中，人们对于监控的态度还是充满了恐惧的，但如今我们的现实生活却是，我们与监控的关系早已经改变，人们不再恐惧，甚至开始与它和谐相处，并且学着利用它。”徐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而那部在上世纪末引发轩然大波、探讨真人秀节目 “真实”与“虚假”模糊界限的美国电影《楚门的世界》，在如今的徐冰看来，一切都充满了一种令人觉得啼笑皆非的“预言实现”感。“《楚门的世界》是设想了一个可能性，而我们今天的工作则证明了这种可能性的实现。人类早已经把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无限的剧场，而我们每个人似乎都成了表演者楚门。”
虽然徐冰始终保持着与当下社会的紧密互动，但很多时候，他也并不能完全理解这个飞速旋转着的世界。他并不习惯如今人们对于电子产品的依赖与热衷，年轻人更倾向于使用手机等媒介进行沟通，而非真正面对面的交流;而对于外在容貌与隐私的态度，他发现，“似乎越来越多的人热衷整容，而在他们看来，真人好看不好看没关系，整过容、化完妆、在PS中好看就可以。而似乎很多年轻人，早已经习惯并且享受着在网络平台上的‘自我暴露’”。
徐冰把自己的困惑也植入了《蜻蜓之眼》，并且发现，这场创作和与他对于时代的质疑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一种“悖论”，因为，其实“是由于周遭社会与环境的变化，才保证了实现这样一种制作电影方式的可能性，早几年，只能空有想法，绝对不可能实现”。
在电影《楚门的世界》结尾处，主人公楚门绝望地发现，原来自己熟悉的那一切碧海蓝天、街巷房屋都是被笼罩在一个巨大的摄影棚中，而他的生活，其实是一场绵延不断的、被大众所时刻旁观着的真人秀表演。
“你知道在来的路上经过多少监控摄像头吗？”在采访的尾声，徐冰又问了记者一次，“你从家里乘坐一辆出租车，途中去便利店买一瓶水，打了个电话，这些都是可以被每分每秒原封不动地记录在监控中的，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哥伦比亚大学中国艺术史教授韩文彬曾在评论徐冰的作品时说，“徐冰就像一位魔术师，能够在创造出一种影像之后再告知你影像的秘密是什么。”
但显然，《蜻蜓之眼》背后的秘密，就是生活本身。
他正在进行一部电影的后期制作，名字叫《蜻蜓之眼》，电影的全部视频素材都来自于公共场合的监控器视频。
作为曾经坐在象牙塔中“写天书的人”，这次的徐冰不再纯粹地关注艺术本身，而是选择以一种最“接地气”的表达方式，还原生活本身的质感。
“生活远远比一切艺术作品以及我们的想象更加丰富、荒谬和超出逻辑。”他这样总结自己的第一部电影作品。
一个还在生长着的故事
伴随着那段我们耳熟能详、激昂肃穆的音乐，一个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标志性龙头图标出现在了银幕上，随之而来映入眼帘的是一场轰然作响的车祸，一个求神拜佛的女人，一次啼笑皆非的法庭审判。看上去，这些影像原始、粗粝，充满了未经修饰的味道，但事实上，这并非是专业摄影师故弄玄虚刻意追求的效果，而是原本如此。
徐冰执导制作的这部电影《蜻蜓之眼》，是一部既没有演员，也没有摄影师的剧情长片，而它所有的剪辑素材全部来源自公共地带的监控设施。
按照生物学的解释，蜻蜓拥有着两只相对于它体型而言极为硕大的复眼，每一只复眼都由两万到两万八千只小眼组成，上半部的复眼专职看远处，而下半部的聚焦近处。复眼是蜻蜓赖以生存的王牌武器，它靠着它们将周遭环境的每一个细节尽收眼底，并随时伺机而动。
《蜻蜓之眼》显然是一个隐喻，而那些隐匿在日常生活的阴影中、看似毫不起眼的监控器摄像头，就是人类社会的“蜻蜓之眼”，它们一起组成了一个精光锐利、硕大无朋的复眼，在它们的面前，似乎芸芸众生都成了如蚊蝇一般微小的生物，永远无法逃离被追踪、被暗算的命运。
“《蜻蜓之眼》不属于任何的类型片，我们可以叫它采样电影。”徐冰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定义”他的这部作品。
时间要追溯到四年之前。
那时候，徐冰的《地书》刚刚完稿。在这部作品中，徐冰耗费十年光阴，搜集到了大量公共符号与网络表情，并最终将它们组合成了一部“人人看得懂”的作品，甚至在那些看似混乱庞杂的符号中，我们能够拼贴并且读出一个人一天的生活轨迹。
“《地书》的创意启发了我，某种程度上说，《蜻蜓之眼》也是一个需要大量采集的工作，而那些采集到手的素材本身也充满了不成熟与不确定性，它们似乎还具备着不停变异与生长的生命力。换句话说，在收集并剪辑、拼贴它们的过程中，我甚至都不知道这个作品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徐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地书》创作完成之后，徐冰开始投入到《蜻蜓之眼》的工作中，因为这部电影的全部画面将取材自监控视频，所以不可能有着贯穿始终的角色出现，为了配合这部“采样电影”在情节上的合理与连贯性，徐冰干脆将他电影中的女主人公预设为一个不停整容的女人，在电影中，她将以各种不同的形象出现。徐冰将她命名为“蜻蜓”，某种程度上说，创作《蜻蜓之眼》的过程，也是徐冰与蜻蜓一起在监控下生活，并在错综复杂的迷雾中寻找真相并且历经心理煎熬的过程。
作为一部创作方式从未有过先例的电影，《蜻蜓之眼》的视频搜集工作并不轻松。创作初期，为获取素材，徐冰还动用了一些私人关系，比如通过电视台的朋友或者职业保安。但社会发展的迅猛程度远远超越了当时徐冰的想象，尤其在近一年来，徐冰发现，自己已经完全不需要靠“非正式”渠道获取所需素材了，仅仅依靠互联网，付出相对多的时间与精力，他所需要的一切几乎唾手可得。
在工作中，一个偶然的机会，徐冰团队通过百度搜索引擎，发现了一些直播网站，在那些网站里，充斥着琳琅满目的监控视频，比如住宅小区、酒吧、公路等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场所。据徐冰团队的工作人员分析，这些“直播”存在的目的也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比如“有一段时间保姆虐待孩子的新闻频出，可能有人需要在离家工作时，通过远距离监控家中的情况”。
最终，徐冰的团队依靠着互联网直播的便捷条件，获取到了大量素材。仅以最近半年为例，创作人员动用了20台电脑，日夜不停地启动，就采集了海量的素材内容。
并且，随着视频素材的日益丰富，徐冰也在原有简单故事线索的基础之上，随时相对灵活地调整着电影内容。“我一开始设定了简单的剧本故事，但随着搜集材料的不断增加，我的剧本与故事也一直在改变，你知道，那些素材是实时生活的同步记录，而在此之后会发生什么，我们不知道也没法预判，只能跟着它走。”徐冰说道。
在徐冰看来，透过无处不在、如蜻蜓之眼般入侵我们生活的监控摄像头打量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一种类似中国画般散点透视的视角，一切我们平时不会注意到的、勾连起过去与将来、由无数个幽微巧合组成的事件全都扑面而来，而那些在快速运转的社会进程中丢失掉的繁杂细节，也都会无所遁形。
一则亦幻亦真的新闻
用徐冰的话说，《蜻蜓之眼》的故事桥段来源于“一个‘真实’的‘假’新闻”。
一个通过整容获取了爱情与婚姻的女人，最终因为孩子长得不像自己也不像父亲，从而暴露了曾经改头换面的事实。丈夫将她告上法庭，“这样的行为就像用夏利改装成法拉利，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欺骗”。
看上去，它非常像《今日说法》或者《王刚讲故事》里所呈现出的那些带有猎奇性质、并散发出浓浓恶趣味的案例。但在徐冰的电影中，并没有自以为是的专家在结尾处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某某某最终受到了应有的制裁”式的句式来做结案陈词，而是以一种相对不着痕迹、并不夹杂任何评判色彩的态度来呈现出事件本身的微妙、复杂与荒谬。 虽然那则题为“女子整容结婚，生3小孩其丑无比，被老公告上法庭”流传甚广并造成很大社会影响的新闻后来被证实系伪造，但事实上，生活中类似的案例比比皆是，只是程度相对不同而已。
“生活远远比一切艺术作品以及我们的想象更加丰富、荒谬和超出逻辑。”徐冰这样总结他因为制作这部电影从而观看完大量监控视频后所得出的结论。
徐冰并不是一个热衷于网络的人，虽然有着西方留学的背景与扬名海外的经历，但徐冰的生活方式却相对简单而传统。而因为《蜻蜓之眼》，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徐冰的生活发生了改变，他开始与团队中的年轻人一起，泡各式各样的网络论坛、不停地刷微博，观看那些零碎信息与家长里短的跟帖评论，用网络流行语来说，这让严谨的学院派艺术家徐冰“脑洞大开”。
事实上，除了视频中那些琐琐碎碎的民间生活，更让徐冰觉得触目惊心的是监控录像中大量充满了血腥与暴力的内容。车祸，群殴，抢劫，谋杀……那些真实的视频内容，“其残酷程度甚至到了我们不能在电影中使用的程度。”徐冰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你知道，这个东西的特殊性就在于它不是‘演’出来的，而是每一帧、每一秒都是真实发生过的。”徐冰补充道。因为《蜻蜓之眼》，惯常我们想象中久居象牙塔中的艺术家徐冰还更多次关注到了很多社会的角落，酒吧、夜店、俱乐部，那些来来往往的人群与特殊语境下的交流方式，都让徐冰觉得震撼又新奇，“只有我们的智力跟不上，而没有现实达不到。”他这样感慨。最终，他用一部用真实视频剪辑而成，充满了阴谋、谎言与暴力的电影最终印证了这句慨叹。
“假戏真唱”“模拟生活”的“戏仿”感是徐冰企图赋予《蜻蜓之眼》的质感，他甚至在预告片的开头，如国产大片一般，加入了一个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绿底金黄色龙头标志，而这个镜头的来源也是来自于某家播放电影录像的小放映场地的监控视频截录。
事实上，《蜻蜓之眼》并不是徐冰第一次运用“戏仿”的手段来进行创作，甚至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持续创作的《天书》中，徐冰已经深谙此道。
在《天书》中，徐冰以现有汉字为型，拉丁文为体，自创了几千个“伪汉字”，并煞有介事地按照宋版书活字印刷的方式制作成册。包括徐冰本人在内，没有人能够认出这些看起来漂亮严谨的汉字究竟隐藏着什么内容。换句话说，徐冰用长达几年的光阴与辛苦的工作，认认真真地与大家开了一个玩笑。
“我的作品有时让知识分子不舒服。”徐冰对《中国新闻周刊》这样回忆起当年“天书”所引发的争议。
但正如同《天书》所蕴藏着的矛盾一样，在《蜻蜓之眼》背后的徐冰，这次将玩笑开得更大，甚至连美丽的包装外壳都不再需要，而被触痛的，也许也不再局限于“掌握四千汉字”以上的“知识分子”，而是每一个参与到生活本身中的普通人。
一场永不完结的真人秀
“艺术来源于生活。”很多年前，徐冰这样总结自己的艺术观念。今天，他依然坚持这个看法。
这并非是一句老生常谈的口号。
与大多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躲进小楼成一统”的当代艺术工作者所不同，徐冰的作品一直在骨子里保持着与社会发展变迁极强的互动性。“我对当代艺术中自以为是、自说自话的东西不满意，我所有的艺术实践都在企图避开并且矫正那些东西。”徐冰说。
几年前，徐冰创作了一部装置雕塑作品《凤凰》，这个由“凤”与“凰”两部分组成，每个长达28米，重6吨的作品，全部由北京CBD工地上遗留的建筑垃圾和废弃的劳动工具制作而成。
徐冰仿佛在里面寄托了一个属于自己的隐喻：把我们丢弃掉的过去一点点拾捡回来，并最终重新组合拼接而成一件全新的东西。
但与《天书》《地书》《凤凰》等以往作品不同，《蜻蜓之眼》中的徐冰显然更加扎根生活，换句话说，他用一种看似充满了戏仿与拼贴的“后现代”形式，从云端降入地面，原汁原味地讲述着那些正在发生着的现实。
在创作《蜻蜓之眼》的过程中，因为题材的相互关联与类似，奥威尔的政治隐喻小说《1984》与美国电影《楚门的世界》给予了徐冰一定程度上的灵感与刺激。“在《1984》中，人们对于监控的态度还是充满了恐惧的，但如今我们的现实生活却是，我们与监控的关系早已经改变，人们不再恐惧，甚至开始与它和谐相处，并且学着利用它。”徐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而那部在上世纪末引发轩然大波、探讨真人秀节目 “真实”与“虚假”模糊界限的美国电影《楚门的世界》，在如今的徐冰看来，一切都充满了一种令人觉得啼笑皆非的“预言实现”感。“《楚门的世界》是设想了一个可能性，而我们今天的工作则证明了这种可能性的实现。人类早已经把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无限的剧场，而我们每个人似乎都成了表演者楚门。”
虽然徐冰始终保持着与当下社会的紧密互动，但很多时候，他也并不能完全理解这个飞速旋转着的世界。他并不习惯如今人们对于电子产品的依赖与热衷，年轻人更倾向于使用手机等媒介进行沟通，而非真正面对面的交流;而对于外在容貌与隐私的态度，他发现，“似乎越来越多的人热衷整容，而在他们看来，真人好看不好看没关系，整过容、化完妆、在PS中好看就可以。而似乎很多年轻人，早已经习惯并且享受着在网络平台上的‘自我暴露’”。
徐冰把自己的困惑也植入了《蜻蜓之眼》，并且发现，这场创作和与他对于时代的质疑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一种“悖论”，因为，其实“是由于周遭社会与环境的变化，才保证了实现这样一种制作电影方式的可能性，早几年，只能空有想法，绝对不可能实现”。
在电影《楚门的世界》结尾处，主人公楚门绝望地发现，原来自己熟悉的那一切碧海蓝天、街巷房屋都是被笼罩在一个巨大的摄影棚中，而他的生活，其实是一场绵延不断的、被大众所时刻旁观着的真人秀表演。
“你知道在来的路上经过多少监控摄像头吗？”在采访的尾声，徐冰又问了记者一次，“你从家里乘坐一辆出租车，途中去便利店买一瓶水，打了个电话，这些都是可以被每分每秒原封不动地记录在监控中的，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哥伦比亚大学中国艺术史教授韩文彬曾在评论徐冰的作品时说，“徐冰就像一位魔术师，能够在创造出一种影像之后再告知你影像的秘密是什么。”
但显然，《蜻蜓之眼》背后的秘密，就是生活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