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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子诚已经指出,《重放的鲜花》里的作品由"毒草"到"鲜花"仅仅是换了一下名称,评论者把党性原则和文学作品的社会效应当作评价标准的衡量尺度并没有改变。离开这一点不谈,本文对《重放的鲜花》中的《悬崖上》和《美丽》、《本报内部消息》及其续篇以及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进行对比,感受数次文艺批判运动之后"百花时代"的作家们在对"规范"的越轨和回归之间表现出的"圆谎"和"解嘲"的叙事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