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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还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交流圈，其位于皖浙赣三省交界处，地形复杂多姿，境内层峦叠嶂，溪流纵横。从以山越民族为主的人居群落到今天“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朱熹故里，徽州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北方望族的三次大规模南迁，影响并融合了徽州文化，从而形成了今天极富地方色彩的建筑风格和地域特色。
徽州古居属于我国安徽省，位于安徽、江西、浙江的三省交界处。山越人在汉代以前居住于此，自秦朝建国以来，隶属中国地界，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被划为新安郡。到了唐宋年间，才更名为徽州。庆幸的是宋代以后的时间里，这里的地理区域保存比较完整。这样徽州就成为一代古城，并为我们完整地保存了较多的古代居民建筑。因此，我国的文化内涵得以丰富和传承。由于徽州的居民建筑群有着独特的建筑特点，所以被运用到现代建筑中，像北京香山饭店，建筑师贝聿铭先生就运用徽州建筑的特点，这种建筑特点在提升美学的同时也彰显了徽州建筑独有的魅力。而今徽州居民群建筑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现在徽州居民主要在安徽南部的徽州地区，在安徽勤劳人民的双手下，打造了一个世外桃源。古时，徽州的住宅楼多为木制，而现代徽州人们除了依据地形打造了人工化的山水景致、连绵山峦、细细河流外，还建造了一些白墙黑瓦的精致建筑。它将徽州原有的传统风味与现代人的要求结合起来，用一颗玲珑的心，创造出万种风情的徽州。源自于天然的条件再加上地理位置的优越及勤劳团结的人民，所以徽州大儒朱熹曰：“新安大好山水”。现代化建设使徽州居民群有了人性化的自然，也陶冶了人民的自然化情操。
徽州变化的时间和政治因素
徽州是一个历史地理概念而不是一个行政地理概念，就其空间地域而言，徽州地处皖南，与浙赣毗邻，原为山越人聚居地，地形地貌以山地丘陵为主，间以少量盆地，区域文化相对落后，清代顾炎武曾记载：“徽之为郡在山岭川谷崎岖之间，徽之四境：东有大鄣之固，西有浙岭之塞，南有江滩之险，北有黄山之扼。即山为城，因溪为隍。……自睦自歙皆为鸟道，萦于两旁，峭壁仅通单车。”基于战时人们对和平的向往，徽州封闭的环境自然就成了躲避战乱的好去处，很多北方望族族迁徽州，成为影响徽州文化的核心力量。而封闭的地理环境、不便的陆路交通和安定的社会环境，也为徽州地区形成相对独特的地域特色以及文化氛围提供了环境依托。
随着历史的发展，各地区利益的纠葛，战争随之产生，如汉末各地征战、三国纷争、西晋八王之乱、永嘉之乱、北方少数民族之间的吞并，战争导致了大规模的移民，使得民间的流徙成为普遍现象。由于中原人源源不断地迁入，民族不断融合，唐代以后就没有了“山越”之称。宋代理学的兴起，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儒家观念主宰了徽州的文化生活，朱子《家礼》成为世人尊崇的道德规范。清雍正年间《茗州吴氏家典》不无自豪的称：“我新安为朱子之邦，则宜读朱子之书，服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传子若孙也。”而山越之痕迹，只是残留在方言和某些古建筑遗存的干栏式结构中罢了。
中原汉族不仅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同时也带来了广博的文化、精湛的技艺和显赫的地位。汉族作为强势族群很快占据了徽州政治经济主导地位，借助汉族强大经济和政治实力，徽州很快整合了自身的社会结构。然而封建社会有着等级制度，汉族不是徽州的全部，一些社会下层保存了山越人的习俗。在自然条件优越、明显的地域差异和先天的居民个性的发展中，产生了徽州人民独有的文化内涵。徽州就是在历史的动荡中发展和前进的。
自然条件与文化融合的影响
在徽州独有的特点里，徽州的建筑也是一大奇观。它不是最初就有的，而是有着漫长而复杂的演变过程。徽州地区大部分为平原，但有小部分峡谷和山谷，从而有山有水。有些山谷盆地比较封闭，为了防止瘴疠之气，山越人的建筑形式主要为干栏式。《旧唐书·南蛮传》记载：“山有毒草及沙虱蝮蛇，人并楼居，登梯而上，号为干阑。”大部分建筑是双层的，上层用来居住，下层用木柱格空，当然是干栏式的。这种建筑特点既适应了徽州山区的险恶环境，也可以适当免去自然灾害。所以基本上一层是不住人的，二层可以充分享受到阳光的照射，所以二层环境和温度都是十分适宜人居住的，基于这一论断，二层就成为居民全家的主要活动中心。这种建筑还解决了通风问题，使木制结构的房屋更加持久。
汉魏以后，战乱频繁。自东晋起，历史上有几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分别是在东晋、东汉、唐末和南宋时期，这期间徽州共接纳了北方13个省的士族。大批中原望族、缙绅为躲避战乱纷纷南迁于此。北方望族的强势文化介入，将北方高度发达的院落式建筑形式带到了徽州，由于徽州特殊的地理与自然环境，院落式建筑没有也不可能完整不变地移植到徽州，徽州民居形成了融合二者的一种新型“厅井楼居式”民居，这种民居模式到了明代已臻完备。它吸取了院落式民居的特点，将院落改成了狭长型的天井，既满足了采光的要求，也可以通风换气。同时也汲取了干栏式建筑开敞的堂屋和挑台特征，普遍构筑两层或三层，并在一层架设木地板留通气隔湿层。明代徽州人谢肇浙记载说：“余在新安，见人家楼上架楼，未尝有无楼之屋也。计一室一居，可低二、三室，而犹无尺寸隙地。”
综上所述，徽州的古民居建筑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其中夹杂着很多重要的因素。徽州的地理位置让徽州除自己原有的文化外，还吸收到了北方的文明，在此基础上出现的民居群带有独特的地域特色。王仲奋先生则认为徽州古民居建筑不具备文化的独立性，也不是中原文化与当地山越文化的结合体，而是浙江东阳建筑文化的移植。依据徽州古居与东阳建筑风格的相似性，以及当时东阳在建筑方面的成熟水平和巨大的影响力而言，我们可以大胆猜测，徽州古居在发展的过程中，不仅受到了北方文明的影响，也受到了东阳关于建筑技术的影响。所以，并不排除徽州人在建筑房屋时引用了东阳技术或者引进了东阳建筑工人，从而把东阳的技术带到了徽州，完成了二者的结合，形成了今天独具特色的徽州建筑。
徽商崛起与“程朱理学”的影响 古徽州地区的原生文化是以山越民族的生产、生活为核心的原始文化，随着中原地区的大移民，带来了先进而成熟的汉文化，相对于古山越的原始文化，携族人乡党、佃户百姓迁入的世家大族，坚持宗法制度、强化族群意识、聚族而居的汉文化显然更为强势。清华大学陈志华教授在考察了浙江新叶村后，下了这样的断语：宗族关系决定了内部结构。宗族意识的觉醒得益于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的民族融合——秦汉时期，汉族地方政权对土著氏族实力实行遏制；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土著氏族实力进一步被削弱，同时南迁汉人不断强化其在新居地域内的宗族势力及族内等级观念；隋唐时期，官方“镇静地方，保境安民”的新策略鼓励区域内有共同利益的团体实行地方自治。由此，徽州地区的宗法制度逐渐形成。宋代理学大家朱熹著《家礼》统一了徽州地区的宗法制度，形成了一套公认的价值取向，其仁爱、孝悌、睦族、厚亲的观念深入人心。崇儒风气在徽州的盛行，使“十户之村，不废诵读”，“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师有学”。
徽商的崛起，是徽州地区兴旺发达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它是历史和地域的必然。徽商的巨大成功使财富日益集中,他们认识到“世变日新，物竞雄烈”，从而积极主张“富而张儒，仕而护贾”，造就了红顶商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的中国人就是徽商王茂荫，可见徽商在商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徽商的一大特点就是贾而好儒。“读书好、经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徽州这种仰给四方的“外向型”经济和“儒贾”特征，使得已初步构成的徽文化圈继续不断地汲取四邻八方的优秀地域文化，充实并丰富完善了自己的地区文化。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徽商致富后不忘造福乡里，捐资修路、架桥、建祠堂、建书院，极大促进了徽州建筑群落的发展。
综上所述，由汉末开始，结束于南宋的中原地区三次大移民，是徽州第一次文化变迁，基本上形成了崭新的“徽文化”构架。第二次文化变迁，则是始于南宋盛及明清的徽商崛起，这次主动式的文化融合，丰富了徽州文化的内容和层次。两次文化大变迁，极大地融合了山越民族与汉文化，在这种政治、经济和文化历史的大背景下，结合徽州的地理因素、自然环境，经过漫长的历史变迁和文化融合逐渐形成了今天徽州民居的模式，可谓是人类历史上一道美丽的风景线，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的文化底蕴，完善了我国文化大国的形象。
|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
编校：王 姣
徽州古居属于我国安徽省，位于安徽、江西、浙江的三省交界处。山越人在汉代以前居住于此，自秦朝建国以来，隶属中国地界，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被划为新安郡。到了唐宋年间，才更名为徽州。庆幸的是宋代以后的时间里，这里的地理区域保存比较完整。这样徽州就成为一代古城，并为我们完整地保存了较多的古代居民建筑。因此，我国的文化内涵得以丰富和传承。由于徽州的居民建筑群有着独特的建筑特点，所以被运用到现代建筑中，像北京香山饭店，建筑师贝聿铭先生就运用徽州建筑的特点，这种建筑特点在提升美学的同时也彰显了徽州建筑独有的魅力。而今徽州居民群建筑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现在徽州居民主要在安徽南部的徽州地区，在安徽勤劳人民的双手下，打造了一个世外桃源。古时，徽州的住宅楼多为木制，而现代徽州人们除了依据地形打造了人工化的山水景致、连绵山峦、细细河流外，还建造了一些白墙黑瓦的精致建筑。它将徽州原有的传统风味与现代人的要求结合起来，用一颗玲珑的心，创造出万种风情的徽州。源自于天然的条件再加上地理位置的优越及勤劳团结的人民，所以徽州大儒朱熹曰：“新安大好山水”。现代化建设使徽州居民群有了人性化的自然，也陶冶了人民的自然化情操。
徽州变化的时间和政治因素
徽州是一个历史地理概念而不是一个行政地理概念，就其空间地域而言，徽州地处皖南，与浙赣毗邻，原为山越人聚居地，地形地貌以山地丘陵为主，间以少量盆地，区域文化相对落后，清代顾炎武曾记载：“徽之为郡在山岭川谷崎岖之间，徽之四境：东有大鄣之固，西有浙岭之塞，南有江滩之险，北有黄山之扼。即山为城，因溪为隍。……自睦自歙皆为鸟道，萦于两旁，峭壁仅通单车。”基于战时人们对和平的向往，徽州封闭的环境自然就成了躲避战乱的好去处，很多北方望族族迁徽州，成为影响徽州文化的核心力量。而封闭的地理环境、不便的陆路交通和安定的社会环境，也为徽州地区形成相对独特的地域特色以及文化氛围提供了环境依托。
随着历史的发展，各地区利益的纠葛，战争随之产生，如汉末各地征战、三国纷争、西晋八王之乱、永嘉之乱、北方少数民族之间的吞并，战争导致了大规模的移民，使得民间的流徙成为普遍现象。由于中原人源源不断地迁入，民族不断融合，唐代以后就没有了“山越”之称。宋代理学的兴起，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儒家观念主宰了徽州的文化生活，朱子《家礼》成为世人尊崇的道德规范。清雍正年间《茗州吴氏家典》不无自豪的称：“我新安为朱子之邦，则宜读朱子之书，服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传子若孙也。”而山越之痕迹，只是残留在方言和某些古建筑遗存的干栏式结构中罢了。
中原汉族不仅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同时也带来了广博的文化、精湛的技艺和显赫的地位。汉族作为强势族群很快占据了徽州政治经济主导地位，借助汉族强大经济和政治实力，徽州很快整合了自身的社会结构。然而封建社会有着等级制度，汉族不是徽州的全部，一些社会下层保存了山越人的习俗。在自然条件优越、明显的地域差异和先天的居民个性的发展中，产生了徽州人民独有的文化内涵。徽州就是在历史的动荡中发展和前进的。
自然条件与文化融合的影响
在徽州独有的特点里，徽州的建筑也是一大奇观。它不是最初就有的，而是有着漫长而复杂的演变过程。徽州地区大部分为平原，但有小部分峡谷和山谷，从而有山有水。有些山谷盆地比较封闭，为了防止瘴疠之气，山越人的建筑形式主要为干栏式。《旧唐书·南蛮传》记载：“山有毒草及沙虱蝮蛇，人并楼居，登梯而上，号为干阑。”大部分建筑是双层的，上层用来居住，下层用木柱格空，当然是干栏式的。这种建筑特点既适应了徽州山区的险恶环境，也可以适当免去自然灾害。所以基本上一层是不住人的，二层可以充分享受到阳光的照射，所以二层环境和温度都是十分适宜人居住的，基于这一论断，二层就成为居民全家的主要活动中心。这种建筑还解决了通风问题，使木制结构的房屋更加持久。
汉魏以后，战乱频繁。自东晋起，历史上有几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分别是在东晋、东汉、唐末和南宋时期，这期间徽州共接纳了北方13个省的士族。大批中原望族、缙绅为躲避战乱纷纷南迁于此。北方望族的强势文化介入，将北方高度发达的院落式建筑形式带到了徽州，由于徽州特殊的地理与自然环境，院落式建筑没有也不可能完整不变地移植到徽州，徽州民居形成了融合二者的一种新型“厅井楼居式”民居，这种民居模式到了明代已臻完备。它吸取了院落式民居的特点，将院落改成了狭长型的天井，既满足了采光的要求，也可以通风换气。同时也汲取了干栏式建筑开敞的堂屋和挑台特征，普遍构筑两层或三层，并在一层架设木地板留通气隔湿层。明代徽州人谢肇浙记载说：“余在新安，见人家楼上架楼，未尝有无楼之屋也。计一室一居，可低二、三室，而犹无尺寸隙地。”
综上所述，徽州的古民居建筑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其中夹杂着很多重要的因素。徽州的地理位置让徽州除自己原有的文化外，还吸收到了北方的文明，在此基础上出现的民居群带有独特的地域特色。王仲奋先生则认为徽州古民居建筑不具备文化的独立性，也不是中原文化与当地山越文化的结合体，而是浙江东阳建筑文化的移植。依据徽州古居与东阳建筑风格的相似性，以及当时东阳在建筑方面的成熟水平和巨大的影响力而言，我们可以大胆猜测，徽州古居在发展的过程中，不仅受到了北方文明的影响，也受到了东阳关于建筑技术的影响。所以，并不排除徽州人在建筑房屋时引用了东阳技术或者引进了东阳建筑工人，从而把东阳的技术带到了徽州，完成了二者的结合，形成了今天独具特色的徽州建筑。
徽商崛起与“程朱理学”的影响 古徽州地区的原生文化是以山越民族的生产、生活为核心的原始文化，随着中原地区的大移民，带来了先进而成熟的汉文化，相对于古山越的原始文化，携族人乡党、佃户百姓迁入的世家大族，坚持宗法制度、强化族群意识、聚族而居的汉文化显然更为强势。清华大学陈志华教授在考察了浙江新叶村后，下了这样的断语：宗族关系决定了内部结构。宗族意识的觉醒得益于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的民族融合——秦汉时期，汉族地方政权对土著氏族实力实行遏制；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土著氏族实力进一步被削弱，同时南迁汉人不断强化其在新居地域内的宗族势力及族内等级观念；隋唐时期，官方“镇静地方，保境安民”的新策略鼓励区域内有共同利益的团体实行地方自治。由此，徽州地区的宗法制度逐渐形成。宋代理学大家朱熹著《家礼》统一了徽州地区的宗法制度，形成了一套公认的价值取向，其仁爱、孝悌、睦族、厚亲的观念深入人心。崇儒风气在徽州的盛行，使“十户之村，不废诵读”，“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师有学”。
徽商的崛起，是徽州地区兴旺发达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它是历史和地域的必然。徽商的巨大成功使财富日益集中,他们认识到“世变日新，物竞雄烈”，从而积极主张“富而张儒，仕而护贾”，造就了红顶商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的中国人就是徽商王茂荫，可见徽商在商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徽商的一大特点就是贾而好儒。“读书好、经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徽州这种仰给四方的“外向型”经济和“儒贾”特征，使得已初步构成的徽文化圈继续不断地汲取四邻八方的优秀地域文化，充实并丰富完善了自己的地区文化。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徽商致富后不忘造福乡里，捐资修路、架桥、建祠堂、建书院，极大促进了徽州建筑群落的发展。
综上所述，由汉末开始，结束于南宋的中原地区三次大移民，是徽州第一次文化变迁，基本上形成了崭新的“徽文化”构架。第二次文化变迁，则是始于南宋盛及明清的徽商崛起，这次主动式的文化融合，丰富了徽州文化的内容和层次。两次文化大变迁，极大地融合了山越民族与汉文化，在这种政治、经济和文化历史的大背景下，结合徽州的地理因素、自然环境，经过漫长的历史变迁和文化融合逐渐形成了今天徽州民居的模式，可谓是人类历史上一道美丽的风景线，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的文化底蕴，完善了我国文化大国的形象。
|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
编校：王 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