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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年前，丈夫出门打工，从此杳无音讯。为了弄清丈夫的生死去向，2005年2月，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农妇郝光珍向时任《武汉晚报》机动部记者的我求助。
2005年2月至4月，我曾两赴秭归两上河南，历时3个月，先后寻访当时可能的目击证人和亲历者百余人次，只为了找回郝光珍失踪了11年的丈夫，也为了寻找人间应该长存的“良心”。
8毛硬币盼父归
在屈原故里的湖北省秭归县屈原镇北丰村3组一个小山村里，时年40岁的农妇郝光珍就着一星如豆灯火，讲述了她的故事。
1994年正月，郝光珍的丈夫李胜宏受同村村民李盛楚邀约，与另外6名村民一起前往河南省平顶山市一煤矿打工。临走时丈夫跟她约定，等过一个月他赚了钱就寄回来，家里正急等着钱买肥料。但一个月之后，领头人李盛楚带着其他7人回到了村里，只有李胜宏没有回来。
几天后，李盛楚来到她家里，向郝光珍出示了一张工友集体签名的字条，大意是“李胜宏已掉车，下落不明”。
郝光珍没有多问，丈夫离家时才30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在当地也算是个精明人，既然是“掉车了”（意即在车上走失了），他走也应该能走回来吧。但令郝光珍没有想到的是，自己这一等就是11年!
一个偶然的机会，郝光珍听说了丈夫1994年已在矿难中遇难，且矿主支付了2.8万元抚恤金的事。心急如焚的郝光珍连忙找当时同去的工友询问。但她很快就傻眼了，当时的领头人李盛楚，已经举家搬迁到河南平顶山市。同去的其他工友，大多或南下或北上出门打工，平时并不在家，也没有联系电话。
郝光珍认为，丈夫遇难的可能性比较大，那笔抚恤金极有可能已经被私下瓜分，“丈夫掉车”只是他们共同编造的借口。
李胜宏走时，女儿李玲才3岁，现在已经长成亭亭玉立的少女。这11年里，李玲关于父亲的所有朦胧记忆，只有他临出门前在自己额头上的那甜蜜一吻。李玲至今还保存着父亲零星留给她的零花钱，那是20世纪90年代普遍在使用的1分、2分、5分的硬币，总共8毛钱。
这8毛钱是李玲心中最重要的珍宝，守着它们，她似乎就守住了一份希望。
一上河南泪满襟
2005年2月28日，我和《三峡晚报》记者汪洋，与郝光珍一起出发，北上河南平顶山开始寻访其丈夫的踪迹。
头次坐火车的郝光珍显得分外拘束和紧张，她死也不肯吃15元一份的盒饭，说这是浪费钱。
经过6个多小时的颠簸，我们于薄暮时分赶到河南平顶山。当晚，我们在平顶山留宿，并于第二天清晨与当地媒体的记者一起出发，前往距市区近60公里的石龙区高庄煤矿，寻找在那里打工的关键人物李盛楚。
经过几个小时的乔装打探，记者终于以同乡的身份找到了高庄矿采煤队的湖北老乡老王。他在这里已经工作了30年，对这里的湖北老乡相当熟悉。他掏出手机打了一个电话后说：妥了，5分钟后李盛楚过来。
不一会儿，身材不高、面庞黝黑的李盛楚从远方向我们走来。与李盛楚纠缠近半个小时后，记者终于获得了他的信任，并顺利来到了他租住的平房内。记者单刀直入，直接询问李盛楚关于李胜宏的下落。短暂的惊慌之后，李盛楚很激动地对记者解释，李胜宏确实是在火车上走丢的。
据他说，1994年春节期间，他到李胜宏家邀请他到河南打工，目的地就是石龙区某煤矿。农历正月初八他从宜昌出发前往河南，正月十六李胜宏和另外至少8人出发。他们坐的都是从湖南怀化到郑州的火车，在宝丰下车后到石龙区打工。他到河南后不久，就听同去的工友说，李胜宏没有在宝丰下车，和工友们走散就此“掉车了”。
至于他们一个月后同时回家，李盛楚这样解释：我们是回家种田，顺便向郝光珍解释一下。“我现在是最大的嫌疑犯，真的，我怎么说你们也不会相信了，但我真的很冤枉。”
李盛楚说，他也听别人说过2.8万元抚恤金的事。他要记者想一想，乡里乡亲的，都是提着脑袋打工的人，我又是当时的召集人，他如果出了事，我会吞他用命换来的钱吗？ 记者随后又多方打探出几名当时同去的工友，他们也一致认定，李胜宏确实是在宝丰掉了车，然后生死不明。
当天晚上，我们将此情况向石龙区公安局高庄派出所报告。警方对此相当重视，高庄派出所陈敬涛警官表示，警方一定全力帮忙寻找，但不要抱太大的希望。
从离家时的满怀希望，到返乡时的黯然神伤，丈夫的生死至今仍是郝光珍心中一个无法解开的谜团。
40岁的郝光珍，和其他普通农妇一样，淳朴、善良、谨慎而又有点愚昧。她不会用宾馆里的抽水马桶，不会用淋浴喷头而只能在零度气温里用冷水洗澡，她甚至不会买汽车票，不会爬火车硬卧的高低床……她逢人便很谦恭地笑，感谢他们的好意。她甚至在面对李盛楚时，都不敢轻易大声说话。
知情者出面释疑
2005年3月3日，《武汉晚报》刊发了《秭归农妇千里寻夫》一文。文章引起了强烈反响，关于李胜宏的生死下落，一时间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同年3月13日，秭归县公安局局长贾立在详细阅读了报道之后表示，秭归县公安局对此高度重视，将指令屈原派出所派专人陪同记者，全程调查此事。
3月28日，我在湖北潜江采访时，突然接到了秭归县屈原镇乐平里村党支部书记黄某的电话。他称，有一位当年与郝光珍的丈夫李胜宏一同外出打工的工友愿意作证。
3月29日清晨，我从潜江直奔宜昌，经过10多个小时的奔波，终于在傍晚赶到了屈原镇。
坐在乐平里古色古香的民居坪前，55岁的黄家彦对记者说：“我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地讲给你们听，也好卸下压在我心头10多年的一块石头。”
据黄家彦介绍，1994年正月，黄家彦和包括李胜宏、李盛楚在内的几十名工友，受包工头向其本的邀请，从屈原镇出发，步行赶到宜昌，于下午3时左右乘宜昌到太原的火车，出发前往平顶山。
“我还记得我们当时坐的是9号车厢，因为我们这里有个风俗，叫做逢三六九出门，所以车厢号也是9。”时隔11年，黄家彦对他们出行的一些细节依然记忆犹新，“李胜宏、李盛楚一直和我们在一起，直到后来我们在平顶山韩庄煤矿分手。”
分手后，黄家彦前往国营高庄矿，李胜宏、李盛楚等人则一起到了白公氐煤窑。“李盛楚当时就是和李胜宏一起去的白公氐，你们上次到平顶山肯定被他骗了。”黄家彦说。
一个多月后，黄家彦到白公氐矿去看望同乡，惟独没见到李胜宏的踪影。因为李胜宏的衣服还在李盛楚那里放着，黄家彦也没有多想，以为李胜宏只是下井挖煤去了。几个老乡谈了一会儿，黄家彦就走了。
后来的一段时间，黄家彦又换到韩庄张四国（音）的矿上挖煤。不久，与李胜宏等人在一起的李国勇，跑到他们矿上来玩。李国勇无意中谈起，说白公氐的矿上出了事（也就是死了人，矿工大多忌讳“死”这个字），但是没有提到赔款的事。
据秭归县屈原镇北丰村3组原支部书记李某介绍，黄家彦后来曾对他语焉不详地说，在他们到河南平顶山之后的第三天还是第四天，那里就出了事。黄家彦只说，出事的是他们北丰村的人。李书记曾追问是不是李胜宏，但黄家彦再也不肯透露半点口风。
在河南打工几个月后，黄家彦和几个同乡坐火车回家。在路上，工友们相互谈论他们的见闻。黄家彦就听说，他们（没有具体指名）把李胜宏的骨灰在回来的路上撒了。“虽然我不知道具体是谁干的，但是死人、分钱、撒骨灰这些事是千真万确的。”黄家彦面对屈原派出所郑立新指导员、万国忠副所长和我的询问，在做陈述签字的时候十分肯定地说。
3月29日晚上8点，屈原派出所将当时同去的向文交传唤过来。
“我什么都不晓得，你们也不要问我。”脸上不时渗出汗珠的向文交对记者的询问置之不理。
2005年2月至4月，我曾两赴秭归两上河南，历时3个月，先后寻访当时可能的目击证人和亲历者百余人次，只为了找回郝光珍失踪了11年的丈夫，也为了寻找人间应该长存的“良心”。
8毛硬币盼父归
在屈原故里的湖北省秭归县屈原镇北丰村3组一个小山村里，时年40岁的农妇郝光珍就着一星如豆灯火，讲述了她的故事。
1994年正月，郝光珍的丈夫李胜宏受同村村民李盛楚邀约，与另外6名村民一起前往河南省平顶山市一煤矿打工。临走时丈夫跟她约定，等过一个月他赚了钱就寄回来，家里正急等着钱买肥料。但一个月之后，领头人李盛楚带着其他7人回到了村里，只有李胜宏没有回来。
几天后，李盛楚来到她家里，向郝光珍出示了一张工友集体签名的字条，大意是“李胜宏已掉车，下落不明”。
郝光珍没有多问，丈夫离家时才30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在当地也算是个精明人，既然是“掉车了”（意即在车上走失了），他走也应该能走回来吧。但令郝光珍没有想到的是，自己这一等就是11年!
一个偶然的机会，郝光珍听说了丈夫1994年已在矿难中遇难，且矿主支付了2.8万元抚恤金的事。心急如焚的郝光珍连忙找当时同去的工友询问。但她很快就傻眼了，当时的领头人李盛楚，已经举家搬迁到河南平顶山市。同去的其他工友，大多或南下或北上出门打工，平时并不在家，也没有联系电话。
郝光珍认为，丈夫遇难的可能性比较大，那笔抚恤金极有可能已经被私下瓜分，“丈夫掉车”只是他们共同编造的借口。
李胜宏走时，女儿李玲才3岁，现在已经长成亭亭玉立的少女。这11年里，李玲关于父亲的所有朦胧记忆，只有他临出门前在自己额头上的那甜蜜一吻。李玲至今还保存着父亲零星留给她的零花钱，那是20世纪90年代普遍在使用的1分、2分、5分的硬币，总共8毛钱。
这8毛钱是李玲心中最重要的珍宝，守着它们，她似乎就守住了一份希望。
一上河南泪满襟
2005年2月28日，我和《三峡晚报》记者汪洋，与郝光珍一起出发，北上河南平顶山开始寻访其丈夫的踪迹。
头次坐火车的郝光珍显得分外拘束和紧张，她死也不肯吃15元一份的盒饭，说这是浪费钱。
经过6个多小时的颠簸，我们于薄暮时分赶到河南平顶山。当晚，我们在平顶山留宿，并于第二天清晨与当地媒体的记者一起出发，前往距市区近60公里的石龙区高庄煤矿，寻找在那里打工的关键人物李盛楚。
经过几个小时的乔装打探，记者终于以同乡的身份找到了高庄矿采煤队的湖北老乡老王。他在这里已经工作了30年，对这里的湖北老乡相当熟悉。他掏出手机打了一个电话后说：妥了，5分钟后李盛楚过来。
不一会儿，身材不高、面庞黝黑的李盛楚从远方向我们走来。与李盛楚纠缠近半个小时后，记者终于获得了他的信任，并顺利来到了他租住的平房内。记者单刀直入，直接询问李盛楚关于李胜宏的下落。短暂的惊慌之后，李盛楚很激动地对记者解释，李胜宏确实是在火车上走丢的。
据他说，1994年春节期间，他到李胜宏家邀请他到河南打工，目的地就是石龙区某煤矿。农历正月初八他从宜昌出发前往河南，正月十六李胜宏和另外至少8人出发。他们坐的都是从湖南怀化到郑州的火车，在宝丰下车后到石龙区打工。他到河南后不久，就听同去的工友说，李胜宏没有在宝丰下车，和工友们走散就此“掉车了”。
至于他们一个月后同时回家，李盛楚这样解释：我们是回家种田，顺便向郝光珍解释一下。“我现在是最大的嫌疑犯，真的，我怎么说你们也不会相信了，但我真的很冤枉。”
李盛楚说，他也听别人说过2.8万元抚恤金的事。他要记者想一想，乡里乡亲的，都是提着脑袋打工的人，我又是当时的召集人，他如果出了事，我会吞他用命换来的钱吗？ 记者随后又多方打探出几名当时同去的工友，他们也一致认定，李胜宏确实是在宝丰掉了车，然后生死不明。
当天晚上，我们将此情况向石龙区公安局高庄派出所报告。警方对此相当重视，高庄派出所陈敬涛警官表示，警方一定全力帮忙寻找，但不要抱太大的希望。
从离家时的满怀希望，到返乡时的黯然神伤，丈夫的生死至今仍是郝光珍心中一个无法解开的谜团。
40岁的郝光珍，和其他普通农妇一样，淳朴、善良、谨慎而又有点愚昧。她不会用宾馆里的抽水马桶，不会用淋浴喷头而只能在零度气温里用冷水洗澡，她甚至不会买汽车票，不会爬火车硬卧的高低床……她逢人便很谦恭地笑，感谢他们的好意。她甚至在面对李盛楚时，都不敢轻易大声说话。
知情者出面释疑
2005年3月3日，《武汉晚报》刊发了《秭归农妇千里寻夫》一文。文章引起了强烈反响，关于李胜宏的生死下落，一时间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
同年3月13日，秭归县公安局局长贾立在详细阅读了报道之后表示，秭归县公安局对此高度重视，将指令屈原派出所派专人陪同记者，全程调查此事。
3月28日，我在湖北潜江采访时，突然接到了秭归县屈原镇乐平里村党支部书记黄某的电话。他称，有一位当年与郝光珍的丈夫李胜宏一同外出打工的工友愿意作证。
3月29日清晨，我从潜江直奔宜昌，经过10多个小时的奔波，终于在傍晚赶到了屈原镇。
坐在乐平里古色古香的民居坪前，55岁的黄家彦对记者说：“我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地讲给你们听，也好卸下压在我心头10多年的一块石头。”
据黄家彦介绍，1994年正月，黄家彦和包括李胜宏、李盛楚在内的几十名工友，受包工头向其本的邀请，从屈原镇出发，步行赶到宜昌，于下午3时左右乘宜昌到太原的火车，出发前往平顶山。
“我还记得我们当时坐的是9号车厢，因为我们这里有个风俗，叫做逢三六九出门，所以车厢号也是9。”时隔11年，黄家彦对他们出行的一些细节依然记忆犹新，“李胜宏、李盛楚一直和我们在一起，直到后来我们在平顶山韩庄煤矿分手。”
分手后，黄家彦前往国营高庄矿，李胜宏、李盛楚等人则一起到了白公氐煤窑。“李盛楚当时就是和李胜宏一起去的白公氐，你们上次到平顶山肯定被他骗了。”黄家彦说。
一个多月后，黄家彦到白公氐矿去看望同乡，惟独没见到李胜宏的踪影。因为李胜宏的衣服还在李盛楚那里放着，黄家彦也没有多想，以为李胜宏只是下井挖煤去了。几个老乡谈了一会儿，黄家彦就走了。
后来的一段时间，黄家彦又换到韩庄张四国（音）的矿上挖煤。不久，与李胜宏等人在一起的李国勇，跑到他们矿上来玩。李国勇无意中谈起，说白公氐的矿上出了事（也就是死了人，矿工大多忌讳“死”这个字），但是没有提到赔款的事。
据秭归县屈原镇北丰村3组原支部书记李某介绍，黄家彦后来曾对他语焉不详地说，在他们到河南平顶山之后的第三天还是第四天，那里就出了事。黄家彦只说，出事的是他们北丰村的人。李书记曾追问是不是李胜宏，但黄家彦再也不肯透露半点口风。
在河南打工几个月后，黄家彦和几个同乡坐火车回家。在路上，工友们相互谈论他们的见闻。黄家彦就听说，他们（没有具体指名）把李胜宏的骨灰在回来的路上撒了。“虽然我不知道具体是谁干的，但是死人、分钱、撒骨灰这些事是千真万确的。”黄家彦面对屈原派出所郑立新指导员、万国忠副所长和我的询问，在做陈述签字的时候十分肯定地说。
3月29日晚上8点，屈原派出所将当时同去的向文交传唤过来。
“我什么都不晓得，你们也不要问我。”脸上不时渗出汗珠的向文交对记者的询问置之不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