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慧案转折在于媒体介入
　　“永州妈妈”唐慧，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当地政府、公安都知道我是被媒体关注的人，可是为什么还把我搞进（劳教所里）去呢？我想他们是做了充分准备的，所以我没想到会这么快出来。”（《南方都市报》8月12日）只要想一想，从2006年唐慧为解救女儿报警至今，此案历时已5年多，她先后上访被“抓”已有4次，其间并不乏《凤凰周刊》名记邓飞这些媒体人的关注；再回顾一下唐慧被劳教后，永州公安局官网原先对网友质疑的强硬态度，便知唐慧此言说得很实在。
　　不必讳言，永州市劳教委对唐慧的劳教决定被湖南省劳教委撤销，能这么快达成，与我国行政级别最高（省部级）的两家媒体———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的记者、评论员的主动介入有很大的关系。
　　媒体评论都在强调民心
　　研读人民日报社（的人民网及环球时报）和新华社（的中国网事）关于唐慧案的评论，可以感受到它们并没有以势压人，而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诉诸人心、人性和人道，用俗话讲就是“天地良心”，用道德术语讲就是诉诸“良知”。
　　请看《人民日报》评论员范正伟8月6日就此案发表的第一篇“人民网评”，题目为《让“正义实现”经得起人民对比》。假定唐慧真有扰乱社会秩序行为，劳教她本是“正义”的，但“同样属于公权力作为的案件，一个未满11岁的女孩被强迫卖淫，为何要母亲以跳楼相逼才得以立案？为何要等到‘上级批示’才启动司法程序？由永州警方出具、而法院未予采信的罪犯‘立功证明’，为何至今依然笼罩在一片迷雾中？与劳教唐慧相比，这又是怎样一种执法态度和执法效率？这种选择性执法，不仅会动摇法律的平等性、权威性、正义性，消解人们的公平观念和法治意识，也会让我们的执法者变得相当被动……如果从这个角度理解一个受害者母亲的选择，恐怕对其许多过激行为能多一层认识。”作者分析7名被告终审“判罚委实不轻，但为何依然没能让受害者母亲‘满足’？为何媒体公众依然不乏（对永州警方的）讨伐之声？”所强调的就是人们的直觉：执法是否公平，公权是否公道？人心有杆秤。
　　同日，人民在线总编、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祝华新，发表了《人民舆评：永州案，警惕民心渐行渐远》。此文概述永州市公安局解释唐慧被劳教的帖子“受到网民几乎一边倒的质疑，批评这个做法击穿了东方‘政治伦理的底线’”；并引“《长江日报》日前刊发评论员文章《赶快收拾人心》，批评诸多群体性冲突，是地方政府在攸关民众利益问题上，表现出对民意的轻视傲慢，蛮横与霸道，与民心渐行渐远。”祝华新此文是舆情观察体，直接推动了此公共事件的进程。虽然讲的是政治“合法性”，但从标题就可以看出，他重视的是“民心”（人心）。法律与执法机构是国之重器，其政治伦理基础是人心向背，即人民信任不信任、支持不支持。
　　良知和法律，谁更可靠？
　　而新华社“中国网事”记者的文章标题是，《欺负完女儿，欺负母亲，你怎能这样对待你的人民？》完全口语化，毫不掩饰谴责之意。文章要永州有关方面扪心自问，其口吻就像村中父老上门质问一个虐待家人的“家长”，说你这样做还有没有良心？有没有人性？
　　8月7日《环球时报》的评论标题是《永州劳教唐慧与人道主义形成危险的对立》。文章说：“永州市的做法有明显失当之处。此案涉及一个非常不幸的家庭，即使受害幼女的母亲在上访中有过激行为，永州市将其劳教也触犯了社会对受害者的天然同情，与人道主义形成危险的对立。如果唐慧对社会的扰乱确需受法律制裁，其过程必须高度公开透明，不仅合法，而且要服众。”我非常认同其中“天然同情”、要“服众”的说法。
　　综观上述评论的立足点，特别是《环球时报》文章明确表述的关键词（概念），都涉及一个基本问题，即法律与“天理”、“良知”的关系。人民网上可以看到今年7月26日“议言广场”上，“良知与法律，谁更可靠”的专题讨论，事起于有地方法院院长在一个法治论坛上建议，把“良知”写入法律总则，引起广泛争议。那么，我们不妨趁机延伸梳理一下法律与良知（天理）的关系，以期达成共识。这对永州警方这样的国家机关如何处理实务也是很重要的。
　　法律与良知的三层关系
　　如果比较形象地表达，法律与“良知”的关系，可以说有三层。
　　一，一般地说“良知”（基本的社会道德共识，与其说是“天理”，不如说是不需论证的“公理”），尤其是正义、公平的价值观，是所有法律包括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基础。具体细致一点说，谋杀、强奸、偷盗、欺诈等犯罪与“良知”有关，相关法律的制定必须护卫社会道德的底线，必须严惩那些“丧尽天良”的人；而误伤、经营失败而欠债等情形，主要用民法调整利害得失，因此有经济赔偿、破产保护等办法，诸如此类就与“良知”无直接关涉。
　　二，“良知”的作用也表现在执法过程之中。且不论徇私枉法、渎职不作为、选择性执法是违背良知的恶行，就说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绝不是“由自”的，而是要听凭法官的良知作“自由心证”，再形诸判决书。在没有成文法的美国，法官无判例可循时，他要创立经得起民众和同行推敲的判例，依据除了宪法原则就是自己良知的考量。我们的法官虽有成文法可依，量刑却可在一定幅度内权衡，他依据的肯定不应该是亲疏远近或揣度领导意旨。
　　三，今天特别要强调的是，法律之上有良知。一切成文法包括宪法，都是“人造法”，需要与时俱进，或重新起草颁布，或修正补充，中外皆然。法律条文也根本不可能穷尽一切，尤其是现代社会每天都有问题要面对。所以，“良知”不可或忘。举个简单的例子；2000多年前，荀子就提出“从道不从君”，即君主的谕旨若违反“天理”，应该抵制；今天，我国的《公务员法》对于执行上级指令有个“保留条款”，即执行上级明显违法的指令也要承担违法责任。
　　《环球时报》关于唐慧的文章说，“即使……也……”，这个“让步关系”句式，显然将“社会对受害者的天然同情”置于永州警方所讲的“依法劳教”的理由之上，认为永州警方不应“触犯”之。所谓“天然同情”倒正是孟子讲的“良知”（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即不忍之心、同情心）。而同篇文章所说的“不仅合法，而且要服众”，更是明确表达了法律之上有良知的意思。公众“判案”凭的是良知，是人之为人处事的基本原则。我国虽然没有采用陪审团判案的法律制度，却也承认人民陪审员凭常识与道德良知评判罪与非罪的价值。
　　人民网《让“正义实现”经得起人民对比》一文引古语作结：“天下难治，人皆以为民难治也，不知难治者非民也，乃官也。”我以为，与《环球时报》上引句子一样，这倒不是在鼓吹民粹主义，而是强调了社会正义的社会性、人民性、常识性，即在公权力（警权）被严重滥用的当下，不能忘了“天理”与“良知”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