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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是古代读书人气节与傲骨的集中体现；
布衣黔首，亦可傲将相王侯，更是读书人不为权势利禄低头的铮铮硬气；
王夫之用自己寂寞的一生，把这种傲骨和硬气演绎到了极致。
王夫之（1619年-1692年），字而农，号姜斋，湖南省衡阳人。晚年长期居于衡阳石船山，人称船山先生。王夫之是明末清初之际思想家、史学家、学者，天崩地裂的改朝换代，铸就了王夫之高尚而坚强的爱国人格，也让他在默默无闻中完成了博大精深的学术思想，王夫之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又树立起一座丰碑。
学而优则仕，混得一官半职，出人头地，曾经是王夫之的追求。王夫之自幼读儒家经典，注重实际。青年时期，他求学岳麓书院，师从吴道行，形成了思想中济世救民的基本脉络。他一方面跻身科举仕途，另一方面关心动荡的时局，与好友组织“行社”和“匡社”等文人团体，激扬匡时救国之志。在多次落第之后，1642年，24岁的王夫之在武昌考中举人。
在清军南下之际，王夫之曾经上书朝廷，弹劾权贵，险遭残害，经农民军领袖仗义营救，始得脱险。为抵抗清军，王夫之还在家乡衡阳拉起一支队伍，宣布起义。起义失败后，王夫之从读书人变成了通缉犯，开始了逃亡生涯。他曾经隐伏湘南一带，过了三年流亡生活，还更改姓名，扮作瑶人，寄居荒山破庙中，后移居常宁西庄源，教书为生。国破家亡，乱世动荡，十年曲折的生活经历，使王夫之有机会接触下层社会，体察民情，并促成他决心远离官场，为总结明亡教训而笃学深思，发愤著述。
时不我与，万事无奈，当王夫之决定不再致仕当官，便坚决远离了官场，此时的王夫之则真的具有了独立人格。
说不当官，就不当官。张献忠攻陷长沙后起造宫殿，选拔官吏，作为举人的王夫之被物色当选，强迫去做官，但是王夫之视起义军为贼寇，刺伤自己的脸，血流满面，誓死不从。
苟延残喘的南明政权，有意选拔他为官员，王夫之坚决上疏辞掉了，他鄙视南明小朝廷之中的互相倾轧。
吴三桂起兵称帝，想起了王夫之，请他写《劝进表》，遭严辞拒绝，王夫之认为“以其入国仇也，不以私恩释愤”。事后，逃入深山，作《祓禊赋》，对吴极表蔑视。
自36岁以后，王夫之便避居湘西，后在衡山石船山定居著述，筑草屋而居，人称“湘西草堂”。在这里，王夫之过着“晨夕著书，萧然自得”的生活，“安之若素，终日孜孜不倦，刻苦自励，潜心著述”，专心从事学术研究。
隐居在石船山，长时间呆在住所湘西草堂里，王夫之轻易不出门，实在要出门，则不管下雨天晴，必定要打一把伞，脚上还要穿上一双木屐，表示与清廷不共戴天，坚决不踏上清朝之地的最后坚守，他还做到了至死不剃头，不向清廷屈服。
思索，著书，几十年如一日，那是一种清贫的生活，能够坚守，需要毅力，还需要精神支撑。有时候，贫穷是贫穷者的通行证，也是伟大人格的砥砺和坚守，王夫之在贫穷中坚守了自己的志向和操守。
因为家贫，有时连糊口的粮食也难以为继。有一年，他的大女儿出嫁，人们都来看望这位德高望重的学者，给他女儿办点什么嫁妆。王夫之高兴地拎来一只箱子，说嫁妆都备齐了。有人打开一看，原来是满满一箱书，王夫之说：“这就是我多年来为女儿操办的嫁妆啊！”无钱置嫁妆，惟有书相随。
王夫之晚年身体不好，生活极端贫困，写作时连纸笔都要靠朋友周济。长时间写作劳累，以至腕不胜砚，指不胜笔。在他71岁时，湖南巡抚郑端委托衡州知府来拜访这位大学者，想赠送些吃穿用品。王夫之虽在病中，但认为自己是明朝遗臣，拒不接见清廷官员，也不接受礼物，并写了一副对联，以表自己的情操：“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王夫之借这副对联表现自己的气节与情操，其高风亮节将光耀千古。
“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这是王夫之的自我写照。学术修研之路是一条荆棘之路，王夫之在这条路上一走就是几十年，他的思想之花开始绽放，最终硕果累累，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高峰。
明亡之后，从黄宗羲、顾炎武到王夫之，他们不约而同地探讨着一个问题，即明王朝为什么会灭亡？在纵观历史之后，王夫之的结论是“以天下论者，必遁天下之公。天下非夷狄盗逆之所可尸，抑非一姓之私也”，明代亡国，正是“以一人疑天下”，“以天下私一人”的结果。在政治思想方面，王夫之提出“循天下之公”反对专制的思想，“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他在《读通鉴论》中说：“宰相无权，则天下无纲，天下无纲而不乱者，未之或有。”主张用相权来限制君权，还主张选贤使能，“以天下之禄位，公天下之贤者”。
作为一个思想家，王夫之的思想渊源于传统文化，他虽然通晓佛学，精于老庄，但从根本上来说，他思想的主干还是传统儒家学说及宋明时代盛行的理学。王夫之批评程朱理学的唯心主义，总结古代唯物主义思想，提出了“天下唯器”、“理不先而气不后”的理论。王夫之认为，“尽天地之间，无不是气，即无不是理也”，“气”是物质实体，而“理”则是客观规律。又用“絪蕴生化”说明“气”变化日新的性质，认为“阴阳各成其象，则相为对；刚柔、寒温、生杀，必相反而相为仇”，同时也又“互以相成，无终相敌之理”。他强调“天下惟器而已矣”，“无其器则无其道”，从“道器”关系建立其历史进化论。在知与行的关系上，王夫之强调行是知的基础，反对陆王心学“以知为行”和禅学“知有是事便休”的论点。
在伦理思想上，王夫之提出了“有欲斯有理”，主张人性变化发展，强调理欲统一的道德学说。他提出了“性者生理也”的观点，认为仁义等道德意识固然是构成人性的基本内容，但它们离不开“饮食起居，见闻言动”的日常生活，这两者是“合两而互为体”的。王夫之主张生和义的统一，强调志节对人生的意义，他指出：志节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一个人应当抱定一个“以身任天下”的高尚目标，矢志不渝地为之奋斗。
王夫之一生，从奔走国事到隐居著述，其间所感所怀发而为诗、词、文赋，留下了大量文学作品，尤其是他的诗歌，出自肺腑胸臆，继承骚雅传统，饱含浓厚的时代气息和现实精神，在清初的诗坛上有重要的地位。作为大文人，王夫之对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也颇多建树，他对艺术创作中情与景的关系，曾有精辟的论述，他认为二者“虽有在心、在物之分”，但在任何真正美的艺术创造中，景生情，情生景，二者又是相辅相成、不可割裂的。
小时候做过科举入仕、致君尧舜的梦，青年时做过铁马金戈、收复河山的梦，至壮士暮年，山河破碎，方是大梦初醒，王夫之开始对治学一事更为看重，就像他自题墓石：“抱刘越石之孤忠，希张横渠之正学”。王夫之一生，最大的贡献就是他的思想，外国学者称赞“他的学说是中世纪哲学发展的最高阶段……他是真正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恰如谭嗣同评价“万物招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
王夫之学问渊博，对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学等均有研究，尤精于经学、史学、文学。王夫之著述流传至今的，据统计约有100余种，400余卷，近800万字，主要著作有《读通鉴论》、《宋论》、《周易外传》、《周易内传》、《尚书引义》、《张子正蒙注》等。因为僻居荒野发愤著书，王夫之全部著作生前都未刊布。他死后，由其子选刻的十余种著作，也流传甚少。后曾国藩下令搜集、整理、刊刻《船山遗书》。鸦片战争后，中国进步思想家寻求民族自救的思想武器，王夫之著作才被重视，得以汇编为《船山遗书》，先后多次刊行，传播海内。
王夫之曾经以山自喻，“老且死，而船山者，仍还其顽石”。他的一生，就如名为船山的那块顽石，不为利禄所诱，不受权势所压，历尽千辛万苦，依然矢志不渝。
历史没有遗忘王船山手持雨伞、脚踩木屐的寂寞身影。他的身后，走出了一代代经世致用的思考者，将船山学风发扬光大。
布衣黔首，亦可傲将相王侯，更是读书人不为权势利禄低头的铮铮硬气；
王夫之用自己寂寞的一生，把这种傲骨和硬气演绎到了极致。
王夫之（1619年-1692年），字而农，号姜斋，湖南省衡阳人。晚年长期居于衡阳石船山，人称船山先生。王夫之是明末清初之际思想家、史学家、学者，天崩地裂的改朝换代，铸就了王夫之高尚而坚强的爱国人格，也让他在默默无闻中完成了博大精深的学术思想，王夫之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又树立起一座丰碑。
学而优则仕，混得一官半职，出人头地，曾经是王夫之的追求。王夫之自幼读儒家经典，注重实际。青年时期，他求学岳麓书院，师从吴道行，形成了思想中济世救民的基本脉络。他一方面跻身科举仕途，另一方面关心动荡的时局，与好友组织“行社”和“匡社”等文人团体，激扬匡时救国之志。在多次落第之后，1642年，24岁的王夫之在武昌考中举人。
在清军南下之际，王夫之曾经上书朝廷，弹劾权贵，险遭残害，经农民军领袖仗义营救，始得脱险。为抵抗清军，王夫之还在家乡衡阳拉起一支队伍，宣布起义。起义失败后，王夫之从读书人变成了通缉犯，开始了逃亡生涯。他曾经隐伏湘南一带，过了三年流亡生活，还更改姓名，扮作瑶人，寄居荒山破庙中，后移居常宁西庄源，教书为生。国破家亡，乱世动荡，十年曲折的生活经历，使王夫之有机会接触下层社会，体察民情，并促成他决心远离官场，为总结明亡教训而笃学深思，发愤著述。
时不我与，万事无奈，当王夫之决定不再致仕当官，便坚决远离了官场，此时的王夫之则真的具有了独立人格。
说不当官，就不当官。张献忠攻陷长沙后起造宫殿，选拔官吏，作为举人的王夫之被物色当选，强迫去做官，但是王夫之视起义军为贼寇，刺伤自己的脸，血流满面，誓死不从。
苟延残喘的南明政权，有意选拔他为官员，王夫之坚决上疏辞掉了，他鄙视南明小朝廷之中的互相倾轧。
吴三桂起兵称帝，想起了王夫之，请他写《劝进表》，遭严辞拒绝，王夫之认为“以其入国仇也，不以私恩释愤”。事后，逃入深山，作《祓禊赋》，对吴极表蔑视。
自36岁以后，王夫之便避居湘西，后在衡山石船山定居著述，筑草屋而居，人称“湘西草堂”。在这里，王夫之过着“晨夕著书，萧然自得”的生活，“安之若素，终日孜孜不倦，刻苦自励，潜心著述”，专心从事学术研究。
隐居在石船山，长时间呆在住所湘西草堂里，王夫之轻易不出门，实在要出门，则不管下雨天晴，必定要打一把伞，脚上还要穿上一双木屐，表示与清廷不共戴天，坚决不踏上清朝之地的最后坚守，他还做到了至死不剃头，不向清廷屈服。
思索，著书，几十年如一日，那是一种清贫的生活，能够坚守，需要毅力，还需要精神支撑。有时候，贫穷是贫穷者的通行证，也是伟大人格的砥砺和坚守，王夫之在贫穷中坚守了自己的志向和操守。
因为家贫，有时连糊口的粮食也难以为继。有一年，他的大女儿出嫁，人们都来看望这位德高望重的学者，给他女儿办点什么嫁妆。王夫之高兴地拎来一只箱子，说嫁妆都备齐了。有人打开一看，原来是满满一箱书，王夫之说：“这就是我多年来为女儿操办的嫁妆啊！”无钱置嫁妆，惟有书相随。
王夫之晚年身体不好，生活极端贫困，写作时连纸笔都要靠朋友周济。长时间写作劳累，以至腕不胜砚，指不胜笔。在他71岁时，湖南巡抚郑端委托衡州知府来拜访这位大学者，想赠送些吃穿用品。王夫之虽在病中，但认为自己是明朝遗臣，拒不接见清廷官员，也不接受礼物，并写了一副对联，以表自己的情操：“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王夫之借这副对联表现自己的气节与情操，其高风亮节将光耀千古。
“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这是王夫之的自我写照。学术修研之路是一条荆棘之路，王夫之在这条路上一走就是几十年，他的思想之花开始绽放，最终硕果累累，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高峰。
明亡之后，从黄宗羲、顾炎武到王夫之，他们不约而同地探讨着一个问题，即明王朝为什么会灭亡？在纵观历史之后，王夫之的结论是“以天下论者，必遁天下之公。天下非夷狄盗逆之所可尸，抑非一姓之私也”，明代亡国，正是“以一人疑天下”，“以天下私一人”的结果。在政治思想方面，王夫之提出“循天下之公”反对专制的思想，“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他在《读通鉴论》中说：“宰相无权，则天下无纲，天下无纲而不乱者，未之或有。”主张用相权来限制君权，还主张选贤使能，“以天下之禄位，公天下之贤者”。
作为一个思想家，王夫之的思想渊源于传统文化，他虽然通晓佛学，精于老庄，但从根本上来说，他思想的主干还是传统儒家学说及宋明时代盛行的理学。王夫之批评程朱理学的唯心主义，总结古代唯物主义思想，提出了“天下唯器”、“理不先而气不后”的理论。王夫之认为，“尽天地之间，无不是气，即无不是理也”，“气”是物质实体，而“理”则是客观规律。又用“絪蕴生化”说明“气”变化日新的性质，认为“阴阳各成其象，则相为对；刚柔、寒温、生杀，必相反而相为仇”，同时也又“互以相成，无终相敌之理”。他强调“天下惟器而已矣”，“无其器则无其道”，从“道器”关系建立其历史进化论。在知与行的关系上，王夫之强调行是知的基础，反对陆王心学“以知为行”和禅学“知有是事便休”的论点。
在伦理思想上，王夫之提出了“有欲斯有理”，主张人性变化发展，强调理欲统一的道德学说。他提出了“性者生理也”的观点，认为仁义等道德意识固然是构成人性的基本内容，但它们离不开“饮食起居，见闻言动”的日常生活，这两者是“合两而互为体”的。王夫之主张生和义的统一，强调志节对人生的意义，他指出：志节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一个人应当抱定一个“以身任天下”的高尚目标，矢志不渝地为之奋斗。
王夫之一生，从奔走国事到隐居著述，其间所感所怀发而为诗、词、文赋，留下了大量文学作品，尤其是他的诗歌，出自肺腑胸臆，继承骚雅传统，饱含浓厚的时代气息和现实精神，在清初的诗坛上有重要的地位。作为大文人，王夫之对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也颇多建树，他对艺术创作中情与景的关系，曾有精辟的论述，他认为二者“虽有在心、在物之分”，但在任何真正美的艺术创造中，景生情，情生景，二者又是相辅相成、不可割裂的。
小时候做过科举入仕、致君尧舜的梦，青年时做过铁马金戈、收复河山的梦，至壮士暮年，山河破碎，方是大梦初醒，王夫之开始对治学一事更为看重，就像他自题墓石：“抱刘越石之孤忠，希张横渠之正学”。王夫之一生，最大的贡献就是他的思想，外国学者称赞“他的学说是中世纪哲学发展的最高阶段……他是真正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恰如谭嗣同评价“万物招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
王夫之学问渊博，对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学等均有研究，尤精于经学、史学、文学。王夫之著述流传至今的，据统计约有100余种，400余卷，近800万字，主要著作有《读通鉴论》、《宋论》、《周易外传》、《周易内传》、《尚书引义》、《张子正蒙注》等。因为僻居荒野发愤著书，王夫之全部著作生前都未刊布。他死后，由其子选刻的十余种著作，也流传甚少。后曾国藩下令搜集、整理、刊刻《船山遗书》。鸦片战争后，中国进步思想家寻求民族自救的思想武器，王夫之著作才被重视，得以汇编为《船山遗书》，先后多次刊行，传播海内。
王夫之曾经以山自喻，“老且死，而船山者，仍还其顽石”。他的一生，就如名为船山的那块顽石，不为利禄所诱，不受权势所压，历尽千辛万苦，依然矢志不渝。
历史没有遗忘王船山手持雨伞、脚踩木屐的寂寞身影。他的身后，走出了一代代经世致用的思考者，将船山学风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