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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上了一个新台阶，而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却极不平衡。针对东西部地区差距日益扩大的情况，早在1996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九五”计划和2001年远景日标建设》就把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针，并在1999年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加强东西部经济联合协调发展，缩小地区间差距。时至今日，经济高速增长的东部地区的“扩散效应”、“涓滴效应”对西部地区经济的带动影响甚小；西部地区的“后发优势”也未明显见效，这说明“扩散效应”、“涓滴效应”和“后发优势”是潜在的，而不是现实的，是外生的，而不是内在的必然。探讨后发优势和扩散理论、涓滴效应的生成及其依赖，对于促进西部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西部地区发挥后发优势的思考
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Gerschenkron，1994)在研究工业化的后来者能够赶上工业化的先行者的原因和实现追赶目标的途径时，提出了“后发优势”理论。后发优势是指经验落后的后发国家在推动工业化方面所拥有的由后发国家地位所产生的特殊优势，并且这种优势既不是先进国家所同样能够拥有的，也不是后发国家通过自身努力创造的，而完全是与其经济的相对落后性共生的。后发优势理论界定并非只适用于国与国之间，同样适应于一国内不同发展程度的地区之间。工业化过程具有极大的弹性和多样性，缺乏先进国家或地区在工业化时所具备的“前提条件”可能并不影响工业化进程。后发地区可以在形成乃至设计工业化模式上具有可选择性、多样性和创造性。考察历史记录，人们不能不对落后国家或地区在解决其工业化发展中的特殊问题所表现的机敏、创新和灵活留下深刻印象。经济上的相对落后，有助于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爆发性的经济增长。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经济落后国家充分利用了自己的后发优势，以较快的速度和较低的成本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目标。
不论从国与国之间还是从不同发展程度的地区之间来看，应该说后发优势是客观存在的。一方面，制度安排替代性普遍存在。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其制度安排是不同的，同一制度安排在不同地区又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制度安排上的多样性决定了落后地区制度安排的灵活性。西部地区可以根据自身发展的状况、发展的条件和发展的目标，对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制度安排进行模仿和借鉴，使西部地区引入的先进制度来替代本地区落后的制度，从一开始就处在一个较高的起点，少走许多弯路，实现快速发展。另一方面，技术转移性普遍存在。西部地区可以通过技术的水平转移和垂直转移，从发达国家或地区引进先进技术，以改变落后地区的现实技术状况，提升应用技术和生产工艺技术层次，实现快速增长。此外，相对落后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压力可以转化为奋发图强的动力，刺激人民的忧患意识，使政府参与和领导西部大开发的努力更为有效。因而，西部地区在经济上明显地具有“赶超”(Catching—up )性质，从而推动了西部地区的发展。
我国西部地区在利用后发优势进行“赶超”，以缩小东西部地区差距时，值是注意的是：在物质条件和人力资本条件等都不具有比较优势的情况下，如果匆忙地东施效颦，充其量只能是少数企业和个别产业揠苗助长或鹤立鸡群般地发展起来，并不一定能提高区域的综合竞争力。一是后发优势存在“制度陷阱”。长期来看，制度是影响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之一，是使经济增长出现变化的重要根源之一，制度环境和制度变迁通过强烈影响和改造人们的经济行为和态度而影响经济增长。然而落后地区由于制度创新的成本相对较大，在社会经济体制变迁中，西部地区由于长期观念和习俗等原因，制度生成环境的排他性和适应性之间的转化周期不会太短，会使得制度变革的路径依赖尤为明显，这会导致制度模仿或创新的风险大。由于制度嵌入环境的适应性、制度功能传导的排他性等因素的存在，又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这就是西部地区利用后发优势可能导致的“制度陷阱”。二是后发优势也存在“学习陷阱”。从理论上讲，后发优势是递减的并将最终消失。此外，在科技水平日新月异的今天，产品的技术生命周期越来越短，在市场环境急剧变化，如果缺乏一种内在的自我创新生长机制和能力，西部地区很难仅通过引进、学习和追赶，来缩小发展过程的实质性差距。
扩散效应、涓滴效应对西部地区
缩小经济差距的影响
在中国区域发展研究中，有些学都曾经用“扩散”、“延扩”、“辐射”等概念说明某些区域发展，以探求我国西部特定区域如何在自然资源、资金、技术、交通通讯、人力资源开发等方面受到经济发达的东部区域的扩散、辐射，以求得西部经济发展的路子。对扩散理论的简单化理解容易导致这样一种错误看法，认为在中国的区域发展实践中，只要把工业中心、现代产业基地建设起来了，发展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种误解容易导致政府决策方面的重大失误。动态地观察东西部地区的发展状态，存在着“扩散效应(spread effect)和“回流效应(backwasheffect)”。扩散效应由东部发达地区到西部地区的投资活动流动构成，包括供给西部地区产业发展的制成品或购买其原料，这有助于区域差异的缩小。回流效应是东部地区为了获得更高的投资报酬而流出西部地区的劳动和资本所构成，这将引起西部地区经济活动的衰退。在发展过程中，回流效应总是大于扩散效应。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Hirschman，A．U．1958．)认为，区域差异是经济发展的伴生物，是经济增长的条件。他提出了分别与谬尔达尔的“回流效应”和“扩散效应”相对应的两个概念：“极化效应(polarizedeffect)”和“涓滴效应(trickling downer—fect)”。在经济发展初期阶段，发达区域和不发达区域之间的极化效应处于主导地位，因而区域差异会逐渐扩大；但从长期看来，涓滴效应将足以缩小区域差异。这是因为，如果通过涓滴效应与极化效应来表现的市场机制使得后者暂时占优势时，周密的经济政策将会起作用，并试图纠正这种情况。谬尔达尔与赫希曼都承认，随着经济增长，区域差异扩大是必然的现象：缩小区域间发展不平衡，政府周密的经济政策是必不可少的。60年代初，弗里德曼等人提出了“核心与边缘区模型”，该模型把区域发展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工业化过程以前的资源配置时期；核心边缘区阶段；经济活动向边缘区部分地域扩散时期；空间一体化时期。在第一阶段，一国的区域经济格局表现为一些区域地区经济中心但彼此之间很少或没有经济联系。在核心边缘区阶段，通常会在少数具有区位优势的原地区经济中心开始，资本和劳动向核心区域流动，结果在空间上表现为少数主导地区的迅速膨胀，受规模收益递增的影响，进入极化增长的累积循环过程，具有区位优势地区成长为核心区域，其他地区为边缘区域。在第三阶段，人口和经济活动过度地集中在少数主导地区，引起集聚成本提高，土地费用上涨，极化增长赖以存在的规模收益递增转向它的反面，极化增长中累积循环过程开始向扩散效应倾斜。在第四阶段，作为扩散阶段的结果，少数主导地区已经丧失了原有的多方位的主导地位，区域经济进入一体化过程，不仅涓滴效应明显，区域差异缩小，而且可以保证空间平等和总体效率之间并行不悖。
在运用扩散理论和区域均衡假说分析中国东西部实际时，应注意中国目前既不存在新古典经济学所说的完全竞争市场这一预设前提，还未形成有着自然演化而成的、完备的市场制度和与之配套的文化背景。东部和西部、沿海与内陆地区的区域发展不平衡乃至经济冲突还会持续相当长时间，迄今为止，“空间一体化”仍然是中国区域经济学的一个理想方案。西部大开发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克服急于求成的思想。目前西部地区主要应依靠内生性的力量，培育适应企业在西部地区生长的土壤环境，盘活产业存量，重新定位资源开发价值，逐步提升西部地区的经济自我再生能力。 后发优势和扩散一涓滴效应如何在西部开发战略中发挥作用
我国在实施西部大开发的伟大战略过程中，利用后发优势和扩散理论是西部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一条有效途径，但在实施战略过程中需要注重其生长与存在的路径依赖。上世纪50年代初，中国走上了大规模推行内地边缘区工业化的道路。改革之前，通过行政调拨，核心地区向边缘地区无偿给予了大量资金支持，以大规模兴建工业基地、向西部省区迁移人口和改善其交通运输条件为特征，以促进和加速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这种以强有力的政府干预和控制为特征的空间发展战略，与西方后发优势和扩散理论中对市场力量的设想相去甚远。利用“后发优势”和“扩散效应”、“涓滴效应”促进西部开发有可能会陷入一种过分乐观的陷阱之中，针对西部地区的开发不能急于求成，需要分阶段实施开发。我们认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首先在需要西部地区自身去培育有利于“后发优势”和“扩散效应”、“涓滴效应”滋生的土壤环境，才可能进一步发挥“后发优势”和“扩散效应”、“涓滴效应”。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是经济运行的主体，培养西部企业生长的土壤环境，是激化西部经济活力的关键。首先，西部地区需要调整所有制结构，实施企业制度的创新，第二，政府政策应以营造有利的宏观环境，培育适宜企业生长的土壤为主导，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杠杆作用借助财政资金的乘数效应，利用有限的财政政策诱导和启动民间投资，通过税收优惠乃至对企业直接给予投资补贴，使资本利润率接近孑：甚至超过东部发达地区，从而吸引大量社会闲散资本。第三，在加强金融监管的同时，灵活运用金融政策，减低西部地区设立金融机构的条件，设立西部开发银行及其它政策性银行，并放宽西部企业对外融资条件，支持西部优势产业的发展。第四，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引导发展外向型经济，有效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包括物资、资本、技术、知识、信息、管理等，实现区内资源的合理配置。西部地区应屏弃以资源开发为主的思维定势，寻求市场需求和自身比较优势叠合的产业发展战略，通过培植一批有较强竞争能力的优强企业把潜在的优势逐步转化为现实的优势。
西部大开发“后发优势”的激发首先应该发生在区域条件好，具有比较优势的地方。西部大开发应分步骤分阶段实施，西部开发的重点应放在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城市群；以重庆一—成都为中心的成都平原城市群：以兰州——乌鲁木齐为中心的兰新线串珠状城市群：以昆明为中心的城镇群；以呼和浩特为中心的城镇群，通过选择这些城镇群的铁路、公路、航空、水运等交通骨架和市场网络、信息通道等向西部周边地区扩散、涓滴，促进西部经济的发展。
(作者单位：南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Gerschenkron，1994)在研究工业化的后来者能够赶上工业化的先行者的原因和实现追赶目标的途径时，提出了“后发优势”理论。后发优势是指经验落后的后发国家在推动工业化方面所拥有的由后发国家地位所产生的特殊优势，并且这种优势既不是先进国家所同样能够拥有的，也不是后发国家通过自身努力创造的，而完全是与其经济的相对落后性共生的。后发优势理论界定并非只适用于国与国之间，同样适应于一国内不同发展程度的地区之间。工业化过程具有极大的弹性和多样性，缺乏先进国家或地区在工业化时所具备的“前提条件”可能并不影响工业化进程。后发地区可以在形成乃至设计工业化模式上具有可选择性、多样性和创造性。考察历史记录，人们不能不对落后国家或地区在解决其工业化发展中的特殊问题所表现的机敏、创新和灵活留下深刻印象。经济上的相对落后，有助于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爆发性的经济增长。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经济落后国家充分利用了自己的后发优势，以较快的速度和较低的成本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目标。
不论从国与国之间还是从不同发展程度的地区之间来看，应该说后发优势是客观存在的。一方面，制度安排替代性普遍存在。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其制度安排是不同的，同一制度安排在不同地区又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制度安排上的多样性决定了落后地区制度安排的灵活性。西部地区可以根据自身发展的状况、发展的条件和发展的目标，对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制度安排进行模仿和借鉴，使西部地区引入的先进制度来替代本地区落后的制度，从一开始就处在一个较高的起点，少走许多弯路，实现快速发展。另一方面，技术转移性普遍存在。西部地区可以通过技术的水平转移和垂直转移，从发达国家或地区引进先进技术，以改变落后地区的现实技术状况，提升应用技术和生产工艺技术层次，实现快速增长。此外，相对落后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压力可以转化为奋发图强的动力，刺激人民的忧患意识，使政府参与和领导西部大开发的努力更为有效。因而，西部地区在经济上明显地具有“赶超”(Catching—up )性质，从而推动了西部地区的发展。
我国西部地区在利用后发优势进行“赶超”，以缩小东西部地区差距时，值是注意的是：在物质条件和人力资本条件等都不具有比较优势的情况下，如果匆忙地东施效颦，充其量只能是少数企业和个别产业揠苗助长或鹤立鸡群般地发展起来，并不一定能提高区域的综合竞争力。一是后发优势存在“制度陷阱”。长期来看，制度是影响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之一，是使经济增长出现变化的重要根源之一，制度环境和制度变迁通过强烈影响和改造人们的经济行为和态度而影响经济增长。然而落后地区由于制度创新的成本相对较大，在社会经济体制变迁中，西部地区由于长期观念和习俗等原因，制度生成环境的排他性和适应性之间的转化周期不会太短，会使得制度变革的路径依赖尤为明显，这会导致制度模仿或创新的风险大。由于制度嵌入环境的适应性、制度功能传导的排他性等因素的存在，又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这就是西部地区利用后发优势可能导致的“制度陷阱”。二是后发优势也存在“学习陷阱”。从理论上讲，后发优势是递减的并将最终消失。此外，在科技水平日新月异的今天，产品的技术生命周期越来越短，在市场环境急剧变化，如果缺乏一种内在的自我创新生长机制和能力，西部地区很难仅通过引进、学习和追赶，来缩小发展过程的实质性差距。
扩散效应、涓滴效应对西部地区
缩小经济差距的影响
在中国区域发展研究中，有些学都曾经用“扩散”、“延扩”、“辐射”等概念说明某些区域发展，以探求我国西部特定区域如何在自然资源、资金、技术、交通通讯、人力资源开发等方面受到经济发达的东部区域的扩散、辐射，以求得西部经济发展的路子。对扩散理论的简单化理解容易导致这样一种错误看法，认为在中国的区域发展实践中，只要把工业中心、现代产业基地建设起来了，发展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种误解容易导致政府决策方面的重大失误。动态地观察东西部地区的发展状态，存在着“扩散效应(spread effect)和“回流效应(backwasheffect)”。扩散效应由东部发达地区到西部地区的投资活动流动构成，包括供给西部地区产业发展的制成品或购买其原料，这有助于区域差异的缩小。回流效应是东部地区为了获得更高的投资报酬而流出西部地区的劳动和资本所构成，这将引起西部地区经济活动的衰退。在发展过程中，回流效应总是大于扩散效应。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Hirschman，A．U．1958．)认为，区域差异是经济发展的伴生物，是经济增长的条件。他提出了分别与谬尔达尔的“回流效应”和“扩散效应”相对应的两个概念：“极化效应(polarizedeffect)”和“涓滴效应(trickling downer—fect)”。在经济发展初期阶段，发达区域和不发达区域之间的极化效应处于主导地位，因而区域差异会逐渐扩大；但从长期看来，涓滴效应将足以缩小区域差异。这是因为，如果通过涓滴效应与极化效应来表现的市场机制使得后者暂时占优势时，周密的经济政策将会起作用，并试图纠正这种情况。谬尔达尔与赫希曼都承认，随着经济增长，区域差异扩大是必然的现象：缩小区域间发展不平衡，政府周密的经济政策是必不可少的。60年代初，弗里德曼等人提出了“核心与边缘区模型”，该模型把区域发展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工业化过程以前的资源配置时期；核心边缘区阶段；经济活动向边缘区部分地域扩散时期；空间一体化时期。在第一阶段，一国的区域经济格局表现为一些区域地区经济中心但彼此之间很少或没有经济联系。在核心边缘区阶段，通常会在少数具有区位优势的原地区经济中心开始，资本和劳动向核心区域流动，结果在空间上表现为少数主导地区的迅速膨胀，受规模收益递增的影响，进入极化增长的累积循环过程，具有区位优势地区成长为核心区域，其他地区为边缘区域。在第三阶段，人口和经济活动过度地集中在少数主导地区，引起集聚成本提高，土地费用上涨，极化增长赖以存在的规模收益递增转向它的反面，极化增长中累积循环过程开始向扩散效应倾斜。在第四阶段，作为扩散阶段的结果，少数主导地区已经丧失了原有的多方位的主导地位，区域经济进入一体化过程，不仅涓滴效应明显，区域差异缩小，而且可以保证空间平等和总体效率之间并行不悖。
在运用扩散理论和区域均衡假说分析中国东西部实际时，应注意中国目前既不存在新古典经济学所说的完全竞争市场这一预设前提，还未形成有着自然演化而成的、完备的市场制度和与之配套的文化背景。东部和西部、沿海与内陆地区的区域发展不平衡乃至经济冲突还会持续相当长时间，迄今为止，“空间一体化”仍然是中国区域经济学的一个理想方案。西部大开发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克服急于求成的思想。目前西部地区主要应依靠内生性的力量，培育适应企业在西部地区生长的土壤环境，盘活产业存量，重新定位资源开发价值，逐步提升西部地区的经济自我再生能力。 后发优势和扩散一涓滴效应如何在西部开发战略中发挥作用
我国在实施西部大开发的伟大战略过程中，利用后发优势和扩散理论是西部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一条有效途径，但在实施战略过程中需要注重其生长与存在的路径依赖。上世纪50年代初，中国走上了大规模推行内地边缘区工业化的道路。改革之前，通过行政调拨，核心地区向边缘地区无偿给予了大量资金支持，以大规模兴建工业基地、向西部省区迁移人口和改善其交通运输条件为特征，以促进和加速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这种以强有力的政府干预和控制为特征的空间发展战略，与西方后发优势和扩散理论中对市场力量的设想相去甚远。利用“后发优势”和“扩散效应”、“涓滴效应”促进西部开发有可能会陷入一种过分乐观的陷阱之中，针对西部地区的开发不能急于求成，需要分阶段实施开发。我们认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首先在需要西部地区自身去培育有利于“后发优势”和“扩散效应”、“涓滴效应”滋生的土壤环境，才可能进一步发挥“后发优势”和“扩散效应”、“涓滴效应”。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是经济运行的主体，培养西部企业生长的土壤环境，是激化西部经济活力的关键。首先，西部地区需要调整所有制结构，实施企业制度的创新，第二，政府政策应以营造有利的宏观环境，培育适宜企业生长的土壤为主导，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杠杆作用借助财政资金的乘数效应，利用有限的财政政策诱导和启动民间投资，通过税收优惠乃至对企业直接给予投资补贴，使资本利润率接近孑：甚至超过东部发达地区，从而吸引大量社会闲散资本。第三，在加强金融监管的同时，灵活运用金融政策，减低西部地区设立金融机构的条件，设立西部开发银行及其它政策性银行，并放宽西部企业对外融资条件，支持西部优势产业的发展。第四，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引导发展外向型经济，有效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包括物资、资本、技术、知识、信息、管理等，实现区内资源的合理配置。西部地区应屏弃以资源开发为主的思维定势，寻求市场需求和自身比较优势叠合的产业发展战略，通过培植一批有较强竞争能力的优强企业把潜在的优势逐步转化为现实的优势。
西部大开发“后发优势”的激发首先应该发生在区域条件好，具有比较优势的地方。西部大开发应分步骤分阶段实施，西部开发的重点应放在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城市群；以重庆一—成都为中心的成都平原城市群：以兰州——乌鲁木齐为中心的兰新线串珠状城市群：以昆明为中心的城镇群；以呼和浩特为中心的城镇群，通过选择这些城镇群的铁路、公路、航空、水运等交通骨架和市场网络、信息通道等向西部周边地区扩散、涓滴，促进西部经济的发展。
(作者单位：南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