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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的解放是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南的一部分，当时在贵州境内作战的部队，第二野战军除我五兵团外，还有三兵团的十军、十一军三十一师，四兵团的十五军四十五师，华北野战军十八兵团的六十二军一八六师，滇桂黔边纵队等兄弟部队和地方武装部队。
贵州的解放同西南各省情况一样，分为两个阶段：解放贵州建立革命政权阶段（从1949年6月至12月）；剿匪反霸、巩固新生革命政权阶段（从1950年1月初到1951年上半年）。
大军进军川黔
1949年秋，刘、邓首长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具体制定了川黔作战方案。
11月1日，我兵团（第二野战军五兵团）及三兵团十军，分别由湘西的邵阳和桃源地区出发，开始了进军川黔的作战行动。我兵团的作战部署是：十七军沿湘黔公路西进至晃县、玉屏，歼敌四十九军，夺取贵阳市，然后再进而解放贵州的南部和西南部地区；十六军向天柱、三穗、镇远、黄平进攻，尔后迅速沿湘黔公路前进，协同十七军解放贵阳等地。十八军为兵团第二梯队，尔后与十六军一起参加解放成都战役。我军在11月10日前插入贵州境内，解放了三穗、镇远地区。
为了不使宋希濂集团有计划地撤退和有组织的抵抗，兵团命令各部排除万难，加速猛进，于11月15日解放了贵阳，建立贵州军区，随后相继成立各分区。贵阳的解放不仅粉碎了敌人“川湘黔边防线”，而且也将敌所谓大西南防线拦腰斩断，打破了白崇禧西撤云贵的企图。21日，刘、邓首长指示，迅速切断胡宗南及川黔诸敌之退路，乃是当前作战的关键。令我五兵团除留兵团直属机关大部及十七军于贵州进行城市接管、肃清残敌、维护交通外，十六军、十八军迅速占领毕节，尔后攻占赤水、宜宾、泸州一带，断敌退路。我兵团主力和三兵团十军分别向川南疾进，沿途粉碎了敌十九兵团抵抗，30日袭占叙永城，12月6日在古宋文昌宫地区歼敌三十四师残部3000余人。两军乘胜继续分别向宜宾、泸州方向前进，12月初，先后攻占纳溪、合江、自贡等地。16日，十六军攻占乐山；19日，在峨眉县西南之金口河俘敌川黔鄂绥署中将司令宋希濂。在整个进军过程中，我兵团主力克服了恶劣气候、道路泥泞、险山地形、大江阻隔和供应不足等各种困难，日夜兼程，历时百余天，行程7300余里，经过大小战斗50余次，以追击和多路迂回等战术共歼敌37366人，解放贵阳市及县城21座，完成了迂回四川、参加成都战役的任务。
在黔境内的我十七军沿湘黔公路西进，先后攻占波州、晃县、独山、惠水、安顺、镇宁，并在安顺西北马官屯地区歼敌二四九师1500余人。1949年12月下旬，根据刘、邓首长命令入滇支援作战，23日解放沾益，24日，在我压力之下，国民党陆军总部共2000余人投降，26日在陆良天生关地区，再歼敌4000余人。1950年1月上旬，我入川和入滇的十六、十七军部队回师贵州，执行剿匪任务。
在一年多肃清残匪的斗争中，我军所经过的道路十分艰苦、曲折、复杂，但在西南局的正确领导和地方干部的积极帮助下，依靠广大人民群众，通过全体指导员英勇奋战，共同努力，终于取得了胜利。
为何取得最后胜利
入黔作战和剿匪斗争之所以取得胜利，首先是党中央、毛主席和西南局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同志的正确领导，给我们明确规定了一套“军事清剿、政治攻势、发动群众三结合”的正确方针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宽严相结合的具体政策。当指示发生偏向时，及时地加以纠正和具体指导。另外，为配合我军解放贵州，开辟新区工作，建立和巩固地方政权，1949年底，党中央选派了一批贵州籍的老干部回到贵州工作，加强了贵州的领导力量。
其次是友邻地区和兄弟部队直接配合和援助。在入黔作战中，三兵团十军以高度的整体观念，主动配合，密切协同。兄弟部队一八六师、四十五师、三十一师等，远道千里来黔合围剿匪，进一步鼓舞了军民剿匪情绪，坚定了胜利信心。
第三，全體指导员和工作人员高度发扬了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以艰苦奋斗、忘我牺牲的精神，克服种种困难，坚决完成了各种艰苦任务。特别是在进军途中和剿匪过程中，常常得不到休息，有时吃不上饱饭，穿不上鞋子，同志们饿着肚子、打着赤脚在风雨中不分昼夜的穷追猛扑，坚决歼灭匪特，为人民除害。为了捕捉匪首，干部战士不惜踏遍千山，涉过万水，搜遍人迹罕到的峭壁丛林和瘴疠山区。战斗中，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不怕牺牲，献身革命的英雄人物。如在歼灭股匪曹绍华时，在紧急情况下，我一四〇团二连副班长肖国宝同志，单身突入匪阵，负伤后又击毙匪首，两次负伤，仍勇猛前进，最后不惜以血肉之躯扑到敌人机枪口，保证了后续部队的歼匪胜利。这种无比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正是人民军队不可战胜的力量主要源泉，也正是我们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第四，贵州地方党的各级领导和各族人民的热情支援和协助。我军入黔作战开始，部队所经过之地区，都是连绵不断的高山峻岭，交通不便，人烟稀少，且连日阴雨，道路泥泞，加之敌人在撤退时大肆破坏桥梁道路，到处烧杀抢劫，使我部队行动及供应补给遇到很大困难。但广大新区人民在地方党的领导下，积极为我军筹集粮草，送柴送菜，腾房子，修道路，维护交通，带路送信。道路泥泞时，他们用稻草铺路；天黑时，他们点亮火把照路，让大军胜利前进。在剿匪过程中，他们踊跃缴纳公粮，不分晴雨昼夜地带路，送情报，侦查匪情，带领部队捕捉匪首；冒全家生命的危险，救护伤病员，积极拿起武器同土匪斗争。正是这种军政、军民密切配合，我们才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来源：《当代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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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勇，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1913年生于湖南浏阳。192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49年2月任第二野战军五兵团司令员，挥师渡江，进军西南，解放贵州，并指挥了成都战役。1950年1月任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兼贵州军区司令员。历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司令员、志愿军第三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新疆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常委、副秘书长。是中共八届候补中央委员，十、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83年1月6日在北京逝世。
贵州的解放同西南各省情况一样，分为两个阶段：解放贵州建立革命政权阶段（从1949年6月至12月）；剿匪反霸、巩固新生革命政权阶段（从1950年1月初到1951年上半年）。
大军进军川黔
1949年秋，刘、邓首长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具体制定了川黔作战方案。
11月1日，我兵团（第二野战军五兵团）及三兵团十军，分别由湘西的邵阳和桃源地区出发，开始了进军川黔的作战行动。我兵团的作战部署是：十七军沿湘黔公路西进至晃县、玉屏，歼敌四十九军，夺取贵阳市，然后再进而解放贵州的南部和西南部地区；十六军向天柱、三穗、镇远、黄平进攻，尔后迅速沿湘黔公路前进，协同十七军解放贵阳等地。十八军为兵团第二梯队，尔后与十六军一起参加解放成都战役。我军在11月10日前插入贵州境内，解放了三穗、镇远地区。
为了不使宋希濂集团有计划地撤退和有组织的抵抗，兵团命令各部排除万难，加速猛进，于11月15日解放了贵阳，建立贵州军区，随后相继成立各分区。贵阳的解放不仅粉碎了敌人“川湘黔边防线”，而且也将敌所谓大西南防线拦腰斩断，打破了白崇禧西撤云贵的企图。21日，刘、邓首长指示，迅速切断胡宗南及川黔诸敌之退路，乃是当前作战的关键。令我五兵团除留兵团直属机关大部及十七军于贵州进行城市接管、肃清残敌、维护交通外，十六军、十八军迅速占领毕节，尔后攻占赤水、宜宾、泸州一带，断敌退路。我兵团主力和三兵团十军分别向川南疾进，沿途粉碎了敌十九兵团抵抗，30日袭占叙永城，12月6日在古宋文昌宫地区歼敌三十四师残部3000余人。两军乘胜继续分别向宜宾、泸州方向前进，12月初，先后攻占纳溪、合江、自贡等地。16日，十六军攻占乐山；19日，在峨眉县西南之金口河俘敌川黔鄂绥署中将司令宋希濂。在整个进军过程中，我兵团主力克服了恶劣气候、道路泥泞、险山地形、大江阻隔和供应不足等各种困难，日夜兼程，历时百余天，行程7300余里，经过大小战斗50余次，以追击和多路迂回等战术共歼敌37366人，解放贵阳市及县城21座，完成了迂回四川、参加成都战役的任务。
在黔境内的我十七军沿湘黔公路西进，先后攻占波州、晃县、独山、惠水、安顺、镇宁，并在安顺西北马官屯地区歼敌二四九师1500余人。1949年12月下旬，根据刘、邓首长命令入滇支援作战，23日解放沾益，24日，在我压力之下，国民党陆军总部共2000余人投降，26日在陆良天生关地区，再歼敌4000余人。1950年1月上旬，我入川和入滇的十六、十七军部队回师贵州，执行剿匪任务。
在一年多肃清残匪的斗争中，我军所经过的道路十分艰苦、曲折、复杂，但在西南局的正确领导和地方干部的积极帮助下，依靠广大人民群众，通过全体指导员英勇奋战，共同努力，终于取得了胜利。
为何取得最后胜利
入黔作战和剿匪斗争之所以取得胜利，首先是党中央、毛主席和西南局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同志的正确领导，给我们明确规定了一套“军事清剿、政治攻势、发动群众三结合”的正确方针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宽严相结合的具体政策。当指示发生偏向时，及时地加以纠正和具体指导。另外，为配合我军解放贵州，开辟新区工作，建立和巩固地方政权，1949年底，党中央选派了一批贵州籍的老干部回到贵州工作，加强了贵州的领导力量。
其次是友邻地区和兄弟部队直接配合和援助。在入黔作战中，三兵团十军以高度的整体观念，主动配合，密切协同。兄弟部队一八六师、四十五师、三十一师等，远道千里来黔合围剿匪，进一步鼓舞了军民剿匪情绪，坚定了胜利信心。
第三，全體指导员和工作人员高度发扬了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以艰苦奋斗、忘我牺牲的精神，克服种种困难，坚决完成了各种艰苦任务。特别是在进军途中和剿匪过程中，常常得不到休息，有时吃不上饱饭，穿不上鞋子，同志们饿着肚子、打着赤脚在风雨中不分昼夜的穷追猛扑，坚决歼灭匪特，为人民除害。为了捕捉匪首，干部战士不惜踏遍千山，涉过万水，搜遍人迹罕到的峭壁丛林和瘴疠山区。战斗中，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不怕牺牲，献身革命的英雄人物。如在歼灭股匪曹绍华时，在紧急情况下，我一四〇团二连副班长肖国宝同志，单身突入匪阵，负伤后又击毙匪首，两次负伤，仍勇猛前进，最后不惜以血肉之躯扑到敌人机枪口，保证了后续部队的歼匪胜利。这种无比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正是人民军队不可战胜的力量主要源泉，也正是我们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第四，贵州地方党的各级领导和各族人民的热情支援和协助。我军入黔作战开始，部队所经过之地区，都是连绵不断的高山峻岭，交通不便，人烟稀少，且连日阴雨，道路泥泞，加之敌人在撤退时大肆破坏桥梁道路，到处烧杀抢劫，使我部队行动及供应补给遇到很大困难。但广大新区人民在地方党的领导下，积极为我军筹集粮草，送柴送菜，腾房子，修道路，维护交通，带路送信。道路泥泞时，他们用稻草铺路；天黑时，他们点亮火把照路，让大军胜利前进。在剿匪过程中，他们踊跃缴纳公粮，不分晴雨昼夜地带路，送情报，侦查匪情，带领部队捕捉匪首；冒全家生命的危险，救护伤病员，积极拿起武器同土匪斗争。正是这种军政、军民密切配合，我们才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来源：《当代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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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勇，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1913年生于湖南浏阳。192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49年2月任第二野战军五兵团司令员，挥师渡江，进军西南，解放贵州，并指挥了成都战役。1950年1月任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兼贵州军区司令员。历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司令员、志愿军第三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新疆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常委、副秘书长。是中共八届候补中央委员，十、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83年1月6日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