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主席访问美国之前。中美达成逾162亿美元单次最大采购协议，其中46亿美元用来购买80架波音民用飞机，其他的则包括机电、软件等。这无疑是中国经济实力雄厚的标志。
　　然而，作为不发达国家的中国和作为发达国家的美国之间的这种贸易，究竟会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什么样的长远影响？
　　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缪尔达尔在他的《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一书中，曾经提出过一条非常富有创见的“循环累积因果原理”，当他将这一原理运用到国际贸易领域时，他发现：西方经济学一贯宣扬的自由贸易原理，实际上只有在双方工业化水平大致相等的条件下，才是彼此互利的可行原理，否则就会加剧两国利益的不平衡，使富国和穷国的发展分别出现上升的“扩展效应”和下降的“回荡效应”。
　　缪尔达尔是这样解释的：发达国家先进工业品的出口将使其工业进一步得到提升，劳动力从农业及其他低端的工业部门流向高端的工业部门，并且由于对技术人员的需求增加，教育随之提高，文化也进一步发展，反过来更促进了经济、社会的进步，产生“扩展效应”。但对于不发达国家来说，进口先进工业品的结果，将使本国相对应的工业生产部门因为无力与之竞争而衰落，对技术人员的需求减少，大部分国民的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都无法得到提高，文化也随之落后，反过来又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回荡效应”。
　　以回荡效应分析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现实。例如现在大学生就业难让社会各界都很头疼，一般分析都将其归咎于大学扩招和课程设置不适应社会需要。但这两种解释都不能令人满意，因为中国大学生占总人口的比例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何况中国的经济还正处于高速发展的过程当中。如果用“回荡效应”来解释，可能比较贴切一点：大学生就业难正是中国高端工业部门较为衰落的结果。
　　缪尔达尔对不发达国家提出的摆脱“回荡效应”的建议是：“穷国必须独立策划自己的发展道路，不能简单地模仿富国”，“对外采取保护贸易政策，然后制定经济计划，以干预市场活动，促进社会累积过程的上升运动”。
　　就飞机制造这类重工业来讲，其运转和升级的主要阻力，首先来自西方重工业体系的压力。作为一个后发的工业化国家，中国虽然可能通过明确的发展路线和集中资源的方式迅速建立重工业体系，但由于先天不足，建立重工业体系并不等于解决了所有问题。即便重工业体系已经开始正常运转，能够为轻工业和农业提供资源，由于它因新生而不稳固的地位和相对较差的水平，不得不应对来自内外各方面的挑战，稍有不慎就会丢掉来之不易的希望。
　　在这场工业化的竞赛中，先行出发的西方重工业体系领先了数百年，无论是生产规模、精度、灵活程度都远远超过后发国家。西方可以用更少的资源和人力成本制造出比后发国家更先进、质量更好的产品。更何况西方国家早就通过投资、军事占领、政治扶持等手段控制了许多资源富矿，资源采集成本要低得多。如果这时候解除贸易保护，商业和轻工业自然会选择向更发达的重工业体系获得物资。鉴于重工业体系最终还是要通过向传统产业部分输出工业物资来换取资源、人力，检验自身的发展方向，一旦传统产业部分有机会用同样的人力和资源交换到更多更好的物资，本国的重工业体系也就死期不远了。
　　这种压力在国际上体现在西方要求开放市场的压力，在国内体现为那些要求与西方重工业体系相结合，进行看起来更“合算”的贸易的轻工业商业集团为实现自由贸易而做的努力。具体到个人，则体现为西方重工业体系可以用更高的薪水和发展前景挖走第三世界国家的全部工业化人才。
　　落后的重工业体系无法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与先进的对手进行竞争，除非前者努力发展，缩小与后者的差距，才有可能改变不利的局面。但在落后国家的重工业体系不断升级追赶的过程中，在经济上遇到的阻力往往越来越大。
　　事实上，西方要求开放市场的理由往往正是由落后国家的工业化努力所制造并加强的。这听起来很荒谬，但确实是曾经发生过的事实。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象中国这样的人口和资源大国脱离西方中心体系后，其余国家所能提供的人力和资源相对过剩的现象也有了很大改观。甚至为了保证不再有国家继续脱离西方体系，西方还可能会在工业物资和技术的价格上向某些位于对抗前线的“边缘国家”倾斜照顾。这种现象也使西方的霸权看起来更加“温柔”，往往会成为买办集团主张贸易自由的论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