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理想主义、法理主义一直是植根于美国外交实践的三大思想传统。早在几十年之前 ,美国著名的外交史学家、“遏制理论之父”乔治·凯南在其被称为“冷战圣经”的《美国外交 190 0— 195 0》一书中曾说 ,“根深蒂固、无所不在的道德主义与法治主义的观念曾一再阻碍了对国家利益的明确界定与有效追求” ,并倡导“从现实主义中寻找更理性、更沉思熟虑的国际政治观点”。①可见在美国外交史上早就存在着现实主义、理想主义与法理主义这三大思想传统的对立与协调。以此观察冷战后美国的对华政策不难发现 ,“以压促变”也好、“全面接触”也罢 ,美国的对华政策始终在这三大思想传统之间摇摆。然而 ,由于时代的发展以及国际政治现实的变化 ,美国对外政策的这几大思想传统及其在对华政策上的表现又有与以往不同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