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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士”就是隐居不仕之士，即有才能、有学问、能够做官而不去做官也不做此努力的人，才叫“隐士”。《南史·隐逸》谓其“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风云以为气”。因而“隐士”不是一般的人。而陶渊明就是这样一位高洁的隐士，在东晋这样一个血雨腥风的年代里，选择了出世归隐的生活，躬耕自资，放射出独特的精神之光。
《桃花源记》作于晋亡之后，是陶渊明晚年的作品。该文的出现绝不是偶然，他是作者在经历了三仕三隐的人生之旅后，作者思想情结的一次升华与总结，是作者在实现归隐后构筑自己精神家园的一次尝试，是作者到达的最后一个人生驿站。
众所周知，陶渊明归隐之后的生活并不十分平静，尽管他抱着安贫乐道、躬耕自资的理想，在归隐之初他曾经感到重返自然的欣慰，但是现实生活毕竟是无情的、残酷的。他自述其托身草庐“炎火屡焚如”，不止一次遭遇火灾，最后一场大火竟造成“一宅无遗宇，舫舟萌门前”，火灾之后，隐处片瓦不留，他不得不在船上栖身。其晚年生活更是贫困交加。我们可以想象像陶渊明这样一位古代知识分子式的农民，物质上的贫困带给他的不仅仅是物质生活上的痛苦，还有一种超越物质之上的思想、精神的痛苦。他始终无法摆脱自己身为知识分子的背景，隐居田园之后的生活并不是作者想象的那么美好。这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使他产生了强烈的不满，他渴望得到精神上的满足。陶渊明正是在这种肉体与精神的双重磨砺下，形成了他自己的精神家园——桃花源。
桃花源是他的生活理想，他是这样描绘他的“乌托邦”的：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这里“芳草鲜美，落英缤纷”，这里有“良田、美池、桑竹”，这里还“土地平旷，屋舍俨然”，人们生活幸福、怡然自乐，没有烦恼，以致“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这是一个没有痛苦与忧愁的社会，是作者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是陶渊明对来世幸福世界的一种企盼。当时东晋的普遍风气是鄙视劳动生产者，东晋的主要阶层是来自中原地区及逃亡过江的一批显贵人物，以及江东一些大贵族，作为富人，在封建时代里，是存有贫富贵贱之分的，但没有哪个时代像东晋南朝那样那么强烈地鄙薄生产劳动。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涉务》中说，当时的士人“未尝目观起一拔土，耕一株苗，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保俸禄之资，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劳役之勤，故难可以应世经务也”。东晋士大夫崇尚玄学，他们怠于政事，务于玄学，鼓励文士追求高雅旷达闲适精神境界时，也使他们与现实生活发生疏离，为达个人闲适而不事俗务，导致社会责任感减弱，他们以不事俗务来标榜自己的清高。而陶渊明作为一位不富有的人，鄙薄功名利禄，厌恶官场，不与黑暗同流合污，把劳动生活和农村生活作为自己追求的一种恬静平淡生活，他爱劳动，也热爱劳动人民。在陶渊明看来，他真正的理想之国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劳动并非只是解决温饱问题，还是一种劳动娱乐。在这种愉悦的劳动氛围中，“黄发垂髫，怡然自乐”，实现“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的大同社会。在这里没有压迫剥削，一切都顺其自然。
陶渊明的伟大不仅在于想象出这样一个乌托邦式的“桃花源”，更重要的是在桃花源的幻影中，他对个人价值的认识得到了拓展。在诗人看来，桃花源的幸福来源于共同劳动，人人和睦相处，这与儒家思想的“穷则独善其身”是有差别的。而儒家宣扬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似乎离他越来越远。如果说在《癸卯岁始春怀田古舍》其二中还高唱“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那么在《丙辰岁八月中午下馈田舍获》中已认识到“贫居依稼穑”：“遥谢荷蓧翁，聊得从君栖。”愿与曾经讽刺孔子的荷蓧丈人为友，抨击“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寄生者，从而认识到个体劳动的重要。这是陶渊明个人价值认识的飞跃。但这样一个男耕女织、自给自足、返璞归真、与世隔绝、安定和平的大同世界，最终却拒绝外界的进入，“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这种思想源于道家消极避世的处世精神，也是与当时统治阶级不合作的思想表现，更是一种对黑暗现实采取的批判方式。
陶渊明生处乱世之秋，心中希望天下太平和国家富强，但是在现实中无法如愿以偿。只好勾勒出这样的一个美丽的桃花源来抒发内心理想的生活憧憬，从而得到心灵的解脱，也带给我们很多温馨的回味与感悟。■
参考文献：
1.遂钦立校注.陶渊明集.
2.颜氏家训.
《桃花源记》作于晋亡之后，是陶渊明晚年的作品。该文的出现绝不是偶然，他是作者在经历了三仕三隐的人生之旅后，作者思想情结的一次升华与总结，是作者在实现归隐后构筑自己精神家园的一次尝试，是作者到达的最后一个人生驿站。
众所周知，陶渊明归隐之后的生活并不十分平静，尽管他抱着安贫乐道、躬耕自资的理想，在归隐之初他曾经感到重返自然的欣慰，但是现实生活毕竟是无情的、残酷的。他自述其托身草庐“炎火屡焚如”，不止一次遭遇火灾，最后一场大火竟造成“一宅无遗宇，舫舟萌门前”，火灾之后，隐处片瓦不留，他不得不在船上栖身。其晚年生活更是贫困交加。我们可以想象像陶渊明这样一位古代知识分子式的农民，物质上的贫困带给他的不仅仅是物质生活上的痛苦，还有一种超越物质之上的思想、精神的痛苦。他始终无法摆脱自己身为知识分子的背景，隐居田园之后的生活并不是作者想象的那么美好。这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使他产生了强烈的不满，他渴望得到精神上的满足。陶渊明正是在这种肉体与精神的双重磨砺下，形成了他自己的精神家园——桃花源。
桃花源是他的生活理想，他是这样描绘他的“乌托邦”的：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这里“芳草鲜美，落英缤纷”，这里有“良田、美池、桑竹”，这里还“土地平旷，屋舍俨然”，人们生活幸福、怡然自乐，没有烦恼，以致“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这是一个没有痛苦与忧愁的社会，是作者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是陶渊明对来世幸福世界的一种企盼。当时东晋的普遍风气是鄙视劳动生产者，东晋的主要阶层是来自中原地区及逃亡过江的一批显贵人物，以及江东一些大贵族，作为富人，在封建时代里，是存有贫富贵贱之分的，但没有哪个时代像东晋南朝那样那么强烈地鄙薄生产劳动。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涉务》中说，当时的士人“未尝目观起一拔土，耕一株苗，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保俸禄之资，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劳役之勤，故难可以应世经务也”。东晋士大夫崇尚玄学，他们怠于政事，务于玄学，鼓励文士追求高雅旷达闲适精神境界时，也使他们与现实生活发生疏离，为达个人闲适而不事俗务，导致社会责任感减弱，他们以不事俗务来标榜自己的清高。而陶渊明作为一位不富有的人，鄙薄功名利禄，厌恶官场，不与黑暗同流合污，把劳动生活和农村生活作为自己追求的一种恬静平淡生活，他爱劳动，也热爱劳动人民。在陶渊明看来，他真正的理想之国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劳动并非只是解决温饱问题，还是一种劳动娱乐。在这种愉悦的劳动氛围中，“黄发垂髫，怡然自乐”，实现“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的大同社会。在这里没有压迫剥削，一切都顺其自然。
陶渊明的伟大不仅在于想象出这样一个乌托邦式的“桃花源”，更重要的是在桃花源的幻影中，他对个人价值的认识得到了拓展。在诗人看来，桃花源的幸福来源于共同劳动，人人和睦相处，这与儒家思想的“穷则独善其身”是有差别的。而儒家宣扬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似乎离他越来越远。如果说在《癸卯岁始春怀田古舍》其二中还高唱“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那么在《丙辰岁八月中午下馈田舍获》中已认识到“贫居依稼穑”：“遥谢荷蓧翁，聊得从君栖。”愿与曾经讽刺孔子的荷蓧丈人为友，抨击“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寄生者，从而认识到个体劳动的重要。这是陶渊明个人价值认识的飞跃。但这样一个男耕女织、自给自足、返璞归真、与世隔绝、安定和平的大同世界，最终却拒绝外界的进入，“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这种思想源于道家消极避世的处世精神，也是与当时统治阶级不合作的思想表现，更是一种对黑暗现实采取的批判方式。
陶渊明生处乱世之秋，心中希望天下太平和国家富强，但是在现实中无法如愿以偿。只好勾勒出这样的一个美丽的桃花源来抒发内心理想的生活憧憬，从而得到心灵的解脱，也带给我们很多温馨的回味与感悟。■
参考文献：
1.遂钦立校注.陶渊明集.
2.颜氏家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