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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末到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是一个多重“能指”的城市母体。由于西方帝国列强与清政府所缔结的各个不平等条约，导致租借林立，使得上海成为列强在中国势力冲突的集中交汇地。在这个场域，中国成为西方视域中的“东方”，变成了“权利与欲望”的客体。中国政府的管控力，在上海处于“在场的缺席”。清政府拥有主权但是无法行使权力，上海成为中国国境之内的一块“无主之地”。“租界”的暧昧身份使得“国体”无法与上海这座城市相连接，胡雪桦的新作《上海王》就在这个复杂、含混的城市母体框架中，用女性的身体空间去凝滞“城市空间”的表达，从而拒绝了以往以男性为主体叙述架构的电影呈现，进而在电影镜像中重塑“失语的”情欲主体。《上海王》中，“上海”这座城市的身份是基于东西方的政治经济差距被“强加赋予”的，而电影文本中主角筱月桂的女性主体意识也是在父权社会的夹缝中，伴随着父系“权力”与经济社会不断地合谋而蜕变的，同时她的个体生命经验与族群记忆逐步建构了其多元化的身份版图。
“不论是个人记忆、集体记忆还是社会记忆，均不同程度地具有建构身份的重要作用，甚至可以说，建构身份是记忆存在的最本质特征之一。”[1]《上海王》中，通过影像对父权社会建构的城市与女性个体生命经验的缔结式呈现，在两个场域对性别议题进行建设性批判式的解构。女性“个体”置身于 “宏大历史叙事”背景中的呈现模式，逐步建构了胡雪桦新作中的女性美学，电影重构女性主体意识的生成语境，以抵抗父权话语隐蔽的“规训”，重新考察女性的身体地理空间与性别政治。本文试图以电影符码对现实场域的女性主体重塑与自我命名作堂吉诃德之争。
一、 城市空间的阴性书写
《上海王》中的故事情节，发生在中国时代更迭的暧昧时期。上海满布租界的“殖民”环境，使得性别议题伴随着“国体异化”的城市环境，更加紧张与尖锐。“殖民”一方面带来了“国体”与“民族性”的阵痛，使得统一性的国家面临政治上的切割与分裂，同时也制造了一个开放、外向、异化的空间，社会中沉积的矛盾不断地在这个法律道德沦陷的灰色地带整合。“西方将东方文化形象在西方的镜像中朦胧化、变形化，居高临下把东方文化的异质性解读为‘神秘、花哨、野蛮、愚昧、落后、肮脏、惫懒、迷信’的畸变形象，这样西方在镜像中凝视着沉默的异质的‘他者’，这是一种文化优越性的凝视，凝视也就是一种无声的话语和压抑，是一种权力摄控的象征。”[2]这种复杂的社会潜抑力使得上海在中国特殊的历史时期，逐渐变成了一个复杂、多元的母体空间，衍生出开放并且包容的文化地理空间，成为了女性突破父权意识形态下的单一“家/国”主义的重要场域。
然而，城市空间本身就是由父权社会建构的文明样本，它包含着“改造”与“规划”的理性文明。上海的城市空间，伴随着清政府的不平等条约，开启了别样的母体改造历程。各个国家的租借地“寄生”在中国的疆界内，“无政府”状态下的漕运海外贸易所得利益分红的冗杂性滋生了地域性的“黑帮文化”，同时新的思想不断在这个场域中交汇。伴随着清政府的衰败、国民革命的兴起、日本侵华与解放战争，上海由于“租借地”的暧昧身份，成为了在一片战乱土地上政治安全的“孤岛”。父系权威的暴力神话无法在此场域上演，上海逐渐变成了一个空洞的能指。“上海王”也就成为“无冕之王”。从中不难窥见胡雪桦对于女性主体塑造的空间策略——希望打破父权空间的闭塞性，解除现有的性别束缚，从而自下而上的确立女性的自觉性和主体性。
《上海王》中，城市空间场域中充满了紧张的二元对立。筱月桂是一名由乡村到城市的移民，并且她的身份在國族历史记忆的重塑中找到了契合。电影以筱月桂的生命历程暗喻“东方”被“西方”文明化的不可抗拒，也暗喻当时中国在世界之林的飘摇位置。妓院是改变筱月桂命运的场所。毫无疑问，妓院是父权制度下，男性宣誓“性主动”地位的场所，它是父权社会所建构的道德伦理的灰色地带。妓院中所呈现的性别压迫，一直以来都被归位于私人领域，很少被批判与呈现，因此性别压迫在此场域就变成了“明白的暧昧”。虽然“妓院”中的女性形象与贫贱、淫荡、私通等消极的生命经验相连接，但是她们却一直践行“庶民的发声”。电影中的女性形象与上海——这座城市气息相呼应，而筱月桂身份上的蜕变，将性别议题呈现于影像间，引发关注。
作为个人主体意识的据点，身体空间同样是一个含混的场域，它是由“自然”与“社会”共同建构的。筱月桂的身体与城市的经济关系相连接，伴随着“交换”关系不断演变。筱月桂迫于经济关系被卖到妓院，她的第一位情人是常力雄，他可以视为筱月桂的父亲代理人。这种“恋父情结”源于其年幼生命经验中“父亲角色”的缺失，同时也与她贫苦的经济地位相关联。筱月桂与黄佩玉的关系，也是基于戏班“财政亏空”的窘境。筱月桂的“身体”一直与“欲望/消费”紧密相连。最后，筱月桂身份发生变化，她经营着银行，掌握着操控洪门的“权力”，这一切都寓言着“身体/城市”的复杂关系，暗示着“母体/空间”的自觉。
《上海王》中，充满了对“乡/城”“女性/男性”“私人领域/公共领域”等暧昧对立关系的表述。生活在乡下的筱月桂来到上海后，生命历程发生了转折，“名字/身份”也随之改变，其自我意识与多重主体性伴随自身“身体记忆”逐渐明晰。电影中，一方面将女性的身体——城市空间（上海）打造成充满情欲的、可变的、流动的、殖民的异质空间。另外一方面，也将筱月桂从被动选择到自主决定的“感官书写”的女性情欲予以呈现。这种策略，规避了以往宏大叙事下“国/族”历史记忆与女性个体性别书写的矛盾与吊诡。以“去中心化”的表现方式，多层次地构筑了筱月桂以及那个时代女性的“个人/集体的记忆”，将那些幽密、暧昧的“女性情谊”展现在影像场域的身体镜像中，从而不断消解着“逻各斯中心主义”。电影中，这些女性的身体镜像暴露在妓院、码头等男性所主导的公共领域，而不是在闺阁中等待被“发现”与“凝视”。女性的主体性随着身体记忆经验的累积不断地重塑。“身体/城市”两个场域，伴随着性别的双线叙事文本的发展不断演变。 二、“家/国”建构中女性身份流变
“父职”与“母职”共同支撑着父权家长制度下的家庭关系。家庭作为“去性别化”的隐蔽堡垒，从女性一出生开始就决定其“宿命”式的“家庭命运”。“家庭”被父权社会描绘成女性的“乌托邦”，但实质上仍是男性对女性“规训”的场所。“父亲”与“母亲”在家庭中就是一对相互关系的共生性权力建构，它们共同支撑着父权制家庭的权力运作模式。父权建构下的国体复制着家庭的权力建构，法律、制度上的保障更加稳固了异性恋婚姻制度，“菲勒斯中心主义”笼罩着每一寸土地与天空。基于“家庭”中的权力运作模式的隐蔽与强大，很多女性主义者认为突破“家庭”的藩篱是女性寻求自身主体性的关键。
筱月桂的家庭构建中“父亲的缺席/失语”与“母职的失能/失职”，映射出父系社会建构的崩塌，筱月桂幼年失去父母，舅母将其卖给了上海的“一品楼”老板娘新黛玉，她的生存经验是靠新黛玉这一“代替母亲”与社会母亲（social mother）传授的，女性间基于“认同”的关系替代了基于“血缘”上的亲缘关系。新黛玉同时也照拂了筱月桂的女儿常荔荔，这样的角色设置颠覆了以往题材中妓院“老鸨”脸谱式的刻画，反抗着世俗社会的单一界定，延展“女性情谊”的表现范围，从而使之不被任何框架所归类。新黛玉与筱月桂之间“母女/情敌/姐妹”的多重关系，是主体认同下的“姐妹情谊”与“母女情谊”的多种形态。这种对于“母职”的重述，斩断了单纯依靠父系血缘来维系的伦理“母职”，解放了父系认知中对女性的“伦理”绑架，在父权伦理空间的罅隙中，为女性自觉在母体上争取生存空间。
“家”对于筱月桂而言一直都没有存在过，这凸显出她离散的身份、流动的欲望。她的家庭关系被宿命式的复制到自己的女儿身上。常荔荔出生后，筱月桂为了她能过更好的生活，就将其寄送给了新黛玉，常荔荔10岁的时候被送到国外开始了留学的生活。筱月桂与常荔荔在情感关系上，“母女/情敌”身份的书写，亦是颠覆对传统的“母职”认知，祛除父权伦理制度下的道德围困，将女性的复杂情感以“伦理/欲望”进行解剖式的展现。“母职”再也不是父权社会下所描述的绝对“权利与义务”的先验存在，而是基于“女性情谊”的一种言说与行动。“母职”基于情感的流动性建构出女性不断嬗变的“身份”，破除了父权社会“女人生来就要成为母亲”的迷思，“母职”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实现。电影的这种改编策略，为女性多重主体的动态身份建构提供了某种可能。
父亲所代表的父权，几千年“涵化”着所有的社会建构，筱月桂生来就未见过自己的父亲，对于“父亲”的完全规避，暗示着父权的分崩离析。女性离开父权家长制中父亲的“规训”，寻求自身主体性的自觉，开始探求自己主体性表达的策略。她与常力雄的感情模式更像是“恋父情结”，这种依恋是基于她童年“无父”的经历。在常力雄的照顾下，她依然可以安然的生活在私人领域，但是在常力雄遇害后，她不得不再次进入公共领域。“‘失父/寻夫’的结构自然地转入了对女性自我认同角色的解析，‘父亲/丈夫（情人）’必然会召唤出‘母亲/自我’。‘失父/寻父’的认同结构就此一变为四：‘父亲/丈夫（情人）’‘母亲/自我’‘夫/妇’‘父母辈/子女辈’，它们之间自如的转换和组合，超越了单纯的俄狄浦斯情结和埃勒克特拉情结。”[3]筱月桂的主体认同势必伴随个人记忆与两性关系而建构的，父亲的概念完成了去伦理学的界定，成为其超越社会血缘关系的情感认知。
筱月桂经历了与三代上海王的感情生活，她刚开始与常力雄的情感，帮助其走出“妓院”的藩篱，逃脱出这个灰色的“私人领域”，从而获得自己独立的生存空间。她在走进“公共领域”后，就逐渐在自身主体的认同中，开始蜕变成为一个自主权利的中心体。常力雄死后，她迫于生计，开始经营戏班，发展了申曲，并且经过黄佩玉的扶持，使得申曲得以正名，从此名扬上海滩，在另外一个维度，也使得女性完成了保护文化命脉的任务。在洪门遇到财政危机后，为了保持洪门的正常运行，她变卖了一切资产，开设银行，解决了洪门的财政危机，从一个躲在男人身后的女人，逐渐走到男性所控制的“公共领域”，成为了新一代的上海王。电影中，筱月桂在空间中的突围，拒接了接受“内向、稳定”的私人领域，积极地寻求策略性的与父权“对话”，谋求交流与认同，这种空间与策略的转向，是女性打破父权围困的必经之路。而父权的概念扩展到上海的城市空间，“上海王”就代表着父系的集权。几代洪门“上海王”伴随着“死亡”完成了权力的更迭，而筱月桂从父权的缝隙与更迭中，用自身的生命经验诠释上海权力的争夺，母体化的身体记忆承载了城市“空间/权力”变迁的镜像。
三、 “身体记忆”与“情欲”叙事
基于社会持续运行与人类种族繁衍的需要，父系社会中女性的“身体”千百年被寓言成空间化的、可生化的，同时也是性别“凝视”的对象。女性的“身体”一直都与“女性主体”之间呈现出分离状态。“裹小脚”是父权社会制造的畸形审美观与性别压迫的产物，它建构在男性对于女性的性别歧视之上，从而造成女性心理与生理的双重伤害。筱月桂的“大脚”暗示着未被“规训”的身体，同时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身体”，筱月桂才会被常力雄“发现”。同时“大脚”也是自然状态下的女体。筱月桂的身体同样也伴有“伤痕”经验，舅母虐待的鞭痕、为常力雄挡枪的伤痕，这些“创伤记忆”在身体上留下印记，构成了筱月桂真正意义的身体，同时也铭记着“父系暴力寓言”，抵制着“遗忘”。然而，筱月桂最后成为了“上海王”，身体的回归冲破父权制度的“规训”，完整的、自然主义的身体取代了父权社会中畸形审美的身体，电影的这种呈现策略逐步构筑女性的自觉意识以及多重主体的重建。
电影在对筱月桂与常力雄的情欲场面的呈现中，她的身体不再是“物化”的客体，而是积极能动的“主體”，影片中的身体呈现，不再是为了满足男性的“窥淫癖”，而对女性身体进行“奇观式”的展现，而是筱月桂主体欲望的“告白”。这种“去情欲化”的展现，使筱月桂在密不通风的父权社会的“铁屋子牢笼”中，生成了一个安全稳定的个人空间，个体意识得以保护与发展。 筱月桂由妓院中的端茶侍女，最后蜕变成名震上海的黑帮大佬，她所呈现出来的女性身体，时刻展现出一种能动的、开放式的越界流动想象。她超越了以往父权认知中对于“女性气质”的“刻板印象”。伴随着生命经验的积累，身入公共领域的筱月桂逐渐兼具了“男性气质”，从而具备了“雌雄同体”的性别气质。这对筱月桂个人多重主体的重塑与自我命名有着重要的意义。一方面，是因为筱月桂的身体伴随着权力的介入，产生了适应社会“一致性”的身体镜像风格，并且这种融合了“男性气质”的身体镜像，抵制社会上对于女性“虚伪而羸弱”的固有偏见。另外一方面，“雌雄同体”的性别气质也是女性在父权制度与消费社会的合谋下，拒绝“他者”的编码，承认自我时间与空间，以性别之大纛释“差异化平等”的必经之路。
电影《上海王》将女性“爱与欲望”的复杂性予以影像呈现，从筱月桂与常力雄、黄佩玉、余其扬的情感书写上，可以看出“身体”既可以是女性情欲享受的主体，也是对父权祛魅的武器。筱月桂在情感成长的历程中，逐步建构自己流动的、多重的主体性。筱月桂的“情欲性”表达也是影片中重建女性主体性的重要策略，筱月桂的“情欲”是多重面向的。一方面，伴随着常力雄对她的“情欲”启蒙，她开始了自己情感经验的认知，在得知黄佩玉是杀死常力雄的凶手后，她以“情欲”化身利剑，完成复仇计划。面对与自己女儿在“情欲”上的伦理纠葛，她自己有果断的选择。筱月桂通过自己的身体经验重写女性空间的秘辛，消融固有的“公共/私人空间”的界限，努力逃脱被社会性别政治“规训”与“安排”的命运，打破女性一定要安守在私人领域的迷思。可见，性别权力建构会作用于社会空间秩序的重置，同时空间的秩序也会反作用于个人性别主体的策略性表达。
结语
电影《上海王》将女性的身体记忆、生活经验与城市空间意象杂糅于电影镜像之间。依靠“阴性书写”展现了女性“身体”与“城市空间”的内在互动，从而跳出以男性为“国家/城市”叙述者的模型化叙事，将叙述者“凝置/转移”为女性宗族，以“雌雄同体”的女性性别书写，交织勾勒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性别越界的上海“神话”。女性在父权笼罩的空间内，不断地迁移漂泊中，寻求不同形式的“抵抗”。
“女性在‘社会性别议程’的完善中不断获得自身的解放，又伴随着消费主义和父权制度的‘暧昧’发展无限式微。”[4]筱月桂的个人生命经验、身体欲望以及女性情谊，不断地在父权社会所建构的“象征系统”边缘徘徊，并且渐渐使自己走出父权价值观下性别权利的“二元论迷宫”，消弭着性别权利建构中“离散/模糊”身份认同与性别认同，松动了父权制度，促使女性在时代更迭的社会建构中，自身主体性发生内省的蜕变。同时作为电影镜像，与现实中的女性镜像相呼应，关怀女性基于“差異性”的平等，完成女性真正生存意义的重访与生命意义的巡礼。
参考文献：
[1]邵卉芳.记忆论：民俗学研究的重要方法[J].云南社会科学，2014（6）：83-88.
[2]刘莉.族群政治、性别政治和阶级政治的三维空间——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视角简析[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3）：110-115.
[3]陈舒劼.虹影小说的“变”与“常”——结构及其演绎[J].华文文学，2015（2）：88-94.
[4]金明.身体·记忆·认同——女性主义视阈下多重主体的重塑与自我命名[J].文艺评论，2017（1）：45-50.
“不论是个人记忆、集体记忆还是社会记忆，均不同程度地具有建构身份的重要作用，甚至可以说，建构身份是记忆存在的最本质特征之一。”[1]《上海王》中，通过影像对父权社会建构的城市与女性个体生命经验的缔结式呈现，在两个场域对性别议题进行建设性批判式的解构。女性“个体”置身于 “宏大历史叙事”背景中的呈现模式，逐步建构了胡雪桦新作中的女性美学，电影重构女性主体意识的生成语境，以抵抗父权话语隐蔽的“规训”，重新考察女性的身体地理空间与性别政治。本文试图以电影符码对现实场域的女性主体重塑与自我命名作堂吉诃德之争。
一、 城市空间的阴性书写
《上海王》中的故事情节，发生在中国时代更迭的暧昧时期。上海满布租界的“殖民”环境，使得性别议题伴随着“国体异化”的城市环境，更加紧张与尖锐。“殖民”一方面带来了“国体”与“民族性”的阵痛，使得统一性的国家面临政治上的切割与分裂，同时也制造了一个开放、外向、异化的空间，社会中沉积的矛盾不断地在这个法律道德沦陷的灰色地带整合。“西方将东方文化形象在西方的镜像中朦胧化、变形化，居高临下把东方文化的异质性解读为‘神秘、花哨、野蛮、愚昧、落后、肮脏、惫懒、迷信’的畸变形象，这样西方在镜像中凝视着沉默的异质的‘他者’，这是一种文化优越性的凝视，凝视也就是一种无声的话语和压抑，是一种权力摄控的象征。”[2]这种复杂的社会潜抑力使得上海在中国特殊的历史时期，逐渐变成了一个复杂、多元的母体空间，衍生出开放并且包容的文化地理空间，成为了女性突破父权意识形态下的单一“家/国”主义的重要场域。
然而，城市空间本身就是由父权社会建构的文明样本，它包含着“改造”与“规划”的理性文明。上海的城市空间，伴随着清政府的不平等条约，开启了别样的母体改造历程。各个国家的租借地“寄生”在中国的疆界内，“无政府”状态下的漕运海外贸易所得利益分红的冗杂性滋生了地域性的“黑帮文化”，同时新的思想不断在这个场域中交汇。伴随着清政府的衰败、国民革命的兴起、日本侵华与解放战争，上海由于“租借地”的暧昧身份，成为了在一片战乱土地上政治安全的“孤岛”。父系权威的暴力神话无法在此场域上演，上海逐渐变成了一个空洞的能指。“上海王”也就成为“无冕之王”。从中不难窥见胡雪桦对于女性主体塑造的空间策略——希望打破父权空间的闭塞性，解除现有的性别束缚，从而自下而上的确立女性的自觉性和主体性。
《上海王》中，城市空间场域中充满了紧张的二元对立。筱月桂是一名由乡村到城市的移民，并且她的身份在國族历史记忆的重塑中找到了契合。电影以筱月桂的生命历程暗喻“东方”被“西方”文明化的不可抗拒，也暗喻当时中国在世界之林的飘摇位置。妓院是改变筱月桂命运的场所。毫无疑问，妓院是父权制度下，男性宣誓“性主动”地位的场所，它是父权社会所建构的道德伦理的灰色地带。妓院中所呈现的性别压迫，一直以来都被归位于私人领域，很少被批判与呈现，因此性别压迫在此场域就变成了“明白的暧昧”。虽然“妓院”中的女性形象与贫贱、淫荡、私通等消极的生命经验相连接，但是她们却一直践行“庶民的发声”。电影中的女性形象与上海——这座城市气息相呼应，而筱月桂身份上的蜕变，将性别议题呈现于影像间，引发关注。
作为个人主体意识的据点，身体空间同样是一个含混的场域，它是由“自然”与“社会”共同建构的。筱月桂的身体与城市的经济关系相连接，伴随着“交换”关系不断演变。筱月桂迫于经济关系被卖到妓院，她的第一位情人是常力雄，他可以视为筱月桂的父亲代理人。这种“恋父情结”源于其年幼生命经验中“父亲角色”的缺失，同时也与她贫苦的经济地位相关联。筱月桂与黄佩玉的关系，也是基于戏班“财政亏空”的窘境。筱月桂的“身体”一直与“欲望/消费”紧密相连。最后，筱月桂身份发生变化，她经营着银行，掌握着操控洪门的“权力”，这一切都寓言着“身体/城市”的复杂关系，暗示着“母体/空间”的自觉。
《上海王》中，充满了对“乡/城”“女性/男性”“私人领域/公共领域”等暧昧对立关系的表述。生活在乡下的筱月桂来到上海后，生命历程发生了转折，“名字/身份”也随之改变，其自我意识与多重主体性伴随自身“身体记忆”逐渐明晰。电影中，一方面将女性的身体——城市空间（上海）打造成充满情欲的、可变的、流动的、殖民的异质空间。另外一方面，也将筱月桂从被动选择到自主决定的“感官书写”的女性情欲予以呈现。这种策略，规避了以往宏大叙事下“国/族”历史记忆与女性个体性别书写的矛盾与吊诡。以“去中心化”的表现方式，多层次地构筑了筱月桂以及那个时代女性的“个人/集体的记忆”，将那些幽密、暧昧的“女性情谊”展现在影像场域的身体镜像中，从而不断消解着“逻各斯中心主义”。电影中，这些女性的身体镜像暴露在妓院、码头等男性所主导的公共领域，而不是在闺阁中等待被“发现”与“凝视”。女性的主体性随着身体记忆经验的累积不断地重塑。“身体/城市”两个场域，伴随着性别的双线叙事文本的发展不断演变。 二、“家/国”建构中女性身份流变
“父职”与“母职”共同支撑着父权家长制度下的家庭关系。家庭作为“去性别化”的隐蔽堡垒，从女性一出生开始就决定其“宿命”式的“家庭命运”。“家庭”被父权社会描绘成女性的“乌托邦”，但实质上仍是男性对女性“规训”的场所。“父亲”与“母亲”在家庭中就是一对相互关系的共生性权力建构，它们共同支撑着父权制家庭的权力运作模式。父权建构下的国体复制着家庭的权力建构，法律、制度上的保障更加稳固了异性恋婚姻制度，“菲勒斯中心主义”笼罩着每一寸土地与天空。基于“家庭”中的权力运作模式的隐蔽与强大，很多女性主义者认为突破“家庭”的藩篱是女性寻求自身主体性的关键。
筱月桂的家庭构建中“父亲的缺席/失语”与“母职的失能/失职”，映射出父系社会建构的崩塌，筱月桂幼年失去父母，舅母将其卖给了上海的“一品楼”老板娘新黛玉，她的生存经验是靠新黛玉这一“代替母亲”与社会母亲（social mother）传授的，女性间基于“认同”的关系替代了基于“血缘”上的亲缘关系。新黛玉同时也照拂了筱月桂的女儿常荔荔，这样的角色设置颠覆了以往题材中妓院“老鸨”脸谱式的刻画，反抗着世俗社会的单一界定，延展“女性情谊”的表现范围，从而使之不被任何框架所归类。新黛玉与筱月桂之间“母女/情敌/姐妹”的多重关系，是主体认同下的“姐妹情谊”与“母女情谊”的多种形态。这种对于“母职”的重述，斩断了单纯依靠父系血缘来维系的伦理“母职”，解放了父系认知中对女性的“伦理”绑架，在父权伦理空间的罅隙中，为女性自觉在母体上争取生存空间。
“家”对于筱月桂而言一直都没有存在过，这凸显出她离散的身份、流动的欲望。她的家庭关系被宿命式的复制到自己的女儿身上。常荔荔出生后，筱月桂为了她能过更好的生活，就将其寄送给了新黛玉，常荔荔10岁的时候被送到国外开始了留学的生活。筱月桂与常荔荔在情感关系上，“母女/情敌”身份的书写，亦是颠覆对传统的“母职”认知，祛除父权伦理制度下的道德围困，将女性的复杂情感以“伦理/欲望”进行解剖式的展现。“母职”再也不是父权社会下所描述的绝对“权利与义务”的先验存在，而是基于“女性情谊”的一种言说与行动。“母职”基于情感的流动性建构出女性不断嬗变的“身份”，破除了父权社会“女人生来就要成为母亲”的迷思，“母职”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实现。电影的这种改编策略，为女性多重主体的动态身份建构提供了某种可能。
父亲所代表的父权，几千年“涵化”着所有的社会建构，筱月桂生来就未见过自己的父亲，对于“父亲”的完全规避，暗示着父权的分崩离析。女性离开父权家长制中父亲的“规训”，寻求自身主体性的自觉，开始探求自己主体性表达的策略。她与常力雄的感情模式更像是“恋父情结”，这种依恋是基于她童年“无父”的经历。在常力雄的照顾下，她依然可以安然的生活在私人领域，但是在常力雄遇害后，她不得不再次进入公共领域。“‘失父/寻夫’的结构自然地转入了对女性自我认同角色的解析，‘父亲/丈夫（情人）’必然会召唤出‘母亲/自我’。‘失父/寻父’的认同结构就此一变为四：‘父亲/丈夫（情人）’‘母亲/自我’‘夫/妇’‘父母辈/子女辈’，它们之间自如的转换和组合，超越了单纯的俄狄浦斯情结和埃勒克特拉情结。”[3]筱月桂的主体认同势必伴随个人记忆与两性关系而建构的，父亲的概念完成了去伦理学的界定，成为其超越社会血缘关系的情感认知。
筱月桂经历了与三代上海王的感情生活，她刚开始与常力雄的情感，帮助其走出“妓院”的藩篱，逃脱出这个灰色的“私人领域”，从而获得自己独立的生存空间。她在走进“公共领域”后，就逐渐在自身主体的认同中，开始蜕变成为一个自主权利的中心体。常力雄死后，她迫于生计，开始经营戏班，发展了申曲，并且经过黄佩玉的扶持，使得申曲得以正名，从此名扬上海滩，在另外一个维度，也使得女性完成了保护文化命脉的任务。在洪门遇到财政危机后，为了保持洪门的正常运行，她变卖了一切资产，开设银行，解决了洪门的财政危机，从一个躲在男人身后的女人，逐渐走到男性所控制的“公共领域”，成为了新一代的上海王。电影中，筱月桂在空间中的突围，拒接了接受“内向、稳定”的私人领域，积极地寻求策略性的与父权“对话”，谋求交流与认同，这种空间与策略的转向，是女性打破父权围困的必经之路。而父权的概念扩展到上海的城市空间，“上海王”就代表着父系的集权。几代洪门“上海王”伴随着“死亡”完成了权力的更迭，而筱月桂从父权的缝隙与更迭中，用自身的生命经验诠释上海权力的争夺，母体化的身体记忆承载了城市“空间/权力”变迁的镜像。
三、 “身体记忆”与“情欲”叙事
基于社会持续运行与人类种族繁衍的需要，父系社会中女性的“身体”千百年被寓言成空间化的、可生化的，同时也是性别“凝视”的对象。女性的“身体”一直都与“女性主体”之间呈现出分离状态。“裹小脚”是父权社会制造的畸形审美观与性别压迫的产物，它建构在男性对于女性的性别歧视之上，从而造成女性心理与生理的双重伤害。筱月桂的“大脚”暗示着未被“规训”的身体，同时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身体”，筱月桂才会被常力雄“发现”。同时“大脚”也是自然状态下的女体。筱月桂的身体同样也伴有“伤痕”经验，舅母虐待的鞭痕、为常力雄挡枪的伤痕，这些“创伤记忆”在身体上留下印记，构成了筱月桂真正意义的身体，同时也铭记着“父系暴力寓言”，抵制着“遗忘”。然而，筱月桂最后成为了“上海王”，身体的回归冲破父权制度的“规训”，完整的、自然主义的身体取代了父权社会中畸形审美的身体，电影的这种呈现策略逐步构筑女性的自觉意识以及多重主体的重建。
电影在对筱月桂与常力雄的情欲场面的呈现中，她的身体不再是“物化”的客体，而是积极能动的“主體”，影片中的身体呈现，不再是为了满足男性的“窥淫癖”，而对女性身体进行“奇观式”的展现，而是筱月桂主体欲望的“告白”。这种“去情欲化”的展现，使筱月桂在密不通风的父权社会的“铁屋子牢笼”中，生成了一个安全稳定的个人空间，个体意识得以保护与发展。 筱月桂由妓院中的端茶侍女，最后蜕变成名震上海的黑帮大佬，她所呈现出来的女性身体，时刻展现出一种能动的、开放式的越界流动想象。她超越了以往父权认知中对于“女性气质”的“刻板印象”。伴随着生命经验的积累，身入公共领域的筱月桂逐渐兼具了“男性气质”，从而具备了“雌雄同体”的性别气质。这对筱月桂个人多重主体的重塑与自我命名有着重要的意义。一方面，是因为筱月桂的身体伴随着权力的介入，产生了适应社会“一致性”的身体镜像风格，并且这种融合了“男性气质”的身体镜像，抵制社会上对于女性“虚伪而羸弱”的固有偏见。另外一方面，“雌雄同体”的性别气质也是女性在父权制度与消费社会的合谋下，拒绝“他者”的编码，承认自我时间与空间，以性别之大纛释“差异化平等”的必经之路。
电影《上海王》将女性“爱与欲望”的复杂性予以影像呈现，从筱月桂与常力雄、黄佩玉、余其扬的情感书写上，可以看出“身体”既可以是女性情欲享受的主体，也是对父权祛魅的武器。筱月桂在情感成长的历程中，逐步建构自己流动的、多重的主体性。筱月桂的“情欲性”表达也是影片中重建女性主体性的重要策略，筱月桂的“情欲”是多重面向的。一方面，伴随着常力雄对她的“情欲”启蒙，她开始了自己情感经验的认知，在得知黄佩玉是杀死常力雄的凶手后，她以“情欲”化身利剑，完成复仇计划。面对与自己女儿在“情欲”上的伦理纠葛，她自己有果断的选择。筱月桂通过自己的身体经验重写女性空间的秘辛，消融固有的“公共/私人空间”的界限，努力逃脱被社会性别政治“规训”与“安排”的命运，打破女性一定要安守在私人领域的迷思。可见，性别权力建构会作用于社会空间秩序的重置，同时空间的秩序也会反作用于个人性别主体的策略性表达。
结语
电影《上海王》将女性的身体记忆、生活经验与城市空间意象杂糅于电影镜像之间。依靠“阴性书写”展现了女性“身体”与“城市空间”的内在互动，从而跳出以男性为“国家/城市”叙述者的模型化叙事，将叙述者“凝置/转移”为女性宗族，以“雌雄同体”的女性性别书写，交织勾勒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性别越界的上海“神话”。女性在父权笼罩的空间内，不断地迁移漂泊中，寻求不同形式的“抵抗”。
“女性在‘社会性别议程’的完善中不断获得自身的解放，又伴随着消费主义和父权制度的‘暧昧’发展无限式微。”[4]筱月桂的个人生命经验、身体欲望以及女性情谊，不断地在父权社会所建构的“象征系统”边缘徘徊，并且渐渐使自己走出父权价值观下性别权利的“二元论迷宫”，消弭着性别权利建构中“离散/模糊”身份认同与性别认同，松动了父权制度，促使女性在时代更迭的社会建构中，自身主体性发生内省的蜕变。同时作为电影镜像，与现实中的女性镜像相呼应，关怀女性基于“差異性”的平等，完成女性真正生存意义的重访与生命意义的巡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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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金明.身体·记忆·认同——女性主义视阈下多重主体的重塑与自我命名[J].文艺评论，2017（1）：45-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