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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认知、语用、语义等潜在因素均对定语从句的产生和分布起很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定语从句 认知 语义 语用
要对自然语言描述进行充分地解释，就必须从认知角度出发，结合语义、语用等潜在因素在篇章产生时所起的作用来研究探讨现代汉语定语从句。
一、认知因素
认知因素在定语从句的产生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心理语言学研究发现，语言的产生和理解过程与人们的认知活动是分不开的。不仅结构、语义、词汇、语境以及人们的背景知识起作用，各种认知因素，如：记忆、回忆、识别、瞬时处理等对此过程也有影响。许多心理学、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指出，在信息交流的过程中，说话人通过各种语言形式表达自己的意思，而受话人则努力从这些语言形式中提取或重建说话人想表达的意思。由于语言的产生和理解是一种动态的认知心理过程，说话人在言谈的某一时刻选用某种语言形式，以及受话人怎样尽快地理解说话人的意思都受人们潜在的认知活动的影响。比如在口语交流中，说话人和受话人都受瞬时记忆的制约，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即时处理很长很复杂的语言形式。基于这种认知制约，言谈的双方都试图采用一定的处理策略来加速和便利语言的产生和理解。Chafe将人们在言谈中所用的基本语言单位称作“语调单位”。他发现人们在言谈时通常一次说一个语调单位，每个语调单位大约是六到八个字。不仅英语如此，汉语言谈的语言单位也很相似(Tao，1996)。“一次一个语调单位”的处理策略使说话人尽量不使自己的认知活动超负荷，同时减轻受话人的认知负担，使他们更快地理解说话人的意思。正是由于说话双方在言谈中积极运用认知策略，整个复杂的即时性言谈交流的过程才得以顺利进行，而说话人的意图和受话人的理解才能趋于一致。笔者认为，其中两种认知策略对汉语定语从句的产生起很重要的作用，即“尽早完结”或“不截断句式”和“正常语序”。
Prideaux&Baker对这些认知策略的讨论只是单纯从受话人的角度出发的，即只谈语言理解。但笔者认为，言谈是一个动态过程，其间说话人和受话人的角色是不断变化的，他们的心理认知活动也随之发生变化。正是由于这种互变，使双方产生“移情”状况，从而能考虑对方的需求。换句话说，说话人考虑到受话人在理解过程中认知方面的局限性，因此在言谈的过程中多用易于理解的语言形式。基于这种认识，本文对这两种策略的原文作了一些修改，将出发点由言谈的单方（“受话人”）改为言谈的双方。其内容如下：
尽早完结/不截断句子：在处理一个特定的语言单位(如句子、短语等)时，说话人尽量保持这个单位的统一性(不截断这个语言单位)，而受话人也试图尽快结束对此单位的处理。
正常语序：说话人尽量使用正规或普通的句式语序；使用其他较难见和少用的结构形式时将给予标志。在受话人方面，除非有特殊标志，通常都将句子作为普通正常语序处理。
由此可见，“尽早完结”或“不截断句式”的优势在于，言谈的双方可以因此尽早结束对一个语言单位的处理，尽快将它从瞬时记忆中排除以便开始下一语言单位的处理。如果在一个语言单位的中间插入其它枝节，说话人和受话人必须将没有处理完毕的语言单位留在瞬时记忆里，同时再进行对新单位的处理。这样会增加记忆的负担，对语言的产生和处理都不利。同样，“正常语序”的语言单位有利于人们对此单位的建构与理解，因为它不违反句子形成的常规，不增加人们的认知负担。相反，不含“正常语序”的语言单位，尤其是此单位没有特殊标志，常常会造成初次理解障碍，需要重新从头处理。这样的语言单位增加了认知负担，使语言处理出现困难。例如：
（1）The man [who carried a briefcase] took the bus.
（2）The thief saw the man [who carried a briefcase].
根据“不截断句式”的策略，例(1)比例(2)难以理解。因为在例(1)中，修饰主语(the man)的定语从句为“中央嵌套”式，插在主句的主语和动词之间。受话人必须截断对主句的理解，将主句已经处理了的那部分储存在瞬时记忆里，去处理定语从句，然后再转向对剩余主句的理解。这就增加了记忆的负担，造成理解上的困难。而在例(2)中，修饰直接宾语的定语从句位于整个句子的末端。受话人可以先结束对主句的处理，将其从瞬时记忆里排除，然后转向从句。这样可以不增加认知负担，可加速对句子的理解。因此，正是由于这些认知策略和从句结构相互作用，才形成某种定语从句在篇章中频频出现而某种却极少的现象。
二、语用因素的影响
从语用的角度看，定语从句的主要功能是为其核心词起铺垫和跟踪作用(Fox&Thompson，1990)，从而使受话人能很容易识别核心名词，并将它和其它指称名词分开。（Chafe，1987)指出，在处理话语篇章过程的某一时刻，一个特定的指称词在受话人头脑中的活动状态，或者说它所含的信息量是不同的：如果它刚刚出现过，被称之为“旧信息”或“老信息”，它处于活动状态，因此可及性很强，但信息量小；如果它从未在篇章中出现过，它便是“新信息”，处于不活动状态而没有可及性，但信息量大；如果它曾出现过或者可以从特定的语境中推断出来，它便处于半活动状态，因此可及性较弱。例如：
(3)Tom was late for his physics class.He walked into the classroom， hoping that the teacher wouldn’t notice him.
在这个语段中，当Tom首次出现时，它是新信息，在受话人的头脑中没有可及性；在下文中再出现时，便成为在受话人头脑中非常可及的旧信息。而语段中的“the classroom”和“the teacher”，尽管首次出现，但对受话人来说它处于半活动状态因而是可及的，虽然此可及性较弱。因为我们的背景知识告诉我们，“上物理课”必定牵涉到“教室”和“教师”。同时我们也看到，一个指称名词，由于其信息状态的不同，其语言形式的构成也不同。在英语中旧信息通常由人称代词或定冠词+名词表示，新信息往往由专有名词或不定冠词+名词表示，而半活动信息则由定冠词+名词表示。
笔者认为，说话人在言谈中时时推断受话人对某一指称（人或物）的心理活动状态，并根据这种推断来决定使用什么样的指称形式。定语从句的建构，它的功能以及它所修饰的中心词的形式也受这种心理推断的影响。
三、语义的影响
在汉语定语从句的形成中，它修饰的核心词的语义，尤其是核心词是人还是物，对说话人选用什么类型的定语从句也有相当重要的影响。语言学文献中许多研究结果说明名词词组或指称词的语义属性（人或物）以及与之相关的主题性、施事性、显著性都对名词的表达代码有影响。
这些认知、语用和语义因素均影响篇章的产生和理解，对我们解释在话语篇章中定语从句的产生和分布起着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Chafe，W.Cognitive constraints on information
flow.InR.S.1987.
[2]Tomlin (Ed.)， Coherence and grounding in discourse，
21‑51.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3]Fox， B. A. & Thompson， S. A. 1990. A discourse
explanation of the grammar of relative clauses in English conversation.Language 66 (2): 297-316.
（濮擎红，华北电力大学）
关键词：定语从句 认知 语义 语用
要对自然语言描述进行充分地解释，就必须从认知角度出发，结合语义、语用等潜在因素在篇章产生时所起的作用来研究探讨现代汉语定语从句。
一、认知因素
认知因素在定语从句的产生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心理语言学研究发现，语言的产生和理解过程与人们的认知活动是分不开的。不仅结构、语义、词汇、语境以及人们的背景知识起作用，各种认知因素，如：记忆、回忆、识别、瞬时处理等对此过程也有影响。许多心理学、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指出，在信息交流的过程中，说话人通过各种语言形式表达自己的意思，而受话人则努力从这些语言形式中提取或重建说话人想表达的意思。由于语言的产生和理解是一种动态的认知心理过程，说话人在言谈的某一时刻选用某种语言形式，以及受话人怎样尽快地理解说话人的意思都受人们潜在的认知活动的影响。比如在口语交流中，说话人和受话人都受瞬时记忆的制约，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即时处理很长很复杂的语言形式。基于这种认知制约，言谈的双方都试图采用一定的处理策略来加速和便利语言的产生和理解。Chafe将人们在言谈中所用的基本语言单位称作“语调单位”。他发现人们在言谈时通常一次说一个语调单位，每个语调单位大约是六到八个字。不仅英语如此，汉语言谈的语言单位也很相似(Tao，1996)。“一次一个语调单位”的处理策略使说话人尽量不使自己的认知活动超负荷，同时减轻受话人的认知负担，使他们更快地理解说话人的意思。正是由于说话双方在言谈中积极运用认知策略，整个复杂的即时性言谈交流的过程才得以顺利进行，而说话人的意图和受话人的理解才能趋于一致。笔者认为，其中两种认知策略对汉语定语从句的产生起很重要的作用，即“尽早完结”或“不截断句式”和“正常语序”。
Prideaux&Baker对这些认知策略的讨论只是单纯从受话人的角度出发的，即只谈语言理解。但笔者认为，言谈是一个动态过程，其间说话人和受话人的角色是不断变化的，他们的心理认知活动也随之发生变化。正是由于这种互变，使双方产生“移情”状况，从而能考虑对方的需求。换句话说，说话人考虑到受话人在理解过程中认知方面的局限性，因此在言谈的过程中多用易于理解的语言形式。基于这种认识，本文对这两种策略的原文作了一些修改，将出发点由言谈的单方（“受话人”）改为言谈的双方。其内容如下：
尽早完结/不截断句子：在处理一个特定的语言单位(如句子、短语等)时，说话人尽量保持这个单位的统一性(不截断这个语言单位)，而受话人也试图尽快结束对此单位的处理。
正常语序：说话人尽量使用正规或普通的句式语序；使用其他较难见和少用的结构形式时将给予标志。在受话人方面，除非有特殊标志，通常都将句子作为普通正常语序处理。
由此可见，“尽早完结”或“不截断句式”的优势在于，言谈的双方可以因此尽早结束对一个语言单位的处理，尽快将它从瞬时记忆中排除以便开始下一语言单位的处理。如果在一个语言单位的中间插入其它枝节，说话人和受话人必须将没有处理完毕的语言单位留在瞬时记忆里，同时再进行对新单位的处理。这样会增加记忆的负担，对语言的产生和处理都不利。同样，“正常语序”的语言单位有利于人们对此单位的建构与理解，因为它不违反句子形成的常规，不增加人们的认知负担。相反，不含“正常语序”的语言单位，尤其是此单位没有特殊标志，常常会造成初次理解障碍，需要重新从头处理。这样的语言单位增加了认知负担，使语言处理出现困难。例如：
（1）The man [who carried a briefcase] took the bus.
（2）The thief saw the man [who carried a briefcase].
根据“不截断句式”的策略，例(1)比例(2)难以理解。因为在例(1)中，修饰主语(the man)的定语从句为“中央嵌套”式，插在主句的主语和动词之间。受话人必须截断对主句的理解，将主句已经处理了的那部分储存在瞬时记忆里，去处理定语从句，然后再转向对剩余主句的理解。这就增加了记忆的负担，造成理解上的困难。而在例(2)中，修饰直接宾语的定语从句位于整个句子的末端。受话人可以先结束对主句的处理，将其从瞬时记忆里排除，然后转向从句。这样可以不增加认知负担，可加速对句子的理解。因此，正是由于这些认知策略和从句结构相互作用，才形成某种定语从句在篇章中频频出现而某种却极少的现象。
二、语用因素的影响
从语用的角度看，定语从句的主要功能是为其核心词起铺垫和跟踪作用(Fox&Thompson，1990)，从而使受话人能很容易识别核心名词，并将它和其它指称名词分开。（Chafe，1987)指出，在处理话语篇章过程的某一时刻，一个特定的指称词在受话人头脑中的活动状态，或者说它所含的信息量是不同的：如果它刚刚出现过，被称之为“旧信息”或“老信息”，它处于活动状态，因此可及性很强，但信息量小；如果它从未在篇章中出现过，它便是“新信息”，处于不活动状态而没有可及性，但信息量大；如果它曾出现过或者可以从特定的语境中推断出来，它便处于半活动状态，因此可及性较弱。例如：
(3)Tom was late for his physics class.He walked into the classroom， hoping that the teacher wouldn’t notice him.
在这个语段中，当Tom首次出现时，它是新信息，在受话人的头脑中没有可及性；在下文中再出现时，便成为在受话人头脑中非常可及的旧信息。而语段中的“the classroom”和“the teacher”，尽管首次出现，但对受话人来说它处于半活动状态因而是可及的，虽然此可及性较弱。因为我们的背景知识告诉我们，“上物理课”必定牵涉到“教室”和“教师”。同时我们也看到，一个指称名词，由于其信息状态的不同，其语言形式的构成也不同。在英语中旧信息通常由人称代词或定冠词+名词表示，新信息往往由专有名词或不定冠词+名词表示，而半活动信息则由定冠词+名词表示。
笔者认为，说话人在言谈中时时推断受话人对某一指称（人或物）的心理活动状态，并根据这种推断来决定使用什么样的指称形式。定语从句的建构，它的功能以及它所修饰的中心词的形式也受这种心理推断的影响。
三、语义的影响
在汉语定语从句的形成中，它修饰的核心词的语义，尤其是核心词是人还是物，对说话人选用什么类型的定语从句也有相当重要的影响。语言学文献中许多研究结果说明名词词组或指称词的语义属性（人或物）以及与之相关的主题性、施事性、显著性都对名词的表达代码有影响。
这些认知、语用和语义因素均影响篇章的产生和理解，对我们解释在话语篇章中定语从句的产生和分布起着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Chafe，W.Cognitive constraints on information
flow.InR.S.1987.
[2]Tomlin (Ed.)， Coherence and grounding in discourse，
21‑51.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3]Fox， B. A. & Thompson， S. A. 1990. A discourse
explanation of the grammar of relative clauses in English conversation.Language 66 (2): 297-316.
（濮擎红，华北电力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