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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在会议召开期间，我的二姐罗瑞先（到延安后改名为罗蜀华）在四川省中江县下罗家祠的左厢房呱呱坠地。16年后，她奔赴陕北参加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罗蜀华，这位见证了党的百年风华的老党员有着怎样的革命经历？日前，罗蜀华的六弟罗先怀着无比崇敬和惦念的心情，对其二姐的革命经历娓娓道来：
信仰之光照亮人生路
1921年7月25日，我的二姐出生在四川省中江县城关镇一个教师家庭。1936年秋，二姐从中江县唯一的女子中学初中毕业。次年考上省城（成都）成功中学，就读半年后，转入协进中学（现成都28中）继续读书。
协进中学是当时一所比较进步的学校，学校教务长杨伯凯长期从事革命活动：办“学习组”“读书会”“抗日救国会”，宣传马列主义，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组织学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在学校建立中共地下组织。学校如火如荼的抗日救国热潮熏陶、激励着二姐，1938年6月，二姐下定决心离开学校，奔赴陕北参加革命，抗日救国。
1938年7月，二姐瞒着父母，与其同学王剑清一道，前往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由于路途遥远，两人很快花光了仅有的几元路费，到西安时已身无分文。无奈之下，她俩就把秋冬季穿的棉衣、毛衣，以及棉被里的棉花统统卖掉，换作路费。到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后，办事处的人让二姐她们前往陕北公学邑县分校学习。陕北公学距西安有400公里，而办事处只能把她俩送到咸阳，剩下的300多公里得靠她们自己步行。
“来都来了，不能因为太艰苦而打退堂鼓。”在咸阳住了一夜后，二姐和王剑清坚定地向延安附近的邑县进发。经过七八天的艰苦跋涉，二姐她们最终抵达了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
在这里，二姐开始了一段艰辛的磨砺：没有筷子吃饭，就拿两根树枝代替;经济拮据，就把衣服拿出来变卖，秋冬忍受瑟瑟寒风。当时，学校还仿苏联搞“星期六义务劳动日”活动，为当地农民干农活。遇到这种时候，二姐总是第一个报名参加，总是抢在别人前面找脏活、累活干，二姐心里覺得：“只有这样才算真正的革命。”接受革命教育和战斗洗礼的二姐思想进步非常快，1938年8月，到校仅两个月，二姐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春，二姐又转到高四班（高级研究班）学习，并结业参军。
1939年夏初，根据当时党中央“到敌后去”的部署，抗大、鲁艺、陕公等学校的部分学员被集中起来，在延安成立了“第五纵队”（后来改组为“华北联大”），准备向晋察冀敌占区开进。二姐从陕北公学结业后，便来到延安加入了第五纵队。
第五纵队途经晋西北时，二姐因生病无法继续跟随大队前进，就留下参加了120师所属的独立二旅，在该旅直属政治处任组织干事。1939年秋，她改任独立二旅卫生处卫生队指导员，带领卫生队随战斗部队参加了敌后游击、反扫荡、反顽固派作战。在百团大战的阳方口战斗、反击顽固派游三师的作战中，二姐带领的卫生队冲上火线，救护了数十名伤员，为战斗作出了积极贡献。
1941年秋，二姐被调到独立二旅直属教导队任政治教员。1946年春，按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根据地大批干部北上东北，建立东北解放区。二姐随部队转战数月，由赤峰到达齐齐哈尔中共中央南满分局，后又到哈尔滨市工作。1948年随军南下到武汉市，在武汉市委组织部任组织科长。新中国成立后，二姐去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后留在北京，在国家计委、农垦部、地质部、农业部工作，直到1986年12月65岁时超龄离休。
一个与党同庚的党员，就这样沐浴着党的雨露阳光，为神圣的理想奋斗着……
后辈心中的楷模
二姐和我相差21岁，她参加革命时我还未出生，她的大儿子和我同岁。二姐的相貌、气质和母亲非常相像，与其说她是长姐，还不如说她是慈母。我读书时和二姐见面不多，因为年龄的差距常有敬畏之感。后来，我长期在机关工作，与二姐交流变多，这种敬畏感才慢慢消散。
1984年，我在内江市政府任常务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联系分管农业方面的工作。当时，市里和所属各县（区）都迫切希望争取农业基地项目。在农业部工作的二姐了解到这个情况后，非常希望能够为家乡发展助力。在她的积极争取下，农业部批准了在内江市建立柠檬（安岳）、柑橘（资中）、花生（资阳）、棉花（简阳）等四大农业基地，有力地推动了该地农业经济发展。其中，农业部把安岳县作为全国唯一的柠檬基地。经过30余年的发展，目前，安岳县建成了中国柠檬之都。
1992年，我在安岳县担任县委第一书记，趁出差北京时去看望二姐，并兴高采烈地向她讲起家乡的变化和我对县上的远景规划。她仔细听着，冷不丁地冒出一句：“别吹了，你只需要讲讲你为老百姓办了哪些实事就够了！”她半开玩笑地说：“在县上，书记就仿佛是‘土皇帝’，你可得警惕啊！不要瞎吹，要多为老百姓办实事……”
“要警惕，不要瞎吹，要为老百姓办实事！”二姐语重心长地告诫，引起我内心极大的震撼。回到县上后，我拟出一副对联。上联是：怨声、骂声、赞扬声，声声入耳;下联是：好事、难事、民众事，事事尽心。横批是：为民办事。后来，该联被我挂在书房用以警醒和鞭策自己。每每看到该对联，我的耳边就会响起二姐的期盼和告诫。
2001年，二姐来到我的工作地资阳和家人团聚，当年她正满八十。聚会中，三哥欣然写下一首赞扬二姐的诗：“十六投笔带吴钩，誓扫倭寇慨敌仇。延河水暖军号频，太行林密马蹄骤。松花江畔狼烟尽，江汉关前百舸流。耄耋之年无所求，乐与家人话春秋。”亲人们称赞写得好，唯独二姐却不以为然，她说：“什么无所求？什么话春秋！颓废了，消极了，共产党人不是一生都要为共产主义奋斗吗？那才是共产党人的志气……”听了这话，我们由衷地感叹：像她这样的共产党人，才是不忘革命理想的追求者、实践者，才是铮铮铁骨的共产主义战士。
二姐的经历，处处体现着对党的忠诚，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执着，对人民疾苦的关怀。在她胸中，不断跳动的，是那颗永远向党的红心。（本刊记者 陈贤凤整理）（责编/黄薇）
罗蜀华，这位见证了党的百年风华的老党员有着怎样的革命经历？日前，罗蜀华的六弟罗先怀着无比崇敬和惦念的心情，对其二姐的革命经历娓娓道来：
信仰之光照亮人生路
1921年7月25日，我的二姐出生在四川省中江县城关镇一个教师家庭。1936年秋，二姐从中江县唯一的女子中学初中毕业。次年考上省城（成都）成功中学，就读半年后，转入协进中学（现成都28中）继续读书。
协进中学是当时一所比较进步的学校，学校教务长杨伯凯长期从事革命活动：办“学习组”“读书会”“抗日救国会”，宣传马列主义，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组织学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在学校建立中共地下组织。学校如火如荼的抗日救国热潮熏陶、激励着二姐，1938年6月，二姐下定决心离开学校，奔赴陕北参加革命，抗日救国。
1938年7月，二姐瞒着父母，与其同学王剑清一道，前往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由于路途遥远，两人很快花光了仅有的几元路费，到西安时已身无分文。无奈之下，她俩就把秋冬季穿的棉衣、毛衣，以及棉被里的棉花统统卖掉，换作路费。到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后，办事处的人让二姐她们前往陕北公学邑县分校学习。陕北公学距西安有400公里，而办事处只能把她俩送到咸阳，剩下的300多公里得靠她们自己步行。
“来都来了，不能因为太艰苦而打退堂鼓。”在咸阳住了一夜后，二姐和王剑清坚定地向延安附近的邑县进发。经过七八天的艰苦跋涉，二姐她们最终抵达了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
在这里，二姐开始了一段艰辛的磨砺：没有筷子吃饭，就拿两根树枝代替;经济拮据，就把衣服拿出来变卖，秋冬忍受瑟瑟寒风。当时，学校还仿苏联搞“星期六义务劳动日”活动，为当地农民干农活。遇到这种时候，二姐总是第一个报名参加，总是抢在别人前面找脏活、累活干，二姐心里覺得：“只有这样才算真正的革命。”接受革命教育和战斗洗礼的二姐思想进步非常快，1938年8月，到校仅两个月，二姐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春，二姐又转到高四班（高级研究班）学习，并结业参军。
1939年夏初，根据当时党中央“到敌后去”的部署，抗大、鲁艺、陕公等学校的部分学员被集中起来，在延安成立了“第五纵队”（后来改组为“华北联大”），准备向晋察冀敌占区开进。二姐从陕北公学结业后，便来到延安加入了第五纵队。
第五纵队途经晋西北时，二姐因生病无法继续跟随大队前进，就留下参加了120师所属的独立二旅，在该旅直属政治处任组织干事。1939年秋，她改任独立二旅卫生处卫生队指导员，带领卫生队随战斗部队参加了敌后游击、反扫荡、反顽固派作战。在百团大战的阳方口战斗、反击顽固派游三师的作战中，二姐带领的卫生队冲上火线，救护了数十名伤员，为战斗作出了积极贡献。
1941年秋，二姐被调到独立二旅直属教导队任政治教员。1946年春，按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根据地大批干部北上东北，建立东北解放区。二姐随部队转战数月，由赤峰到达齐齐哈尔中共中央南满分局，后又到哈尔滨市工作。1948年随军南下到武汉市，在武汉市委组织部任组织科长。新中国成立后，二姐去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后留在北京，在国家计委、农垦部、地质部、农业部工作，直到1986年12月65岁时超龄离休。
一个与党同庚的党员，就这样沐浴着党的雨露阳光，为神圣的理想奋斗着……
后辈心中的楷模
二姐和我相差21岁，她参加革命时我还未出生，她的大儿子和我同岁。二姐的相貌、气质和母亲非常相像，与其说她是长姐，还不如说她是慈母。我读书时和二姐见面不多，因为年龄的差距常有敬畏之感。后来，我长期在机关工作，与二姐交流变多，这种敬畏感才慢慢消散。
1984年，我在内江市政府任常务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联系分管农业方面的工作。当时，市里和所属各县（区）都迫切希望争取农业基地项目。在农业部工作的二姐了解到这个情况后，非常希望能够为家乡发展助力。在她的积极争取下，农业部批准了在内江市建立柠檬（安岳）、柑橘（资中）、花生（资阳）、棉花（简阳）等四大农业基地，有力地推动了该地农业经济发展。其中，农业部把安岳县作为全国唯一的柠檬基地。经过30余年的发展，目前，安岳县建成了中国柠檬之都。
1992年，我在安岳县担任县委第一书记，趁出差北京时去看望二姐，并兴高采烈地向她讲起家乡的变化和我对县上的远景规划。她仔细听着，冷不丁地冒出一句：“别吹了，你只需要讲讲你为老百姓办了哪些实事就够了！”她半开玩笑地说：“在县上，书记就仿佛是‘土皇帝’，你可得警惕啊！不要瞎吹，要多为老百姓办实事……”
“要警惕，不要瞎吹，要为老百姓办实事！”二姐语重心长地告诫，引起我内心极大的震撼。回到县上后，我拟出一副对联。上联是：怨声、骂声、赞扬声，声声入耳;下联是：好事、难事、民众事，事事尽心。横批是：为民办事。后来，该联被我挂在书房用以警醒和鞭策自己。每每看到该对联，我的耳边就会响起二姐的期盼和告诫。
2001年，二姐来到我的工作地资阳和家人团聚，当年她正满八十。聚会中，三哥欣然写下一首赞扬二姐的诗：“十六投笔带吴钩，誓扫倭寇慨敌仇。延河水暖军号频，太行林密马蹄骤。松花江畔狼烟尽，江汉关前百舸流。耄耋之年无所求，乐与家人话春秋。”亲人们称赞写得好，唯独二姐却不以为然，她说：“什么无所求？什么话春秋！颓废了，消极了，共产党人不是一生都要为共产主义奋斗吗？那才是共产党人的志气……”听了这话，我们由衷地感叹：像她这样的共产党人，才是不忘革命理想的追求者、实践者，才是铮铮铁骨的共产主义战士。
二姐的经历，处处体现着对党的忠诚，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执着，对人民疾苦的关怀。在她胸中，不断跳动的，是那颗永远向党的红心。（本刊记者 陈贤凤整理）（责编/黄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