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西坝相遇
　　1948年秋天，敏渊，她在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家政系（后改营养保育系）读书。我在社会系读书，学校准备组织排演话剧，我和几位同学去赫菲院，见到了她：大约不到二十岁，文静、朴素，留着短发、穿着旗袍，上面罩着坎肩，脚上一双半高跟鞋。我们经常在一起排练，演过高尔基的《夜店》，曹禺改编的《家》。很快就熟悉了，有时候在排戏空隙，我们俩就在一起窃窃私语。排戏那么多女同学，偏偏就她闯入了我的心里。这也许就是一种“缘分”或“一见钟情”吧！
　　1949年12月，成都解放，我们和同学一起上街欢迎解放军。不久，学校组织去北校场听李井泉同志做报告，我和她都在队伍里。散会后，我们离开队伍，手牵手（我第一次牵她的手）经江汉路、青龙街、顺城街、春熙路、督院，出新南门，把她送回去大院（女生宿舍）。一路上手都出汗了，誰也没有说一句“我爱你”，但是我们已经相爱了。此后，我经常到女大院去当“巴壁虎”，（当时男女同学相恋，男生到那里去找女同学，戏称“巴壁虎”）。约她在校园散步，坐在荷花池边、钟楼下，有说不完的话。星期天约她进城看电影，记得在盐市口蓉光电影院看南斯拉夫电影《桥》，我们紧紧依偎在一起，沉浸在初恋的甜蜜中。回忆起在华西坝校园，蓝天，白云、绿草如茵，垂柳依依，钟声悠扬，我俩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
　　分别与重逢
　　1949年末我放弃了在华大的学习，和几个同学准备到北京去参加革命工作。敏渊继续学业没有和我同行。临行前，我们在春熙路一家照相馆照了一张临别像。随后到我家会见了我母亲。临别时，我看见她哭了，我的眼睛也湿润了，我们相识才几个月，从此就要天各一方！
　　我到北京后，经团中央介绍考入北京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在学校紧张的学习之余常常想念她，有段时间她不来信了，我以为她不理我了，再也见不到她了，不禁写下：“为我织衣，赠我香巾，送我钢笔，寄我照片，给我相思。衣在身上，香巾在怀里，笔在胸前，照片在枕边。相思在心头，人在何方？”
　　革命大学毕业后，我先留校工作，后分配到北行政委员会、中共中央华北局、中央地质部（现国土资源部）政治部。1951年，敏渊毕业后分配到西康省妇联、西康保育院工作。她来信说她经常下乡，到藏区跋山涉水，住帐篷，喝凉水，吃糌粑，一待就是五年。我多次向组织申请调她来京工作，直到1955年才批复。收到她来信即将来京，我兴奋得几夜都没睡好觉，第二天一早起来赶到前门车站，看见她风尘仆仆向我走来，那是1955年9月17日（星期五），我们分别5年终于在北京重逢。随后我们在王府井著名的中国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到现在已有60年了，至今仍挂在我们房间的墙上。
　　贵州新生活
　　1958年底，我们服从组织分配从北京调到贵州，带着襁褓中的孩子，一路辗转，经过长时间的颠簸才到达贵阳。我被分配到贵州省化学工业厅，学幼儿园教育的敏渊分配到中共贵州省委机关幼儿园，先是当保教主任，后任副院长、名誉院长，一干就是四十多年，一直到1997年退休。她工作勤恳，多次被评为贵阳市先进教育工作者。
　　结婚后，我工作忙，出差在外，几个孩子出生时我都不在身边。特别是在困难时期，她坐月子时连鸡蛋和鸡都吃得少，但她从来没有抱怨过我。解放后，我不在家，她就帮助我照顾老人。文化大革命期间，敏渊刚做完子宫肌瘤的切除手术，身体还未康复，就遭受了批斗，不让她当老师，让她下放劳动，扫厕所、砸泥巴、劈柴，什么重活都干。
　　平反以后，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评为高级教师，1987年经组织推荐担任贵州省政协常委、委员，同年作为贵州省特邀代表赴北京参加第五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受到中央领导同志邓小平、邓颖超、李先念、康克清等接见并合影。是党把她从一个普通青年学生，培养成为一名幼教园丁，为幼教事业奉献了一生。
　　退休以后，她继续发挥余热，到贵阳市幼儿师范学校教书，在贵州省关心下一代协会领导下，办了几期托儿所。当全退下来后，她在家里闲不住，参加了省委老干部合唱团，唱唱歌，弹钢琴，有时还出去郊游。
　　我们退休后，几乎每年都要回一次成都。2014年10月我和敏渊又回故地。重游华西坝从前我们读书的校园；到金河街柿子巷，故居早已拆了，但15号门牌依然在……我们牵手散步，迎朝霞、送夕阳，尽情享受生活。
　　在成都我们访亲朋好友，不少已经辞世，大有“知交半零落”之感。不想有一天她给一位老同学打电话，竟然说出了“永别了”的话语，没想到一语成谶，
　　这次成都之行竟成了她对故乡最后的告别。
　　解放前，敏渊的二姐、哥哥去了台湾（哥哥后移居美国），改革开放后，终于联系上来失散多年的亲人。1986年3月，应台湾二姐之邀，我和敏渊去了一次香港，那时香港还没有回归，我们到达深圳，跨过罗湖桥进入香港，仿佛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一切都感到新鲜。我们住在兰杜街丽都大厦，在高楼上开窗可以望见维多利亚湾。二姐陪我们去海洋公园，看海豚表演，当时我们还算“年轻”，还坐了过山车，下来头晕得不行。我们在香港住了十多天，临行前二姐送我们到红磡车站，她自己回台湾。不久二姐病逝，敏渊悲痛地说，哪知香港一别竟成永别！
　　2008年8月，我们应敏渊兄弟之约去美国，从北京出发坐了十二个半钟头的飞机到达洛杉矶。第一印象是洛杉矶像个“大农村”，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繁华。我们去了赌城拉斯维加斯，那里真是花花世界，纸醉金迷，满街的霓虹灯闪烁。后又去了好莱坞、唐人街、西来寺和海边小镇。
　　她病倒了
　　以前敏渊经常头晕呕吐（诊断为美尼尔氏综合症），随着年岁增长，身体愈发不好。2014年4月，省委机关组织体检，查出肝胆有问题。此后，她经常发高烧、打寒颤，11月住进了省人民医院肝胆科，后转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介入科，诊断为胰腺癌，两次躺在救护车上送去医院，她都紧紧拉着我，看着她日渐消瘦的身体和无助的眼神，我心都碎了！
　　到了2015年2月，她病情加重，病床头挂上“病危”的牌子，住进了抢救室，知道病情严重她偷偷地流泪，并给守候在旁的女儿讲“要照顾好你爸爸”。
　　2015年2月17日她病情突然恶化，多次抢救仍不见好转。她想喝水，医生说不能喝，我用棉花签沾水给她擦擦嘴唇，她嘴角蠕动，望着我欲言又止，我心如刀绞！她昏迷几天后，27日（乙末年正月初九）终于撒手人寰离我们而去！
　　春节，是万家团聚欢乐的日子，我和孩子们却在病房里忍受着痛苦和煎熬。望着万家灯火，无语凝噎……
　　你走了，我们的家里空荡荡的。我总以为你没有走——我们相遇，风雨数十载，牵手66年，蓦然回首，如梦一场。每天在你像前，我默默流泪，只能给你献上一瓣心香，一盏茶，一束花，让它们代替我，陪伴着你。
　　牵手几十年，相濡以沫，从此生死相隔，此恨绵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