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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芬·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中写道：“一个人生命中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他的人生途中，即在他年富力强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的使命。”对于大部分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富二代来说，从其出生时就身负传承家族财富的使命，根本不用等到年富力强时再去顿悟。
对于家族企业，执掌者的能力直接决定着企业未来的成长曲线，所以，家族企业的财富传承如同皇权更迭，既可能孕育转折涅槃的机会，也可能是家道中落的起点。
今天的中国舆论场，推崇代表着先进管理思路的现代企业制度，学者们也在反复论证管理权和所有权分离的诸多好处，也许，家族企业并不是那么意气风发，在被提及时甚至还裹挟着一些忸怩、朴素过分的土气，但事实是，家族企业的生命力毋庸置疑。
克林·盖尔希克研究发现，家族企业在世界企业中占65%～80%，世界500强企业中有40%属于家族企业。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也发现，“大部分企业——包括美国和所有其他发达国家——都是由家族控制和管理的。”
家族企业不仅具有数量优势，也有不可小觑的竞争优势。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创业领导力讲座教授Randel Carlock指出，金融期刊的一些专题研究在对标准普尔500指数内的家族控制企业与非家族控制企业的表现进行对比后发现，家族企业的表现略胜一筹。
在中国，哪里有商业喘息的机会，哪里就有破土而出的家族企业。
市场的闸门打开，家庭与家族规则轻而易举地从根深蒂固的传统中浮出水面，被创富者用以建立新的集体认同。中国大部分的民营企业，以家族企业的形式“摸着石头过河”，看似原始、粗粝，却是生命力最强的草根生存和蓬勃模式：亲情做担保的融资，使创业启动资金短缺的问题迎刃而解；创业领袖能力欠缺、员工素质不高，都被“为自己和亲人干”的热情与不遗余力所弥补；所有权与经营权、受益权的高度统一，身兼老板和员工，使得磨洋工、开小差、吃里爬外、中饱私囊等种种见不得光、拿不上台面的小动作也难觅踪迹。
直到今天，家族经营模式仍是民营企业的主体模式，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庄聪生表示，根据估算，家族式经营的企业占民营企业的95%以上。除了旗帜鲜明地表示“做没有家族的家族企业”的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柳传志，以及辞去电器董事局主席及董事职务的美的创始人何享健等少数企业家外，不管本土舆论多么痛心疾首地列举家族企业的种种弊端，大部分民营企业家仍不为所动。
企业家对家族企业的执著，注定绕不过继承。与管理权和所有权分离的西方家族企业不同，中国家族企业的继承为“双重继承”，这源于富一代对职业经理人的忌惮。经济学家钟朋荣道出了他们的部分心声：“很多人包括专家都在呼吁把企业交给‘阿姨’去养。谁不想自己轻松呢？但中国有几个‘阿姨’能让人放心呢？刚把小孩给她，她就宰了吃了。”职业经理人在中国的名声并不好听：自身爆出道德瑕疵坏了“企业一锅好汤”；临阵倒戈与外来资本联手“鸠占鹊巢”；与创业者“道不同不相为谋”被迫辞职，转身便历数企业种种罪状……过程让人寒心，结果大都惨烈。如此“狗血剧情”多了，民营企业家对其更为忌惮，职业经理人也声名狼藉，更加落魄。
“任人唯贤”不如“任人唯亲”，不管从血缘关系亲疏还是年龄优势上，传承给他们的子女都合情又合理。
经济学家茅于轼曾感慨：中国今天的财富增加跟30年前相比，就好像是做了一场梦。如果一个人一觉睡了30年，今天醒来一看，不会认为是在中国，会认为好像到了外国。
30年后，富二代的父辈为他们积累了更多的创富资本，不会再有一代企业家惯用的故事开场白——白手起家。
第一代企业家中的大多数，原本不过是普通人，工人、农民、教师、个体户、复员军人，甚至是失业者，他们在穷途末路和无限落寞中乘势而出，历经坎坷却也获机遇垂青，为他们的第二代奠定了现实的基础。而富二代可以仰仗的不仅是父辈的资源，还有摧枯拉朽式的社会发展。今夕往昔，换了人间。正在或即将接过父辈手中权杖的富二代，面临的商业环境比他们的父辈要温润、平和、有序得多，但这并不意味着富二代唱主角的商业社会会一马平川。
30年间，即使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没有真正脱胎换骨，形形色色的“中国特色”游离其中，被当做停滞不前的借口。至今为止，民营经济在产业空间、融资渠道和产权改革等方面仍然不能做到毫无束缚。他们的父辈大都靠制造业发家，而“中国制造”已全然没有了曾经的风光。低成本优势的光环越来越暗淡，人口红利拐点将至，同时，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软肋如技术、品牌和管理等仍然存在。
中国第一代企业家，命中注定的机会是“改革开放”的大环境，在那个混沌迷茫、鱼龙混杂同时又暗涌着无数令人眼花缭乱机会的初始阶段，混乱性促使他们不顾一切采用各种手段抓住创富机会。如今，那些光怪陆离的炫目时光一去不复返，日渐成熟的商业时代规则已逐步完善，人们倾向于中规中矩地在“正剧”里淘金，很难再得到最大、最多实惠的豪放时刻。如果富二代离开父辈的庇护，效仿他们的父辈亢奋并不顾一切地纵深跳入商业的迷魂阵，很容易一无所获甚至血本无归。
商业正从无序的混沌状态向有序过度，二代们很难再闪耀超越父辈的光环。
由于30多年前改革开放那个特殊的时间坐标，中国企业家的创富神话也大都从那时候开始，大多数真正意义上的富二代也是在那时陆续出生。如今，最具时代特征的“80后”已过了而立之年，当其中的富二代渐渐长大，有了不同尺度的选择自由，汹涌的接班大潮中开始不时出现逆流，他们坚持异于父辈的方向，踌躇满志地宣称要做“创二代”。
在《中国富二代调查报告》所提到的受访者中，有46.4%的人选择了创业，创业资金多在50万至200万元之间，主要资金来源为亲戚朋友、银行贷款和父母资助，其中父母和朋友之间的借贷为种子资金的中坚力量。对于子女创业，父辈也的确左右为难，他们一边担心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大好的时光都用来试错，一边安慰自己这多少也算是接班之前的磨砺，不管成败都是财富。
这些执拗的年轻人自有他们的道理。父辈参与的“惊涛拍岸”的市场化大潮让他们心潮澎湃，充满英雄主义的传奇经历让他们摩拳擦掌，急于证明自我的价值与能力。富有进取和冒险精神的他们希望扮演突破性的角色，将家族企业帝国的荣耀覆盖到商业版图上从未标注过的角落。 长期受现代教育和西方教育的熏陶，信息的爆发式传播与增长让他们更善于饮水思源时保持足够的理性，他们渐渐意识到，父辈从事的家族企业，多是从小摊点、小门面、手工作坊壮大而成，演变为蔚为壮观的民营企业，富二代开始以挑剔的眼光打量其家族企业，这些曾给他们及整个家族带来荣耀与财富的企业，已经在时代的背后踉踉跄跄，两代人经营理念的冲突已不可避免地划出沟通的鸿沟。
其实，另一个刺激富二代们创业神经的重要原因，就是在创富企业家中出现的更多年轻的面孔。丁磊、张朝阳、李彦宏、陈天桥、江南春、马化腾……他们年轻又有学识，很多有留洋背景，文质彬彬中隐隐透着生机勃勃的创富野心，他们在短短的10年甚至5年内完成了财富的迅速积累，而更重要的是，尽管他们积累财富的速度已经超越了改革开放初期的暴发户，但从来没有人认为他们是暴发户，他们大多“玩”的是高科技等新兴产业，以上市为杠杆撬动财富。不知不觉中，这些全然没有早期企业家草莽之气的年轻一代，成为了富二代新的榜样。
近些年，势不可挡的股市以及股权融资等资本市场的杠杆效应，改变了中国民营企业渐进式生长的规则。资本急于寻找会下蛋的鸡，而最容易被资本扼住咽喉的民营企业，也张开双臂呼唤资本入驻，利用资本下更多的蛋。
光芒万丈的“市值时代”以无限的热情塑造一个又一个创富神话，晃得富二代眼花缭乱，而国外PE、VC的蜂拥而入，国内创投的遍地开花，也让他们看到撬动资本杠杆的机会。
不少企业家抱怨富二代不懂人情世故，对错综交织的社会环境全无概念，但在“时代”世故上，这些年轻人却比他们的父辈都要主动和擅长。当父辈为实业利润降低所困时，他们却亲眼目睹目光精准的创投获得的惊人利润，于是开始动起了“钱生钱”的脑筋，也想凑凑“资本化”的热闹。见过“洋世面”的富二代对资本化十分推崇，他们愿意情绪高涨地参与资本化运动，除了撬动资本杠杆发展实业，更希望以投资者的身份参与其他实业的利润分红，不求占有，但求股份。
万向集团董事长鲁冠球的儿子，出生于1971年的鲁伟鼎，23岁就接任万象集团总裁，除了通过重组并购不断增强“万向系”的阵势，资本运作也玩得风生水起，先后控股民生人寿，参股浙商银行、浙商基金等机构。2010年，鲁伟鼎出任民生人寿董事长，进一步凸显其在资本市场的魄力。
“80后”的李兆会，2003年因父亲意外去世仓促接班海鑫钢铁，短短几年时间，海鑫钢铁非但没有没落，反因其在资本市场高歌猛进而名声大噪，民生银行、华冠科技、兴业银行、中国铝业、益民商业、鲁能泰山等上市公司都留有李兆会重金参与的烙印。
借助父辈提供的荣耀平台，他们多次在资本市场撑竿跳，是资本与事业两条腿走路的凶猛派，出手之快、狠、准，连久经沙场的富一代都刮目相看。
梳理了当下中国富裕阶层财富传承的现状，富一代恐怕更加焦虑了，在两代人不断的摩擦和妥协中，能够顺利把自己拥有的财富和商业模式传给下一代已经是千难万难，社会商业环境的变迁又让父辈引以为傲的经验和人脉的传承障碍重重，能留给下一代的还有什么？我们口中的“富二代”可能影响着未来30年中国财富的走向，只让他们继承财富显然远远不够。
对于家族企业，执掌者的能力直接决定着企业未来的成长曲线，所以，家族企业的财富传承如同皇权更迭，既可能孕育转折涅槃的机会，也可能是家道中落的起点。
今天的中国舆论场，推崇代表着先进管理思路的现代企业制度，学者们也在反复论证管理权和所有权分离的诸多好处，也许，家族企业并不是那么意气风发，在被提及时甚至还裹挟着一些忸怩、朴素过分的土气，但事实是，家族企业的生命力毋庸置疑。
克林·盖尔希克研究发现，家族企业在世界企业中占65%～80%，世界500强企业中有40%属于家族企业。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也发现，“大部分企业——包括美国和所有其他发达国家——都是由家族控制和管理的。”
家族企业不仅具有数量优势，也有不可小觑的竞争优势。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创业领导力讲座教授Randel Carlock指出，金融期刊的一些专题研究在对标准普尔500指数内的家族控制企业与非家族控制企业的表现进行对比后发现，家族企业的表现略胜一筹。
在中国，哪里有商业喘息的机会，哪里就有破土而出的家族企业。
市场的闸门打开，家庭与家族规则轻而易举地从根深蒂固的传统中浮出水面，被创富者用以建立新的集体认同。中国大部分的民营企业，以家族企业的形式“摸着石头过河”，看似原始、粗粝，却是生命力最强的草根生存和蓬勃模式：亲情做担保的融资，使创业启动资金短缺的问题迎刃而解；创业领袖能力欠缺、员工素质不高，都被“为自己和亲人干”的热情与不遗余力所弥补；所有权与经营权、受益权的高度统一，身兼老板和员工，使得磨洋工、开小差、吃里爬外、中饱私囊等种种见不得光、拿不上台面的小动作也难觅踪迹。
直到今天，家族经营模式仍是民营企业的主体模式，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庄聪生表示，根据估算，家族式经营的企业占民营企业的95%以上。除了旗帜鲜明地表示“做没有家族的家族企业”的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柳传志，以及辞去电器董事局主席及董事职务的美的创始人何享健等少数企业家外，不管本土舆论多么痛心疾首地列举家族企业的种种弊端，大部分民营企业家仍不为所动。
企业家对家族企业的执著，注定绕不过继承。与管理权和所有权分离的西方家族企业不同，中国家族企业的继承为“双重继承”，这源于富一代对职业经理人的忌惮。经济学家钟朋荣道出了他们的部分心声：“很多人包括专家都在呼吁把企业交给‘阿姨’去养。谁不想自己轻松呢？但中国有几个‘阿姨’能让人放心呢？刚把小孩给她，她就宰了吃了。”职业经理人在中国的名声并不好听：自身爆出道德瑕疵坏了“企业一锅好汤”；临阵倒戈与外来资本联手“鸠占鹊巢”；与创业者“道不同不相为谋”被迫辞职，转身便历数企业种种罪状……过程让人寒心，结果大都惨烈。如此“狗血剧情”多了，民营企业家对其更为忌惮，职业经理人也声名狼藉，更加落魄。
“任人唯贤”不如“任人唯亲”，不管从血缘关系亲疏还是年龄优势上，传承给他们的子女都合情又合理。
经济学家茅于轼曾感慨：中国今天的财富增加跟30年前相比，就好像是做了一场梦。如果一个人一觉睡了30年，今天醒来一看，不会认为是在中国，会认为好像到了外国。
30年后，富二代的父辈为他们积累了更多的创富资本，不会再有一代企业家惯用的故事开场白——白手起家。
第一代企业家中的大多数，原本不过是普通人，工人、农民、教师、个体户、复员军人，甚至是失业者，他们在穷途末路和无限落寞中乘势而出，历经坎坷却也获机遇垂青，为他们的第二代奠定了现实的基础。而富二代可以仰仗的不仅是父辈的资源，还有摧枯拉朽式的社会发展。今夕往昔，换了人间。正在或即将接过父辈手中权杖的富二代，面临的商业环境比他们的父辈要温润、平和、有序得多，但这并不意味着富二代唱主角的商业社会会一马平川。
30年间，即使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没有真正脱胎换骨，形形色色的“中国特色”游离其中，被当做停滞不前的借口。至今为止，民营经济在产业空间、融资渠道和产权改革等方面仍然不能做到毫无束缚。他们的父辈大都靠制造业发家，而“中国制造”已全然没有了曾经的风光。低成本优势的光环越来越暗淡，人口红利拐点将至，同时，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软肋如技术、品牌和管理等仍然存在。
中国第一代企业家，命中注定的机会是“改革开放”的大环境，在那个混沌迷茫、鱼龙混杂同时又暗涌着无数令人眼花缭乱机会的初始阶段，混乱性促使他们不顾一切采用各种手段抓住创富机会。如今，那些光怪陆离的炫目时光一去不复返，日渐成熟的商业时代规则已逐步完善，人们倾向于中规中矩地在“正剧”里淘金，很难再得到最大、最多实惠的豪放时刻。如果富二代离开父辈的庇护，效仿他们的父辈亢奋并不顾一切地纵深跳入商业的迷魂阵，很容易一无所获甚至血本无归。
商业正从无序的混沌状态向有序过度，二代们很难再闪耀超越父辈的光环。
由于30多年前改革开放那个特殊的时间坐标，中国企业家的创富神话也大都从那时候开始，大多数真正意义上的富二代也是在那时陆续出生。如今，最具时代特征的“80后”已过了而立之年，当其中的富二代渐渐长大，有了不同尺度的选择自由，汹涌的接班大潮中开始不时出现逆流，他们坚持异于父辈的方向，踌躇满志地宣称要做“创二代”。
在《中国富二代调查报告》所提到的受访者中，有46.4%的人选择了创业，创业资金多在50万至200万元之间，主要资金来源为亲戚朋友、银行贷款和父母资助，其中父母和朋友之间的借贷为种子资金的中坚力量。对于子女创业，父辈也的确左右为难，他们一边担心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大好的时光都用来试错，一边安慰自己这多少也算是接班之前的磨砺，不管成败都是财富。
这些执拗的年轻人自有他们的道理。父辈参与的“惊涛拍岸”的市场化大潮让他们心潮澎湃，充满英雄主义的传奇经历让他们摩拳擦掌，急于证明自我的价值与能力。富有进取和冒险精神的他们希望扮演突破性的角色，将家族企业帝国的荣耀覆盖到商业版图上从未标注过的角落。 长期受现代教育和西方教育的熏陶，信息的爆发式传播与增长让他们更善于饮水思源时保持足够的理性，他们渐渐意识到，父辈从事的家族企业，多是从小摊点、小门面、手工作坊壮大而成，演变为蔚为壮观的民营企业，富二代开始以挑剔的眼光打量其家族企业，这些曾给他们及整个家族带来荣耀与财富的企业，已经在时代的背后踉踉跄跄，两代人经营理念的冲突已不可避免地划出沟通的鸿沟。
其实，另一个刺激富二代们创业神经的重要原因，就是在创富企业家中出现的更多年轻的面孔。丁磊、张朝阳、李彦宏、陈天桥、江南春、马化腾……他们年轻又有学识，很多有留洋背景，文质彬彬中隐隐透着生机勃勃的创富野心，他们在短短的10年甚至5年内完成了财富的迅速积累，而更重要的是，尽管他们积累财富的速度已经超越了改革开放初期的暴发户，但从来没有人认为他们是暴发户，他们大多“玩”的是高科技等新兴产业，以上市为杠杆撬动财富。不知不觉中，这些全然没有早期企业家草莽之气的年轻一代，成为了富二代新的榜样。
近些年，势不可挡的股市以及股权融资等资本市场的杠杆效应，改变了中国民营企业渐进式生长的规则。资本急于寻找会下蛋的鸡，而最容易被资本扼住咽喉的民营企业，也张开双臂呼唤资本入驻，利用资本下更多的蛋。
光芒万丈的“市值时代”以无限的热情塑造一个又一个创富神话，晃得富二代眼花缭乱，而国外PE、VC的蜂拥而入，国内创投的遍地开花，也让他们看到撬动资本杠杆的机会。
不少企业家抱怨富二代不懂人情世故，对错综交织的社会环境全无概念，但在“时代”世故上，这些年轻人却比他们的父辈都要主动和擅长。当父辈为实业利润降低所困时，他们却亲眼目睹目光精准的创投获得的惊人利润，于是开始动起了“钱生钱”的脑筋，也想凑凑“资本化”的热闹。见过“洋世面”的富二代对资本化十分推崇，他们愿意情绪高涨地参与资本化运动，除了撬动资本杠杆发展实业，更希望以投资者的身份参与其他实业的利润分红，不求占有，但求股份。
万向集团董事长鲁冠球的儿子，出生于1971年的鲁伟鼎，23岁就接任万象集团总裁，除了通过重组并购不断增强“万向系”的阵势，资本运作也玩得风生水起，先后控股民生人寿，参股浙商银行、浙商基金等机构。2010年，鲁伟鼎出任民生人寿董事长，进一步凸显其在资本市场的魄力。
“80后”的李兆会，2003年因父亲意外去世仓促接班海鑫钢铁，短短几年时间，海鑫钢铁非但没有没落，反因其在资本市场高歌猛进而名声大噪，民生银行、华冠科技、兴业银行、中国铝业、益民商业、鲁能泰山等上市公司都留有李兆会重金参与的烙印。
借助父辈提供的荣耀平台，他们多次在资本市场撑竿跳，是资本与事业两条腿走路的凶猛派，出手之快、狠、准，连久经沙场的富一代都刮目相看。
梳理了当下中国富裕阶层财富传承的现状，富一代恐怕更加焦虑了，在两代人不断的摩擦和妥协中，能够顺利把自己拥有的财富和商业模式传给下一代已经是千难万难，社会商业环境的变迁又让父辈引以为傲的经验和人脉的传承障碍重重，能留给下一代的还有什么？我们口中的“富二代”可能影响着未来30年中国财富的走向，只让他们继承财富显然远远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