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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娱乐”正在娱乐
一夕间，“传递正能量”从2012年开始遍布所有卫视的娱乐节目，时间恰在去年广电部严厉的“限娱令”之后。“中国好声音”的出现及其引发的强烈社会反响，仿佛是在给“正娱乐”提供良好的注释。然而，娱乐升级，泛娱乐时代下的“正娱乐”，究竟是更“正面”？还是更“娱乐”？
“我刘欢长成这样子……”歌手刘欢忽地一下脱掉帽子，从导师席上站了起来。他上身穿着再平常不过的纯黑Ｔ恤，泛红眼睛里隐约透着亮光，“我刘欢长成这样子，也在中国流行歌坛唱了快三十年！”
掌声、口哨声、叫好声，全场沸腾。谁也没有想到，被称为中国流行音乐教父、素来以稳成持重形象示人的刘欢，会以如此决绝的自嘲，来鼓励一位对容貌自卑的女学员。
这是《中国好声音》的录制现场。7月20日晚，这一画面通过浙江卫视向全国播出。以收视率2.773的绝对优势，第二期《中国好声音》位居同时段所有节目榜首。
“这个夏天不看中国好声音，你就out了”，有网友说。不只如此，节目视频通过各大站点广为传播，节目名称占据微博实时热词排行榜第一名，不少导演、歌手及电视人等专业人士不吝赞美。与此同时，学员身份造假、节目组挖角等争议亦引起不少口水仗。
好声音主导的“大片”
7月21日一早，上海光头男孩平安发现，他的微博粉丝从两三千人一夜增至八千多人。在前一晚播出的《中国好声音》中，他压轴演唱了《我爱你中国》，并被杨坤收入麾下。
节目反响之火爆超出他的意料。平安曾参加过包括E曲成名网络歌唱大赛、《快乐男声》《我型我秀》等多个电视台主办的选秀比赛和品牌商举办的商业比赛，成绩不俗，却始终没为他带来名气和合同。
久经秀场，他站上《中国好声音》的舞台，还是被现场音响效果震撼了。他参加的其他演出或比赛，有的放伴奏带，有的为了保证收声效果而刻意压低现场，而《中国好声音》却请来了中国第一贝斯手之称的零点乐队王笑冬担任乐队总监，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音响总工程师金少刚为音响总监。
“用专业的乐队、专业的调音师、专业的评委，要树立新的音乐标准，为中国的音乐电视节目正本清源。”“好声音”制作方、灿星制作总裁田明雄心勃勃。
为了追求最佳听觉效果，导师与身边音箱的距离，精确到以厘米为计。学员手持的话筒，标上不同数字以利于收音。现场效果之好，以至于包括总导演金磊在内的工作人员，都想去舞台上唱一嗓子。
“好声音”所受质疑之一，便是演唱者并非节目中所陈述的那样均是籍籍无名之辈。比如，平安就是圈内人推荐来的。对于这点，节目组并不讳言。“和长相、职业、背景都没有关系，我们只看重声音。”总导演金磊反复强调。
节目宗旨是寻找好声音，荷兰The Voice版权方用了整整一页阐释这一理念。为达此目的，节目组有专人从网站论坛寻找人气高的音视频主角，还兵分多路前往各地音乐学院、文工团或是酒吧“淘音”。遇到“好声音”，先录下音频，传回总部编号，由音乐总监及导演组挑选，声音被选中后，才会进行后续工作。初选的淘汰率很高，1000个编号音频中，大概只有150个能通过最初的盲选。
在版权方提供的厚达两厘米的手册中，还详细规定了灯光、舞美、现场设置、节目流程等内容，连节目标志里话筒的倾斜角度，都要求准确、一致。
由于声音主导、“盲选”等特质，使得导师们在聆听演唱时的神态非常重要，录制现场内外共设置了26个机位来捕捉他们面部表情的微妙变化，一些摄像机被隐藏在了高悬的黑色幕布后面，以减轻他们的紧张感。这些机器录制的近1000分钟素材，剪辑成每集不到80分钟的节目。
4把红色转椅特意从英国空运而来，节目录制时有版权方导演现场督阵。“我把它称为电视的‘大片’。效果好，投入大，是强势资源的整合和对撞。”在浙江卫视总监夏陈安看来，《中国好声音》的成功，标志着中国电视娱乐进入大片时代。
精心布置的真实
《我爱你中国》最初并不在平安提交的歌单里，和以前参加节目一样，他选的都是流行歌曲，包括几首英文歌。
导演找他聊天，得知他的父母都是知青，父亲是科研工作者，但没强求他子承父业，反而鼓励他坚持自己热爱的歌唱事业，节目组意识到，这是一个可以放大的因素，于是，选歌的方向便转向了《塞北的雪》《北国之春》等知青一代的老歌。
“每个好声音背后，一定是有这个生命个体的情感和情怀。有些事很小，有些事很大，但是都可以归到一个很小的、就在你身边的因素，和人产生共鸣。”总导演金磊说。导师们注重声音的辨识度，而导演的工作，就是帮助演唱者塑造形象和个体辨识度，帮助提炼出“共鸣点”。
平安不知道的是，导演组会给每位学员按“共鸣点”来打分，满分5分，其中声音占3分，情感（共鸣点）占2分，仙游侠女董贞、盲女歌手张玉霞、农民邹宏宇、准妈妈刘悦、为女友唱歌的美甲店老板黄勇等歌手，也确实是在这种制作中完成了某种“包装”，从而具备了让人印象深刻的鲜明特征。
学员徐海星引起的广泛争议亦缘于此。节目组事先并未说明她的选秀经历，她说出父亲去世的消息引出了导师们的眼泪，这些都被网友推测为身份造假、刻意隐瞒。
事实上，整个过程都是“真实”的。录制前，导师拿到手的只有一张歌单，没有任何选手名字和个人情况，但是，每位选手登场前，导演组只会以小纸条的方式，给导师们列出一些问题供参考，如：你叫什么名字？来自哪里？家人来了吗？等等。
这些问题，在真人秀行话里叫做“钩子”，往往具有关键作用，问名字，得到的回答可能是“邓丽君”；问家乡，通常和某位导师是同乡；问家人的，则可能引出亲情的共鸣点。
徐海星演唱前，导演组便布下了这样的“钩子”，为了使导师们自然接受，钩子在徐海星前的三四个人时便递上去了，当然，前几个人的回答平淡无奇，只有导演组明白，一切安排，只是为了徐海星。
关键时刻来临了。徐海星演唱完，提到父亲非常喜欢刘欢，刘欢只说了一声“谢谢”便再没追问，导演组工作人员紧张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这个钩子不会白设了吧？！ 没想到，杨坤接过了话头，“那你父母来了吗？”
徐海星回答：“妈妈来了，我觉得爸爸可能也来了。”
三个大男人没什么反应，唯一的女性评委那英敏感地接了一句：“可能？”
接下来的一切，顺理成章。导师们不经意地交流，终于成就了导演组的良苦用心。
当然，不是每次都能如此幸运，安置下10个钩子，成功率一般只有2个，一些被导演组认定的5分选手，有的紧张得该说的话没说，有的被某位导师无意岔开了话题，众多不可预测的偶然因素都决定着现场的走向。
但金磊认为，这正是这档节目模式的吸引力：一流演唱艺术家和普通人能够在这个平台对话，而双方又完全不知道自己将面对什么，“就像古罗马的角斗场，人们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这就是戏剧张力”。
他毫不讳言节目的娱乐性质。“不只选手是真人秀，导师也是真人秀，全是真人秀。”他说，只不过，他们选择用“最无情的、最真诚的、最让人感觉不到设计感的手段，有一只无形的手去推动现场”。
被网友广为传播的杨坤“三十二场演唱会”，也是后期被强化的——实际录制的频率并没有如此集中，为了达到娱乐效果，导演刻意将他说了这个词的选手片段都重新编辑到了第一期的前半部分。
刘欢脱帽的片段，在后期编辑时被特意安排到晚间十点前后——在收视率统计中，这是一个重要的时间刻度。
为了与特制的红色转椅相配，制作方要求导师们自备黑白色系服装，而且，由于播出顺序与录制顺序并不相同，中途还不能换装。那英那套缝了金线的上衣是她特意准备的，价值十多万，杨坤见到她时便惊呼：你这是穿了盔甲来啊。当天，杨坤也紧急在上海购置了另一件“战袍”。
一次天时地利人和的合作
虽然如此，这档最新唱歌选秀节目还是吸引了从收视到网络上的众多好评，评论之一，便是其颠覆了以往选秀娱乐节目的“毒舌”现象，也更关注演唱者的现实状况和内心，即便导师们没有转身，通常也给予学员们拥抱和鼓励。
相互争抢时，四位导师则显出更多人性化的一面：常提“三十二场演唱会”的杨坤已被网友起名为“杨三十二郎”；刘欢会开玩笑说那英最不会唱的就是《征服》；那英脱鞋上台，庾澄庆自曝脚臭……四位导师互相拆台调侃，为节目增加不少笑料。
根据版权方要求，导师应是国内一线音乐人，且互相有所区别，一般应有一位女性。不过，灿星制作总裁田明最初找到刘欢和那英时，这两位内地音乐界大腕的态度是完全拒绝，“不想参与那种综艺节目”，他们说。
田明不得不再三阐释，这档节目不毒舌，不出位，给导师以绝对的专业决定权。在看过荷兰、美国等原版节目后，二人终于接受了邀请。
然而第一次录影时，仅两个小时，那英和刘欢就跟节目组叫停。“要是变成痛说革命家史，我们家有多么多么不容易，谁跟你在这浪费工夫呀，我不评这个，这事跟我没关系。”在7月25日节目录制间隙，那英接受采访时透露说，“我们找田明和金磊说，不要偏离轨道。”
大多数参加此类节目的年轻人，都有些不如意之处。“10万个报名的有10万零1个都会跟你说，他没出来，社会不公平，或者命运不公平。每次到了什么门槛上，比如要发片了，碰到什么事儿；要开演唱会了，碰到什么事儿……”田明说。但他认为，在当下的社会环境里，“比谁更苦”只是在渲染负面情绪，没有特点，真正能够打动人心的，是苦中作乐、苦亦坚持的态度。比如，让田明印象深刻的一位选手是，发行唱片前出了车祸，牙齿撞掉了，不过他戴着牙套继续唱歌。
“现在比较流行把励志的、悲苦的放出来，但在我们这里，好像更阳光、更进取、更开心、更明亮一些。”庾澄庆如此描述他的录影感受。
这并不是田明第一次制作此类节目。2008年年初雪灾时，他是东方卫视的副总监，眼看着娱乐频道收视率降到史上最低点，便在接下来的《舞林大会》中临时加入了明星为雪灾捐赠的部分。
“做简单的低级娱乐，或为娱乐而娱乐，这不是我们追求的，我们追求的是有价值观的，可以反映社会生活、承担社会责任的娱乐。”田明说，“我们就是想坚持这条路，在精神价值观、人性表达层面，坚持表达中国文化和中国价值观，包括真善美的情感，这就是我们要坚持的正面能量。”
此前，他还主持制作了《中国达人秀》。英国达人秀的特点是新、奇、特，它的中国版本则被模式方评价为“在全世界达人秀中故事最多的，讲人和情感最多的”。他将“好声音”定位于“触及心灵的真实娱乐”，更加贴近生活、更加接地气。
早在两年前，灿星制作就买下了The Voice的中国版权，不过始终没有找到合作方。没想到，遍寻各类播出平台而不得后，田明与浙江卫视总监夏陈安只用了一个下午，便敲定了几乎所有合作细节。
此前，浙江卫视曾播出《中国梦想秀》，一档由明星帮助平民实现一个梦想的真人秀节目。夏陈安发现，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有梦想的人依然很多，并且大多与财富无关，而如何让梦想照进现实，却是电视媒体忽视的。浙江卫视因此定位为“第一梦想频道”。
夏陈安把《中国好声音》视为“中国”系列的第二部，“中国梦想秀是各种各样宽泛的梦想，中国好声音是音乐的梦想。”
早在2008年夏天，音乐综艺节目《我爱记歌词》一举让浙江卫视的收视率排行从第十跃居前三，此后，浙江卫视虽然播出了《爱唱才会赢》《谁是大评委》等，但夏陈安总感觉“没有触摸到真正最能代表音乐的东西”。
于是，浙江卫视与灿星制作一拍即合，灿星负责制作、宣传，浙江卫视负责营销和播出平台，赢利后双方分成。
节目的命名，也颇费了些心思。英文的直译是“中国之声”，不过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某档节目重名；接下来的备选有“非凡之声”“梦想之声”，但浙江卫视的综艺节目大多是五个字的名字，夏陈安比较“迷信”五字真言，最后以“贱名好养活”的标准敲定了“中国好声音”。
刚播出三期，“好声音”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这次合作的成功，其首播广告价格从15秒20万一路涨至30万；重播收视率也高于1个点，每15秒广告也能有15万左右进账；节目的冠名费亦高达8位数，在广告商的强烈要求下，中国版好声音成了The Voice系列唯一在标志前有广告品牌的节目，录制现场的LED屏，不停地变换着广告品牌；四位导师右手边的醒目位置，也被放置了一罐永远不会打开的饮料。
更出乎意料的是，7月18日，节目首播后不到一个星期，国家广电总局宣传管理司副司长高长力点名表扬“好声音”，“这个节目做到了关照现实和注重品质……通过《中国梦想秀》和《中国好声音》这两个节目，我们看到一种新的、非常好的发展趋势，就是引进、继承、创新、发展国外节目形态，实现良性循环，节目站在巨人肩上，从梦想上看出惊喜，改造以后符合中国审美习惯，让百姓心灵产生沟通共鸣。”
（实习生刘婧佳、卢聃对本文亦有贡献）
一夕间，“传递正能量”从2012年开始遍布所有卫视的娱乐节目，时间恰在去年广电部严厉的“限娱令”之后。“中国好声音”的出现及其引发的强烈社会反响，仿佛是在给“正娱乐”提供良好的注释。然而，娱乐升级，泛娱乐时代下的“正娱乐”，究竟是更“正面”？还是更“娱乐”？
“我刘欢长成这样子……”歌手刘欢忽地一下脱掉帽子，从导师席上站了起来。他上身穿着再平常不过的纯黑Ｔ恤，泛红眼睛里隐约透着亮光，“我刘欢长成这样子，也在中国流行歌坛唱了快三十年！”
掌声、口哨声、叫好声，全场沸腾。谁也没有想到，被称为中国流行音乐教父、素来以稳成持重形象示人的刘欢，会以如此决绝的自嘲，来鼓励一位对容貌自卑的女学员。
这是《中国好声音》的录制现场。7月20日晚，这一画面通过浙江卫视向全国播出。以收视率2.773的绝对优势，第二期《中国好声音》位居同时段所有节目榜首。
“这个夏天不看中国好声音，你就out了”，有网友说。不只如此，节目视频通过各大站点广为传播，节目名称占据微博实时热词排行榜第一名，不少导演、歌手及电视人等专业人士不吝赞美。与此同时，学员身份造假、节目组挖角等争议亦引起不少口水仗。
好声音主导的“大片”
7月21日一早，上海光头男孩平安发现，他的微博粉丝从两三千人一夜增至八千多人。在前一晚播出的《中国好声音》中，他压轴演唱了《我爱你中国》，并被杨坤收入麾下。
节目反响之火爆超出他的意料。平安曾参加过包括E曲成名网络歌唱大赛、《快乐男声》《我型我秀》等多个电视台主办的选秀比赛和品牌商举办的商业比赛，成绩不俗，却始终没为他带来名气和合同。
久经秀场，他站上《中国好声音》的舞台，还是被现场音响效果震撼了。他参加的其他演出或比赛，有的放伴奏带，有的为了保证收声效果而刻意压低现场，而《中国好声音》却请来了中国第一贝斯手之称的零点乐队王笑冬担任乐队总监，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音响总工程师金少刚为音响总监。
“用专业的乐队、专业的调音师、专业的评委，要树立新的音乐标准，为中国的音乐电视节目正本清源。”“好声音”制作方、灿星制作总裁田明雄心勃勃。
为了追求最佳听觉效果，导师与身边音箱的距离，精确到以厘米为计。学员手持的话筒，标上不同数字以利于收音。现场效果之好，以至于包括总导演金磊在内的工作人员，都想去舞台上唱一嗓子。
“好声音”所受质疑之一，便是演唱者并非节目中所陈述的那样均是籍籍无名之辈。比如，平安就是圈内人推荐来的。对于这点，节目组并不讳言。“和长相、职业、背景都没有关系，我们只看重声音。”总导演金磊反复强调。
节目宗旨是寻找好声音，荷兰The Voice版权方用了整整一页阐释这一理念。为达此目的，节目组有专人从网站论坛寻找人气高的音视频主角，还兵分多路前往各地音乐学院、文工团或是酒吧“淘音”。遇到“好声音”，先录下音频，传回总部编号，由音乐总监及导演组挑选，声音被选中后，才会进行后续工作。初选的淘汰率很高，1000个编号音频中，大概只有150个能通过最初的盲选。
在版权方提供的厚达两厘米的手册中，还详细规定了灯光、舞美、现场设置、节目流程等内容，连节目标志里话筒的倾斜角度，都要求准确、一致。
由于声音主导、“盲选”等特质，使得导师们在聆听演唱时的神态非常重要，录制现场内外共设置了26个机位来捕捉他们面部表情的微妙变化，一些摄像机被隐藏在了高悬的黑色幕布后面，以减轻他们的紧张感。这些机器录制的近1000分钟素材，剪辑成每集不到80分钟的节目。
4把红色转椅特意从英国空运而来，节目录制时有版权方导演现场督阵。“我把它称为电视的‘大片’。效果好，投入大，是强势资源的整合和对撞。”在浙江卫视总监夏陈安看来，《中国好声音》的成功，标志着中国电视娱乐进入大片时代。
精心布置的真实
《我爱你中国》最初并不在平安提交的歌单里，和以前参加节目一样，他选的都是流行歌曲，包括几首英文歌。
导演找他聊天，得知他的父母都是知青，父亲是科研工作者，但没强求他子承父业，反而鼓励他坚持自己热爱的歌唱事业，节目组意识到，这是一个可以放大的因素，于是，选歌的方向便转向了《塞北的雪》《北国之春》等知青一代的老歌。
“每个好声音背后，一定是有这个生命个体的情感和情怀。有些事很小，有些事很大，但是都可以归到一个很小的、就在你身边的因素，和人产生共鸣。”总导演金磊说。导师们注重声音的辨识度，而导演的工作，就是帮助演唱者塑造形象和个体辨识度，帮助提炼出“共鸣点”。
平安不知道的是，导演组会给每位学员按“共鸣点”来打分，满分5分，其中声音占3分，情感（共鸣点）占2分，仙游侠女董贞、盲女歌手张玉霞、农民邹宏宇、准妈妈刘悦、为女友唱歌的美甲店老板黄勇等歌手，也确实是在这种制作中完成了某种“包装”，从而具备了让人印象深刻的鲜明特征。
学员徐海星引起的广泛争议亦缘于此。节目组事先并未说明她的选秀经历，她说出父亲去世的消息引出了导师们的眼泪，这些都被网友推测为身份造假、刻意隐瞒。
事实上，整个过程都是“真实”的。录制前，导师拿到手的只有一张歌单，没有任何选手名字和个人情况，但是，每位选手登场前，导演组只会以小纸条的方式，给导师们列出一些问题供参考，如：你叫什么名字？来自哪里？家人来了吗？等等。
这些问题，在真人秀行话里叫做“钩子”，往往具有关键作用，问名字，得到的回答可能是“邓丽君”；问家乡，通常和某位导师是同乡；问家人的，则可能引出亲情的共鸣点。
徐海星演唱前，导演组便布下了这样的“钩子”，为了使导师们自然接受，钩子在徐海星前的三四个人时便递上去了，当然，前几个人的回答平淡无奇，只有导演组明白，一切安排，只是为了徐海星。
关键时刻来临了。徐海星演唱完，提到父亲非常喜欢刘欢，刘欢只说了一声“谢谢”便再没追问，导演组工作人员紧张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这个钩子不会白设了吧？！ 没想到，杨坤接过了话头，“那你父母来了吗？”
徐海星回答：“妈妈来了，我觉得爸爸可能也来了。”
三个大男人没什么反应，唯一的女性评委那英敏感地接了一句：“可能？”
接下来的一切，顺理成章。导师们不经意地交流，终于成就了导演组的良苦用心。
当然，不是每次都能如此幸运，安置下10个钩子，成功率一般只有2个，一些被导演组认定的5分选手，有的紧张得该说的话没说，有的被某位导师无意岔开了话题，众多不可预测的偶然因素都决定着现场的走向。
但金磊认为，这正是这档节目模式的吸引力：一流演唱艺术家和普通人能够在这个平台对话，而双方又完全不知道自己将面对什么，“就像古罗马的角斗场，人们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这就是戏剧张力”。
他毫不讳言节目的娱乐性质。“不只选手是真人秀，导师也是真人秀，全是真人秀。”他说，只不过，他们选择用“最无情的、最真诚的、最让人感觉不到设计感的手段，有一只无形的手去推动现场”。
被网友广为传播的杨坤“三十二场演唱会”，也是后期被强化的——实际录制的频率并没有如此集中，为了达到娱乐效果，导演刻意将他说了这个词的选手片段都重新编辑到了第一期的前半部分。
刘欢脱帽的片段，在后期编辑时被特意安排到晚间十点前后——在收视率统计中，这是一个重要的时间刻度。
为了与特制的红色转椅相配，制作方要求导师们自备黑白色系服装，而且，由于播出顺序与录制顺序并不相同，中途还不能换装。那英那套缝了金线的上衣是她特意准备的，价值十多万，杨坤见到她时便惊呼：你这是穿了盔甲来啊。当天，杨坤也紧急在上海购置了另一件“战袍”。
一次天时地利人和的合作
虽然如此，这档最新唱歌选秀节目还是吸引了从收视到网络上的众多好评，评论之一，便是其颠覆了以往选秀娱乐节目的“毒舌”现象，也更关注演唱者的现实状况和内心，即便导师们没有转身，通常也给予学员们拥抱和鼓励。
相互争抢时，四位导师则显出更多人性化的一面：常提“三十二场演唱会”的杨坤已被网友起名为“杨三十二郎”；刘欢会开玩笑说那英最不会唱的就是《征服》；那英脱鞋上台，庾澄庆自曝脚臭……四位导师互相拆台调侃，为节目增加不少笑料。
根据版权方要求，导师应是国内一线音乐人，且互相有所区别，一般应有一位女性。不过，灿星制作总裁田明最初找到刘欢和那英时，这两位内地音乐界大腕的态度是完全拒绝，“不想参与那种综艺节目”，他们说。
田明不得不再三阐释，这档节目不毒舌，不出位，给导师以绝对的专业决定权。在看过荷兰、美国等原版节目后，二人终于接受了邀请。
然而第一次录影时，仅两个小时，那英和刘欢就跟节目组叫停。“要是变成痛说革命家史，我们家有多么多么不容易，谁跟你在这浪费工夫呀，我不评这个，这事跟我没关系。”在7月25日节目录制间隙，那英接受采访时透露说，“我们找田明和金磊说，不要偏离轨道。”
大多数参加此类节目的年轻人，都有些不如意之处。“10万个报名的有10万零1个都会跟你说，他没出来，社会不公平，或者命运不公平。每次到了什么门槛上，比如要发片了，碰到什么事儿；要开演唱会了，碰到什么事儿……”田明说。但他认为，在当下的社会环境里，“比谁更苦”只是在渲染负面情绪，没有特点，真正能够打动人心的，是苦中作乐、苦亦坚持的态度。比如，让田明印象深刻的一位选手是，发行唱片前出了车祸，牙齿撞掉了，不过他戴着牙套继续唱歌。
“现在比较流行把励志的、悲苦的放出来，但在我们这里，好像更阳光、更进取、更开心、更明亮一些。”庾澄庆如此描述他的录影感受。
这并不是田明第一次制作此类节目。2008年年初雪灾时，他是东方卫视的副总监，眼看着娱乐频道收视率降到史上最低点，便在接下来的《舞林大会》中临时加入了明星为雪灾捐赠的部分。
“做简单的低级娱乐，或为娱乐而娱乐，这不是我们追求的，我们追求的是有价值观的，可以反映社会生活、承担社会责任的娱乐。”田明说，“我们就是想坚持这条路，在精神价值观、人性表达层面，坚持表达中国文化和中国价值观，包括真善美的情感，这就是我们要坚持的正面能量。”
此前，他还主持制作了《中国达人秀》。英国达人秀的特点是新、奇、特，它的中国版本则被模式方评价为“在全世界达人秀中故事最多的，讲人和情感最多的”。他将“好声音”定位于“触及心灵的真实娱乐”，更加贴近生活、更加接地气。
早在两年前，灿星制作就买下了The Voice的中国版权，不过始终没有找到合作方。没想到，遍寻各类播出平台而不得后，田明与浙江卫视总监夏陈安只用了一个下午，便敲定了几乎所有合作细节。
此前，浙江卫视曾播出《中国梦想秀》，一档由明星帮助平民实现一个梦想的真人秀节目。夏陈安发现，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有梦想的人依然很多，并且大多与财富无关，而如何让梦想照进现实，却是电视媒体忽视的。浙江卫视因此定位为“第一梦想频道”。
夏陈安把《中国好声音》视为“中国”系列的第二部，“中国梦想秀是各种各样宽泛的梦想，中国好声音是音乐的梦想。”
早在2008年夏天，音乐综艺节目《我爱记歌词》一举让浙江卫视的收视率排行从第十跃居前三，此后，浙江卫视虽然播出了《爱唱才会赢》《谁是大评委》等，但夏陈安总感觉“没有触摸到真正最能代表音乐的东西”。
于是，浙江卫视与灿星制作一拍即合，灿星负责制作、宣传，浙江卫视负责营销和播出平台，赢利后双方分成。
节目的命名，也颇费了些心思。英文的直译是“中国之声”，不过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某档节目重名；接下来的备选有“非凡之声”“梦想之声”，但浙江卫视的综艺节目大多是五个字的名字，夏陈安比较“迷信”五字真言，最后以“贱名好养活”的标准敲定了“中国好声音”。
刚播出三期，“好声音”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这次合作的成功，其首播广告价格从15秒20万一路涨至30万；重播收视率也高于1个点，每15秒广告也能有15万左右进账；节目的冠名费亦高达8位数，在广告商的强烈要求下，中国版好声音成了The Voice系列唯一在标志前有广告品牌的节目，录制现场的LED屏，不停地变换着广告品牌；四位导师右手边的醒目位置，也被放置了一罐永远不会打开的饮料。
更出乎意料的是，7月18日，节目首播后不到一个星期，国家广电总局宣传管理司副司长高长力点名表扬“好声音”，“这个节目做到了关照现实和注重品质……通过《中国梦想秀》和《中国好声音》这两个节目，我们看到一种新的、非常好的发展趋势，就是引进、继承、创新、发展国外节目形态，实现良性循环，节目站在巨人肩上，从梦想上看出惊喜，改造以后符合中国审美习惯，让百姓心灵产生沟通共鸣。”
（实习生刘婧佳、卢聃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