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间的跋涉往往不带有任何英雄主义，一个写字的人跟一个走路的人也许经历着一样的艰苦，阻碍，甚至痛苦，但是文字带有一种隐蔽性和瞬时性。
　　
　　关于王树增
　　
　　关于王树增的官方介绍很潦草，大部分出售他图书的地方对他的介绍不过是“1952年生于北京。作家。”
　　可是，莫言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推出他的密友王树增——“曾任武警文工团副团长，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副团长、编剧，鲁迅文学院办公室主任在职研究生，武汉空军创作室创作员，武汉空军文工团编剧，曾登台演出过话剧、相声，武汉空军某部伞兵，山西临汾地区插队知青，北京学生，儿童。”
　　而王树增自己最爱谈的则是他八年的伞兵生活，那段日子是他后来创作的主要源泉。
　　我很少跋山涉水，因为工作的原因，基本上我是一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行动废人。只是有一年跟着家人一起去爬香山，那座在我心目中颇高的“山”——后来跟爱好户外的人交流才知道，论高度那不过是一个土包，论难度，它连个包都算不上。可是就是这么一座身份不明的山也让我气喘吁吁、汗流浃背，把随身带的矿泉水悉数喝光，还在山顶以难以接受又不得不接受的价格买下三瓶下山备用，那是1999年。
　　我顺着窄小的梯阶向上移动的时候就想，自己平时写文字也遇到过无数难挨的时刻，比如真是写不出来，但是又马上要交给人家。这种状况写字的人往往用大便干燥来形容，可是我觉得并不是很恰当，因为真正的便秘是指排泄困难，而不是真正腹内空无一物。但是当我憋不出来东西的时候，我的痛苦往往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的跋涉没有轨迹和脚印，只存在于字里行间。如果没人能像孙悟空似的钻进我的脑壳，估计无人知道我正在为一篇稿子或者一堆稿子谋杀我那无数可怜的脑细胞。
　　想到这里，我总为那些用文字跋涉的人叫屈，叫苦。
　　我的爷爷曾经是一名战士，当然，他经历的战争小得不值一提，所以他也从来不多讲以前的事情。今年是长征胜利七十周年，这个纪念日似乎唤醒了他的一些谈性，他开始看电视，看跟红军有关的节目，读跟长征有关的书籍。这多多少少感染了我，加上编辑约稿，我便也找了一本来看看。我不喜欢过于晦涩的书名，有些作者在给自己作品起名字的时候，早已经忘了自己写过什么了。说实话，这很不好。
　　我看的是王树增的《长征》，很新，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那是个好出版社，在它不出烂书的时候。书看到一半，我开始四处搜罗关于王树增的一切资料。后来发现自己竟然还读过他以前的作品。而这个家伙为了写这本长征已经做了六年的准备工作，写了240万字的阅读笔记。
　　于是，我又开始为他叫屈，叫苦。这六年对于这个写字的家伙定是不好过的，我在香山小道上流下的那些汗水和走过的那些有数的台阶(有确切的数字，只不过现在的数字好像比六年前要大些)得到了无数的赞扬、家人的鼓励以及朋友日后的赞许。在摸着鬼见愁那块丑陋得毫无意义的大石头的时候，我觉得我像一个完成长征的战士那样幸福和骄傲，至今那张合影还见证了我当年的英雄形象，以至于后来去四川、去西藏的等等留影在重要意义上都无法胜过这张老照片。可是文字间的跋涉却毫无证据可言，王树增的240万笔记是种态度的昭显，但是，让我的阴暗思想作祟一下，那又何尝不是一个文字工作者的良苦用心——渴望自己的征途跋涉有种可见、可闻、可喝彩、可表彰的努力7我理解，而且我认同。
　　这本书很少讲主观感受，我在读《长征》的时候，也回头去翻看他其余的作品，发现这是王树增的一个特色。不说谁对谁错，应该怎样，不该怎样。他只是说在哪年哪月谁家的谁干了一件啥事，然后就成了现在的一种现象或者结果。这是什么呢？这是尊重读者，尊重读者的智商和判断力。我喜欢被尊重，尽管做IQ测试时我的分数并不高，却也喜欢别人认为我是个聪明人。所以，读这本书，让我心情舒畅，还能把自己重新欣赏一番，真是好事。当然，读书除了有种照镜子的效果之外，最主要的还是打开窗子，看到一个世界。我对长征的了解是借助很多公众信息的，比如教科书上的课文，再比如政府发布的一些数据，还有一些被新闻机构加工和过滤后的信息。但是它们是大同小异的，而且也不能全信。我倒是觉得，想要了解长征的种种细节，读王树增的书是一个好办法。不知道这家伙到底读了多少地方志和文献资料，反正长征每天发生的事都被他掌握了。我想，如果有一种征服叫打破砂锅问到底，那么王树增应该被称为征服狂热者了。最简单的道理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个家伙通过读万卷书，给我讲了一个行万里路的故事。
　　数十年来，不断有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年龄的人出现在中国工农红军曾经走过的这条漫长征途上。在人类物质与精神文明高速发展的今天，世人何以要忍受疲惫、劳顿和生存条件的匮乏，行走在这条蜿蜒于崇山峻岭和急流险滩的路途上？在地球的另一端，曾出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于1981年秋天宣布，他要来中国进行一次“沿着长征路线”的跋涉。他来了，带着他的全家走上了1934年中国工农红军走过的路。当这位西方政治家走到大渡河渡口的悬崖边时，他被这条湍急的河流和两岸险峻的崖壁震惊了，他被三万多中国工农红军在十几万国民党军的追堵中渡过这条大河的壮举震惊了。布热津斯基后来说：“对崭露头角的新中国而言，长征的意义绝不只是一部无可匹敌的英雄主义史诗，它的意义要深刻得多。它是国家统一精神的提示，它也是克服落后东西的必要因素。”——长征是突破了国度、阶级和政治界线的人类精神的丰碑。无论是哪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人，无论持有何种意识形态，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给予人类的精神财富是走向理想所必需的永不磨灭的信念。长征的每一个环节，那些看起来无法再现的雪山草地和“吃皮鞋运动”都是信仰在跳动，是信仰的生命力挽救了长征的队伍。而坚持信仰是痛苦的，毫无乐趣的。你非要爬到山顶，不爬到就不开心；我非要带着头疼上课，不上就不罢休；红军非要到达吴起，不到达就不停止。所有这些都是在靠信仰，说得有点高了，但是我总要为所有跋涉着的勇者找点理由，每个人都需要一座碑。
　　没有看完王树增的《长征》就来写这么一篇类似书评的东西，我有些没有底，自己做得到底对不对，是不是没有尊重读者，把读者当傻子了。后来想了一下，自己没有这么坏。王树增在完成这本书的时候，他的长征已经完结了。他的长征应该是始于搜集的第一篇历史文稿在这个过程中，他在文字中跋涉了六年，不声不响，没啥记步器给他计算公里数。这些辛苦和磨难，他知道。剩下的，是我们的长征，是读这本书的人的长征。我希望可以跟大家一起上路，所以就用这篇文章做一份不大正式的邀请函。如果你同意，请上路，我们一起，文字跋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