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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而灰鸟低鸣
它想找到回家的路
想看见去年那枚红色浆果
重新返回熟悉的枝头
——《而灰鸟低鸣》
D3567次列车在黑夜中飞驰。
车厢内灯火闪烁，乘客喧哗。我从车厢的一头走到另一头。因摇晃而停下的瞬间，我看到窗外掠过的灯火，像黑夜里突然睁开的眼睛：错愕，惊惶。
我不知道这是第几次跟随这趟列车穿越黑夜，赶回故乡。不，应该说在2016年之前，我不知道这趟列车。不知道有一天，它与我会有某种迫切而悲伤的关联。
2016年2月28日，父亲突然感觉胸口痛得难受，哥哥带他去检查，竟是肺癌晚期。我们都不敢相信这个事实，父亲除了有慢性胃炎，身体一直不错，八十多岁了仍然背脊挺直，走路风一般飞快。春节回去，他也一切都很好，而这春节都还没过完。
哥哥又带着父亲去了好几家医院反复检查，结果令人绝望。除了住院止痛，几乎什么也做不了——年纪太大，无法化疗；癌症晚期，手术基本上没有任何意义。
第一次住院前后不到三天，父亲就吵着要回家——爱干净的他受不了医院的种种气味，更吃不下任何东西，而且他说： “谁知道这病床上，躺过什么人又发生过什么事？”
父亲胸前挂着一个止痛泵，回到了老家。止痛泵里有吗啡，限量流入父亲的体内。医院安排了一个乡村医生，每隔两天就来给父亲的留置针管消毒、换药等。那个乡村医生正好是我们家一个远房亲戚，本来医院说好每次多少费用的，他一分也不肯收。
哥哥把父亲街上的东西全部搬回老家，把母亲也接回老家。本来春节后要外出做事的二哥及侄儿，都暂时延期，留在老家照顾父亲。
父母搬到镇上去住有十多年了，老家祖屋也已老旧，无法住人。前几年，二哥在离祖屋隔有五六排房子的地方，建了楼房。毕竟父母年事已高，总有一天要回乡。想起来，当初建这楼房，还是父亲做的监工——那时二哥在外地做事，是父亲全程守着建筑工，跑上跑下忙活。楼房建好后，除了春节回来住一两晚，父母都还没有真正享受过这新家。没想到第一次回来长住，竟是因为生病。
我们瞒着父亲，说是肋骨发炎和慢性肺炎。我们说，因为慢性，所以要治愈也得有个过程。
父亲开始是相信的，或者说，他愿意让我们觉得他是相信的。毕竟 “肿瘤科”三个字，他是看到的，他明白的。
我们也瞒着母亲。一开始，母亲应该也相信“只是肋骨发炎”。她像个孩子，凑到父亲跟前，好奇地看父亲胸前的止痛泵，用手摸了摸，笑嘻嘻地说：还可以把瓶子挂身上，真新鲜。
疼痛缓解时，父亲就穿戴整齐，挂着药瓶出去散步。乡村的路凹凸不平，而他依然高仰着头，看天不看地地走得飞快。家人不放心，要跟着他。他非常生气：难道我是囚犯吗？失去人身自由了吗？
家人只好像间谍一样，当父亲出门时，就打电话让乡亲们分别到各個路段去佯装偶遇，以应对突发情况。
那时，桂林到贵港的动车只有晚上七点多的D3567次。下了动车，还要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才能到老家。往往回到家，已经半夜十一点甚至十二点。
我一次又一次地，于午夜时分穿过寂静的乡间小道，回到背靠着大山的小村庄。在此之前，我不曾有过如此经历。
一个行李箱，一个小背包，一本书，一本白页笔记本。它们跟随着我往来，像D3567次列车一样，慢慢地变得亲切。
我在空白笔记本里写写画画。偏头痛发作时，我能看到更多的东西，比如某种接近于幻觉的画面——父亲的病好了，不再被疼痛所折磨，不再依赖杜冷丁、吗啡以及所有红色处方的药片。
除了止痛剂，哥哥还找中医给父亲开了些药。开始几个月，不知是不是中药的作用，父亲情况还不错，疼痛也比较有规律。他坚持每天看书，穿戴整齐后去散步。酷爱钓鱼的他甚至还想去钓鱼。
某天，父亲突然说：我头发变黑了。这在古话中叫“返青”，不是什么好事呢。
我们一看，确实原来全白的头发，现在变成了灰白，有一些变黑了。
哥哥说，这当然是好事啊，说明返老还童了嘛。
我抚摸着父亲柔软的头发，暗暗祈祷：但愿故乡有良物，浆果正返回枝头。
2
今天啾啾来了
她也长出了翅膀
今天啾啾没来
她的天井是黑色的
——《啾啾》
据说我的出生地凤凰村，最初只有四户人家，是从与之相距二十多公里的大村黄村分化迁移出来的。
为什么要迁移？因为我爷爷有天晚上做梦，梦见某座山上有一条吐着火舌的龙。那座山就是凤凰山，因为长得像一只凤凰而得名。爷爷开始鼓动大家搬家，最后终于有四家人同意搬到那座有“龙迹”的山下安家。
我爷爷有好几个兄弟姐妹（具体多少我一直不太清楚），有两个老婆，每个老婆又生了好几个儿女。所以我们算是一个庞大的家族，我的堂哥堂姐多得数都数不过来。但最后决定搬家的这四户人家，也只有我父亲和大叔（爷爷兄弟的儿子）是本家族的，另两家是外族。
我出生前爷爷就过世了。我没能见到这个可以因为一场梦而迁移一个家成立一个村的神奇老人。
我同样也没能明白，一个山脚下的村子里，只有孤单的四家人，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四户人家的格局是这样的——我们家和大叔家墙挨墙，然后是一条巷子；巷子那边是另两户，也是墙挨墙。有时敲敲墙提示一下，两户之间就可以大声隔墙交谈：明天几点到大村去干活？节气到了，要不要磨点豆腐？
我是新村子里的新生命之一。也就是说，那是一个几乎与我同龄的村子。
等到我有记忆，村里已经陆续地搬入了很多户人家，其中我们家族的几乎全都搬下来了。大家按照我们四家人的格局，成行成巷地向外拓展村庄。
自我记事起，我就觉得我们凤凰村神秘而可怕。它深陷于高山密林中——三面环山，前面则是高大的农作物，比如甘蔗、玉米等。站在村里，很难目及百米以外的世界。 这个遮蔽一切密不透风的村子一开始就让我心生恐惧。
我是老幺，更确切地说，是父母已经不再打算要孩子之后意外来到的生命。也许因为前面三个都是儿子，也许没想到人到中年竟然得了个女儿，总之，父母视我为掌心之宝。作为唯一的妹妹，哥哥们对我自然也是能宠则宠。
但是，宠爱是一种情感，嬉戏是一种参与。在我的童年里，恰恰缺乏了这种参与——大哥在学校教书，很多时候也住在学校。二哥三哥在外面读书，寒暑假才能回来。父亲忙于生计，也很少在家。家里长期都是我和母亲两个人。我本来有数不胜数的堂兄妹，我却没能跟其中的任何一个成为亲密伙伴。实际上，我害怕跟家里以外的任何人打交道，甚至一声问候于我都是极其困难的。
当我的堂兄妹们小小年纪就扛着农具下地干活时，我连单独出门也不敢。如果母亲不在家，我就一个人在家待着，看书。在那个以农耕为生的小山村，我们家算是个异数——父亲是方圆几百里有名的才子，利用劳作之余自编自导了很多民间剧。我三个哥哥都是读书人。正因为这样，我识字比一般同龄人要早要多，而且很小时我就意识到了文字的极大魔力，甚至一张说明书，我也可以反复地看得津津有味。
那时家里书并不多，除了四大名著，其他的无非是《钟山》《收获》《花城》《诗歌报》《知音》《故事会》等这些报刊，它们成了我童年时期一起成长的伙伴。
记得八九岁时，我正看着一本《红豆》（也就是现在《红豆》的前身），我大哥见到了，一把夺过去：小小年纪看这种书干什么？
也许意识到了我喜欢与书为伴，也许是为了阻止我翻阅“不良书籍”，后来家里多了《花朵》《少年文艺》《儿童文学》等。只要手边有书，我就有安全感和满足感，甚至是优越感。
我喜欢坐在天井里看书，看天井上那片天空。黄昏时分，会有各种鸟在空中来回低飞。这时我心里就涌满凄凉——小鸟有没有家？如果晚上下雨，它们会不会冻着？有时，某只小鸟会缓慢地收起翅膀，长时间地停在天井屋檐边，似乎在和我对话。我们就这么互相长时间地看着，像一对知无不言的密友。这密友并不是固定的，有时灰色，有时黑色，有时羽翅长，有时尾巴短。有时是一只，有时两三只。
不管是哪种，我都给它取名为“啾啾”。我尝试着和它说话，开始声音轻得只有自己听到，慢慢地我越说越大声、自然，仿佛它真的是我的密友，仿佛我的每一句话，它都能听懂。我开始在日记本里写下这些，开头往往都是：今天啾啾来了。今天啾啾没来。
在那个大山脚下的小村庄里，有一个小女孩对密密匝匝的农作物和人群心怀恐惧，却与无名的小鸟相谈甚欢。
这个小女孩在文字里构建属于自己的小小天地。她不知道世上有个名词叫“社交恐惧症”。
3
列车呼啸着撕开黑夜
在剧烈的偏头痛中
她看到童年的鸟群聚集在屋檐上
鸣叫，寒暄
而世間喑哑
她越来越沉默
——《越来越沉默》
6月23日，父亲终于挨不过痛，再次住进了医院。
25日晚上十一点多，我下了动车直接拉着行李箱赶到位于十二楼的肿瘤科病房。
父亲更加瘦了。
父亲问坐高铁要多久，高铁是不是呼啸呼啸的，带起的风比刀还利。
父亲还没坐过高铁。我坐过无数次高铁，无数次在高铁上写写画画，“带起的风比刀还利”这样的佳句却从来没有过。
我说，爸爸快点好起来，好起来我带您去坐高铁。
父亲说好呢，好呢。
我还要带您去平原，看麦浪。
好呢，好呢。
不久前，我把父亲写的六十多本剧本带回桂林。我想着帮他录入电脑印成一本册子。录入文字时，我无意中看到父亲写在某本剧本边角的一行字：想去平原看看麦浪。
那行细小的毛笔字，让我顿时泪水打转。作为儿女，我们到底能给父母回报多少？我们了解他们多少未竟的心愿？
父亲的剧本都是手写，而且大多数是毛笔字，很难辨认。最关键的是，他写的是壮剧，很多文字是用土话的音来代替，在字库里根本找不到。一个多月过去了，即使请了照排室的同事一起帮忙，也还是一本都没录完。
父亲病情每况愈下，有时会陷入谵妄。即使是在睡眠中，他右手食指也一直不停地在空中写着什么。
一次我伸开掌心放到他指尖下，从一撇一捺知道，他是在写自己的名字：黄志清。我把一个枕头放到他身边，把他手轻轻地移到枕头上。这下子他写得更顺溜了，从笔画看出不只在写他的名字。也许他把那枕头当成了本子，正在写一出戏？
8月16日晚，父亲洗澡时不慎跌倒，左大腿骨折。当天正好是农历七月十四，传统节气里的“鬼节”。
哥哥在电话里说：父亲得长期躺床上了。
父亲有洁癖，一辈子不吃肥肉，甚至只要看到肥肉都会受不了，觉得它们“样子太浊腻了”。他每次吃完饭第一件事就是刷牙，生病后依然如此。
某个晚上，半夜十一点多了，我在房间里听到父亲和二哥的对话——
二哥：您怎么又起来？
父亲：突然想起我今晚好像还没有刷牙。
二哥：刷了刷了。睡觉前就刷过了。
父亲：你肯定？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
二哥叹了口气：那就再刷一次吧。不然今晚估计您是睡不好了。
我忍不住笑了，走出来，在天井边上看着。父亲摇摇晃晃地走到洗漱台前，洗杯子，挤牙膏，在墙上投下一个瘦长的影子。
二哥站在天井的另一边。灯光下，我们仨的影子正好合成一个V形，父亲就在那V的顶尖。父亲在那顶尖上忽左忽右地晃动，像一部默片正在上映。
那个半夜的剪影，一直深深地刻在我记忆里。
在赶回老家的列车上，想到从此父亲将要忍受生活无法自理的精神折磨，我哭了。 骨折后，父亲精神及身体状况急剧下降。打着石膏的左腿，脚面肿得很厉害。
看着躺在床上无法动弹的父亲，我似乎看到了一条生命的尽头。我们都明白，父亲再也不可能下床，再也不可能像风一样飞快地走动。
4
……
——我的故乡
在有限的记忆里
我不曾受过生活的苦
但也从未觉得
盛产甘蔗的你，曾经
甜过
——《故乡》
这是我多年前写的一首诗。它甚至比白描还要真实。
小时候，村头有一大片院场。那片院场成了全村人聚集议事闲聊玩耍的地方。冬天闲暇时节，大家会先后提个火笼子，聚到院場里叨家常。夏天的晚上，大人去大村干活还没回来，老人便和孩子们一起到院场里纳凉。老人们坐着摇椅摇着蒲扇聊天讲古，孩子们或在摊开的席子上恣意翻滚打闹，或打野战捉迷藏。他们奔跑、尖叫。当孩子们出现不可避免的磕碰、矛盾时，老人们就会出面，以各种方式进行调解，直到大家又握手言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老人们就是这个农忙时节全村孩子的监护人，他们要确保每个孩子都安安顺顺，家长们才能没有后顾之忧地在田地里挥汗如雨。
这是我记忆里非常清晰的一幕。然而，我却无法在这些场景里找到自己的影子——我总是独自躺在席子的一角，仰望着浩渺的星空。夏天的夜空往往会有极其明亮硕大的星星，我盯着它们，心里有难以言表的向往。
院场正对面那户人家男主人会看风水，还会算命。大人都叫他老黄，小孩要么叫黄伯，要么叫黄叔。也许是因为有此技能，老黄不用下地干活，每天穿着黑色衣衫，在村里闲庭信步。我有点怵他，每次远远见了就绕行。
其实老黄有个儿子叫福靖，和我二哥一起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关系特别好。
老黄有个女儿叫雪梅，和我一般大，可以说是我在村里愿意交往的唯一同伴。但老黄还有个儿子叫福贺，患有癫痫病，时不时就倒在地上四肢抽搐口吐白沫。老黄的母亲常年卧病在床而且特别凶悍，她拍着床板破口骂人的声音，全村人都能听到。
这样的一家人，甚至从他们屋檐上吹过来的风，都带着一股阴恻神秘，让我不由得远离。
某个夏日夜晚，我躺在席子上看星空，老黄突然蹲下来，问：怎么你总是一个人待着？
我腾地坐起来，想跑走。然而他伸手拦住了我，特别温和地说：孩子，别怕。其实我也跟你一样，喜欢一个人待着。
这时我才意识到，这院场虽然正对着他们家，然而我却很少见到他出现。这个喜欢穿黑衣衫的人，每天在村里独来独去，像个黑色的影子。
那天晚上，老黄到处走了走，然后转回来自言自语般地说：实际上我们这座凤凰山更像一张太师椅。好风水啊。
大人小孩一听，不由得站起来去看那座山。确实非常像，主峰两边绵延而去的山峦，就是太师椅的扶手。而我们最初搬入的四家人，就在椅子——主峰的正中间。后来陆续搬入的人家，就围绕着这张椅子依次向外拓展，整个村子完全被护在这张椅子中。
当年一起搬家建起新村子的老住户，后来都另择地建了楼房，祖屋彻底成为仅供祭拜的空房子。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没在祖屋上翻新建房。如今回去，会看到村子越往外，房子越新楼越高，越靠近山脚，房子越矮越旧，有些甚至长满了荒草。
2014年春节，我们几兄妹回去祭祖屋。哥哥在厅里洒扫庭除，准备香烛。我闲着没事，就在几个房间里到处乱走。在最左边的厢房，我看到一大块塑料布正蒙着什么，于是好奇地掀开来看。这一看把我吓得魂飞魄散。我边大声喊边飞奔出去，几乎与从厅里跑来的大哥撞到一起。
我语无伦次：我好像看到……看到棺材……
大哥笑了，拉我到厢房，再次掀开那块塑料布。两副暗红色的棺材，整齐地排在一起。大哥说，这是十多年前就给父母打的棺木。按风俗习惯，越早给老人打棺木，老人就越长寿。家有老人是宝，有这样的棺木，同样是种吉祥。
尽管如此，我还是惊惧，再也不敢走近那间厢房。
哥哥说，每年会有外地人专程来我们村祭拜凤凰山，以求这风水宝地的保佑。然而，作为这风水宝地的“土著”，乡亲们似乎并没有受过它的恩赐与庇护。村里大部分人为了生计不得不外出打工，逢年过节再候鸟似的回来。而留在村里耕作的人，日子也过得紧巴巴的。就像我诗里写的一样，这个盛产甘蔗的村子，似乎从未甜过。
5
虚构的钟声敲响时
失眠者用铅笔在一行字下画线
“灵魂的重量是21克。”
远方的父亲正在疼痛
疼痛的重量多少克？
——《那只猫》
10月16日，哥哥打来电话：这两天父亲认不了人了。
由于列车晚点，当晚我赶到家已经十二点多。
父亲躺在床上，大声说胡话。母亲正在厨房忙着什么，她说她已经睡了一觉了。
我没有像往时一样进门连包也不放就跑去看父亲，而是在厨房里跟母亲说了一会儿话，才万般惶恐地走进父亲的房间——我多害怕父亲认不出他的女儿。
三哥跟着我进去，大声地问：爸，我是谁？
父亲双目定定地看着他，说了一个莫须有的名字。三哥又指着我问：那这个又是谁？
父亲又说了一个莫须有的名字。我泪水掉落。
父亲左腿上的石膏不久前去医院取掉了，换了两块夹板固定着，脚面依然很肿。我隔着被子，从上到下摸了一遍父亲那瘦得皮包骨头的身子，转身出去。
我坐在母亲身边，抽泣着说：爸爸认不出我了。
母亲握住我的手：孩子，父母和儿女的缘分总有尽头的，总有这一天的。
母亲说，外公重病时，就曾对她说过：我们父女这辈子的情分就到这了。你别难过，你难过了我走得不安心。
这句话，让我失声痛哭。 父亲几乎都处于谵妄中。有时，他神情宁静地聊天，只不过聊的对象都是已故的亲友。
母亲说，他这是在说阴话呢。说明他的部分魂魄已经到了那边，正在跟那边的人说话。
17日下午三点多，正在房间休息的我听到三哥大喊：小妹呢，快叫小妹起来！
我跳下床，冲出门奔到父亲房间。
三哥说他刚才认出我了。三哥把我拉到父亲面前，问：这是谁？
父亲看着我，迟疑了好久没说出来。三哥大声说出我的名字，父亲一听就哭了：是我女儿啊……
我左手紧紧地扣住父亲的手，右手给他擦眼泪。
哥哥悄声对我说，你千万别哭，别刺激他，你要高兴。
我和哥哥哄着父亲睡着，以为当他再醒来，就可以叫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然而重新醒来的父亲，依然把我们拒绝在他的记忆之外。
我站在父亲床前，父亲眼睛晶亮晶亮的，看这看那。时不时，他伸出手，捏了捏我睡衣口袋上装饰的红色小草莓。
这个孩子般的动作让我疑虑而惊讶——他专注于一颗印在衣服上的小草莓，却无视身穿这衣裳的他的女儿。他的思绪到底飘到了哪里？
晚上七点多，我给父亲喂排骨汤稀饭。母亲站在旁边。
我指着母亲，试图问父亲：这个是谁？
让我意想不到的是，父亲笑着毫不犹豫地回答：你妈妈呀。
我愣住了，赶紧又问：那我是谁？
我女儿芳呀。
我又蹦又跳，大声喊：爸爸认出我们啦！
然而当正在堂哥家吃饭的哥哥闻讯跑回来时，父亲又恢复了令人难过的茫然。
母亲说，你回去安心工作，别担心你爸。你爸每天都有很多人围着侍候，干干净净热热闹闹，他高兴的。当年你舅舅只有你大表哥一个人照顾，连口热水都难喝上……
我想起表姐说过：我一直无法忘记我父亲去世时眼角那颗大大的眼泪。
我没有见到舅舅临终时的样子。但是，那颗大大的眼泪，刺激着我的记忆。
6
……
阳光照在灵堂中，照在
长跪的人群中
没有一丝阴影
舅舅啊，你看
风吹过母亲的白发时
也忍不住要停一停
你四周草木深长繁茂
但没有一棵
是我们刻意种下的
——《风一层层吹过》
2009年2月12日晚上，我提着行李前往火车站，等候途经家乡的K157次绿皮火车。
当天上午，哥哥打来电话说，舅舅刚刚走了。
当时我心里咚的一声，似乎一块岌岌可危的大石终于落了地。
舅舅因颈椎病变与伴有帕金森综合征，已经在床上瘫了三年。三年里，舅舅的吃喝拉撒几乎都是大表哥在照顾。大表哥白天要上班，每天早上把早餐放在舅舅手能够得着的床边，中午再赶回来做饭。舅舅一天的屎尿都拉在尿片里。
有一次，我带着几本关于地理与玄学的书籍回去看舅舅——舅舅教的是数学，但他最爱的却是地理与玄学。那次，舅舅没有像往常一样如获至宝，而是把书推开，含糊不清地喊：把它们都烧了！把我也烧了！不要再让我受这生不如死的罪！不要让我做一个活死人！
我和母亲眼中瞬间涌满了泪水。我们同时握住舅舅用力挥动拍打的双手，无法言语，只是紧紧握住。直到那双挣扎的手，慢慢地软下来，像一个极力要挣脱囚禁的枷锁最终却不得不妥协的孩童。
舅舅天赋异禀，满腹经纶，是一方名士。七岁时，他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外婆就去世了。外公是私塾先生，忙且不擅长家务事。我母亲身为长姐，便既当姐又当娘地把他带大。他们姐弟俩感情非常深，都把对方视为生命之至重。
相比于我们家，舅舅家要殷实一些，于是他就不停地接济我们。
他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我吃着干饭，而我姐却只能喝稀饭，那就是一种罪过。
我们小学一至三年级都是在各村小学读，到了四年级，便都到隶属于村公所的元金中心小学去，晚上要上晚自习。中心小学有宿舍有小食堂，学生晚自修后可以住校，也可以回家。
舅舅便是元金中心小学的校长。舅舅的严苛是出了名的，再顽劣的学生在他面前都变得服服帖帖。奇怪的是，我与舅舅有种天然的亲近感，他对我也很宠。那时我有比较严重的低血糖，一下课，舅舅会把我喊去他办公室，让我喝一杯红糖水。我数学特别差，舅舅便经常给我开小灶，非常耐心地把我教会为止。
舅舅家所在的村子，即我母亲娘家的村子叫元村。中心小学正好在凤凰村和元村的中间，走路大概半个小时。
到中心小学上学后，下午放学我经常跟也在那里读书的舅舅的女儿我的表姐回家，晚饭后再一起回学校上晚自习。
舅舅几乎是把学校当成家，但每次我跟表姐回家，他也都会回去。
表姐好几次表示不满：我爸对你比对我还好！
后来母亲说：舅舅可能是担心你在他们家受委屈，所以知道你去就赶回家。
这话我是后来慢慢长大才想明白的——舅舅与舅妈关系一直不好，而舅妈对舅舅最大的意见，可能是他老是接济我们家，有时宠我们家的孩子甚于他自己的孩子。
在中心小学两年，从学校到舅舅家那条弯曲的乡间小道，回荡着我和表姐的欢声笑语。甚至可以说，舅舅所在的元村，是我更愿意亲近的另一个故乡。
小学毕业，我考上了市重点实验中学。整个学校就两个学生考上，而且是我们学校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人考上，說是轰动了整个元金村公所，也不为过。
我去学校拿录取通知书那天，舅舅正提着小桶和小盆要去小井边洗衣服，我便跟着去。我们一边洗衣一边聊天。
舅舅说，市实验中学是封闭式管理，一个月只能回来一次，你要把自己照顾周全。我四年级就让你们住校，就是要锻炼你们独立生活的能力，适应集体生活的能力。 那天舅舅给了我一本软皮笔记本。
回到家，我才发现笔记本里有五十元钱。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五十元，已经是一笔很大的钱了。
舅舅退休后搬到镇上去住，一心钻研玄学，精神矍铄。如果不是好几次骑自行车突然头晕摔倒在地，我们谁也没有意识到，一辈子的伏案工作让他的颈椎严重变形。他听从医生的建议进行了手术，然而手术失败了。从此他只能在一张床上辗转腾挪。
一年后，舅舅并发帕金森综合征，不仅没法拿书拿笔，也没能言语。一生骄傲的他，最难以忍受的，也许不是非人的疼痛，而是吃喝拉撒全要靠别人。
这样的日子，舅舅熬了整整三年。这样的日子，就像一块岌岌可危的巨石，我们既担心它会掉落，又希望它能早日落入一个安稳地。
凌晨十二点八分，K157拖长着嘶鸣声到来。它将把我带回阔别多年的元村，带回舅舅身边。
正午的阳光下，我跟着长长的送葬队伍把舅舅的骨灰送到村外某座山下。墓碑上，用楷体写的三个字“谭爱良”，被我反复抚摸了很久。
再见，舅舅。从此以后，我将不会再踏进元村——这个曾经无比贴近我的另一个故乡。
7
……
那个午后
我们在这条小路上送您
风吹幡动，不能回头
我们哭着跑着
不能回头
此后，世间全是黑夜
父亲，请您回来，种下灯火
照亮我返乡的路
——《返乡》
D3567次列车掠过春天的良物，夏天的隐喻。在秋天，它停下了。
那时，我正拖着行李，准备踏上返乡的列车。然而家乡尚远不可及，D3567次列车已经嘘的一声，停下了。
我瘫坐在异乡的广场上，哭不出喊不出，只有泪水不停地翻涌着，翻涌着。
一个偏头痛患者在列车上的所有幻想，就这样嘘的一声，在异乡的广场瞬间灰白。
我们连夜驱车回去，但大雨不止加上桂柳公路路况糟糕，我们不得不在半路过夜，次日中午才到家。
父亲的灵柩摆在客厅正中，男左女右分坐着守灵的亲人们。我想要看一眼父亲，哥哥说，不能了，棺木昨天已经按时辰钉上，不能打开了。我急于知道父亲临走时都说了些什么，是什么状态。
哥哥说，父亲什么也没说，也始终认不出我们。
2016年10月31日上午，哥哥在电话里跟我说：父亲不吃东西了，连水都不喝。你看今天或明天回来吧。
虽然父亲这半个月里都处于谵妄中，但把食物喂到他嘴边，他还是本能地张嘴吞下。不吃不喝还是第一次。
我等不到明天，马上订了桂林到贵港唯一的动车D3567，还是十九点多发车。
据说，中午父亲曾好几次张开大嘴，似乎想说什么，然而还是什么都没能说出来。他双眼异常明亮，都能照出人影。
下午，父亲开始了自卧床以来最长时间的一次排便。排完时，全身是汗，满脸通红。
三个哥哥用热水反复仔细地给他擦身子，连脚丫子也没放过。当时他们并不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为父亲擦洗，而冥冥中似乎有某种神秘的指引，让这三兄弟一起来仔细地做这些。
“父亲全身特别的柔软温顺，不挣不扎。我们都以为他因为排便时间過长，元气大伤。”哥哥说。
擦洗干净后，父亲歪着头，睡过去了。三个哥哥便到门外坐下抽烟。他们也累坏了。
一棵烟没过半，大哥回房间，发现父亲双手垂落，神情异常安宁。他伸手到父亲鼻子下去探，然后向门外喊：你们快回来，父亲好像不行了。
两个哥哥跑回来，一遍遍地喊父亲，上下抚摸他的身体。大哥叫了村里一位老者来，老者轻轻摸一下父亲的手，说：你们爹是走了。准备更衣吧。
当时是十七时十五分。父亲双手垂落，神情安宁地咽下了他在世间的最后一口气。
那天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寒衣节，物候为草木枯黄。而母亲说，那天是农历十月初一，好日子，时辰也是好时辰。
“原来父亲是要把体内所有东西全部排掉，好干干净净走。老爷子一辈子爱干净，到最后也没忘这点。”哥哥一边在父亲的灵堂里忙碌，一边说。
我守着父亲的灵柩，一次又一次地问：不是说好要一起去坐高铁，一起去平原看麦浪的吗？您怎么言而无信？您怎么连最后一面都没让我见着？
没能见上最后一面，是无法填补的深洞，我悲不能抑。
母亲说：见了这一面又如何呢，他已经认不出你们。最后那些天，他根本就不理我们，只管跟那边的人说这说那。
父亲还清醒时，曾对母亲说：哪天我要是走了，你不许掉一滴泪。
父母结婚六十三年，生下了三儿一女，他们一起吃过苦尝过甜。如今，父亲丢下母亲，自己先走了。母亲怎么可能不掉泪。
我在父亲灵柩前坐一会儿，就回房间陪母亲一会儿。我把瘦小的母亲抱在怀里，她的泪水洇湿了我的孝衣，我的泪水也洇湿了她的肩头。
出殡那天，母亲把一双拖鞋丢到三岔路口，说：从今以后我们世间的缘分就尽了。你到那边过好你的日子，不要再念我。我在这边会照顾好子孙，也不用你挂念。
父亲的坟地在村口路边，我们回家都要经过它。这地方是父亲骨折前自己风一般地走着去选的，大家都说老爷子会找地方——东面是座山，神似一只伸头张望的龟；北面是条河。
大哥说：您放心，以后每次我去河边钓鱼都喊上您，看看谁钓得多。
侄儿说：爷爷，我保证每次回来都来陪您抽根烟。
我说：有您在路边守着，以后我回来就不怕了。
我们说着笑着，又给父亲上了一炷香。
责任编辑 冯艳冰
特邀编辑 陆辉艳
……
而灰鸟低鸣
它想找到回家的路
想看见去年那枚红色浆果
重新返回熟悉的枝头
——《而灰鸟低鸣》
D3567次列车在黑夜中飞驰。
车厢内灯火闪烁，乘客喧哗。我从车厢的一头走到另一头。因摇晃而停下的瞬间，我看到窗外掠过的灯火，像黑夜里突然睁开的眼睛：错愕，惊惶。
我不知道这是第几次跟随这趟列车穿越黑夜，赶回故乡。不，应该说在2016年之前，我不知道这趟列车。不知道有一天，它与我会有某种迫切而悲伤的关联。
2016年2月28日，父亲突然感觉胸口痛得难受，哥哥带他去检查，竟是肺癌晚期。我们都不敢相信这个事实，父亲除了有慢性胃炎，身体一直不错，八十多岁了仍然背脊挺直，走路风一般飞快。春节回去，他也一切都很好，而这春节都还没过完。
哥哥又带着父亲去了好几家医院反复检查，结果令人绝望。除了住院止痛，几乎什么也做不了——年纪太大，无法化疗；癌症晚期，手术基本上没有任何意义。
第一次住院前后不到三天，父亲就吵着要回家——爱干净的他受不了医院的种种气味，更吃不下任何东西，而且他说： “谁知道这病床上，躺过什么人又发生过什么事？”
父亲胸前挂着一个止痛泵，回到了老家。止痛泵里有吗啡，限量流入父亲的体内。医院安排了一个乡村医生，每隔两天就来给父亲的留置针管消毒、换药等。那个乡村医生正好是我们家一个远房亲戚，本来医院说好每次多少费用的，他一分也不肯收。
哥哥把父亲街上的东西全部搬回老家，把母亲也接回老家。本来春节后要外出做事的二哥及侄儿，都暂时延期，留在老家照顾父亲。
父母搬到镇上去住有十多年了，老家祖屋也已老旧，无法住人。前几年，二哥在离祖屋隔有五六排房子的地方，建了楼房。毕竟父母年事已高，总有一天要回乡。想起来，当初建这楼房，还是父亲做的监工——那时二哥在外地做事，是父亲全程守着建筑工，跑上跑下忙活。楼房建好后，除了春节回来住一两晚，父母都还没有真正享受过这新家。没想到第一次回来长住，竟是因为生病。
我们瞒着父亲，说是肋骨发炎和慢性肺炎。我们说，因为慢性，所以要治愈也得有个过程。
父亲开始是相信的，或者说，他愿意让我们觉得他是相信的。毕竟 “肿瘤科”三个字，他是看到的，他明白的。
我们也瞒着母亲。一开始，母亲应该也相信“只是肋骨发炎”。她像个孩子，凑到父亲跟前，好奇地看父亲胸前的止痛泵，用手摸了摸，笑嘻嘻地说：还可以把瓶子挂身上，真新鲜。
疼痛缓解时，父亲就穿戴整齐，挂着药瓶出去散步。乡村的路凹凸不平，而他依然高仰着头，看天不看地地走得飞快。家人不放心，要跟着他。他非常生气：难道我是囚犯吗？失去人身自由了吗？
家人只好像间谍一样，当父亲出门时，就打电话让乡亲们分别到各個路段去佯装偶遇，以应对突发情况。
那时，桂林到贵港的动车只有晚上七点多的D3567次。下了动车，还要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才能到老家。往往回到家，已经半夜十一点甚至十二点。
我一次又一次地，于午夜时分穿过寂静的乡间小道，回到背靠着大山的小村庄。在此之前，我不曾有过如此经历。
一个行李箱，一个小背包，一本书，一本白页笔记本。它们跟随着我往来，像D3567次列车一样，慢慢地变得亲切。
我在空白笔记本里写写画画。偏头痛发作时，我能看到更多的东西，比如某种接近于幻觉的画面——父亲的病好了，不再被疼痛所折磨，不再依赖杜冷丁、吗啡以及所有红色处方的药片。
除了止痛剂，哥哥还找中医给父亲开了些药。开始几个月，不知是不是中药的作用，父亲情况还不错，疼痛也比较有规律。他坚持每天看书，穿戴整齐后去散步。酷爱钓鱼的他甚至还想去钓鱼。
某天，父亲突然说：我头发变黑了。这在古话中叫“返青”，不是什么好事呢。
我们一看，确实原来全白的头发，现在变成了灰白，有一些变黑了。
哥哥说，这当然是好事啊，说明返老还童了嘛。
我抚摸着父亲柔软的头发，暗暗祈祷：但愿故乡有良物，浆果正返回枝头。
2
今天啾啾来了
她也长出了翅膀
今天啾啾没来
她的天井是黑色的
——《啾啾》
据说我的出生地凤凰村，最初只有四户人家，是从与之相距二十多公里的大村黄村分化迁移出来的。
为什么要迁移？因为我爷爷有天晚上做梦，梦见某座山上有一条吐着火舌的龙。那座山就是凤凰山，因为长得像一只凤凰而得名。爷爷开始鼓动大家搬家，最后终于有四家人同意搬到那座有“龙迹”的山下安家。
我爷爷有好几个兄弟姐妹（具体多少我一直不太清楚），有两个老婆，每个老婆又生了好几个儿女。所以我们算是一个庞大的家族，我的堂哥堂姐多得数都数不过来。但最后决定搬家的这四户人家，也只有我父亲和大叔（爷爷兄弟的儿子）是本家族的，另两家是外族。
我出生前爷爷就过世了。我没能见到这个可以因为一场梦而迁移一个家成立一个村的神奇老人。
我同样也没能明白，一个山脚下的村子里，只有孤单的四家人，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四户人家的格局是这样的——我们家和大叔家墙挨墙，然后是一条巷子；巷子那边是另两户，也是墙挨墙。有时敲敲墙提示一下，两户之间就可以大声隔墙交谈：明天几点到大村去干活？节气到了，要不要磨点豆腐？
我是新村子里的新生命之一。也就是说，那是一个几乎与我同龄的村子。
等到我有记忆，村里已经陆续地搬入了很多户人家，其中我们家族的几乎全都搬下来了。大家按照我们四家人的格局，成行成巷地向外拓展村庄。
自我记事起，我就觉得我们凤凰村神秘而可怕。它深陷于高山密林中——三面环山，前面则是高大的农作物，比如甘蔗、玉米等。站在村里，很难目及百米以外的世界。 这个遮蔽一切密不透风的村子一开始就让我心生恐惧。
我是老幺，更确切地说，是父母已经不再打算要孩子之后意外来到的生命。也许因为前面三个都是儿子，也许没想到人到中年竟然得了个女儿，总之，父母视我为掌心之宝。作为唯一的妹妹，哥哥们对我自然也是能宠则宠。
但是，宠爱是一种情感，嬉戏是一种参与。在我的童年里，恰恰缺乏了这种参与——大哥在学校教书，很多时候也住在学校。二哥三哥在外面读书，寒暑假才能回来。父亲忙于生计，也很少在家。家里长期都是我和母亲两个人。我本来有数不胜数的堂兄妹，我却没能跟其中的任何一个成为亲密伙伴。实际上，我害怕跟家里以外的任何人打交道，甚至一声问候于我都是极其困难的。
当我的堂兄妹们小小年纪就扛着农具下地干活时，我连单独出门也不敢。如果母亲不在家，我就一个人在家待着，看书。在那个以农耕为生的小山村，我们家算是个异数——父亲是方圆几百里有名的才子，利用劳作之余自编自导了很多民间剧。我三个哥哥都是读书人。正因为这样，我识字比一般同龄人要早要多，而且很小时我就意识到了文字的极大魔力，甚至一张说明书，我也可以反复地看得津津有味。
那时家里书并不多，除了四大名著，其他的无非是《钟山》《收获》《花城》《诗歌报》《知音》《故事会》等这些报刊，它们成了我童年时期一起成长的伙伴。
记得八九岁时，我正看着一本《红豆》（也就是现在《红豆》的前身），我大哥见到了，一把夺过去：小小年纪看这种书干什么？
也许意识到了我喜欢与书为伴，也许是为了阻止我翻阅“不良书籍”，后来家里多了《花朵》《少年文艺》《儿童文学》等。只要手边有书，我就有安全感和满足感，甚至是优越感。
我喜欢坐在天井里看书，看天井上那片天空。黄昏时分，会有各种鸟在空中来回低飞。这时我心里就涌满凄凉——小鸟有没有家？如果晚上下雨，它们会不会冻着？有时，某只小鸟会缓慢地收起翅膀，长时间地停在天井屋檐边，似乎在和我对话。我们就这么互相长时间地看着，像一对知无不言的密友。这密友并不是固定的，有时灰色，有时黑色，有时羽翅长，有时尾巴短。有时是一只，有时两三只。
不管是哪种，我都给它取名为“啾啾”。我尝试着和它说话，开始声音轻得只有自己听到，慢慢地我越说越大声、自然，仿佛它真的是我的密友，仿佛我的每一句话，它都能听懂。我开始在日记本里写下这些，开头往往都是：今天啾啾来了。今天啾啾没来。
在那个大山脚下的小村庄里，有一个小女孩对密密匝匝的农作物和人群心怀恐惧，却与无名的小鸟相谈甚欢。
这个小女孩在文字里构建属于自己的小小天地。她不知道世上有个名词叫“社交恐惧症”。
3
列车呼啸着撕开黑夜
在剧烈的偏头痛中
她看到童年的鸟群聚集在屋檐上
鸣叫，寒暄
而世間喑哑
她越来越沉默
——《越来越沉默》
6月23日，父亲终于挨不过痛，再次住进了医院。
25日晚上十一点多，我下了动车直接拉着行李箱赶到位于十二楼的肿瘤科病房。
父亲更加瘦了。
父亲问坐高铁要多久，高铁是不是呼啸呼啸的，带起的风比刀还利。
父亲还没坐过高铁。我坐过无数次高铁，无数次在高铁上写写画画，“带起的风比刀还利”这样的佳句却从来没有过。
我说，爸爸快点好起来，好起来我带您去坐高铁。
父亲说好呢，好呢。
我还要带您去平原，看麦浪。
好呢，好呢。
不久前，我把父亲写的六十多本剧本带回桂林。我想着帮他录入电脑印成一本册子。录入文字时，我无意中看到父亲写在某本剧本边角的一行字：想去平原看看麦浪。
那行细小的毛笔字，让我顿时泪水打转。作为儿女，我们到底能给父母回报多少？我们了解他们多少未竟的心愿？
父亲的剧本都是手写，而且大多数是毛笔字，很难辨认。最关键的是，他写的是壮剧，很多文字是用土话的音来代替，在字库里根本找不到。一个多月过去了，即使请了照排室的同事一起帮忙，也还是一本都没录完。
父亲病情每况愈下，有时会陷入谵妄。即使是在睡眠中，他右手食指也一直不停地在空中写着什么。
一次我伸开掌心放到他指尖下，从一撇一捺知道，他是在写自己的名字：黄志清。我把一个枕头放到他身边，把他手轻轻地移到枕头上。这下子他写得更顺溜了，从笔画看出不只在写他的名字。也许他把那枕头当成了本子，正在写一出戏？
8月16日晚，父亲洗澡时不慎跌倒，左大腿骨折。当天正好是农历七月十四，传统节气里的“鬼节”。
哥哥在电话里说：父亲得长期躺床上了。
父亲有洁癖，一辈子不吃肥肉，甚至只要看到肥肉都会受不了，觉得它们“样子太浊腻了”。他每次吃完饭第一件事就是刷牙，生病后依然如此。
某个晚上，半夜十一点多了，我在房间里听到父亲和二哥的对话——
二哥：您怎么又起来？
父亲：突然想起我今晚好像还没有刷牙。
二哥：刷了刷了。睡觉前就刷过了。
父亲：你肯定？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
二哥叹了口气：那就再刷一次吧。不然今晚估计您是睡不好了。
我忍不住笑了，走出来，在天井边上看着。父亲摇摇晃晃地走到洗漱台前，洗杯子，挤牙膏，在墙上投下一个瘦长的影子。
二哥站在天井的另一边。灯光下，我们仨的影子正好合成一个V形，父亲就在那V的顶尖。父亲在那顶尖上忽左忽右地晃动，像一部默片正在上映。
那个半夜的剪影，一直深深地刻在我记忆里。
在赶回老家的列车上，想到从此父亲将要忍受生活无法自理的精神折磨，我哭了。 骨折后，父亲精神及身体状况急剧下降。打着石膏的左腿，脚面肿得很厉害。
看着躺在床上无法动弹的父亲，我似乎看到了一条生命的尽头。我们都明白，父亲再也不可能下床，再也不可能像风一样飞快地走动。
4
……
——我的故乡
在有限的记忆里
我不曾受过生活的苦
但也从未觉得
盛产甘蔗的你，曾经
甜过
——《故乡》
这是我多年前写的一首诗。它甚至比白描还要真实。
小时候，村头有一大片院场。那片院场成了全村人聚集议事闲聊玩耍的地方。冬天闲暇时节，大家会先后提个火笼子，聚到院場里叨家常。夏天的晚上，大人去大村干活还没回来，老人便和孩子们一起到院场里纳凉。老人们坐着摇椅摇着蒲扇聊天讲古，孩子们或在摊开的席子上恣意翻滚打闹，或打野战捉迷藏。他们奔跑、尖叫。当孩子们出现不可避免的磕碰、矛盾时，老人们就会出面，以各种方式进行调解，直到大家又握手言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老人们就是这个农忙时节全村孩子的监护人，他们要确保每个孩子都安安顺顺，家长们才能没有后顾之忧地在田地里挥汗如雨。
这是我记忆里非常清晰的一幕。然而，我却无法在这些场景里找到自己的影子——我总是独自躺在席子的一角，仰望着浩渺的星空。夏天的夜空往往会有极其明亮硕大的星星，我盯着它们，心里有难以言表的向往。
院场正对面那户人家男主人会看风水，还会算命。大人都叫他老黄，小孩要么叫黄伯，要么叫黄叔。也许是因为有此技能，老黄不用下地干活，每天穿着黑色衣衫，在村里闲庭信步。我有点怵他，每次远远见了就绕行。
其实老黄有个儿子叫福靖，和我二哥一起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关系特别好。
老黄有个女儿叫雪梅，和我一般大，可以说是我在村里愿意交往的唯一同伴。但老黄还有个儿子叫福贺，患有癫痫病，时不时就倒在地上四肢抽搐口吐白沫。老黄的母亲常年卧病在床而且特别凶悍，她拍着床板破口骂人的声音，全村人都能听到。
这样的一家人，甚至从他们屋檐上吹过来的风，都带着一股阴恻神秘，让我不由得远离。
某个夏日夜晚，我躺在席子上看星空，老黄突然蹲下来，问：怎么你总是一个人待着？
我腾地坐起来，想跑走。然而他伸手拦住了我，特别温和地说：孩子，别怕。其实我也跟你一样，喜欢一个人待着。
这时我才意识到，这院场虽然正对着他们家，然而我却很少见到他出现。这个喜欢穿黑衣衫的人，每天在村里独来独去，像个黑色的影子。
那天晚上，老黄到处走了走，然后转回来自言自语般地说：实际上我们这座凤凰山更像一张太师椅。好风水啊。
大人小孩一听，不由得站起来去看那座山。确实非常像，主峰两边绵延而去的山峦，就是太师椅的扶手。而我们最初搬入的四家人，就在椅子——主峰的正中间。后来陆续搬入的人家，就围绕着这张椅子依次向外拓展，整个村子完全被护在这张椅子中。
当年一起搬家建起新村子的老住户，后来都另择地建了楼房，祖屋彻底成为仅供祭拜的空房子。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没在祖屋上翻新建房。如今回去，会看到村子越往外，房子越新楼越高，越靠近山脚，房子越矮越旧，有些甚至长满了荒草。
2014年春节，我们几兄妹回去祭祖屋。哥哥在厅里洒扫庭除，准备香烛。我闲着没事，就在几个房间里到处乱走。在最左边的厢房，我看到一大块塑料布正蒙着什么，于是好奇地掀开来看。这一看把我吓得魂飞魄散。我边大声喊边飞奔出去，几乎与从厅里跑来的大哥撞到一起。
我语无伦次：我好像看到……看到棺材……
大哥笑了，拉我到厢房，再次掀开那块塑料布。两副暗红色的棺材，整齐地排在一起。大哥说，这是十多年前就给父母打的棺木。按风俗习惯，越早给老人打棺木，老人就越长寿。家有老人是宝，有这样的棺木，同样是种吉祥。
尽管如此，我还是惊惧，再也不敢走近那间厢房。
哥哥说，每年会有外地人专程来我们村祭拜凤凰山，以求这风水宝地的保佑。然而，作为这风水宝地的“土著”，乡亲们似乎并没有受过它的恩赐与庇护。村里大部分人为了生计不得不外出打工，逢年过节再候鸟似的回来。而留在村里耕作的人，日子也过得紧巴巴的。就像我诗里写的一样，这个盛产甘蔗的村子，似乎从未甜过。
5
虚构的钟声敲响时
失眠者用铅笔在一行字下画线
“灵魂的重量是21克。”
远方的父亲正在疼痛
疼痛的重量多少克？
——《那只猫》
10月16日，哥哥打来电话：这两天父亲认不了人了。
由于列车晚点，当晚我赶到家已经十二点多。
父亲躺在床上，大声说胡话。母亲正在厨房忙着什么，她说她已经睡了一觉了。
我没有像往时一样进门连包也不放就跑去看父亲，而是在厨房里跟母亲说了一会儿话，才万般惶恐地走进父亲的房间——我多害怕父亲认不出他的女儿。
三哥跟着我进去，大声地问：爸，我是谁？
父亲双目定定地看着他，说了一个莫须有的名字。三哥又指着我问：那这个又是谁？
父亲又说了一个莫须有的名字。我泪水掉落。
父亲左腿上的石膏不久前去医院取掉了，换了两块夹板固定着，脚面依然很肿。我隔着被子，从上到下摸了一遍父亲那瘦得皮包骨头的身子，转身出去。
我坐在母亲身边，抽泣着说：爸爸认不出我了。
母亲握住我的手：孩子，父母和儿女的缘分总有尽头的，总有这一天的。
母亲说，外公重病时，就曾对她说过：我们父女这辈子的情分就到这了。你别难过，你难过了我走得不安心。
这句话，让我失声痛哭。 父亲几乎都处于谵妄中。有时，他神情宁静地聊天，只不过聊的对象都是已故的亲友。
母亲说，他这是在说阴话呢。说明他的部分魂魄已经到了那边，正在跟那边的人说话。
17日下午三点多，正在房间休息的我听到三哥大喊：小妹呢，快叫小妹起来！
我跳下床，冲出门奔到父亲房间。
三哥说他刚才认出我了。三哥把我拉到父亲面前，问：这是谁？
父亲看着我，迟疑了好久没说出来。三哥大声说出我的名字，父亲一听就哭了：是我女儿啊……
我左手紧紧地扣住父亲的手，右手给他擦眼泪。
哥哥悄声对我说，你千万别哭，别刺激他，你要高兴。
我和哥哥哄着父亲睡着，以为当他再醒来，就可以叫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然而重新醒来的父亲，依然把我们拒绝在他的记忆之外。
我站在父亲床前，父亲眼睛晶亮晶亮的，看这看那。时不时，他伸出手，捏了捏我睡衣口袋上装饰的红色小草莓。
这个孩子般的动作让我疑虑而惊讶——他专注于一颗印在衣服上的小草莓，却无视身穿这衣裳的他的女儿。他的思绪到底飘到了哪里？
晚上七点多，我给父亲喂排骨汤稀饭。母亲站在旁边。
我指着母亲，试图问父亲：这个是谁？
让我意想不到的是，父亲笑着毫不犹豫地回答：你妈妈呀。
我愣住了，赶紧又问：那我是谁？
我女儿芳呀。
我又蹦又跳，大声喊：爸爸认出我们啦！
然而当正在堂哥家吃饭的哥哥闻讯跑回来时，父亲又恢复了令人难过的茫然。
母亲说，你回去安心工作，别担心你爸。你爸每天都有很多人围着侍候，干干净净热热闹闹，他高兴的。当年你舅舅只有你大表哥一个人照顾，连口热水都难喝上……
我想起表姐说过：我一直无法忘记我父亲去世时眼角那颗大大的眼泪。
我没有见到舅舅临终时的样子。但是，那颗大大的眼泪，刺激着我的记忆。
6
……
阳光照在灵堂中，照在
长跪的人群中
没有一丝阴影
舅舅啊，你看
风吹过母亲的白发时
也忍不住要停一停
你四周草木深长繁茂
但没有一棵
是我们刻意种下的
——《风一层层吹过》
2009年2月12日晚上，我提着行李前往火车站，等候途经家乡的K157次绿皮火车。
当天上午，哥哥打来电话说，舅舅刚刚走了。
当时我心里咚的一声，似乎一块岌岌可危的大石终于落了地。
舅舅因颈椎病变与伴有帕金森综合征，已经在床上瘫了三年。三年里，舅舅的吃喝拉撒几乎都是大表哥在照顾。大表哥白天要上班，每天早上把早餐放在舅舅手能够得着的床边，中午再赶回来做饭。舅舅一天的屎尿都拉在尿片里。
有一次，我带着几本关于地理与玄学的书籍回去看舅舅——舅舅教的是数学，但他最爱的却是地理与玄学。那次，舅舅没有像往常一样如获至宝，而是把书推开，含糊不清地喊：把它们都烧了！把我也烧了！不要再让我受这生不如死的罪！不要让我做一个活死人！
我和母亲眼中瞬间涌满了泪水。我们同时握住舅舅用力挥动拍打的双手，无法言语，只是紧紧握住。直到那双挣扎的手，慢慢地软下来，像一个极力要挣脱囚禁的枷锁最终却不得不妥协的孩童。
舅舅天赋异禀，满腹经纶，是一方名士。七岁时，他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外婆就去世了。外公是私塾先生，忙且不擅长家务事。我母亲身为长姐，便既当姐又当娘地把他带大。他们姐弟俩感情非常深，都把对方视为生命之至重。
相比于我们家，舅舅家要殷实一些，于是他就不停地接济我们。
他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我吃着干饭，而我姐却只能喝稀饭，那就是一种罪过。
我们小学一至三年级都是在各村小学读，到了四年级，便都到隶属于村公所的元金中心小学去，晚上要上晚自习。中心小学有宿舍有小食堂，学生晚自修后可以住校，也可以回家。
舅舅便是元金中心小学的校长。舅舅的严苛是出了名的，再顽劣的学生在他面前都变得服服帖帖。奇怪的是，我与舅舅有种天然的亲近感，他对我也很宠。那时我有比较严重的低血糖，一下课，舅舅会把我喊去他办公室，让我喝一杯红糖水。我数学特别差，舅舅便经常给我开小灶，非常耐心地把我教会为止。
舅舅家所在的村子，即我母亲娘家的村子叫元村。中心小学正好在凤凰村和元村的中间，走路大概半个小时。
到中心小学上学后，下午放学我经常跟也在那里读书的舅舅的女儿我的表姐回家，晚饭后再一起回学校上晚自习。
舅舅几乎是把学校当成家，但每次我跟表姐回家，他也都会回去。
表姐好几次表示不满：我爸对你比对我还好！
后来母亲说：舅舅可能是担心你在他们家受委屈，所以知道你去就赶回家。
这话我是后来慢慢长大才想明白的——舅舅与舅妈关系一直不好，而舅妈对舅舅最大的意见，可能是他老是接济我们家，有时宠我们家的孩子甚于他自己的孩子。
在中心小学两年，从学校到舅舅家那条弯曲的乡间小道，回荡着我和表姐的欢声笑语。甚至可以说，舅舅所在的元村，是我更愿意亲近的另一个故乡。
小学毕业，我考上了市重点实验中学。整个学校就两个学生考上，而且是我们学校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人考上，說是轰动了整个元金村公所，也不为过。
我去学校拿录取通知书那天，舅舅正提着小桶和小盆要去小井边洗衣服，我便跟着去。我们一边洗衣一边聊天。
舅舅说，市实验中学是封闭式管理，一个月只能回来一次，你要把自己照顾周全。我四年级就让你们住校，就是要锻炼你们独立生活的能力，适应集体生活的能力。 那天舅舅给了我一本软皮笔记本。
回到家，我才发现笔记本里有五十元钱。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五十元，已经是一笔很大的钱了。
舅舅退休后搬到镇上去住，一心钻研玄学，精神矍铄。如果不是好几次骑自行车突然头晕摔倒在地，我们谁也没有意识到，一辈子的伏案工作让他的颈椎严重变形。他听从医生的建议进行了手术，然而手术失败了。从此他只能在一张床上辗转腾挪。
一年后，舅舅并发帕金森综合征，不仅没法拿书拿笔，也没能言语。一生骄傲的他，最难以忍受的，也许不是非人的疼痛，而是吃喝拉撒全要靠别人。
这样的日子，舅舅熬了整整三年。这样的日子，就像一块岌岌可危的巨石，我们既担心它会掉落，又希望它能早日落入一个安稳地。
凌晨十二点八分，K157拖长着嘶鸣声到来。它将把我带回阔别多年的元村，带回舅舅身边。
正午的阳光下，我跟着长长的送葬队伍把舅舅的骨灰送到村外某座山下。墓碑上，用楷体写的三个字“谭爱良”，被我反复抚摸了很久。
再见，舅舅。从此以后，我将不会再踏进元村——这个曾经无比贴近我的另一个故乡。
7
……
那个午后
我们在这条小路上送您
风吹幡动，不能回头
我们哭着跑着
不能回头
此后，世间全是黑夜
父亲，请您回来，种下灯火
照亮我返乡的路
——《返乡》
D3567次列车掠过春天的良物，夏天的隐喻。在秋天，它停下了。
那时，我正拖着行李，准备踏上返乡的列车。然而家乡尚远不可及，D3567次列车已经嘘的一声，停下了。
我瘫坐在异乡的广场上，哭不出喊不出，只有泪水不停地翻涌着，翻涌着。
一个偏头痛患者在列车上的所有幻想，就这样嘘的一声，在异乡的广场瞬间灰白。
我们连夜驱车回去，但大雨不止加上桂柳公路路况糟糕，我们不得不在半路过夜，次日中午才到家。
父亲的灵柩摆在客厅正中，男左女右分坐着守灵的亲人们。我想要看一眼父亲，哥哥说，不能了，棺木昨天已经按时辰钉上，不能打开了。我急于知道父亲临走时都说了些什么，是什么状态。
哥哥说，父亲什么也没说，也始终认不出我们。
2016年10月31日上午，哥哥在电话里跟我说：父亲不吃东西了，连水都不喝。你看今天或明天回来吧。
虽然父亲这半个月里都处于谵妄中，但把食物喂到他嘴边，他还是本能地张嘴吞下。不吃不喝还是第一次。
我等不到明天，马上订了桂林到贵港唯一的动车D3567，还是十九点多发车。
据说，中午父亲曾好几次张开大嘴，似乎想说什么，然而还是什么都没能说出来。他双眼异常明亮，都能照出人影。
下午，父亲开始了自卧床以来最长时间的一次排便。排完时，全身是汗，满脸通红。
三个哥哥用热水反复仔细地给他擦身子，连脚丫子也没放过。当时他们并不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为父亲擦洗，而冥冥中似乎有某种神秘的指引，让这三兄弟一起来仔细地做这些。
“父亲全身特别的柔软温顺，不挣不扎。我们都以为他因为排便时间過长，元气大伤。”哥哥说。
擦洗干净后，父亲歪着头，睡过去了。三个哥哥便到门外坐下抽烟。他们也累坏了。
一棵烟没过半，大哥回房间，发现父亲双手垂落，神情异常安宁。他伸手到父亲鼻子下去探，然后向门外喊：你们快回来，父亲好像不行了。
两个哥哥跑回来，一遍遍地喊父亲，上下抚摸他的身体。大哥叫了村里一位老者来，老者轻轻摸一下父亲的手，说：你们爹是走了。准备更衣吧。
当时是十七时十五分。父亲双手垂落，神情安宁地咽下了他在世间的最后一口气。
那天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寒衣节，物候为草木枯黄。而母亲说，那天是农历十月初一，好日子，时辰也是好时辰。
“原来父亲是要把体内所有东西全部排掉，好干干净净走。老爷子一辈子爱干净，到最后也没忘这点。”哥哥一边在父亲的灵堂里忙碌，一边说。
我守着父亲的灵柩，一次又一次地问：不是说好要一起去坐高铁，一起去平原看麦浪的吗？您怎么言而无信？您怎么连最后一面都没让我见着？
没能见上最后一面，是无法填补的深洞，我悲不能抑。
母亲说：见了这一面又如何呢，他已经认不出你们。最后那些天，他根本就不理我们，只管跟那边的人说这说那。
父亲还清醒时，曾对母亲说：哪天我要是走了，你不许掉一滴泪。
父母结婚六十三年，生下了三儿一女，他们一起吃过苦尝过甜。如今，父亲丢下母亲，自己先走了。母亲怎么可能不掉泪。
我在父亲灵柩前坐一会儿，就回房间陪母亲一会儿。我把瘦小的母亲抱在怀里，她的泪水洇湿了我的孝衣，我的泪水也洇湿了她的肩头。
出殡那天，母亲把一双拖鞋丢到三岔路口，说：从今以后我们世间的缘分就尽了。你到那边过好你的日子，不要再念我。我在这边会照顾好子孙，也不用你挂念。
父亲的坟地在村口路边，我们回家都要经过它。这地方是父亲骨折前自己风一般地走着去选的，大家都说老爷子会找地方——东面是座山，神似一只伸头张望的龟；北面是条河。
大哥说：您放心，以后每次我去河边钓鱼都喊上您，看看谁钓得多。
侄儿说：爷爷，我保证每次回来都来陪您抽根烟。
我说：有您在路边守着，以后我回来就不怕了。
我们说着笑着，又给父亲上了一炷香。
责任编辑 冯艳冰
特邀编辑 陆辉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