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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至今，我国最重大的经济制度创新有三件：一件是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快速改变了新中国成立三十年来农产品全面紧缺、限量供应的局面。另一件是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为此后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稳定的制度安排。第三件是2001年年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中国加快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从中受益。
在这三项制度创新中，第二项不仅处于中间时段，而且相对更具全局性、战略性和根本性，因而更显重要。在这项制度创新中，有一件事非常值得重视，就是1991年10月至12月中央主持召开了11次专家座谈会（每次半天），酝酿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过程中的一些重要思想。我是这11次会议的参加者，虽然已经过去20多年，但有些情况仍然记忆犹新。
会议背景和座谈会设计
1991年8月初，中央就开始酝酿召开若干次座谈会，对一些重大经济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和讨论，主要目的是为次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经济体制和政策纲领提法进行酝酿、听取意见。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找了一些对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有研究的同志（如吴敬琏、周小川）谈话，请他们作准备。
事实上，早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央就提出要在经济管理体制中利用市场调节，尊重价值规律的作用。1982年，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指导方针；十二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使大家的认识跨越了一大步。到了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
1989年，一些经济学家和经济工作者对前一段“市场取向”改革产生了怀疑，有人甚至提出要回到计划经济体制；但是，另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应当坚持“市场取向”改革，主张实行有宏观管理的市场经济体制。
上述争论在1990年和1991年比较激烈，报刊也发表了一些表达不同观点的文章。更好地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路线，凝聚改革共识，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召开专家座谈会，为党的十四大提出具有前瞻性、现实可行的方案与构想，特别是在以什么样的经济体制作为经济改革目标、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应作何表述等方面，广泛听取有关专家的意见。
参加11次座谈会的专家大部分是经济学家，其中有中国社科院的刘国光、蒋一苇、李琮、陈东琪、张卓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吴敬琏、王慧炯、林毅夫，国家体改委的杨启先、傅丰祥、江春泽，中国银行的周小川，国家计委的郭树清，以及外交部、安全部、中联部的专家等，总共不到20人。每次会议均由江泽民同志主持，一些中央领导同志也出席其中一些会议。
在一开始主持会议时，江泽民同志就明确指出，座谈会是内部研究，主要是听取大家意见，不作结论。会议充满了自由讨论的气氛，与会者没有桌签，专家到会议室后自由选座位，发言顺序也不预定，多数专家不是念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而是敞开思想着重讲自己的意见；也有即兴发言的，但一般要求会后提供书面发言稿。
座谈会讨论的问题：第一个是分析资本主义为什么“垂而不死”，其体制机制和政策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第二个是对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剧变进行分析，研究是什么因素导致苏东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出现停滞和危机，以致发生解体和剧变。在对这两个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专家们解放思想，对我国如何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问题进行研讨。
座谈会的主要成果
总体看，11次座谈会的最主要成果是酝酿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倾向性提法，同时对这一重要提法给出两点解释：一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二是市场是有国家宏观调控而不是放任自流的。这就为江泽民同志1992年6月9日在中央党校的讲话和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重要提法，是认真研究资本主义“垂而不死”和苏东剧变的逻辑结果。一些专家提出，从许多国家经济发展实践看，由市场配置资源是比较有效率的，是比由计划配置资源有效的。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借鉴社会主义国家搞计划经济经验对宏观经济进行调节，重视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改善工人福利缓和阶级矛盾，推动科技进步，使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仍然能够容纳生产力的发展，并且在与实行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国家竞赛中占了上风。因此，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要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站稳脚跟，要在经济和技术上追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就要大胆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由市场配置资源的做法，使有限的资源得到高效利用，同时实行宏观调控，努力使整个国民经济稳定高速健康发展。
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重要提法，更是总结我国改革开放成功经验的必然结果。1978年年底实行改革开放后，由于推行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承认农民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同时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1979年提高25%），大大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农业迅速增产，农产品供应大量增加。20世纪80年代，国家又逐步放开了农副产品、工业消费品和部分工业生产资料等价格，结果“放到哪里、活到哪里”，市场迅速繁荣和扩大，各种各样的商品琳琅满目，长期凭票供应的商品越来越少直至完全取消，老百姓充分感受到了“市场机制”的神奇魔力，切身体会到改革开放给大家带来了真正的实惠，从而拥护改革、支持改革。因此，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既然“市场取向”改革能够有力地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市场繁荣，能够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质量，我们就要坚持它、发展它，而不能倒退。
1992年6月9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对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发表重要讲话，系统回顾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方面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认识与发展，表示他“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在征求意见中，这个提法也得到了普遍赞同。同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要求我们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 可见，11次专家座谈会对于中央拿定主意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1992年年初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起了关键性作用。他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几点粗浅体会
作为11次座谈会的与会专家，我有三点体会。
首先，座谈会为我国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明确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起到了重要作用。回顾1991年秋冬，经济学界怀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有人在，报刊上常可以看到不赞成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文章。可以说，这11次座谈会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为中央下决心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提供了必要的智力支持，促成了党的十四大明确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并使此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成为我国经济学界的主流观点。大部分原来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表示疑虑的经济学家，也转而公开表示接受十四大的决定。
其次，座谈会上中央领导的插话和专家发言，为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俗称“50条”）的诞生提供了许多重要观点和素材。“50条”，被认为是我国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一个很好的顶层设计，其中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五大支柱至今仍然有很强的指导意义。“50条”指出：“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方针，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实现城乡市场紧密结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互衔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城乡居民提供同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这些主要环节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显然，座谈会上的一些思想体现于“50条”之中。比如，既要利用外资，也要发展国内多种经济形式；要试点搞股份制，找几个大的企业试一试；扩大对外开放，敢于利用外资包括世界银行贷款，发展对外贸易，多搞外贸信贷；尊重人才，重视科技进步；加强和完善宏观经济调控，等等。
最后，从研究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披露11次专家座谈会的内容可以更充分地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的过程和根据。我过去写的或主编的一些论著，对于“为什么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多归结为两点：一是1991年、1992年有经济学家主张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目标，二是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推动。这两点虽然没有错，但没有全面、完整地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的过程。现在看来，正是1991年11次座谈会，与会专家基本上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以作为改革目标的共识，形成了对这一新体制的两点解释或要点的共识，才为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作了理论准备和思想准备。
今年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二十周年。回望1991年召开的11次专家座谈会，目的是增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的丰富内容和真实性，也是全面客观研究经济思想史非常需要和必不可少的。
（作者：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
责任编辑：叶再春
在这三项制度创新中，第二项不仅处于中间时段，而且相对更具全局性、战略性和根本性，因而更显重要。在这项制度创新中，有一件事非常值得重视，就是1991年10月至12月中央主持召开了11次专家座谈会（每次半天），酝酿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过程中的一些重要思想。我是这11次会议的参加者，虽然已经过去20多年，但有些情况仍然记忆犹新。
会议背景和座谈会设计
1991年8月初，中央就开始酝酿召开若干次座谈会，对一些重大经济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和讨论，主要目的是为次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经济体制和政策纲领提法进行酝酿、听取意见。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找了一些对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有研究的同志（如吴敬琏、周小川）谈话，请他们作准备。
事实上，早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央就提出要在经济管理体制中利用市场调节，尊重价值规律的作用。1982年，党的十二大明确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指导方针；十二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使大家的认识跨越了一大步。到了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
1989年，一些经济学家和经济工作者对前一段“市场取向”改革产生了怀疑，有人甚至提出要回到计划经济体制；但是，另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应当坚持“市场取向”改革，主张实行有宏观管理的市场经济体制。
上述争论在1990年和1991年比较激烈，报刊也发表了一些表达不同观点的文章。更好地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路线，凝聚改革共识，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召开专家座谈会，为党的十四大提出具有前瞻性、现实可行的方案与构想，特别是在以什么样的经济体制作为经济改革目标、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应作何表述等方面，广泛听取有关专家的意见。
参加11次座谈会的专家大部分是经济学家，其中有中国社科院的刘国光、蒋一苇、李琮、陈东琪、张卓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吴敬琏、王慧炯、林毅夫，国家体改委的杨启先、傅丰祥、江春泽，中国银行的周小川，国家计委的郭树清，以及外交部、安全部、中联部的专家等，总共不到20人。每次会议均由江泽民同志主持，一些中央领导同志也出席其中一些会议。
在一开始主持会议时，江泽民同志就明确指出，座谈会是内部研究，主要是听取大家意见，不作结论。会议充满了自由讨论的气氛，与会者没有桌签，专家到会议室后自由选座位，发言顺序也不预定，多数专家不是念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而是敞开思想着重讲自己的意见；也有即兴发言的，但一般要求会后提供书面发言稿。
座谈会讨论的问题：第一个是分析资本主义为什么“垂而不死”，其体制机制和政策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第二个是对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剧变进行分析，研究是什么因素导致苏东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出现停滞和危机，以致发生解体和剧变。在对这两个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专家们解放思想，对我国如何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问题进行研讨。
座谈会的主要成果
总体看，11次座谈会的最主要成果是酝酿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倾向性提法，同时对这一重要提法给出两点解释：一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二是市场是有国家宏观调控而不是放任自流的。这就为江泽民同志1992年6月9日在中央党校的讲话和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重要提法，是认真研究资本主义“垂而不死”和苏东剧变的逻辑结果。一些专家提出，从许多国家经济发展实践看，由市场配置资源是比较有效率的，是比由计划配置资源有效的。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借鉴社会主义国家搞计划经济经验对宏观经济进行调节，重视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改善工人福利缓和阶级矛盾，推动科技进步，使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仍然能够容纳生产力的发展，并且在与实行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国家竞赛中占了上风。因此，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要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站稳脚跟，要在经济和技术上追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就要大胆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由市场配置资源的做法，使有限的资源得到高效利用，同时实行宏观调控，努力使整个国民经济稳定高速健康发展。
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重要提法，更是总结我国改革开放成功经验的必然结果。1978年年底实行改革开放后，由于推行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承认农民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同时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1979年提高25%），大大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农业迅速增产，农产品供应大量增加。20世纪80年代，国家又逐步放开了农副产品、工业消费品和部分工业生产资料等价格，结果“放到哪里、活到哪里”，市场迅速繁荣和扩大，各种各样的商品琳琅满目，长期凭票供应的商品越来越少直至完全取消，老百姓充分感受到了“市场机制”的神奇魔力，切身体会到改革开放给大家带来了真正的实惠，从而拥护改革、支持改革。因此，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既然“市场取向”改革能够有力地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市场繁荣，能够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质量，我们就要坚持它、发展它，而不能倒退。
1992年6月9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对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发表重要讲话，系统回顾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方面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认识与发展，表示他“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在征求意见中，这个提法也得到了普遍赞同。同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要求我们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 可见，11次专家座谈会对于中央拿定主意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1992年年初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起了关键性作用。他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几点粗浅体会
作为11次座谈会的与会专家，我有三点体会。
首先，座谈会为我国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明确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起到了重要作用。回顾1991年秋冬，经济学界怀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有人在，报刊上常可以看到不赞成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文章。可以说，这11次座谈会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为中央下决心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提供了必要的智力支持，促成了党的十四大明确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并使此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成为我国经济学界的主流观点。大部分原来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表示疑虑的经济学家，也转而公开表示接受十四大的决定。
其次，座谈会上中央领导的插话和专家发言，为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俗称“50条”）的诞生提供了许多重要观点和素材。“50条”，被认为是我国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一个很好的顶层设计，其中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五大支柱至今仍然有很强的指导意义。“50条”指出：“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方针，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实现城乡市场紧密结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互衔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城乡居民提供同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这些主要环节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显然，座谈会上的一些思想体现于“50条”之中。比如，既要利用外资，也要发展国内多种经济形式；要试点搞股份制，找几个大的企业试一试；扩大对外开放，敢于利用外资包括世界银行贷款，发展对外贸易，多搞外贸信贷；尊重人才，重视科技进步；加强和完善宏观经济调控，等等。
最后，从研究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披露11次专家座谈会的内容可以更充分地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的过程和根据。我过去写的或主编的一些论著，对于“为什么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多归结为两点：一是1991年、1992年有经济学家主张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目标，二是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推动。这两点虽然没有错，但没有全面、完整地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的过程。现在看来，正是1991年11次座谈会，与会专家基本上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以作为改革目标的共识，形成了对这一新体制的两点解释或要点的共识，才为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作了理论准备和思想准备。
今年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二十周年。回望1991年召开的11次专家座谈会，目的是增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的丰富内容和真实性，也是全面客观研究经济思想史非常需要和必不可少的。
（作者：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
责任编辑：叶再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