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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名片]
廖万清，1938年出生在新加坡一个华人家庭。大学毕业后到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皮肤科工作。从医48载，换来了20余项科研成果，他的“真菌病的基础与临床系列研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三等奖一项，国家发明专利一项，军队医疗成果一等奖一项。2009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我们知道，现在在自然界约有150多万种真菌，其中大多数是直接或间接对人类有益，但有300多种会引起人类不同的疾病，甚至引起严重的感染，如不及时诊治，会夺去人的生命。廖万清院士就是这样置身于真菌的“集中营”里，与那些人类的“索命杀手”较量比拼。廖万清说：“院士就是战士，我会一直战斗下去。”
在美国菌种保藏中心，永久保藏和收录着一种叫做格特隐球菌ITS C型(S8012)的菌株。这一菌株被美国微生物真菌保藏中心明码标价为250美元／株，有偿向世界各研究机构供应，一直以来求购者甚多。S8012的发现者，中国著名的医学真菌病专家、皮肤病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廖万清却这样宣布：“在中国，如果哪个同行的研究需要S8012，我可以免费赠送。”
“党培养了我，我的事业在中国”
1941年，年仅三岁的廖万清被送回中国广东省梅县桃尧镇王寿山下的黄沙村老家，在新加坡做服装生意的父母希望有条“根”留在祖国大地上。就在那一年，廖万清的父亲去世了，年幼的廖万清从此跟着叔叔一起生活。
“12岁上了初中以后，我的生活几乎都是靠国家给的助学金维持的。”说起艰难的求学经历，廖万清很是感慨，“我生在旧社会，长在新中国，在五星红旗下戴着红领巾，别着共青团徽，穿着绿军装成长。可以说没有党，就没有我的今天。”
说到儿时生活，有两个人不能不提。在梅县，廖万清有个从事中医的叔公，人非常和善，医术也特别好。廖万清小时候经常看到叔公为乡亲们开药、治病。治病救人的梦想便和着这股子中药味一起种进童年的廖万清的心里。廖家还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西医，那就是他的另一个叔公廖罗士。廖罗士曾经在旧金山留学，学成后即回国在隆文开了一个卫生所。廖万清现在还能记得热心的叔公骑着自行车满村忙活给乡亲们看病的情景。在战争时期，廖罗士不遗余力地支援游击队。解放后，做了梅县人民医院第—任院长。由于这两位长辈的影响，廖万清从小就把做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作为自己的理想。
由于成绩名列前茅，廖万清高中毕业被保送进了第四军医大学。“当一名医生为病人解除痛苦是我从小的理想，我要为神圣的国防医学及祖国的医学事业奉献一生。”廖万清院士这誓言般的铿锵话语，陪伴着他的大学岁月，也陪伴着他的医学人生。改革开放后，廖万清多次应邀出国讲学，交流访问和探亲，母亲和在那里的亲人劝他留下：“凭你的本事，在新加坡会有很好发展，房子、车子、票子，都会有。”廖万清却摇摇头，认真地说：“我是党培养出来的，我的事业在中国。”
“做成一件事，要有拓荒的勇气”
大学毕业后的廖万清来到了位于上海的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让他真正走进真菌病研究领域的是那一次难忘的诊治经历。
1979年，长征医院收治了一名高烧、昏迷的中年男子。在进行腰穿检查后发现，患者系隐球菌性脑膜炎。当时，廖万清作为主管医生积极进行了联合会诊及抢救。然而，由于患者病情十分危重，几天后便不治身亡。“起病急、来势凶、治疗难，这让我备受刺激。”那次经历，让廖万清鼓起“拓荒”的勇气。他骑着“老坦克”去复旦大学微生物系当起了“走读生”，从基础理论、临床观察、做实验开始，深入真菌“集中营”，一步一步地识别致病真菌的真面目，摸清它们的基本习性。
机遇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不久，医院又收治一位脑膜炎患者小陈。27岁的他因剧烈头痛，喷射性呕吐，体温达到40度以上，意识丧失……历经实验室和临床工作双重训练的廖万清立即敏锐地发现疾病的关键所在。他打破了常规治疗，立即采取一系列综合诊疗措施，终于逼退了病魔。三个月后，患者痊愈出院。当恍如隔世的小陈手捧着鲜花和锦旗来感谢廖万清时，他哪里知道，被送到医院时他的脑脊液菌体数已经超过死亡线五倍，也就是说，他体内的致病隐球菌数量之多，足以让他死五次。
“失败不要紧，我可以接受考验”
1985年，经国家卫生部批准，廖万清创建了中国第一个隐球菌专业实验室。说起这个全国唯一的隐球菌专业实验室，廖万清仍然百感交集。那时候，长征医院的条件相当艰苦，要腾出一间房子搞科研都是件难事。但是病人需要他解决难题来拯救生命，这种为生命而学的感召力在他的内心世界涌动。于是他向医院领导提出把皮肤科门诊一间5平米的小厕所改造成为实验室。医院领导被他的这种不畏艰难的探索精神所感动，当即拍板挤出一间18平方米的房子给他做实验室。作为我国最早成立隐球菌专业实验室并开展相关真菌病研究的专家之一，廖万清深切地感受到肩头责任和使命之重大。从那一刻起，他就默默立下誓言：要努力填补国家真菌病研究的空白。
实验要用动物，廖万清就在窗外吊一个笼子，自己养小白鼠。为了及时对培养、分离出的真菌进行显微摄影，廖万清骑着自行车到远离长征医院的第二军医大学电教室去拍照。多年的探索，他的足迹踏遍了大江南北、边防海岛，收集了大量的真菌标本。“我们到各地去交流都会提出跟他们交换菌种，我和我的学生每次出国交流也都保持着交换菌种的习惯，现在我们实验室的隐球菌菌种种类是全国最全的。”
研究常有遇到挫折的时候，查不到文献、辛苦培养、分离却一无所获……但廖万清总说：“失败不要紧，我可以接受考验。即使在科学研究遭遇失败的时候，我也一直坚信，我们一定会成功。”正是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廖万清首次发现6种新的致病真菌和新的疾病类型。
廖万清还致力于军队真菌病的防治研究，明确了各种真菌病的高发和非战斗减员因素，他制定的防治措施显著降低了部队真菌病的患病率，对军事战备任务的完成及未来战争后勤保障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主持完成了军队重点课题“东南沿海部队高发皮肤病的防治研究”，对东海、南海海军舰艇部队、陆军野战部队、空军部队、特种兵部队、海军陆战队、驻岛部队皮肤病流行病学进行了调查，显著降低了部队浅部真菌病的患病率，有效地保障了战斗力。
“新的目标，要建一个研究基地”
而今的廖万清，因在部队真菌病防治研究中解决了战备训练、卫勤保障等重要问题和贡献，被解放军四总部联合授予全军专业技术“重大贡献奖”，“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先后荣立二等功1次，三等功4次。
在从医搞科研之外，廖万清还培养了19名博士生，30名硕士生。2008年他荣获总后勤部“一代名师”称号。他说：“我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希望建立医学真菌病研究所，使之成为集诊断治疗、科学教研于一体的真菌病研究基地。基地要全面开放招收研究生，吸引有志青年聚到一起搞研究。治疗真菌病，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基地。现在，我们科室已有从美国、意大利、荷兰学成归来的年轻医生。2011年，我带教着7名研究生和两名博士后，并派一名博士生到美国杜克大学学习交流，我希望每年都能有一个优秀学生到国外学习交流，这样慢慢的，我们就有了一个年轻的队伍。我们一定要托起明天的太阳，托起未来新的希望。”
现在，廖万清院士又带领课题组正在开展有关《PMT4在隐球菌生物膜的形成及其耐药中的作用》等研究，以期破解相关致病机理，以及更有效的诊疗措施，让真菌病不再是夺命病。
谈到廖万清荣获的无数锦旗和奖项，他说，“包括真菌研究在内，中国在很多领域仍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一个正直的、有责任心的学者，只会抱怨时间不够，哪会有心思考虑浮名?我要继续坚持为理想，追求不断，矢志不渝；为事业，百折不挠，坚忍不拔。”
廖万清，1938年出生在新加坡一个华人家庭。大学毕业后到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皮肤科工作。从医48载，换来了20余项科研成果，他的“真菌病的基础与临床系列研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三等奖一项，国家发明专利一项，军队医疗成果一等奖一项。2009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我们知道，现在在自然界约有150多万种真菌，其中大多数是直接或间接对人类有益，但有300多种会引起人类不同的疾病，甚至引起严重的感染，如不及时诊治，会夺去人的生命。廖万清院士就是这样置身于真菌的“集中营”里，与那些人类的“索命杀手”较量比拼。廖万清说：“院士就是战士，我会一直战斗下去。”
在美国菌种保藏中心，永久保藏和收录着一种叫做格特隐球菌ITS C型(S8012)的菌株。这一菌株被美国微生物真菌保藏中心明码标价为250美元／株，有偿向世界各研究机构供应，一直以来求购者甚多。S8012的发现者，中国著名的医学真菌病专家、皮肤病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廖万清却这样宣布：“在中国，如果哪个同行的研究需要S8012，我可以免费赠送。”
“党培养了我，我的事业在中国”
1941年，年仅三岁的廖万清被送回中国广东省梅县桃尧镇王寿山下的黄沙村老家，在新加坡做服装生意的父母希望有条“根”留在祖国大地上。就在那一年，廖万清的父亲去世了，年幼的廖万清从此跟着叔叔一起生活。
“12岁上了初中以后，我的生活几乎都是靠国家给的助学金维持的。”说起艰难的求学经历，廖万清很是感慨，“我生在旧社会，长在新中国，在五星红旗下戴着红领巾，别着共青团徽，穿着绿军装成长。可以说没有党，就没有我的今天。”
说到儿时生活，有两个人不能不提。在梅县，廖万清有个从事中医的叔公，人非常和善，医术也特别好。廖万清小时候经常看到叔公为乡亲们开药、治病。治病救人的梦想便和着这股子中药味一起种进童年的廖万清的心里。廖家还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西医，那就是他的另一个叔公廖罗士。廖罗士曾经在旧金山留学，学成后即回国在隆文开了一个卫生所。廖万清现在还能记得热心的叔公骑着自行车满村忙活给乡亲们看病的情景。在战争时期，廖罗士不遗余力地支援游击队。解放后，做了梅县人民医院第—任院长。由于这两位长辈的影响，廖万清从小就把做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作为自己的理想。
由于成绩名列前茅，廖万清高中毕业被保送进了第四军医大学。“当一名医生为病人解除痛苦是我从小的理想，我要为神圣的国防医学及祖国的医学事业奉献一生。”廖万清院士这誓言般的铿锵话语，陪伴着他的大学岁月，也陪伴着他的医学人生。改革开放后，廖万清多次应邀出国讲学，交流访问和探亲，母亲和在那里的亲人劝他留下：“凭你的本事，在新加坡会有很好发展，房子、车子、票子，都会有。”廖万清却摇摇头，认真地说：“我是党培养出来的，我的事业在中国。”
“做成一件事，要有拓荒的勇气”
大学毕业后的廖万清来到了位于上海的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让他真正走进真菌病研究领域的是那一次难忘的诊治经历。
1979年，长征医院收治了一名高烧、昏迷的中年男子。在进行腰穿检查后发现，患者系隐球菌性脑膜炎。当时，廖万清作为主管医生积极进行了联合会诊及抢救。然而，由于患者病情十分危重，几天后便不治身亡。“起病急、来势凶、治疗难，这让我备受刺激。”那次经历，让廖万清鼓起“拓荒”的勇气。他骑着“老坦克”去复旦大学微生物系当起了“走读生”，从基础理论、临床观察、做实验开始，深入真菌“集中营”，一步一步地识别致病真菌的真面目，摸清它们的基本习性。
机遇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不久，医院又收治一位脑膜炎患者小陈。27岁的他因剧烈头痛，喷射性呕吐，体温达到40度以上，意识丧失……历经实验室和临床工作双重训练的廖万清立即敏锐地发现疾病的关键所在。他打破了常规治疗，立即采取一系列综合诊疗措施，终于逼退了病魔。三个月后，患者痊愈出院。当恍如隔世的小陈手捧着鲜花和锦旗来感谢廖万清时，他哪里知道，被送到医院时他的脑脊液菌体数已经超过死亡线五倍，也就是说，他体内的致病隐球菌数量之多，足以让他死五次。
“失败不要紧，我可以接受考验”
1985年，经国家卫生部批准，廖万清创建了中国第一个隐球菌专业实验室。说起这个全国唯一的隐球菌专业实验室，廖万清仍然百感交集。那时候，长征医院的条件相当艰苦，要腾出一间房子搞科研都是件难事。但是病人需要他解决难题来拯救生命，这种为生命而学的感召力在他的内心世界涌动。于是他向医院领导提出把皮肤科门诊一间5平米的小厕所改造成为实验室。医院领导被他的这种不畏艰难的探索精神所感动，当即拍板挤出一间18平方米的房子给他做实验室。作为我国最早成立隐球菌专业实验室并开展相关真菌病研究的专家之一，廖万清深切地感受到肩头责任和使命之重大。从那一刻起，他就默默立下誓言：要努力填补国家真菌病研究的空白。
实验要用动物，廖万清就在窗外吊一个笼子，自己养小白鼠。为了及时对培养、分离出的真菌进行显微摄影，廖万清骑着自行车到远离长征医院的第二军医大学电教室去拍照。多年的探索，他的足迹踏遍了大江南北、边防海岛，收集了大量的真菌标本。“我们到各地去交流都会提出跟他们交换菌种，我和我的学生每次出国交流也都保持着交换菌种的习惯，现在我们实验室的隐球菌菌种种类是全国最全的。”
研究常有遇到挫折的时候，查不到文献、辛苦培养、分离却一无所获……但廖万清总说：“失败不要紧，我可以接受考验。即使在科学研究遭遇失败的时候，我也一直坚信，我们一定会成功。”正是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廖万清首次发现6种新的致病真菌和新的疾病类型。
廖万清还致力于军队真菌病的防治研究，明确了各种真菌病的高发和非战斗减员因素，他制定的防治措施显著降低了部队真菌病的患病率，对军事战备任务的完成及未来战争后勤保障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主持完成了军队重点课题“东南沿海部队高发皮肤病的防治研究”，对东海、南海海军舰艇部队、陆军野战部队、空军部队、特种兵部队、海军陆战队、驻岛部队皮肤病流行病学进行了调查，显著降低了部队浅部真菌病的患病率，有效地保障了战斗力。
“新的目标，要建一个研究基地”
而今的廖万清，因在部队真菌病防治研究中解决了战备训练、卫勤保障等重要问题和贡献，被解放军四总部联合授予全军专业技术“重大贡献奖”，“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先后荣立二等功1次，三等功4次。
在从医搞科研之外，廖万清还培养了19名博士生，30名硕士生。2008年他荣获总后勤部“一代名师”称号。他说：“我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希望建立医学真菌病研究所，使之成为集诊断治疗、科学教研于一体的真菌病研究基地。基地要全面开放招收研究生，吸引有志青年聚到一起搞研究。治疗真菌病，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基地。现在，我们科室已有从美国、意大利、荷兰学成归来的年轻医生。2011年，我带教着7名研究生和两名博士后，并派一名博士生到美国杜克大学学习交流，我希望每年都能有一个优秀学生到国外学习交流，这样慢慢的，我们就有了一个年轻的队伍。我们一定要托起明天的太阳，托起未来新的希望。”
现在，廖万清院士又带领课题组正在开展有关《PMT4在隐球菌生物膜的形成及其耐药中的作用》等研究，以期破解相关致病机理，以及更有效的诊疗措施，让真菌病不再是夺命病。
谈到廖万清荣获的无数锦旗和奖项，他说，“包括真菌研究在内，中国在很多领域仍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一个正直的、有责任心的学者，只会抱怨时间不够，哪会有心思考虑浮名?我要继续坚持为理想，追求不断，矢志不渝；为事业，百折不挠，坚忍不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