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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 叛
淮河东岸的孙家庄,有个不足15岁的又矮又瘦的男孩阿才。在那三年自然灾害最困难的年代,靠母亲、大姐、大哥讨饭供他读完初中。然而,也就是在这15年里,阿才虽说小小年纪,但他已经窥视到,农村的贫困就像一条无形的铁索,死死的羁押着一代代勤劳的农民。这些农民虽说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一年里仍有半年过着食不果腹的日子。阿才一家在那三年里也没能逃过一劫,父亲、四弟、外孙女在那年三、四月相继饿死。对阿才感触最深的是父亲的尸体和四弟的死状:父亲因长期食野草,全身浮肿得发亮,用二十厘米长的银针扎进去,拔出针,只能见到一小滴淡黄色水珠。眼睛、鼻孔、嘴、双耳都布满了绿头苍蝇。四弟的尸体更惨,除头部各软组织被苍蝇叮咬坏外,肚脐眼,肛门,头部七孔处也布满了苍蝇和长尾巴蛆虫。全身骨骼暴露在外。尸体上空还飞着一大群轰轰作响的苍蝇。大姐、小弟、小妹们一个个歪着头靠坐在父亲四周的墙边,直直的、发蓝的眼睛看着自己。当时阿才也明白,一家人的生命都寄托在他的身上了。
阿才不慌张,不害怕,没有哭,也没有泪。也哭不出来,也流不出泪来。怨吗?他不怨。怨谁呢?也无处怨。
此时,阿才痴呆地坐在父亲的尸体旁边,手里攥着一大把带叶的青艾,来回甩动着抽打着要撕咬父亲尸体的大老鼠,又连忙用右手的草棒棒,把父亲的鼻孔里、双眼中、双耳和嘴里一团团的长尾巴蛆虫拨出来,小心维护着父亲尸体的完整,等待外出讨饭的大哥回来,一起安排父亲的后事。
1965年5月24日,也就是父亲去世的祭日那天上午,阿才跪在父亲的坟前,痴痴的看了很久很久,才磕了三个头。接着站起身来,转向同来祭祀的几位老人,跪下去,也向他们磕了三个头。立起身,又转向父亲的坟前,闭上双眼,低垂着头,双手下吊着,任其泪水哗哗地顺着鼻梁淌在光黑发亮的肚皮上。许久,阿才才抹了一把泪水,哽咽着说:“大大,儿子对得起你了。现在你能入土为安,这都是你生前的那几位好友帮忙,他们半跪半拖地把你从房里拖出来的。遗憾的是没有棺木,实在没办法将你老正身入殓。迫不得已才用一张高粱萡把你卷起来入土……大大,我要走了,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谋生去了……”
阿才朦朦胧胧回到家时,见母亲站在门口那棵紫梀树前。看上去,母亲如此巨大而又十分渺小,如此孤独而又如此悲哀,一脸无可名状的幽怨与苍凉。伫立着,伫立着……许久,许久,母亲转向阿才,突然问:“阿才,你真的想走吗?”母亲的这一问,像是责问,又像是在挽留。阿才明白,此时,母亲的心在颤抖,在流血。表面看上去若无其事,实际是无声的哀挽。她用此样的方式寄托对死去的丈夫、儿子和外孙女的哀思。她担心另外两个外出讨饭的儿子是否还活在人间。虽说她面前还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可以聊以自慰。然而,家中唯一一个识字的儿子又要走了。许久,许久,母亲将头低下了,终于控制不住内心的痛苦,双嘴唇上下抖动着哭出声来。那又尖又闷的哭泣声憋得两腮也乱颤着抖起来,双手也不停地拍着身边那棵苦梀树。
母亲停止了哭泣,蹒跚着走进破屋。走到床前,抓起她和父亲结婚时的那床黑底小百花的破被面,也是全家唯一的一床被面,嘶地一声拽了下来。随后母亲又痴呆着,向房内巡视着,扶着床梆又从一只高粱杆皮编织的篓里翻出一件半旧白单褂。母亲好像在想什么,闭起双眼,用左手摁着脸颊上的太阳穴,摇着头。片刻之后,他才蹲下身,从床下扒拉出一双旧黑面布鞋。做完了这一切,母亲又痴痴地闭起双眼想了很久,才将小褂儿和布鞋塞进被面里。母亲把被面卷成一个长卷儿,斜挎在阿才身上说:“家里就这些了,你全拿走吧!”
西域流浪
阿才退休后,偕妻离开工作与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大山沟,来到栉次鳞比的豪华大厦和领先时代的潮流与人流、车流的城市生活。茶余饭后,儿女绕膝,不愁吃不愁穿,每天骑上单车川行在大街小巷观赏着让他眼花缭乱的商铺、霓虹灯、漂亮的广告牌,感受着城市生活的舒适与繁华。
然而,才两三年,每当阿才看到孩子们毫无节制地浪漫生活方式,花钱如流水般的随意性,憧憬着未来更加美好的购物和抢时髦的生活欲望,他开始沉闷了。于是,一闭上眼,便勾起了他往日的回忆。想起他过去那数十年的生活磨难和创业经历。想的多了,久了,原本那种“落叶归根”的夙愿也就淡化了下来。
儿女们察觉到阿才的变化,婉言相劝,可他总说,觉着在那些艰苦的岁月馈赠与他的酸甜苦辣,倒比现代城市浪漫自由的生活充实。他还说,年轻时无奈的选择和面对,是激发他对人生真谛苦苦求索的勇气。没有苦苦求索的勇气,哪能由怯懦变得坚强,在狂风暴雨中挣扎几十年,哪来的信心艰难地支撑着九死一生的残躯走到今天。今天,能从苦难中挣扎出来,就凭着这种坚韧不拨的意志,战胜了嬴弱的躯体和瘦削的肩膀。多年来,阿才一刻也不敢懈怠,不敢放松,每时每刻都在品味着那火辣辣年代馈赠与他的精神支柱,练就了求索的本领,顽强地度过了四十多年的“盲流”生涯。
1965年阳历6月13日,火红的太阳把淮北大地几乎烤焦了。刚收割后无法下种的麦茬地,在阳光烘烤下发出刺眼的光芒。上午,妈妈、大姐和阿才在门前通向县城的土路上踽踽前行,漫过脚面的尘土灰烤烫着他们的双脚。无奈之下,阿才只好翘起脚尖用脚跟行走。就这样,敢作敢为的妈妈牵着阿才的右手,大姐牵着阿才的左手,泪流满面地将他送出家门二里多地。从此,阿才开始了漫长的游离生活,成了名副其实的“盲流”。
有诗为证:
趟过河湾九十九/越过三山又三丘/理顺衣衫久扶头/千叮万嘱话语留……
6月18日傍晚,阿才乘坐的49次列车在乐曲声中缓缓停在边陲重镇——乌鲁木齐。列车车门刚一打开,所有旅客各自背上行李物品涌至通道上。而阿才依然呆呆地坐在座位上一动也未动,目视着穿着各异,高低各异的人流从眼前流过。当他扭头四处一看,一下子慌了,车厢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了。怎么办?怎么办呢?阿才心里没数,忐忑不安。
“喂!小孩!你是要到西站下吗?”列车服务员走过来问。
“哪……哪里?西站在哪里?还要补火车票吗?”阿才一听急了,忙问。没等列车服务员回答,两手便伸向小褂的口袋,摸出零钱一数,丧气地又放回原处。他迟疑了片刻,猛地站起身来,跨出了车门。
火车站前的广场上,茫茫人群向各个公交车站牌处游动。这时,阿才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要去哪里。太阳已经落山,天渐渐暗了下来,冷风刀子似的向阿才身上刺来。转眼广场上的旅客已经所剩无几,只有几队扛着长枪的人来回游动着,他们左臂上的红色袖套显得醒目夺人。阿才见他们心里就犯怵,不敢目视,找车想走。可手一伸进口袋又犯愁了,坐车没钱,住店没钱吃饭没粮票。当他徘徊到候车室门口,见无人守门,便扭身溜进候车室,靠坐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
“喂!喂!”睡梦里阿才被大声的呼叫声惊醒。
阿才睁开双眼一看,全身一抖,前面站着两个背着长枪的人。他们都戴着红袖标。红袖标用黄油漆印着“工人纠查队”字样。那两个人一高一低,一胖一瘦,反差大。那高大肥胖的人生着一脸一身的横肉,胡子拉茬,说着硬生的汉话,凶巴巴地问:“哎!巴郎(男孩)哪里来的呢?”
“安徽。”
“来新疆干什么来了?”
“来找工作。”
“找工作睡在火车站里雨具?”
“俺才下火车,天又黑了,明天才去找工作。”阿才嘴里回答者纠察队的话,心里确像揣了只小兔,突突直跳,非常害怕被面前这两个人把自己撵出候车室。正慌乱中,那一脸横肉的人又问道:“哎!巴郎,把你的证明拿出来,我们要检查!”阿才小心地,带着颤抖的手从小包里拿出大队和公社给他开的证明信,恭敬的用双手递过去。那两个纠查队员看了阿才的证明信直摇头,咕噜一阵之后,瘦身的那个人厉声说:“不买到,(不行)卡卡子(证明信)哈买斯(全部)不买到。开台(走)!妖魔山收容站的开台!
这正是:
迪化城北难民站/傲阳早坠妖魔山/冽风孤灯石头屋/夜半泣声五更天//
(注:迪化—乌鲁木齐。)
妖魔山收容站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内地自流来新疆找工作的人都被叫“盲流”。
夜半时分,阿才和另八名“盲流”一起被带到火车站广场上的一辆大卡车上。人还未站稳,大卡车就像一头跪在地上的大骆驼,抖动着全身沉闷地哼哼了起来。起身后一路不停地摇晃着,扭着它那笨重的躯体,在坑坑凹凹的悬崖峭壁中的便道中盘旋着。卡车一会拐右,一会拐左,一会儿爬坡,一会儿下坡。九个人就像九只蛤蟆在卡车箱里被抛来抛去,特别卡车下坡时的急刹车,一个个被摔到卡车的车厢木板上,弄得鼻青脸肿,他们只好咬紧牙关,哎哟哎哟的呻吟着。那个长满一脸横肉的纠察队员,不但不体谅阿才他们九个人的痛苦,反而拧亮手电筒,从驾驶室伸出头来声嘶力竭地骂着脏话,并威胁说:“你们这些盲流都给我听好了,天黑了别想逃跑,谁要是逃跑让我们抓到……哼!”
阿才呕吐着,头晕目眩,全身毫无知觉地飘荡在苍凉的夜空。
卡车爬着爬着突然不哼哼了,好像一头累摊了的骆驼,闭着眼趴在路上一动也不动了。
车灯没了,周围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那两个纠察队员一个劲地大声喊叫起来:“推车!推车!你们几盲流全部下来推车!快!马西郎(汽车)塌西郎。”同车的一个胖点的盲流难兄下车时,心里一慌,脚未蹬好,滚下山沟。阿才他们八个人听到难兄那渐渐远去的凄惨呼救声,都被震撼了,互相紧楼抱在一起,抖动着,都不敢朝那黑洞洞的呼喊声处看。那两个背枪的纠察队见阿才他们都不下车,将手电筒就往山沟里照,那位摔下山沟的盲流难兄借着亮光好不容易才爬到路边,甩着手上的血,妈呀娘呀的哭泣着。
阿才他们八个人见难兄满脸是血,哭爹叫娘的可怜状,也一个个跟着留下了同情的眼泪。阿才控制不住也哭了,两肩膀上下不停地一抽一抽。然而他不敢哭出声来,脸憋得通红,捂在一位大个老乡的胸脯上。
阿才他们又被骂了一阵后,只好乖乖地把手搭在卡车后边和两侧,弓起腰,推起车来。当时阿才想,倘若他能够,他愿用他幼弱的双手去扶摸哪位难兄的忧伤,愿用一腔滚烫的热血去抚平他那受伤的肉体,洗涤他苦涩的灵魂。此刻,九个“盲流”如同一缕缕青烟忧郁地幻化成一团团黑色的云,生命在冰冷的夜空飘逸。
九个人随着卡车的起伏,推呀推,慢慢将卡车推上一个高坡。当车头一低车尾一撬,卡车司机一挂挡,一点油门,轰一声又哼哼起来。九个人这才喘着气,抹着汗水,用衣服扇着风,站在高坡上注视着前方不远处鬼眼似的灯和那灯下一片黑乎乎的建筑物。不言而喻,那就是他们要去的地方——妖魔山收容站了。九个人排着队向灯下移去。阿才站在队伍中间害怕背枪的纠察找麻烦。这时,一个头发蓬松的女人,绷着脸,揉着惺忪的双眼慢慢地坐在一张桌子前。一看便知道她是个凶狠的女人。那个满脸横肉的背枪人见那女人坐好,走过去,一把把阿才从队里半拖半拽地拎到桌子边。
“姓啥?多大了?”那女人大声问。
“我在问你!没听见?”阿才从惊恐中清醒过来,抖动着,语无伦次的:“俺……俺,俺姓孙,叫孙阿才……”
“俺什么俺!姓啥都说不清楚?”那女人翻起白眼珠呵斥着。
阿才不敢正眼看那女人的脸,低着头哦……哦着:“俺……今年十六岁了。”
阿才猛地想起妈妈临别时教他的话,将十四岁半说成十六岁。诚然,他学得多加了一岁半就是个大人了。
“把东西都交出来!站里替你保管。”
阿才听了那女人的话心里一颤,慌忙之中抱紧小包,哆嗦着回答说:“俺没啥东西,只……一件旧小褂和一双旧布鞋。”
那凶女人听了阿才的回答很不满意,又将白眼珠一瞪,带着一脸怒气伸出右手拽去了阿才的小包翻弄着。翻弄了半天,只搜出一点小碎票。衣服和鞋,散落了一地。
“你就一元八毛六分钱了。真的。俺家是农村的,弄不到粮票。大……大姨,俺……求求你,行行好,把钱还给我吧。”
阿才唯一的那一元八毛六分钱被搜走了。他痛心地哭了起来,苦苦哀求着,希望从那女人的脸上能看出答案来。
“好你个小盲流!谁是你大姨!”那凶女人此时被阿才的称呼激怒了,像头母狮子,怒发冲冠,探起身,睁圆了双眼瞪着阿才。
“哦……哦,对不起,俺叫错了。”阿才带着哭腔连连忙道歉着,两行湿润而辛酸的泪水刹那间变得冰凉,就像断了线的玻璃球,顺着鼻梁两端,穿过嘴唇叭叭砸在胸襟上。
“下一个!下一个!!”
阿才弄不清楚自己是怎样,什么时候被关进那座冰冷的大石头房子里的。也不知道是怎样护着小包趴在双膝上睡着的。他在梦中正美滋滋的嚼着妈妈给他烙的白面油饼时,突然,被一阵急促地哨子声惊醒。
“赶快起来啦!起来啦,每人拿上一样东西打扫院子啦,扫完院子就吃饭啦,吃了饭就上车啦。”那声音在院子里互相碰撞着,到处都是啦啦回应声。
阿才是对着石头房子的大钢筋门坐的,睁眼一看,石头房子的门锁不知道啥时候已被打开,一位五十多岁的男人怀里抱着扫把和铁锹之类的工具。阿才是近水楼台,将小包斜跨在胸前,第一个跑向前去要了一把扫把,认真地舞了起来。何曾想,顶多才干了十几分钟,已经是汗流夹背了,双腿发软,双臂也抬不起来了。他没有想到,才两天多没吃饭就没力量了。哎!难怪人家叫他小盲流。真没用。
“轰——”一阵响声,院子里百多号“盲流”都扔了手里的工具朝食堂跑去。
阿才抱着大扫把站在院子里正愣愣地看着那些人千姿百态的滑稽像,那位发工具的男人见了指着阿才说:“还愣着干什么?快吃饭去呀!一天两顿饭,错过这个村就没那个店。”
阿才一听,原来发工具的人还是个好心人,无不感激地向他鞠了个躬,说:“谢谢你!俺的钱昨天晚上被搜走了,也没有粮票。”
“哎!你这孩子,别哭。我告诉你,收容站是民政局办的,不收粮票,也不收钱。”
阿才听了喜出望外,又向大叔说了声谢谢!一阵急跑,站在食堂的人群后面。他人小,个又矮,只能垫起脚尖往里瞧。望着前面的人拿着黄色的馍,一脸笑色,边吃便往外挤,阿才舔着嘴里的口水很是羡慕。正焦急时,见食堂里一个穿着蓝色大褂的高个子向他使眼色,喂喂地叫他,用锅铲伸过几层人头递过来一块黄色的馍来(当地叫包谷发糕)。发糕又软又烫又粘,阿才管不了那许多,两手交替着拿,一边用嘴吹着热气,一边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嘟嘟……嘟!”大家正在低着头吃发糕,四五个背枪的纠察队员往院子四周一站,一边挥舞着手,一边拼命地吹着口哨,破着嗓子大呼起来:“上车啦,上车啦!一辆卡车上二十个。大家都赶快上车啦。”人群像被惊吓的乌鸦,向汽车跑去。
阿才一听背枪的人喊叫就害怕,他二话没说,将剩余的发糕一起塞进嘴里,边舔着双手上的饭粒,边朝一辆高车厢的卡车走去。
“小盲流,你聋啦,慢腾腾地,就知道吃,没听到吹哨子吗?”阿才抬脚转身时,屁股上呼地挨了一枪托。阿才不敢看打他的人,低着头,几步跑到卡车边,摸着被打痛了的屁股暗自伤心。
卡车的车厢很高,就像一座陡峭的大山,阿才费了很大劲也没能爬上去。忙回头看看背枪人正瞪着自己,抢又从肩上取下来。阿才急了,猛地跳起身来,双手抓住一块车厢板,双脚踩在卡车轮胎上。爬呀爬,心里慌,整个身体一下悬了起来,脚也踩不住车轮胎,回头见背枪人离他还有三四米远,吓的汗水呼一下从头上淌了下来。正急切中,车上两个盲流难兄一齐探身伸出四只手,把阿才拽上了车。
那时,阿才一下子明白了什么是真情,什么是爱,什么是怨是愁是恨。后来,他用指甲在心尖上写道:
左一情/右一个情/情有千般爱分万/试问/那一份属于我?
八家户石料厂
第一个关爱阿才的人是自治区第一建筑公司的材料员贾广贤大叔。
八月初的一天,一百多号盲流乘五辆大卡车被送到八家户。八家户是一大片乱石滩,是自治区第一建筑公司的沙石材料场。
收容站的负责人将一百多号盲流移交给建筑公司后,沙石场的负责人将他们做了分配,从百多人中挑选出二十人洗沙子,阿才是其中之一,分在第三组。其余的人筛沙、装车、卸车。阿才的第三组也是五人,几个身体壮的磨洋工拖时间。阿才用的也是大号方锹,一锹几十斤,端不动,锨把一端一扭,不一会双手就磨出血泡。为了怕人说他偷懒耍滑,咬着牙忍着钻心的痛坚持着。
阿才见材料员老贾站在蓬房边朝他看了好一会儿,心里发慌,手中的方锨越来越不听使唤,不是向左歪,就是向右歪,急出一身大汗。
没有一丝儿风,云也躲起来了,太阳一个劲地施放出热量。阿才哪里懂得七月是流火的日子。头上的汗水擦也擦不完,端一锨用小褂袖子抹一下汗水,双眼被汗水蛰的睁不开。
这正是:
茫茫四野/黄色一片/风也不见/云也不见/艳色萧萧/凉迹消残/高卷衣裤勤劳作/一天更比一天艰难//可恨野鸡与乌鸦对唱/不惜我额头云烟汗雾已成帘//摔了方锨/抬头观天/八方不见一枝树影伴//风沙酷残/少年开始磨难/黑夜想亲娘/泪水不干//雁儿作我传信使吧/梦里还唱边疆赛江南。
“小……鬼,你……停……停一下”。阿才见材料员怀里抱着不少东西站在洗沙池边叫他,忙停下活来,又见材料员微笑着,一脸和气,就放下心来。
“来,休息会儿。我看你人小,个也矮,可干起活来不藏奸。看,双手都磨出血来啦。嗯,给,把手套戴上,穿上这双靴子,换上这把三号小方铁锨。”
材料员的一席话像一股暖流涌向阿才心中,感动地连眼泪也流了下来。万万没有想到,在新疆竟碰上了个好心人。这位材料员自报原籍是山东省郓城县人,姓贾名广贤,是1958年自流来疆的老盲流。因为工作忠实,又有小学文化,当了材料员。
阿才有生以来,第一次戴手套,穿雨鞋子,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端沙子的方锨好像没了份量,一气猛干,到太阳落山时,沙池边洗好的沙子堆的像座小山包。
吃晚饭时,炊事员大叔又多了一个200克的大白馍。
“大叔,俺谢谢你”。阿才含着泪水,嘴里一个劲地向贾大叔道谢着。
“阿才,你老家是哪里的?怎么小小年纪就出来当盲流了?”
贾大叔一句无心的问话,一下子勾起了阿才的伤痛处。加上在收容站所受到的磨难和家中的遭遇,无法抑制内心的情绪,突然双手抱着头,放声地大哭起来。
许久,阿才才止住哭泣,断续地将家中的遭遇向贾大叔和同组的另四个人叙说了一遍。
凭心而论,在沙场洗沙子,虽说热点,累点,要比在收容站里强百倍。每天再也看不到有背抢的人把自己当犯人一样看管着。人身是自由的。一天三餐都是细粮,每餐四两,还有开水喝,和沙场的老师傅们同吃一锅饭,有说有笑,没人把他们当盲流看待。连领导也把他叫阿才。一个月来,阿才虽说黑了瘦了,但精神头足了,力气比一个月前大了几倍,全身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在每天间休时,他给大家演唱他那首他最喜欢最拿手的《五月的红花》。
在沙场一个月,扭转了阿才一生的命运。因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建筑公司原先告诉阿才,准备将他转为正式工的报告,已经送交给总公司批复。可就在一个月里,连队,分公司领导和工程师全部靠边站,换上了“革命”派的头头。
一天晚上,许多盲流难兄难弟都各自寻凉快的地方去了。阿才正读一本花了一毛八分钱买来的关于《怎样写诗》的书,贾大叔走进来把他叫到办公室,示意阿才坐好后,轻声说:“阿才,明天早上收容站来车要把你们这人送到阿勒泰去。你愿意去吗”?
“啥!”阿才一听惊呆了,忙问:“大叔,那阿勒泰在什么地方?有多远?有汉族人吗?”
“阿勒泰在中苏边界上,坐汽车要三到四天,没有汉族人,全是维吾尔族,蒙古族和哈萨克族牧民”。贾大叔把他所知道的全都向阿才诉说了一遍。
“啊,那咋办?俺身上一分钱也没有了,又不会骑马放牲口,更不懂少数民族的话。俺,俺不去”。
阿才肯定地回答,让贾大叔很为难。沉思了许久,他说:“阿才,这样吧,今晚你悄悄走掉,后天你到东山公墓片石场找我。不过那里都是跟石头打交道,怕你干不了”。
“能!俺能干得了!大叔,你放心,俺不会给你丢人的。就是在半山坡下挖一个坑盖上土。吃饭自己解决。况且是临时工,不在编制,想干就干,不想干了啥时候走都可以”。贾大叔又补充说。
翻开当年的日记,阿才是这样写的:
人不开眼/天不开眼/处处是狂风沙尘暴随伴//西域冰霜酷残/抽灯着幼弱一少年//秋又白色/冬又临来/躲不完的飞沙戈壁/有多少个流年久远//心儿一横/人变天变我也变//去伴数年雪冻/去伴旷原篝火寒//灰色年华总有发芽时/会有阳光露雨来临/会有桃花杏艳
东山片石场
爬过五道山梁,越过四个山沟,下得山来便是一片开阔地,就是坦克团所在地。从坦克团穿过,再走两公里,阿才见各个山脚下堆放了一垛垛码好的片石,便断定就是贾大叔说的片石场了。
阿才和小李放下行李,在左手处有个冒着青烟的铁皮烟筒耸立着。
“有人吗?”阿才拍门问道。
“谁?进来吧。”一位老人的声音从土屋里传出来。
阿才推门进去,见一位六十岁左右的老人迎面走来。
“我姓李,是这里看石头的,你们有啥事吗?”老人谦和地问。
“大爷,我叫阿才。请问,贾广贤大叔是在这个片石场吗?”
“噢,是阿才呀。坐坐,老贾昨天已经和我交待了,你们要是来了就住那个铺(土垒台)。”
我和小李打开另一个土屋,小李收拾屋子,锅灶,阿才搭上拉石头的卡车回市内买粮。
南门是最繁华的地方。阿才根据打听到的消息蹲在一个修鞋的维吾尔族人的身边。阿才正在左顾右盼着,从右边走来一个大胡子的人朝他直瞧。阿才站起身靠过去问:“老乡,你有粮票卖吗?”那人听了,紧张的向四周望了几眼,头一歪,一歪嘴,急忙向另一个方向去了。阿才不懂行情,不知那人是什么意思,仍然站在原地不动。正发呆,见那人停下脚步向他招手,才跟了过去。左拐右拐,拐过两条大街,又钻进一个小胡同的茶馆里。那人见阿才跟进茶馆,赶紧把门关上,大声呵斥道:“唉!巴郎(男孩子)这个样子吗麻达(问题)有哩。大街上问卖粮票的事,万一被坏人听了去,抓住吗,要劳改的!”
稍停,他见阿才也惊恐万状的样子,才缓和了语气说:“五毛一公斤。要吗?要多少?拿钱来,买好了快快离开这里”。阿才一听,一公斤粮票要五毛钱,心里着实舍不得。可又一想,两人要吃饭哪。无奈之下,一咬牙买了五十公斤。
有了粮票,直奔粮店。可去了三家粮店也不卖粮,非要单位开的购粮证明才行。无奈阿才只好又回到片石场,这时已经是半夜了。
夏秋好说,冬天,大雪齐腰深,西北风好像有意开玩笑,呼呼的一连刮了许多天。山沟里一般上午十点半才能见到天明,阿才和小李上工时带上窝窝头,等到中午两三点吃饭时,已经被冻成了冰疙瘩,咬一下几个白印,一口气啃上四五个,肚子里也冰凉冰凉的。怕冷,只好赶紧干活。干累了,汗出多了,口渴了又只好攥雪团解渴。十个指头磨破了,沁着血,一拿工具钻心地痛,只好将指头放在嘴里吸几下。第二天起身时,痛酸、背痛。十指又麻木,不能弯曲,就放在身上慢慢揉动着,坚持着正常工作。
1967年刚入冬,小李回原籍参军走了,贾大叔又为阿才找了一个伙伴老魏。老魏六十开外,身材矮小。但精干利落,两眼霍霍有神。一脸连鬓胡子至少半尺长。干活或休息时总是微笑着不停地捋他的胡子。
老魏属于小东梁街道办事处管辖,城市户口。他虽然上了年岁,但他可在办事处里开发票,每月结工钱不用发愁。每月除了买粮票,买粮,上税,还能有几十元剩余。
一年多来,阿才比刚进疆时个子高了二十厘米。两条胳臂和双腿像四根柱子,走起路来蹬蹬地响,一蹦三跳的。那首《五月里的红花》的歌,唱了一遍又一遍。片石场几十个人没有一个不喜欢他的。这个见了说:“阿才再唱一支!”那个说:“阿才呀,跟我搭伙计吧。”
阿才是个有原则的人。谁叫他唱歌都可以,晚上大家坐在山坡听,他一气能唱十几首。嗓子又脆又甜。只要他在学校里学会的,一首不拉地唱给大家听,山沟沟里一下子活了起来,嘻嘻哈哈的笑声不断。可是你叫他换伙计他可不干。他说:谢谢大家的好意。唱歌行换伙计不行。人家魏师傅虽说上了年纪,可他懂技术,教会俺咋样安全安放TNT炸药,装雷管,装导火索,咋样拿大锤不磨手,拿钢钎省力气。俺妈对俺讲,做人要讲良心。人在孤单时吃亏咽着,恩情一辈子不能忘。
大家听了阿才的话,个个频频点头,伸出大拇指称赞说:“阿才是个忠厚心善的好孩子,今后一定有出息。”
阿才不但人缘好,打炮眼,装炸药,排险情成了内行。他使用二十四磅的大锤,一天打出二米八深的炮眼。一炮出片石八十立方米的好成绩,被大家公认。两年里装过的几百个炮眼,无一次是哑炮。许多人装坏了,炮眼打偏了都请他去排险和选位。片石场全体工人都把他叫作工程师。
“阿才,你好好地安心干吧,说不定公司会给你转正哩”贾大叔,李师傅这样说,几十个开矿的师傅也这样说。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67年七、八月文化大革命中几派对立更加严重了,拉石头的车少了,只有军区几辆卡车时不时拉上一趟半趟的。月底一结账,连饭钱也拿不回来。更困难的是炸药、雷管,为了安全,无法拉进片石场了。
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波及很广,阿才天天四处奔跑也找不到工作了。可是不能坐以待毙呀。无奈之下,他准备第二次进妖魔山收容站。
9月17日晚上,解放南路的大街上很静。没有灯,夜色灰蒙蒙的。这时,阿才从在南梁坡住的贾大叔家出来,经过新疆大学、南门、大小十字路口,一路行走,一路哼着小曲。刚到北门市一中,突然从暗处窜出四个翻穿羊皮大衣的人来。他们的脸都用各种颜料涂染得花一片白一片,像地道地黑包公。他们一个人用胳臂箍住阿才的脖子,一个人抱住阿才的双腿,两个人抱住阿才的腰部。四个人同时举出一尺来长的尖刀,对准阿才的脖子、胸脯、后心和脸膛,低沉地恨声问道:“你这个红二司的探子,说!是谁派你来的?给你什么任务?你后面还有多少人隐蔽着没有来?快说!不说就一刀捅死你!”
阿才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这种场面,吓的一个字也吐不出来,全身抖作一团。那四个人见状,把阿才拖到一中大门的墙下,四把尖刀又一齐指向了阿才的各个要害部位。
“怎么了?怎么了?”一个女青年听到大门口有动静跑过来问。“我们刚抓到一个从红二司总部派来的奸细,正在审问。”那四个人中的一个回答。
阿才见到的那女青年,本不是一中的学生。是红一、三司派的广播员小潘。
“潘……”阿才此刻像海洋里快要淹死的人遇上一根稻草一样,用祈求的目光求助于那女青年。
“你……是你,怎么是你?你到这里干什么?你不知道两派刚才在大街上大打了一仗吗?”那女青年惊问。
阿才虽说遇到了熟人,为他解脱,可心情仍然很紧张,全身不停地抖动着,连话也说不完整。
“小……小潘,你们认识。”四个拿刀人一起问那青年女子。
“认识!认识!我们是多年的老邻居呀。”那个叫小潘的女青年把话说了半截,用右手做成喇叭状轻声说:“他是咱们总司令部三号勤务员家的孩子,好人!同一个观点的”。
“哎呦——妈吔——”四个拿刀的人听了小潘的解释吓了一身冷汗,啊地叫了起来,收起刀,忙把阿才从地上抱起来,一个劲地大哥小叔的不绝于口。等阿才情绪有所稳定,他们又一直把他护送到北门的青年路上。阿才顺着去水磨沟的方向朝家走去。
命悬一线
俗话说,人要是倒了霉,吃大米饭也会咯掉大牙来。这不,阿才还没找到活干,又大祸临头了。
那是1968年7月9日上午10点半钟,阿才骑自行车到第一建筑公司去结算最后一批片石款。红一、三司观点的头头们都签了字,盖了章。红二司造反派的头头们下去看麦收情况去了。
阿才见时至中午,到哪里去找呢。他心急如焚,好不容易才打听到红二司造反派头头所去的地方,过二宫铁路局不远的丁字路就到了,阿才骑上车飞奔而去。谁料,刚到丁字路口,突然从市内方向驶来一辆拉煤的南京产嘎斯车,一拐弯将阿才撞翻在地,撞出六米八的距离。嘎斯车又经阿才身上碾过。自行车被碾的只剩下三脚架,阿才脑子轰一下什么也不知道了。
阿才躺在铁路局医院的急救室里,醒过来是晚上六点多钟。见身边的警察,医护人员站满了一屋子。阿才微睁着眼,见医生的嘴不停地动,明知到是在问他,可就是不能张嘴。他的头痛的要爆炸,耳朵好像钻进了知了呜呜地唱。
阿才第二次醒来天早就黑了,他已经知道自己躺在病床上了。
护士见阿才醒来,喜滋滋的说:“阿才你醒了。以后就叫我王大姐好了,我主管你的护理工作,你左臂伤做了临时处理。哪疼就说出来,不想讲就用右手指指也行,我们好对症治疗啊。”
阿才的嗓子干痛,双唇已经干裂,无法讲话,闭上眼,用右手将伤痛处一一指给护士王大姐。
第二天,阿才被推进X光室,经查,果然病情严重:左膝盖骨碎成三块,左手腕挠尺骨,均粉碎性骨折移位,后脑有蛋大的皮内被损伤,严重脑震荡;后背有三处摔伤的部位。经手术,左膝盖缝了三针。左手腕划开后,取出月骨、三角骨和指骨的碎片。挠骨和尺骨用克氏钉做找妆骨支架固定。克氏钉的钉帽暴露在皮外。表皮缝了七针。
阿才躺在手术台上做了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走进一片旷野里,旷野是一色的淡绿色。没有风,天阴沉沉的,他走过两块红薯地,面前遇到一根独木桥。阿才挺着胸跨步走上独木桥并没有害怕,一边向前走,一边张望着。他见独木桥是淡绿色的,桥下水起着鱼鳞的波纹也是淡绿色的。阿才并没有注意那桥那水,抬头望去,独木桥的那一头也是两块高粱地和红薯地,也全部是淡绿色的。阿才正想抬脚跨下桥去,耳边突然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阿才,你醒了?手术做完了,很成功。你放心吧,啊——阿才眨巴眨巴了几下眼,仍然说不出话。但是他知道那是护士王大姐的声音。
从手术室回到病床上,阿才的手被固定在一个高高的铁架上,手和胳臂用石膏缠得严严的,肩膀被控的发酸,肿胀的胳臂烧得像火炉。阿才不时翻着身,用右手护着吊瓶下的输液针,咬着牙坚持着。痛的实在不行了,王大姐就给他一粒杜令酊服上。
第五天,阿才住的那间病房抬进一个危险病人,全身蜡黄,右腿的血和裤子凝固在一起,护士用剪刀一块块的往下剪。这病人叫刘天成,不管他妈如何使劲地喊叫,怎么摇,也一直不睁眼。原来这个病人才十六岁,是铁三中造反派红二司头头的小车司机(嘎斯69)。头天晚上和红三司对立派打仗时右腿弯被打穿,第二天菜农摘黄瓜发现后才送进医院。可已经晚了,因为失血过多无法抢救死去。
和刘天成前后抬进来的一共有五个人,病情轻些的病人住在走廊里。阿才时昏时醒病情较重,经主任工程师王鹤龄和石磊大夫的坚持,没有抬出病房。
几天来阿才是在极度痛苦地状态下度过的,刘天成母亲那撕心裂肺的哭叫声让阿才震撼了。万没有想到,作为一位母亲,万一失去了亲骨肉,是如何不顾一切。也不管什么是尊严是什么派别,忘了自我,将自己所有的爱,所有的痛苦都表现在手舞足蹈上,表现在悲壮的哭声里。
刘天成的母亲哭,阿才也跟着哭,开始用被子蒙着头哭,尽量控制着声音,怕影响别人。他想,自己若是被撞死,自己的母亲不也是一样吗?何况,自己也和刘天成的年纪差不多。白天还好点,晚上,只要一闭上眼,就梦见母亲站在病床前,喂药喂饭,问长问短。还有大姐、大哥、弟弟和小妹妹们。
阿才又想,自己的伤万一治不好,自己的母亲知道了不也和刘天成的母亲一样悲痛、一样撕心裂肺的大哭吗?
妈妈呀——您在哪儿呀!儿子好想您——
殷殷亲情
阿才在铁路局医院住了一个月,病情有所好转。胳臂也消肿了许多,医生说,半年后拆了石膏才可发开始活动手指和腕关节。左膝盖骨拆了线,后背和头上的绷带取下来了。因为病人太多,病床紧张劝其出院。好歹亲戚两口子心眼好,没把他当外人看待,弄辆车把阿才接了回去。
亲戚家不但经济紧张,吃粮也紧张。两口子每月收入48元钱,66斤粮。凭空增加一个小伙子吃饭,一个月的钱和粮半个月就用完了。于是他们就东家借,西家要的凑合着过。按国家规定,百分之七十的粗粮,每人每月二两油。早餐打上半锅玉米面糊糊,一个人喝两碗。中午每人带块玉米饼子。晚上一家人炒一盘白菜,做一大锅杂面面条,每人一顿都要吃三大碗。平时想吃肉和白面馍头,那是做梦的事。市场没有,也无处去买,粮油是统销物资,谁也买不到。
亲戚两口子为了让阿才在养伤期间能多吃点营养品,不知费了好多周折,托人在市屠宰场买来十公斤羊蹄子,用火钩烫掉毛,洗干净,煮一次吃几天。亲戚两口子见阿才病见好,喜上眉梢,心情开朗了许多,见人就说阿才是自己命大。阿才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背着他们两口子,吊着左臂去二道湾找师傅老魏。其实老魏一家八口人,只有两人有工作,日子过得也十分艰难,见阿才到此,便知来意。正好他爱人的单位从化工厂弄来一些食用碱,说明情况多给了二十公斤。阿才高兴万分,把二十公斤碱分成两个包,找根木棒挑上,步行四十多公里。来到米泉县红心大队,找到一块干过活的老乡,帮着换些玉米面,补贴食用。
那时农村和城市一样,一切都是上纲上线,讲斗私批修,阶级斗争,也有选择派等组织。经人揭发,说老乡是投机倒把分子。结果,阿才的碱面被查收,等阿才灰头土脸回到家,已经是下半夜了。
经受磨难的人,连吃草根树皮也是幸福的。生活再艰难,阿才从来不怨天怨地。心里难过,想家,想亲人的时候,表面上还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儿。避免被亲戚两口子见了生疑,后来,阿才心生一计,天天背诵毛主席诗词,语录,学唱语录歌,革命样板戏。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八个样板戏,一段不拉,还唱的有板有眼。
阿才左手腕处的克氏钉经检查,还不能拔掉,只把石膏取下来了。半年来,他那失去知觉的左臂开始发痒。利用这个机会,阿才咬着牙,先把五个指头一个一个分开,再用右手攥着一点点加劲活动。又用半年时间,阿才的克氏钉拔了下来,五个指头可以活动了。可是手仍然像一个方向歪曲着,大拇指和手掌分不开。阿才就先用书本垫上,尽量将腕与臂减少弯度。就这样,又经过半年时间的自我调整,手掌基本恢复了原样,五个指头也可以握住一个馍馍,辅助右手干点轻活儿了。
理赔可让阿才伤透了心。先接阿才这个案子的是老马,才一周,老马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被停职,换了老宋。老宋才将卷宗整理好,打电话通知司机和他们单位各派的头头们来处理问题,突然又被下放到农村去了。过了个把月,阿才的案子又交到老王的手上。七拖八拖又拖了半年。交通队本来人员就紧张,到后来就剩下几个人了。接着整个公、检、法机构全部被取缔。直到军管了,阿才的案子才得以解决,给了两年生活补助费。每月30元,共计720元。也因为当时没能好好治疗,给后来留下隐患。也给工作、家庭及生活带来无穷的遗憾。
天无绝人之路
阿才准备去收客站了。心想,在那干几天不管分到哪里,只要有个落脚、吃饭的地方就行了。
一天吃罢晚饭,阿才将自己的想法跟亲戚两口子一说,他们坚决不同意,坚持说把伤养好后才能外出找活干。后来在阿才一再解释下,只好答应先去收客站探探消息。
第二天天刚亮,阿才一路步行,一个上午才走到收客站。伸头一看,收客站的院子里站满了人,男女老少都有。经打听才知道,那些人已经被分配到米泉县,呼图壁县和玛纳斯县。阿才知道这几个县离乌鲁木齐都不远。远的七十八公里,近的只有十几公里,况且他对那里的情况也十分熟悉,生活水平也较靠前。
其实,阿才临来时已经作好思想准备,万一进了收客站有比较好的地方他就报名,等到了新的单位才给亲戚家写封信告诉一声。谁知道这几天不招人,阿才只好返回亲戚家。
阿才心里有了底,一路玩耍一路哼着小曲,慢悠悠的朝家中走去。当他转身走到小东梁的丁字路口时,见一群人围在一起。挤进去一看,见是爆米花的。注意一瞧,排队的人各个手里端着磁盆之类的器皿,手里拿着零钱焦急的等待着。那爆米花的老人看上去六十开外,装谷物,装盖,动作十分利索。嘭——一锅,嘭——一锅。爆一锅才八到十分钟。一锅装谷物五百克,收手续费两毛钱。阿才计算了一下,两小时那老人收入四块多。况且天黑了还有二十多人排着长队。
“散了吧!散了吧——明天再来。阿——”爆米花的老人如是说。排队的人一散,阿才走向前去帮助老人收拾东西,那老人高兴的合不拢嘴。一路往回走的时候,阿才向那老人说明了自己的遭遇,并表明也想做爆米花营生来维持生活,但不知道怎样去办手续。
老人一听,朝阿才微微一笑,说:“这不难。你不是被汽车撞了吗?到交通大队开个证明回来跟我做学徒,十天包你学会。”
说干就干,第二天阿才就按老人的指点,来到交通大队。当阿才揣着忐忑的心情说明来意,交通大队的工作人员二话没说就写了张证明,盖上了公章。
为了买爆米花的机子、车子、铁丝网等家什,阿才很为难。因为理赔的生活费已经不多了,不好意思向亲戚张口。无奈还是说明了情况,亲戚的战友借来两百元购置了工具。
阿才跟师傅学了五天。收摊时师傅说:“阿才,你完全可以自己干了”。说实在的,在这五天里,阿才没少费心思,各种谷物的干湿度,爆炒时间,都一一铭记于心。第六天,阿才开始了独立的工作。
东山露出鱼肚色,雄鸡唱罢三遍的时候,阿才兴冲冲的推着亲手值办的家什来到大湾广播电台的家属院旁停了下来。
“爸爸呀——妈妈呀——爆米花叔叔来啦!”那些跟着父母晨练的孩子们,一蹦三跳地一边跑一边喊了起来。
十分钟后,孩子们在阿才身边排起了长队。有端大米的,有端大豆、小麦黄豆的,还有端年糕的。张张小脸上高兴得像开了花。阿才一见,心里一阵狂喜,没想到第一天上阵生意就如此红火。于是手忙脚乱地,学着师傅的样儿,右手摇着鼓风机,左手向炉子里添着煤块,汗流夹背的干了起来。
第一锅爆的是大米,打开盖“嘭——”一声,爆出来的米花全部按预计喷到了铁丝网里。可细细一看,米花呈深黄色。阿才自己也清楚问题出现在时间差上,只好向那小朋友道歉,不收钱并免费为他再爆一锅,可那小朋友的妈妈说啥不同意,说:“没事没事,这是正常的。”硬塞给阿才两毛钱,拉着孩子的手走了。
第一天从早晨到晚上一直干了十几个小时,阿才没顾上吃一顿饭、喝一口水,嘴唇干干的,嗓子像冒了火一样,天黑下来,排队的人还有十多个。阿才劝了几次,排队的小朋友们也不愿离开。无奈,一位四十多岁的男同志修好路灯接着干,收摊到家时已经是夜间12点钟了。
亲戚两口子站在马路上,见到阿才就关心地说:“哎呀——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晚了才回来?明天早点回来。啊——”
吃过晚饭一数钱,二十四元二角整!干了七八年的老工人一天才挣一元多呀。
土八路
顾名思义,土八路就是外部人对我们这些在部队当工人,穿着部队的服装,不戴帽徽、领章人的贬称。
1969年8月。根据中央的决定,从青海换防进疆的8015部队进驻各个机关实行军管。社会秩序逐渐走上正规。因此阿才的爆米花的生计也停了下来。他每日百无聊懒地在小东梁跑马场上来回徘徊着,抬头看着天空飘散的乌云,右脚不停地踢着小石子,惆怅地看着脚旁一排排斑剥的土屋,行人,车辆,羊群和炊烟。
“唉,小老弟——”阿才听见有人叫,便抬起头来,见左侧一位四十来岁的高个汉子朝他喊话,便问道:“大叔,你是喊我吗?”
“嗯!我是在叫你。”大个汉子回道。
“有事吗?”
“也没啥事。我每天下班路过这里总见你一脸愁容,有心思吧?”
“大叔,你猜对了,我就是有心思。”
“嗯,小老弟,我是山东省青岛人,我叫王择岐,今年43岁,前年自流来疆。以后你就叫我大哥好了,有啥事你直说。”
阿才见面前这山东大哥出口就套近乎,心里一下犹豫起来。心想:我们并不认识,初次见面,他为什么这样关心我?于是回答道:“大哥,我没啥,就是想家了。”
“小老弟,你不诚实,对大哥我不信任,我一下就看出来了。”
阿才见王大哥一脸认真的样子,不像是坏人,便回答道:“是,大哥说对了,我就是有心思。我目前走投无路,想去收容站。但一时还不知如何是好”。
“你要去收容站?!小老弟,据我所知,这些日子进收容站的人全部被送到博乐和阿勒泰。你行吗?依我看你还是跟我干点零活,等等再说。”
“什么!大哥,你能找到活干?”
“能呀,不过我们现在找的活是在郊区,要住在哪里。但是一定要规矩,因为是部队。”
“行!大哥,你说我啥时候能去。”
“明天,明天早上九点,你带上行礼就在这地方等我。”
第二天,阿才随王大哥来到市郊安宁渠8015部队农场。农场分两部分:前院是一个生产连。后院是副食厂。阿才跟着王大哥干完这批小活,卷铺盖要走的时候。副食厂负责人姜科长走来。见了阿才就问:“阿才,你愿留在我这里干吗?”
阿才听了这话有些不信,扭头看看王大哥。这时姜科长又说:“是这样,我们副食厂要扩大经营,需要招几个人品好,能干活,能吃苦的好青年人。我观察你人不错。经研究先跟你打个招呼。留下来呢,每月三十元,半年转正后每月四十八元。不愿留下来就算了。”
阿才又看了看王大哥。见王大哥点头示意,马上答道:“行!我愿意留下来!”
刘班长见阿才被分在他手下,高兴地说:“姜科长,你很有眼光。我早就看上这小子了,没想到被你招来了。好!好!阿才以后就给我当副手吧!”
副食厂本来只有十来人,另外还有两个种水稻技工和两个木工,其他几个都是本部营连级干部的家属。
一个月后,副食厂的工作全是由阿才一手操作,刘班长只做指导。对酱油、醋、酒的制作基本掌握。技术无止境,精益求精是阿才的目标。刘班长为自己亲手培养了一个好徒弟而骄傲。就在整一个月的那天晚上,刘班长将阿才叫到他家里做客。席间,刘班长说:“阿才,从明天起,你就带着大伙儿干吧,我就什么也不管了。”
“什么,你是我师傅,我这把刷子能舞几下你还不知道?我心里没底呀。”阿才心有余悸地说道。刘班长一听有些火了:“你不单独干,啥时候心里也没底。实践出真识!你懂吗?你一定能干好!”
晚上,全厂开了一个会。在会上,阿才才知道,刘班长工作调动了。
阿才这下心里真的没底了,处处感到空空的,办事少了主心骨。也吃不香睡不着,上班也打不起精神来。然而,对各项工作他更加一丝不苟了,总想面面俱到,尽善尽美,尽量将各个工作环节扣得死死的。功夫不负有心人,从他独立工作的第一批成品的质量经测试,全部合格达标。而酱油的质量还超过了全市。后来在总结会上有权威人士问他,阿才不置可否地只是呵呵地一笑了之。究其原因,阿才吐了真情,他是在原来的标准基础上多加了糖浆和蘑菇原汁佐料。
一天,阿才带着他六七个得意的同事正聚精会神地翻弄酒麯。姜科长一掀布门帘走进来。笑着道:“阿才班长,我给你请的师傅来了。”阿才一看,姜科长身后一个黑胖的老人跟着进来,并自我介绍道:“我叫郭三成,市食品公司的。师傅不敢当,以后我们一起互相学习好了。”姜科长见郭师傅挺谦虚,进一步介绍说:“郭师傅做酒、酱油、醋已经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了,多次受过奖励。大家以后好好向他学习呀!”
郭师傅是个大度诚恳的人,姜科长刚介绍完,他便细心地在房内查看了起来。
“阿才,你这麯房的温度太高了。郭师傅一边说着,一边把窗户打开一条缝,继续说道:“开始码块料的前三天,室内温度不能超过三十度。第四天后,一天比一天要低二至三度。一个星期后一般保持在二十度左右就行了。因为一开始室内温度过高,会把块料的外层烤成一个硬壳,温度发酵过程中,不透气,菌苗会烤死。最后麯块不是发黑便是发乌。做出酒苦的,同时出酒量也低。”
阿才听了郭师傅的话,心里在的愁和结一下子被解开了。高兴的一下子跑向前去,拉住郭师傅手说:“郭师傅,你真是及时雨啊!”
一个星期后的晚上,厂里为了欢送郭师傅开了一个会。会上郭师傅说道:“本来是一个月的时间,现在看来在阿才班长为首的七八个小同志,个个技术都顶好的。因为部队条件好,原料齐全,加上你们肯钻研,产品质量都超过市食品厂。哎!部队真是个炼钢炉呀。”
郭师傅走了一个多月,情况又有了转折,因为黄豆奇缺,用其他原料代替,一是质量跟不上,二是上级领导不准许。后来姜科长就让阿才写了个清单给他。没有料到,阿才将清单送到办公室刚回到工房,一个戴着眼镜的女出纳员小潘手里拿着清单走来。她走进工房也没打招呼,出手就拍着阿才的左肩问:“阿才班长,科长批示,问你还需要什么佐料一起写上我们马上去买。”
阿才身子一抖,肩膀一歪,瞪起双眼狠狠骂到:“唉!唉!你这丫头片子,你怎么这样没礼貌。”
那出纳员小潘没想到阿才突然发火骂她,羞得双腮一下子红了起来,赶紧缩回小手,转身跑到门外边。
“去去去!连男女有别都不知道,没家教。”出纳员小潘走了几步,听见阿才还在继续骂她,一阵伤心,一双俊眸一下子涌出泪来,白嫩的小手捂着樱桃小口挪着碎步跑了。
“哈哈哈……”阿才的伙伴们一起大笑起来。捣蛋包郑新生这下有了笑料,酸溜溜的道:“班长,你真不够意思,人家那么漂亮的小姐喜欢你,你怎么把人家骂哭了。知道不,拍你就等于跟你握手,那才叫爱呢。”
阿才被同事们一闹,反而清醒了,说道:“噢!我今天是咋的啦,人家是为了工作,我为什么如此对待人家,真是不应该。”于是掏出钢笔又重写了一份。当他将清单刚一叠好的时候,心里又突发奇想,又在清单上多写了一种佐料。
阿才刚叠好清单正准备递到办公室,回头见出纳员小潘回来了,并理直气壮的劈头就问:“阿才班长,我要的东西写好了吗?”
“哦,写好了,写好了。这不,我正准备给你递去呢。”
出纳员小潘刷一声从阿才手里抽走清单,瞪了阿才一眼,转身走了。
“哈哈哈……”阿才自己也大笑起来。班里的同事不知就里,齐声问阿才:“你笑什么,说!不说今天,哼!放不过你。”
“没啥!没啥。”阿才巧妙地把大家塞搪过去。
下午五点钟,出纳员小潘将大卡车带到工房门口。阿才见了,忙招呼大家卸货。什么黄豆呀,豆饼呀,花椒呀,八角、桂圆、陈皮呀,一下子堆满了一库房。
货卸完了,阿才在货单上签字,正待洗手,出纳员小潘就像个做错了事的小孩子一样不肯走,挪到阿才的身边,不好意思的小声说:“阿才班长,还有一样佐料买不到。”说罢指了指那样佐料。”
阿才见了,差点笑出声来。反而故作生气的样子又骂开了:“你真笨!不会到医院里去买吗?”
“我去了几个医院,都没有这种佐料。”
阿才见出纳员小潘那可怜的样儿,故作大度地说:“算了!算了,我自己解决吧!”
捣蛋包郑新生趁阿才训斥出纳员小潘的时候,冷不防夺去了清单。两眼一瞅,马上大叫起来:“噢!噢!你们看那,咱们班长耍流氓,玩弄女人,这味买不到的佐料叫虎鞭。大家说咋办?”他边喊边使眼色,几个人跑过来一下子把阿才抬起,一上一下地抛了起来。阿才见出纳员小潘跑走了,不停地求饶,大家才如此作罢。
阿才从开了个大玩笑那天起,六七天心里就觉着别扭,觉得对不起人家小潘,事事躲着她。
有些事说来也怪,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一天晚饭后,阿才在赶写一篇墙报稿件,姜科长笑眯眯走来。当他看罢文稿后,笑着问:“阿才,听说你和我们的小出纳员有意思了。”
“没有没有!科长,这是没影的事,我只是开个过头的玩笑而已。”阿才诚惶诚恐地回答说。
“年轻人嘛,人都要过这一关的。你要是真的喜欢她,我让我媳妇给你从中说合说合。不过你可想好了,小潘是香港人,是来探亲的。因为文化大革命没法签证回去,经他的亲戚介绍,我们部队经过慎重考虑后才招来的。”
“什么!她是香港人?”阿才一听连头发丝也乍了起来:“不不不!俺没那意思。尊敬的科长同志,今后再也别跟俺提这件事儿了。”
人那,就那么怪,你要是怕撞见鬼,反而天天要撞见鬼。阿才自从和姜科长说了那次话,天天害怕见到出纳员小潘,连买饭票也要请别人帮忙。
一天下午,阿才正和大伙忙得不亦乐乎,出纳员小潘手里拿着一叠票据走来。见了阿才,开门见山地说:“阿才班长,这一张是一处何处长的,这张是二处的,全要二锅头。”
“好了好了,把东西放在案子上走吧”!阿才见了出纳员小潘,心理像揣了只小兔,连头也不敢抬一下,摇着手把小潘打发走了。
出纳员小潘才走几步,捣蛋包郑新生又一下窜过去抓住那些票据弄着:“啊,大家看,这里边还有情书。”
大家一听,一下炸了锅,轰一声一齐跑过去就抢着看。抢来抢去,谁也没见有什么情书,个个瞪了捣蛋鬼一眼就散了。
“拿来!情书在哪里,我念给大家听听。”阿才见捣蛋包瞎编取乐,二话没说,一把抓住郑新生的衣服,一脚将他绊倒在地,直到他求饶方才停止嬉闹。
情系古尔图
1969年9月,雪上加霜。苏联在黑龙江吃了败仗以后,又在新疆边界试图挑起武装冲突。因此新疆的形势十分紧张。对此不得不将乌鲁木齐市内的无业游民、地、富、反、坏、右全部清查出来,疏散到全疆各个农村。
不得已,阿才和老乡许良碧一起也在西大街街道办事处登了记。几天后十二个人被送到乌苏县的国营牧场。
阿才等人乘坐在一辆半旧的嘎斯车车箱里,由一个全副武装的民警坐在驾驶室里押送。下午四点钟从乌鲁木齐出发,途经昌吉、呼图壁、玛纳斯、石河子、奎屯、独山子,第二天早九点钟到达乌苏县城。在路边小饭馆里吃了一顿早餐,又西行90公里,中午十一点钟到达乌古尔图国营牧场。
国营牧场并不像在乌鲁木齐时,街道干部们介绍的那么好。场部建在一望无际的梧桐树树林里。到处是一人多高的芨芨草、红柳。遍地是牛粪、马粪和羊粪,随时随地都可以闻到各类牲畜粪便的臭味儿。场部全是土建的房屋,呈长方形院子。我们一到,一位姓钱的办公室秘书就拿着写好的名单迎了出来。他说了几句简单的欢迎词后,又让我们十二个人重坐上送我们的卡车返回古尔图大队。
古尔图农业队已经盖好了四幢土平房。食堂和库房占一幢,另一栋分给两户有家的人家居住。阿才和几个单身汉分别住在两个二栋房子里。不分有家还是单身,全部是睡地铺,地铺上铺了一层厚厚的麦草。
阿才和大家下车后,就一头倒在地上,一病就是五天。九月的新疆虽然是秋风凉爽的天气,可一到晚上,那风就像冰冷的刀子。加上一天一夜的急行速度,阿才在车箱里已经全身开始发烧,昏昏沉沉,靠坐在好友许良碧的身上。本来做过大手术,身体虚弱,经冷风一吹再也无法坚持,下车后就一病不起。
“渴!我渴。”
半夜时分,许良碧梦中听到阿才要喝水,就赶紧拿上水缸子走到工宣队的住处找开水。
一个工宣队员不高兴的道:“开水!什么开水?我们还想喝开水呢。”
无奈之下,许良碧摸黑西行一公里多,在河坝里勺回一缸子冷水,阿才喝了后才安静下来。
阿才病好后,好友许良碧才说:“阿才,你知道吗,你病了,我好害怕。”
“唉!哥们,你怕啥呢,我已经是死过几次的人了。与你何干呀?”阿才安慰着许良碧说。
“不!阿才你想想,一是你来前一些老乡千叮万嘱,要我好好照顾好你。二是俺是地主成份,你万一有个好歹,我也脱不了干系呀。”
真是苍天有眼,五天后,阿才可以坐起来,能喝半碗包谷粥了。渐渐地,阿才开始一天天好转,头不晕,耳朵也不是那么呜呜的叫了。
可是,许良碧由于害怕阿才出事,要到乌苏县城打电话告诉阿才的亲戚,要求将阿才接回乌鲁木齐。但,由于没路费,交通也不便,走在90公里的大戈壁滩上又怕出意外,结果就没去。
阿才病好后,为了照顾他的身体,戈一清队长将他安置在食堂帮厨。时至九月底,是农牧队开始打草的日子。因为阿才的人缘好,做饭的手艺也不错,工作又任劳任怨,被选去给一帮年轻的打草队员们做饭,为时两个月。另外给阿才配了一个名叫沙亚依的哈萨克小媳妇做帮手。
哈萨克牧民的生活习惯是喝奶茶吃馕。奶茶人人会烧,对于烤馕,阿才一窍不通,只能和面作下手。打草队的多数人爱吃面条,民族地区没有青菜。大队给批了一条大黄牛,屠宰后,阿才将牛肉切成条,撒些花椒、盐、一次性炒熟后,放在一个大茶桶里,等面条煮熟后,舀几勺子放进去。这样,每天即吃到肉食,又可以当菜调剂生活,大家都说好。
阿才擀的面条在当地牧区是一绝。他将面和得特别硬,擀好后切成二十厘米来长的条,放在开水里怎么也煮不烂。好些个牧民骑上马,跑上百公里来到打草队,都想偿一偿。这样一来,阿才是“牙克西”的阿斯派子(厨师)的声誉一下子就传开了。每年一到打草季节,大家异口同声要阿才去做饭。
每年打草结束后,所有的人都回原单位。不用说,阿才又回到农业队食堂。这时阿才走起路来,又和在片石场一样,蹬蹬的响。那首《五月的红花》又开始传遍了草原。许多民族青年一帮帮的要和阿才交朋友,教阿才骑马,教民族生活用语,有时他们结婚也请阿才去作客。
1970年正是全国大唱革命样板戏的年代,古尔图根据上级指示也成了一个革命的宣传队。孙兴科任队长,四川籍的陈志勇任导演。拉琴的有王龙、宋国其,苏来曼。演员有阿曼、阿沙、孙兴科、王远明、古丽和小刘等能歌善舞的巧将。
宣传队排的第一场戏是《智取威虎山》。孙肖科扮演少剑波,王远明扮演杨子荣,阿沙扮演小常宝。可是,要找常猎户这个演员确实费了老鼻子劲了。把所有的人都试过了也不行。大队、小队,工宣队的领导一下子都急了。眼看春节到了,难道要到县城找演员吗?大家一筹莫展。
一天晚上彩排,工宣队的陈队长笑眯眯的走进排演室说:“我给你们找到了常猎户。”
大家惊问:“是谁?”
陈队长卖着关了,右手往外一指:“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阿,那是谁?”大家又一齐惊住了。
“阿斯派子阿才呀。”陈队长终于道出了谜底。
“啊!我们怎么就没想到他呢。行!包罗得(行)加克斯,就是他了。”个个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齐声表示赞同。
阿才真是唱戏的那块料,对着放映机只看了一遍,那动作就模仿得惟妙惟肖。那眼神,那举止,再粘上短胡子,穿上道具,个个都伸出了大拇指。
给他当女儿的小常宝是大块头,身材又粗又壮,个头比他高出二十多厘米,阿才心里一百个不愿意。可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哪里去找?合适的也只好勉为其难了。
就在最后一场彩排时,常猪户和女儿小常宝在表演过程中出现了一个不为人知的小误会。在父子俩对白的时候,常猪户告诫女儿“别说话了”时两臂一伸,左臂用力太过,一下子碰到小常宝的乳房上。阿才一下子愣了,全身一阵颤抖,像触了电,脑子轰轰作响,在众目睽睽之下不知如何是好。
“唉!接着演呀,别愣着呀。”小常宝及时小声的提醒了阿才才避开了一场尴尬。阿才原本看不起小常宝的,自从那次后,对她的感觉有了变化。在以后的多次演出中场场配合得相当默契,场场成功。得到各级领导的表扬和赞誉。演出竞延伸到农七师的各团,部队,精河及友邻地区。
在古尔图生活了两年多的时间里,阿才并不孤单也不寂寞。一是因为有一帮同龄人为伍。二是有一位年轻人队长戈一清。
戈一清原籍江苏,30多岁。此人师气、干练、做事有分寸,有原则,很得众人拥戴。
阿才和戈一清的私交较深,他将戈一清视为兄长,戈一清视阿才为小弟一样爱护着。
1971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戈一清将阿才叫到自己的住处,脱去棉上衣,换上光板的羊毛皮大衣后,说:“阿才,走!我们到陈智勇家去一趟。”
戈一清的住处距陈智勇家并不远,充其量也只有一百来米,两人一路说说笑笑眨眼工夫也就到了。刚到门口,尚未敲门,就从门里传出二胡的曲调声。听那声音便知是个生手。指法生疏不说,连一点韵味也没有。更不用说有感情了,简直是在杀鸡,或者说是小公鸡学叫鸣。两人进得屋内,方知拉二胡的是一位粗壮的大姑娘。那大姑娘见戈一清和阿才走进来,马上放下手中的二胡,很有礼貌的给两人倒开水,让座。那姑娘自称自己是四川来的,叫李宇。两只传情的眼球一直不离开阿才的全身,双方谈话还算投缘。举止大方,谈笑风生,但让人一见有种做作的感觉。十分钟后阿才和戈一清就借故走了。
“阿才,你感觉这位叫李宇的姑娘如何?”走出陈智勇的家门才十来步,戈一清就急不可待地问。
“她怎么样,这与我何干!”阿才生气地瞪着戈一清回答说。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男女都一样,初次见面,事后双方总是要评判一番。说说看,我们俩的观点是否一致。”
阿才见戈一清别有用心,眼一转,逗笑地问:“戈一清呀戈一清,你这个家伙原来是拉上我为你当伴郎呀。”于是将双手往背后一背,清清嗓子直言不讳地说:“这女人约二十五六岁,那副阴阳脸让人一看就不舒服,一半紫一半白。看那架势,心气很高,一般的男人她还看不上。没有个性,胜过她的好男人,即便成了家一辈子也不会幸福。况且,你想让她干农活没门。戈一清,你能够驾驭她吗?”
戈一清听了阿才的分析。不住地直点头,说:“好兄弟,我真佩服你的洞察力,我也有同感。来!什么也不说了,你生火,我和面,咱们俩晚餐吃拉条子。”
眨眼工夫春天到了。阳光晒在大地上,暖融融的雪也融化得差不多了。阿才见食堂的柴禾没有了,便朝戈一清家找去。抬头一望,是铁将军把门。
天黑下来,阿才挂念着食堂的柴禾,见到戈一清,劈头就问:“你这个家伙,一天没见你的影,你跑到哪去了?食堂一根柴禾也没有了。”戈一清二话没说,走到他的柴堆前,弯腰抱起一抱送到食堂,转回来又抱。阿才一看急了:“哎!够明早一顿烧的就行了,别抱了,你烧饭咋办?”
“不要紧,是我马虎了。抱!抱呀,明天我抽空再打吗!”
第二天,上午阿才刚收拾好食堂的卫生,戈一清笑眯眯的走来,见了阿才就问:“哎!伙计,你收拾完了跟我来。有事儿。”
阿才一愣,觉着戈一清今天一定有事儿,脸上总是透出那么一股难以掩饰的喜悦。于是跟随其后。进得门来,见戈一清床边坐着个大姑娘。那大姑娘见了阿才,右手一伸:“来了吗?坐噻坐噻。”
阿才虽然说还不到谈情说爱的年龄,可他一眼就看出,戈一清和这姑娘在谈恋爱。让自己来无非是给他估估眼而已。想到此,便留意了。那姑娘被阿才看得不好意思低下了头,阿才知趣地便借故走了。
第三天是个风和日丽的好日子。阿才站在食堂前的土堆上,看着觅食的喜鹊,听着头顶上喳喳的鸟叫,目视着上工的人们扛上农具朝不同方向走去。这时,老王家的一群鸡儿一扭一歪地从小院里走出来觅食。地上的食物早被一群喜鹊一洗而空。它们好像在问话,又好像在责备,来回用爪子不满的抓着地面。阿才见了,反身从食堂拿来两个玉米面做的馍,揉碎撒在地面上。那些鸡开始还有戒心,抬头望着阿才,咕咕的叫了几声,才觅起食来。
“你这位小哥心底好善良呀,给别人喂鸡噻?”
“哦哦!你来了。”阿才听到有人赞许,一转身,在戈一清家见到的那位姑娘站在身后。
“没有噻!你们的戈队长哪里去了吗?阿才你知道不知噻?”
“哦哦。我知道我知道,戈队长到场部开会去了,刚走!”
那姑娘听了阿才的回答,感到很失意。不情愿地转身走了。
秋天到了,果园里的葡萄熟了,桃子的嘴也红了,一群群的小骆驼也长高了,小羊羔也长大了。下山的各种牲畜在收割后的庄稼地里嬉闹着。放牧的姑娘们,嘴里叼着一支芦叶吱吱地吹着好听的曲子。天空的山鹰斜着翅膀追逐着,箭般地冲刺着,做着美丽的动作。
阿才见到这一切,一点也高兴不起来。脸上布满了愁云。他又想妈妈了,想大姐想大哥和弟妹们了,想淮北故乡了。
“耶,阿才你怎么了?”阿才只顾倾情地浮想联翩,没注意戈一清走进身边。忙回答说:“没事,就是想家了,想俺妈了。”
“我想也是,人之常情嘛。当初我离开父母和你一样。不过日子久了,感情就会淡化的。不行给你借几百块钱,把母亲接来。你在这里再找个好对象,我们就在古尔图过一辈子算了。”
戈一清的提示,其实阿才早就想过许多遍了。母亲来不了。因为家里还有小弟小妹。更让母亲割舍不掉的是故乡情。阿才多次写信回去,从亲人口中早就清楚了母亲的心事,两头为难呀。另外老家曾经给古尔图大队来过公函,说阿才的大舅在1958年因在家中喂过一头猪,违反了国家政策,被判刑三年,要求将阿才谴反回原籍。
唉!我的亲人们哪。因为你们的缘故,我在异国他乡也难以平安度日,每天胆颤心惊呀。不能当兵,不能考学,不到15岁就失了父爱和母爱。
在古尔图的三年里,阿才虽说处处表现好,工分最高。可是一次也没有分过红。平时实在没有换洗衣服穿,零钱用,只能写借条借个二三十元。杯水车薪,想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也难以实现。因此,阿才思想动摇了。于是借了几十块钱,到兵团农八师的远房姑娘家请帮忙。
阿才见到八十岁高龄的姑姑,一下子愧得低下了头,陡然一阵心酸。面前的姑姑见了这个娘家侄儿,双手一下子就抖了起来,抓住阿才不放。问老家的长辈,亲戚和家乡的一切事由。可是阿才第一次见姑姑连一分钱的礼物也没带,无言以对,将脸别向一边不敢面对。
1972年的一天,阿才半夜作了个奇怪的梦。第二天午睡时,作的仍然还是那个梦。阿才害怕了,觉得自己最近要遇上不顺心的事儿了。所以,天天做事,与人说话都特别留意,以免格外生枝,心里忐忑不安。
“七一”那天,为了给大家改善生活,戈一清队长从牧业队弄来一头大肥羊。宰杀后一过称,净肉三十多斤,算18块钱。中午每人一大碗,收菜票一毛五分钱。
阿才收拾好食堂的工作,正坐在柴堆上休息。豁然发现有一辆卡车缓缓停在古尔图大队部的旁边。卡车门打开,一位庸荣华贵的中年妇女走下驾驶室。阿才一见惊呆了,立起身一阵急跑:“表姐!”
“唉呦,看你,都这么个大人了,见了就流泪,不怕人笑话。”表姐拍着阿才的肩膀,亲嗔的安慰着。
“嘿嘿!你们来得太突然,事先也没有来封信告诉一声,人家怎能不激动!”
阿才安排好表姐和司机张立云以后,一刻也没有停,一头闯进戈一清的家,将要走的事详细的说了一遍。
戈一清听完阿才的诉说,脸色凝重起来,低着头许久才说:“阿才呀,这事太突然了。你要走了,我心里很难过。因为你我是知心患难的好兄弟,难舍难分。即然你表姐已经来车接你了,我也不能耽误你的前程。不过以后你走到哪里也要给我来封信相告。另外,你有什么要求我尽量答应你。”
阿才见戈一清胸怀如此坦荡,也就不客气了,说:“我在古尔图苦干三年。总共借了几十块钱。表姐的车是从农八师造纸厂借来的,返回去是想拉一车芨芨草作为我三年的工钱。不知是否可以?”
“可以!可以!这不过分,今晚上我派人给你们装车!”
阿才见戈一清痛快地答应了自己的要求非常激动,一下子抓住戈一清的手:“我的好兄弟,我真不愿意离开你呀,不愿离开这块我曾经流过血和汗的土地呀……”
梦幻玛纳斯
阿才读初中的时候,利用业余时间读了一本叫《金瓶梅》的小说。书中的西域有个古镇叫玛纳斯。从此玛纳斯这个地名就在阿才心里扎下根。他想,住在亲戚家里无所事事,倒不如到新疆农村干一番事业。况且新疆广袤的农村也是他向往已久的。于是阿才在碾子沟汽车站打听到玛纳斯县收容站在招人,决定前往一试。
亲戚家经济十分拮结,给了四元钱,买车票三块九毛,还剩一毛钱。
那是仲秋九月,阿才坐上开往玛纳斯县的客车下午三点多钟到达玛纳斯收容站。收容站设在城南公路边的一所土坯房子里,呈口字型是对开的钢筋大门,门锁着。但能从钢筋门的缝隙间可以看到院子里的人来人往。当阿才刚一出现在门前,院子里就有人朝屋里喊:“严主任,门外又来一个!”那人喊声刚落,便从屋里走出一个留着小平头,手里提着一大串鈅匙的中年男子,跑到门口便问:“你是来收容所的吗?”“是!我是来收容所的,你们要吗?”阿才见工作人员一脸和气,凝重的心马上平静下来。
那中年人自称姓赵,是替收容院里跑跑腿登个记什么的。于是阿才跟进了收容院。
办公室,那个一只眼的严主任见阿才进屋,指了指办公室里唯一的那条三条腿的长条凳说:“哪来的?什么时候进新疆的?”听他那浓重的话音便知道他是陕西人。最后他转向小赵:“给他登记上,发三天的饭票。”
太阳还未下山,大概下午六点钟的样子,食堂就吹起了哨子。这里的食堂跟乌鲁木齐收容站不一样,是凭票取饭。所以取饭的人都不慌不忙,排队的人也不多,更没有背抢的人看管着盲流。
阿才进去一张饭票,窗口马上送出一个200克的大白馍,门外包谷面汤随便喝。阿才领回一个馍也舍不得吃,吃一半留一半,喝一大碗汤充饱,剩下的那一半馍晚上睡觉时放在枕头下被压得粉碎,第二天上午十点开饭泡在汤里吃掉。剩下一个整的被同屋的老乡借去。
第二天由那位姓赵的中年人带着去县郊一块菜地里拔草。五六十人排成双队,拔多拔少也没人过问。管事的小赵将阿才他们送到菜地后,就领上个盲流丫头回县城逛街去了。
第四天,收容站里的六十多人中,其中三十多人被分到东风公社(塔西河),阿才也在其中。那位严主任说去塔西河最多才十多公里,没车送,步行一会儿也就到了。
阿才是平板脚型,才走了十来公里双脚就磨出水泡,一步一拐一扭地踽行着落在队伍后面。好在还有一个叫大老黑的山西籍人张木匠同伴。张木匠背着一个大背包,背包里装着锯子、斧头、凿子、刨子等工具,足有百多斤,走走停停、走起路来非常吃力。正好有阿才同行,一路说着话儿来打发时间,消磨疲劳。前面的队伍早就不见踪影,他们俩也不着急,见人就问,见村庄打听。当他们两人磨蹭到塔西河,其他三十多人早拿上公社的手续向新光大队去了。于是阿才跟张木匠就按公社秘书所指方向追去。
去新光大队有两条路,一条是乌石公路,虽平整好走,但绕弯太大,较远。大家选择了近二十多公里的碱滩路。碱滩路很不好走,与其说是路,不如说是受罪。双脚一踏上去,碱和芒硝就将脚埋起来,不是人多,脚印多,天黑了你就根本无法找到路,只能一直朝前走,别贫了道。走了十多公里,遇到一条浅水滩,水里长满了野苇子,阿才和张木匠只好捲起裤子淌过去。那水真叫凉,脚一踏进去双腿就抽筋。过了浅水滩遇上十几个掉队的人,一伙同行。当大家一拐一拐地挪到新光大队的时候,已经是月至当顶。
新光大队的房子呈一字型,大队部盖了个四合围墙。院子里有两棵几人搂粗的大榆树和四棵柳树。榆树下支了口大锅,一个高挑的小火子见阿才一行到达,马上送上大米饭。没有菜,没有开水。大家一天没吃饭也确实饿坏了,端上大米饭,就用食指和中指当筷子三扒两扒眨眼工夫就吞光了。
阿才是最后一个吃完饭的,他用舌头正在舔碗边上的米粒,一位虬须公的壮汉子手里拿着一张纸走来,自我介绍说:“鹅(我)叫罗洁成,是新光大队八分队的队长。经过大队的研究,下面八个人被分到我们八分队。听到名字的就走到外面的马车跟前去:阿才、张木匠、刘松森、郭惠民、周小东夫妇、董立池父子。”
还没念完名单,其他人就抢先往马车上爬去。阿才落在最后,只好坐在马车最后头。
“驾——”队长见八个人都坐上了车,伸手将马缰绳一顺,鞭子往空中一甩,叭一声,随即跳上马车车辕。马车吱咛吱伴着马铃声,在夜色中直向准葛尔腹地驶去。
大家可能都没坐过马车,正迷迷糊糊进入睡眠状态的时候,扑一声马车窝在泥窝里,把周小东的娇小媳妇甩下车。小媳妇一边甩着手上的稀泥,一边他妈的他妈的叫骂着。无奈之下,大家只好全部下车站在泥窝里推马车。这样反反复复不知道有多少回。四匹马累的全身都是水,九个人全身是汗。说起来五十公里的路程,到达八分队已经是太阳在竿多高了。
马车一驶进一座破烂不堪的土院子,队长罗浩成首先跳下马车,吁了声停住马车风趣地说:“盲大爷们,幸福村到了,都下车吧!”
大家下车一看,个个都睁大了眼睛,一片茫然,住处在哪儿?右边一排断墙,墙上开了二三个圆不圆方不方的土洞。墙下到处是乱七八糟的老树根、芨芨草等杂场。左边是一排平房,东数是马厩;中间是个大一点的、顶着木头的土坑房。最后边是两个低矮的小房。经过分配,几个单身住在大房间。另一间分给周小东夫妇。董立他父子被分到两公里处的一个破屋里。
单身汉的大房子中有一个大坑,可以容纳五六个人。坑上到处是一堆堆土和老鼠粪,满屋子都是蜘蛛网,气味难闻。
快到中午的时候,罗浩成队长叫来一个叫朱保存的高个子。此人是贫协主席。全队的吃住都掌握在他手里,除罗浩成队人就数他最权威。朱保存说着一口土话。把“水”说作“匪”,把“说”说成“佛”,把“我”说成“鹅”,把“大米”说作“倒儿妹”,把“玉米”说作“保尔觅”……大家很难听懂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朱保存主席打开那个方不方圆不圆的门洞,从里边提出半袋大米放在院子之中。又将阿才八个人作了分工。五个人打扫住房、提水、和泥、盘锅灶,阿才和董立池父子负责捡柴禾。好在准葛尔到处都是成堆成堆的梭梭柴、红柳。三个人一个小时就抱回一大堆,可供六个人烧七八天的。
新农村的生活开始了。当你站在断墙残壁上往四处看的时候,眼前会呈现出白茫茫的碱滩,碱滩上生长着梭梭树和红柳。红柳墩下一圈全是暴露在外的老鼠洞。那些拖着长尾巴的老鼠见到人也不知害怕,见人就先歪头看你一会儿,然后举起双前爪子洗着双腮。当你走到它们的身边,甚至要踩住它们的尾巴,它们才扭动一下身子。一些胆大的老鼠竟然围着人一圈一圈的跑,互相追逐着,不时发出吱吱的声音,好像欢迎阿才一行新面孔。
阳历十月,冷葛尔就开始播种小麦了。当地全是轮播地,种一茬就抛荒。一般十月底就种完了。麦种是先割下早熟的,边打边种。种完小麦全部投入割稻子。场上只有贫协主席和阿才两个人,一天打一场。场上的农具全是自己做,如石磙架、四股叉、车辕等。一匹马拉一个六角型,长一米二的石磙子。
阿才站在场中间,手中握住四匹马的缰绳。磙子被马拉动,发出咚咚的声音。别有一番情调。
一天,阿才帮助朱保存收拾完场上的活,坐在石磙上闲聊方知,朱保存原籍是甘肃人。他的祖先是被流放来的。到他这一辈是第五代。朱保存现年54岁,比婆姨大30岁,婆姨16岁与他结婚。到1965年已经生了九个孩子。大的是丫头,14岁。共三男六女。
阿才听到这里心里一惊,问:“你比你婆姨大30岁,你们结婚时她才16岁,跟你现在的丫头同龄,她本人和她父母能愿意吗?”
“哎——阿才你有所不知。”朱保存说到这里,脸上泛起一层红晕,用手抹了一下下巴继续说:“鹅(我)那时给她家打长工,她父母看我实诚,又能吃苦,庄稼种的也好,当时就约定;鹅(我)给他苦干五年就把他二丫头拿走。(他家大丫头16岁也依同样办法嫁给本村的老万。老万生了八个娃娃)。到了第五个年头,鹅在本地挖了一个地窝子按约定将他二丫头娶了回来”。朱保存很自信地说道:“婚后,鹅和婆姨夫唱妇和,鹅给丈人家干长工(有报酬),婆姨开荒,日子过得还算殷实。生下第五个娃娃的时候,这里就解放了。丈人丈母年岁已高,日子过得清苦,相继去世。他们老两口就留下两个丫头。”
阿才听完朱保存的叙说,无不感慨的又问:“那么你的大丫头今年也已经16岁了,你是不是也和你丈人的想法一样,有合适的人选,你愿将你的大丫头嫁出去吗?”
朱保存听阿才如此地问,脸上马上放出光彩,急答:“愿意!为什么不愿意呢?”
朱保存的回答让阿才大吃一惊,反问道:“什么!你愿意?”
“嗯!鹅愿意!”
阿才吃惊之余劝道:“朱主席,现在全中国都解放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婚姻法规定女孩子不满18岁是不许结婚的。”
“嘿嘿——阿才你这个娃娃呀。这里是准葛尔,生多生少,男婚女嫁都是由父母做主,那个朝代政府的官员也没有到这里查过这等子事。”朱保存说到这儿,觉着有点不知检点,忙改口说:“不过——不过,为了避嫌,想个法子不就行了吗。”
“什么法子?”阿才紧追不放。
“嘿嘿!很简单。打个比方吧,鹅看上你阿才了,鹅想把鹅的大丫头嫁给你,你就得给鹅白干三年的活……”
阿才一听睁大了双眼,问:“什么!给你白干三年。一来你没有私人土地,二来政府知道了不劳改你?”
“嘿嘿!娃娃,你太笨了吗。你把你全年挣得工分钱领到后再悄悄地交给鹅。这样你知鹅知,天知地知。三年后鹅的大丫头19岁,再等一年你又挣了一年工钱,就光明正大地将鹅的大丫头娶到手。阿才,你娃娃想一想,这是何等的美事呀。”
阿才的心颤抖了。他万万没想到,在准葛尔这古老的土地上,还生长着一代不开化的人群。他们无知、荒唐,甚至愚蠢。都解放好几年了,他们脑子里仍然装着古老而陈旧的思维模式。根本不懂什么是社会主义制度,什么是法,完全是法盲一个。
阿才想到这里,于是用试探的口吻问朱保存:“照你说来,你拿我作比喻,实际上你心里可能已经有人选了。他是谁?可以告诉我吗?”
“哎呀!娃娃,你真是个猪脑袋呀。鹅能乱比吗?就是你阿才呀!你一来到八分队跟我干了这些日子,鹅就选定你娃娃了。”
“啊——什么?你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呀?你拿我比这事儿。可你也不问问我同意不同意?我老家有没有订婚,就乱点鸳鸯谱呀?”
“嘿嘿!鹅不管你娃娃那么多,姓唐的那小子托了好多人鹅还看不中呢,人也看到鹅的丫头了。那个头,那脸蛋,那走路的姿态,那迷人的话语,再加上鹅这个贫协主席的地位,哈哈,你娃娃再也别装傻瓜蛋了——”
我们接着叙谈打麦场上的话题。为什么准葛尔的老鼠那么大,那么猖狂,这都因为各个打麦场的操作过程大多大同小异。就是将麦子收场后,没有打第二遍,麦秸上还有许多麦粒没有打下来,麦秸往场两边一掀就不管了。所以老鼠就将麦秸上的麦粒刁进洞里储藏起来。有的时候你挖开一个鼠洞竟可以挖出几百斤的小麦和稻谷。万一老鼠洞里灌上水,麦子生了芽,可以在平地上鼓起一个大包。
因为准葛尔的冬天来得早,小麦一般到春节前后才能打完。打完小麦才能打稻谷。每年到打稻谷的时候,天就下雪了。当然稻谷中会夹杂着许多沙粒,所以这些带冰的稻谷只好分给小家户,在炕上温化冰粒。等稻谷烤干了,碾出米来,多数是黄色,做的米饭都带有一股糊味儿。
当地还有一种经济作物叫胡麻,胡麻跟芝麻的形状都一样,但比芝麻稍大,出油量高。每亩可产400公斤左右,是八分队的主要经济收入之一。
1965年的冬天早早到来,呼呼的西背风一连吹了好几天。风一停,九月三日那天鹅毛大雪从天而降,平地两尺多深,给小麦盖上了一层厚厚的被子。这时候农村的农民,大多停止了户外活动,只有少数力壮的男子汉穿上雨鞋子,拿上月牙形的镰刀到苇滩里去打苇子。一捆碗口粗的苇靶子两块钱,只要把它拖出冰水滩,放在马车能出去的地方码起来,石河子农八师造纸厂的马车准时到此拉走。一冬天,所有的盲流单身汉可就惨了,都被送到十里远的戈壁滩上挖冬大渠。住的是地窝子,地上铺上麦草,便成了这一个冬天的家。
冬大渠是分工分段挖的。一段五米长,一人一天一段,挖完记十分,发饭票1.5斤。
阿才有生以来第一次挖水渠,每天他使出吃奶的力气也赶不上别人。别看室外温度已经达到零下30度,可他只穿件单褂儿还是汗流浃背,气吁喘喘。他的手磨出血泡也无心去理会,咬着牙,往手掌上吐些吐沫。一天下来紧赶慢赶还是要比别人晚两三个小时才能完成任务。
一天,张排长走到阿才身边,接过阿才的铁锨说:“看好了!”张排长拿铁锨的方法与阿才大不相同,他将铁锨稍带着倾斜度,双手扶稳铁锨把,脚前掌一用力,扑一下,铁锨就钻进土里,然后前手一抬,后手一压,顺势平举,再往后一回一送,并没有费多大劲就将一铁掀土送出五六米远。阿才接过匆匆一试,嘿!比他原来的方法轻了一半。
夜间,阿才像得了一场大病,全身热气腾腾,身子散了架。四肢不能动弹又酸又疼,连翻身也难做到,云天雾罩,一个劲地做恶梦。梦见了和同学们一起上课读书,梦见在汹涌澎湃的淮河里飘游,梦见了……
“阿才,怎么样了?万一支持不住就休息一天吧。”阿才听见是刘副队长叫他,一翻身坐了起来:“不不不!我能坚持!”
春节前后,准葛尔的温度猛降,平地一米左右的土都被冻得硬梆梆的,用铁锹也挖不动了。于是刘副队长和张排长带领大家打来许多柴火铺在冻土上,临收工时点着火,第二天上班铲去表面一层被温化的土,下边的土很好挖。
一个月下来,阿才的四肢一点也不疼痛了,双手磨上厚厚的老茧,每天的进度都靠前十名。大家都亲切地说:“现在阿才就像只钢钻子,直往土里钻。”
天气越来越冷,阿才没有棉衣和棉被,晚上睡在麦草上,将队上给的一条劣质毛毯盖在身上。每到天亮,毯子上落了一层霜花也不知道。
“大家拢在一起开个会!”张排长一吆呵,三十多人都安静下来。接着见工作组长老王和几个老社员抬进几捆棉衣被子。经过评议,阿才分到一套棉衣和一床棉被。
阳春三月,准葛尔就一下子热了起来,雪也化得特别快,冻土也慢慢解冻。这时成了麻雀的世界,一群群叽叽喳喳飞东飞西,或落在苇子上,或落在断墙头,那自由自在的样子让阿才十分羡慕。
天气越来越暖,浩瀚的准葛尔在阳光照射下热气腾腾。全体八分队的“盲大爷”们又开始了新的考验,没有单衣换棉衣。因为雪一化完,地温接着上升,冻土被化开后,又粘又黏,脚一踏上去,一下子被吸住,走起路来十分困难。雪一化光,断了水源,不能洗澡了,全身生满了虱子。那虱子也怪,一天一夜便长大子。棉衣和被子的缝里全是它们的家族。白天个个坐在太阳下抓,夜里用手一个一个的摸,摸一个弄死一个。一会儿摸,一会儿抓,全身被指甲抓出一道一道的血印。小河南张孝良干脆摸一个就往嘴里一扔,咯嘣一个咯嘣一个,嘴里嚼满就往外吐。他还大言不惭地说:“我们身上养了许多大肥猪。炊事员以后再也不愁没肉改善生活了。”
张孝良的话音一落,刘副队长就宣布说:“东大渠不能再继续挖了,明天我们全部撤回八分队去。”
往回撤的时候,短短十来公里的路,大家走了一天。一路上,不是这个的皮窝子被粘掉了,就是那个的双脚被刺破了。有的只剩一只皮窝子,有的双脚全无。个个满身是泥,变成了泥猴儿。到达八分队以后,已经是傍晚五点多钟,一个个不吃不喝,一头倒在干柴上呼呼大睡。
八分队有一个大水源,一个亘古的涝坝。名曰涝坝,充其量就是一个比平地凹100平米见方的水池子。每到大雪化完后,涝坝便集满了雪水。水呈淡黄色。因为雪水往涝坝里流的时候夹杂着牛、马、羊和骆驼的粪便,流入水中一泡就散了,与水融合,涝坝里的水全部变成淡黄色。污水食用,是当地农民永恒不变的延续。当你用手伸入水中一捞,一把可以捞出上百只各式的小虫来。食用时,先放些明矾,再用筛子过滤一下,澄清了才用。
一天,阿才在洗衣服,贫协主席朱保存走进来就说:“阿才,你来,有事儿找你。”阿才二话没说跟随其后走进队办公室。
八分队的办公室内站着队长罗浩成,副队长老姜,小学校的校长张老师。阿才刚进门,朱保存就直接了当地说:“阿才,现在有一件要紧的事儿要你去做。经过大家讨论,你完全能胜任。就是到学校当一个月的老师。最后张校长又作了补充。阿才知道,学校的三位老师全部要到昌吉学习一个月。
当时阿才也没有推辞。因为他在老家已经教过两年的书,有一定的教书经验,所以就应了下来。
八分队离学校只有五公里多。建在八分队、五分队和七分队的中央地带。学校呈二字型,两头是围墙,没门。从一年级到五年级共五个班级,每个班10至15人。一、二年级一个教室;三、四年级一个教室;五年级一个教室。张教师兼任校长。学校的名字起得挺靓,叫“准葛尔小学”。
阿才在家教书的时候,教室是设在一家的磨坊里,磨盘当课桌。小凳子由学生自己带来。准葛尔小学的条件比在老家强百倍了。现成的木桌凳,墙上有用黑油漆刷得透亮的大黑板。教室的窗户虽然没有装上玻璃,也十分畅亮。阿才一入学校就入了状态。他先将50多名学生集中起来教歌曲。就是他平时不离口的那支《五月的红花》。孩子们听说阿才教唱歌,个个喜欢得直拍手,又蹦又跳。因为他们没有学唱过歌,也没有教歌的老师。
《五月的红花》的歌词共三段,又顺口又好记,阿才将歌词写在黑板上,才教了三四遍,孩子们就记住歌词,也会唱了。下课好久了,同学们也不愿离开,缠着阿才以后多教他们唱歌。直到阿才答应了他们的要求,才拍着手散了开去。
阿才没有住在学校,每天随学生们一起走。中午和学生一样,带点干粮,同喝学校烧的开水。
二十多天过去了,一天阿才正趴在炕沿上备课,贫协主席朱保存进屋急说:“阿才昨夜里学校被盗了。三位教师的宿舍全部撬开,衣服被子全没了。”
阿才一听就急了:“啊,那咋办?我咋向三位教师交代呀!”
朱保存见阿才惊慌的样子,就安慰他说:“你别着急,公安局连夜来调查过了,说绝对与你无关,安心教好你的书吧。”
一个半月后,县公安局的同志在石河子大街上抓住三个四川籍的小偷,他们供认不讳。至此,阿才这才放下心来。
阿才摸透了孩们的心思,每天下午上完必读课程以后,就把孩们集中起来,教他们唱东方红,样板戏。大戈壁滩上的孩不比城市里的孩子,多了一些野性。个个脑子好使得很,不管什么歌,只要教上几遍就会了。他们的兴趣一来,学习成绩也赶上去了。字也写的工整多了。半月一次的小测试,五十多人只有三四个不及格的。
一天下午,阿才集中全体同学,正唱着《红灯记》里小常宝唱的那段戏词时,见一个个把脸扭向大门口。阿才也顺势一看,方知学校的三位老师回来了。他们回来后,并没有急着进入学校,站在校门外注视着校内的一切。
阿才紧跑几步迎着三位老师,惊喜地说:“啊,各位老师都回来了。我在这里滥竽充数,你们回来我就可以放心的回八分队了。不过,你们的物品都丢了,我心中感到有愧!”
“唉呀,阿才同志,我们感激你呀。我们把这么重的担子支给你一个人,没想到学校让你整理得这么好。你很有一套,我们谢谢你啦!”张校长握着阿才的手说。
交代好一切,阿才没让孩子们知道,在上课的时候离开了学校,回到八分队。
事有凑巧,阿才刚到八分队就收到从乌鲁木齐远亲寄来的信。打开一看,让他喜出望外,说是乌鲁木齐某单位招工。经过慎重考虑,决定让他回去。因为在八分队干了一年除给母亲寄信借了二毛钱外,一分钱也没拿到。当地是贫下中农为最高领导,以贫协主席朱保存为代表的困难户占全队85%以上。家家都欠队里几千块的口粮钱。单身社员有余钱也拿不到一分,所以不管哪个分队,虽然每年都分来很多外地人员,干了一年拿不上钱,在开春都相继走掉了。
阿才接到信没有路费,他就把平时利用午休时间打下的草卖了两块多,又利用午休时间编了四个柳条筐挑到玛纳斯县城卖了三块六毛钱,背上简单的几件旧衣服,泪流满面地离开了八分队。
阿才回到乌鲁木齐正是仲秋九月。远亲见到阿才平安回来万分高兴,一家其乐融融。半月后远亲添了一个女儿,阿才见他们忙得不可开交,就没提工作的事儿,帮助家里料理一些杂事儿。时间如梭,转眼半年过去。这时间远亲已经为阿才在厂人事部报了名,说是到后峡钢铁厂在南疆的一个莫托沙拉矿工作。阿才高兴万分,就在家等信。可是等了两个月,去人事部一打听,说人早就收齐被厂方接交了。唉!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无奈之下,在隆冬二月又回到玛纳斯县(塔西河)新光八分队。
回到八分队,队长说:“唉!你太可惜了。本来大队抽你到县农机局学习开拖拉机的,你一走,名额只好让给别人。”
天冻地寒,既然回来了,也就认命吧。于是又和以前一样,到戈壁滩上去挖大水渠,挣钱不挣钱,混个肚子圆吧。
四月份,根据大队的安排,全大队八个分队的单身社员要集中在规划队。名字满好听,其实就是长期在大戈壁滩上挖总水渠。先用人挖一个大渠沟,再铺上一层石头。一百多号人,分工协作进度还挺快。
一天,大队王书记当着众人的面问:“你们谁会收土石方?就是将当日的土石方丈量出来。”有几个人都举手说他会。可王书记让他们当场一测试,没一个人能计算出来的。这时阿才开腔了,说:“这有什么难的,小学四年级就学过了呀!”王书记一听,马上问:“你是八分队的阿才吧?”他见阿才点头,又说:“你先说说,正方形的计算方法是怎样计算的?”阿才没有回答:从王书记手里接过皮尺,先量长,后量宽,再量深,几分钟就收完一个人的土方量。王书记高兴地说:“阿才,这收方员就是你了。”
收方员是不出体力劳动的工作,谁都羡慕。每天收方丈量,阿才都是一丝不苟。可是,有个河南来的人叫马有才的,每天只要阿才一到工地,他就慌得像皮猴似的过来帮忙,当时阿才还感激他。可是不出一个星期,阿才被王书记叫去说,你表现不好,收方时有给熟人多记的现象,叫马有才去做。阿才一听就明白了,那个河南的马有才原来是跟他偷学技术的,学会了又向王书记告黑状,他原来是自己想干收方员呀。阿才不服,找王书记论理。王书记说,以后有机会另行安排。后来朋友告诉阿才,那个马有才瞎吹他在家是医生,天天给王书记治前列腺炎,给王书记的老婆治妇科病。那是他给你下的套子。阿才本来就心存善念,干生气,也只好任命了。
规化队里百号人全是年青的壮劳动力,进度很快,三个月大渠就延伸到天山里,接着阿才跟规划队一起搬家住在一片树林中间的空地里。也是地铺,地上也是铺的麦草。在新的工地换了新的食堂管理员,就是那个河南会拍马的马有才的所谓“表哥”。马有才不发票,别出心裁,每个人一月发一张巴掌大的卡。卡上划了三十个小方格,每吃一顿就划去一个小方格。本来一天两顿白面馍,一顿包谷面馍。虽说大队还是照原来比例和标准发放的,现在大家由一天两顿面馍一顿包谷面馍换成了两顿包谷面馍一顿白面馍了,眼看着一帮子河南人顿顿吃白馍。干活时分的工,大家一天一人五米,他们最多分三米。月底一统计,他们一帮人个个都超额完成50%,大多数人完不成任务。这下大家不干了,上工就磨洋工,都说包谷面吃多了,拉稀,没劲干。那个叫马有才的和他“表哥”一商量,一下子把几个“带头闹事”的告到王书记家。回来后除他那一帮人吃白面馍外,大家全吃包谷面了。大家看在眼里,气在心里,看看天还不算太冷,一下子跑掉六十多人,还有几十人背上行李回到各自所在的生产队。事情出来了,大队就派人到各个分队找队长,队长两手一摊说没办法。大队来人说马有才一帮人被撤了,另换阿才等一些好同志。但来人说破嘴皮子也没一个人回规划队的。后来各队队长眼看天气渐渐变暖,生怕单身社员走了无法搞春耕,只好向着单身社员说话。
又是一年的开春三月,阿才被二分队的张队长看中,拍着阿才的肩膀说:“阿才,你在我的二队干吧。这里交通方便,各方面条件都比八分队好。今年你跟小山东学种瓜。小山东没文化,记个帐收个钱的他不行。”阿才没有多想就爽快地答应了。
阿才有生以来头一次种瓜,每天就是跟在小山东的后面跑。瓜地就在乌石公路旁,大约二十米处。瓜地边有一条小水渠,长年流水不断。小水渠边有两间小土房,这两间小土房就是阿才跟小山东的住处和食堂。
种瓜时,全队人一起干,阿才和小山东一样作技术指导。种完了瓜,他们俩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和谐共处,像一对亲兄弟。为了多享点福,两个人学会了睡懒觉,一天只吃两顿饭,顿顿是拉条子。开始饮食用的菜全是土豆,后来自己种的豆角、葫芦长大了,就变着法儿吃。和面是阿才的,提水、烧水、生火、洗锅碗是小山东的。闲下来,小山东就夸他那青岛多么多么的美。把山和水夸得像朵花。说他那青岛的海鱼的鱼肉是世界上第一的鲜。说苹果又大又甜又红,水汪汪的咬一口甜掉牙,一个半斤重。阿才听入了迷,馋得口水顺着下巴流。小山东,一米五的个儿,小鼻子小眼,一身皮都是黑的,四十多了还没有找上个对象。一说到开心处,自个先笑了出来。难怪大家把他叫作小山东呢,纯粹是个小孩脾气。
七月的盛夏,满地是瓜香的季节。黄色的,青色的,花皮的遍地都是。上午因为瓜叶盖着不显,每到中午,瓜叶子被太阳晒蔫了搭拉下去,遍地是瓜,香气四溢。站在瓜地边上望去,人见人馋。
“阿才,乌鲁木齐来信了。”张队长老远就扬起了阿才的信。
阿才打开信仔细地研究着信的内容。而张队长站在瓜地边,喜滋滋地问小山东:“老伙计,你估摸着今年收益咋样?”
你别看小山东平时孩子似的,现在见张队长问他,眨巴几下眼,伸出两个指头:“这个数有把握!”“哎!不止不止。我问你,这块地里一共有多少个瓜?”张队长摇着头反问。
“一万二千六百四十六个瓜呀!”小山东及时报出个准确数字。
“好呀!”张队长伸出两把手算了起来。“我知道你小山东只算大瓜没算小瓜。就算是你算的这个数吧,一个瓜卖5毛钱,也是六千多元呢。小瓜熟了分给社员吃不算,就比去年多收入两千块。伙计,你今年又立了一大功。没说的,等今年卖了瓜,我先补发前两年前欠你的工分钱。另外再奖励你和阿才每人100块!”
张队长说到高兴处,回头看了正在聚精会神看信的阿才:“喂!阿才,你听到了没有?”张队长见阿才点头,又说:“我不但要奖励你一百块钱,还准许你回老家看老娘。有媳妇也一起带来,没媳妇,大叔在这里给你找一个。咋样?”
阿才听了张队长的话并没有高兴起来。只象征性地哈哈地点了几下头。当时,心里如万马奔腾,不知如何来对待信的内容。
信的内容是这样写的:阿才,现在乌鲁木齐正在大批疏散市内所有社会闲散人员。还有地、富、反、坏、右分子。我们厂已经送走几批了。我们想让你搭这个便车,不论分到哪个农场去,总算有个长期落脚的地方,不要在外面漂悠了。不过这是我们的看法,主意由你自己拿。盼回信。
一天多来,阿才左右为难,走吧,有前车之鉴,还怕和前次一样工作落空又重返故地。不走吧,在此地一年年虚度年华血汗没少留,到头来,一年也只能挣上百来块钱。
深夜,阿才辗转难眠,天快亮阿才一闭上眼就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妈妈又被队长德丰打了:在小麦抽穗的季节,妈妈挎着草筐从地里回来,队长德丰见了二话没说,就拳打脚踢,接着嘴里骂起难听的脏话。妈妈爬起身去拾被打落在地上的草,德丰又一把把抓过去撒向四方,一声比一声高地骂妈妈是寡妇,为啥把猪放掉,跑到庄稼地里?妈妈只说了一句:“是你家三头大猪拱开我家的猪圈才一起走的。”谁知这句话犯了德丰的大忌,啪啪两巴掌把妈妈的嘴打得鲜血直流,瘫坐在地上一动也不能动弹。这时大姐闻声赶来相劝,不想会计玉友碰到,咬牙切齿的拽住大姐的手,把大姐甩出两米多远。这时,阿才实在忍无可忍,抱住德丰的胳膊咬住不放。德丰痛的乱跳,举手要打。妈妈和大姐见了,一起从地上爬起来将阿才护住。会计玉友见众多亲戚一起围了上来跟他们评理,另外他这个不懂帐的持牌会计,一切也需要阿才帮忙,所以劝住德丰。
当时阿才双手掐腰,双目圆睁,狠狠地瞪着德丰和玉友,心里想:等我将来长大成人,一定要铲除你们这些吃人豹狼,让农民过上不受干部欺负的日子!无奈之下,阿才找来姐夫世荣,把公有三十斤重的小猪杀了,以每斤5毛钱的最低价,赊给同村的人吃了。而德丰的三口大猪不用喂一口食,天天放在公家的麦地里,吃豌豆,吃小麦。
事情还没有完结。第四天队里搞春耕,因为牲口都饿死完了,用人拉犁犁地。阿才因为思想不集中,一手扶着绳低头弯腰使劲用力往前拽时,不小心一只脚碰了副队长德文一下,德文啊了一声甩掉肩上的绳子,伸手拧住阿才的脖子就是一顿拳打脚踢。阿才爬起来反驳道:“你不讲理!前天俺把小猪子杀了,你叫你儿自挎个大筐来要肉我没给,得罪了你,今天报复打我!”德文一听揭了他的伤疤,几步窜上去还要打阿才,阿才急中生智,弯腰抓起两把细土往德文脸上一扬,德文的眼睛被眯住了,满嘴也塞满了土。德文一边揉眼,一边啊啊的吐着,许多个拉犁的人又好气又好笑,羞得德文直跺脚有苦说不出。
晚上收工回来,阿才一头扎进被窝里,一阵大哭,妈妈和大姐端着饭碗哄也没有用,哭哭哭,把所有的苦,所有的痛,所有的痛,所有的恨都变成了泪水,湿透了枕头,湿透了棉被,半夜,阿才突然坐起身来,恨恨地想,逃!逃了这个吃人的世界!!
当时我的表现是这样的:我愤怒,可是,没有一滴泪外涌。我愤怒,抑制不住怒火在胸中奔腾。但是,我的思维特冷静,不寄望亲戚邻居为我复仇,我跑向前去,在他胳膊上狠咬了一口。
我心里很平静,双眸圆睁。我知道说理没用,抗挣也没用,大声呼也等于为零。当即,我弯腰抓了一把细土洒向他的脸庞。
我虽然才十四五岁,一脸无助也无恐惧。弱者虽弱,用智慧照样将强者制服。沉着冷静,照样能对付强敌的进攻……
阿才听到小山东的呼喊声,一愣坐了起来,双手擦着满脸的泪水,痴痴地望向门外。
天还未大亮,阿才起身走出门外,在瓜地边撒了泡尿,揉揉眼回身又钻进了被窝。可是无论如何他也睡不着了,小山东鼾声如雷也没影响到他的思路。走,还是留?阿才左右为难。
又是一天过去了,阿才站在瓜地里毫无目标的四处张望着。这时,他突然发现从石河子方向开来一辆大客车。阿才立刻神情一震,走!于是转身回屋卷起被子,向小山东打了个招呼,跑到公路边,举手挡车而去。
第一卷完,因作者受条件限制,第二卷尚未动笔。
(孙玉才,男,初中文化,1946年生于安徽颍上县,因家贫,1969年流浪至新疆。为了生存,弄得一身残疾,九生一死。酷爱文学,曾发过小说和诗歌。接受过新疆电视台和自治区政协报采访。)
淮河东岸的孙家庄,有个不足15岁的又矮又瘦的男孩阿才。在那三年自然灾害最困难的年代,靠母亲、大姐、大哥讨饭供他读完初中。然而,也就是在这15年里,阿才虽说小小年纪,但他已经窥视到,农村的贫困就像一条无形的铁索,死死的羁押着一代代勤劳的农民。这些农民虽说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一年里仍有半年过着食不果腹的日子。阿才一家在那三年里也没能逃过一劫,父亲、四弟、外孙女在那年三、四月相继饿死。对阿才感触最深的是父亲的尸体和四弟的死状:父亲因长期食野草,全身浮肿得发亮,用二十厘米长的银针扎进去,拔出针,只能见到一小滴淡黄色水珠。眼睛、鼻孔、嘴、双耳都布满了绿头苍蝇。四弟的尸体更惨,除头部各软组织被苍蝇叮咬坏外,肚脐眼,肛门,头部七孔处也布满了苍蝇和长尾巴蛆虫。全身骨骼暴露在外。尸体上空还飞着一大群轰轰作响的苍蝇。大姐、小弟、小妹们一个个歪着头靠坐在父亲四周的墙边,直直的、发蓝的眼睛看着自己。当时阿才也明白,一家人的生命都寄托在他的身上了。
阿才不慌张,不害怕,没有哭,也没有泪。也哭不出来,也流不出泪来。怨吗?他不怨。怨谁呢?也无处怨。
此时,阿才痴呆地坐在父亲的尸体旁边,手里攥着一大把带叶的青艾,来回甩动着抽打着要撕咬父亲尸体的大老鼠,又连忙用右手的草棒棒,把父亲的鼻孔里、双眼中、双耳和嘴里一团团的长尾巴蛆虫拨出来,小心维护着父亲尸体的完整,等待外出讨饭的大哥回来,一起安排父亲的后事。
1965年5月24日,也就是父亲去世的祭日那天上午,阿才跪在父亲的坟前,痴痴的看了很久很久,才磕了三个头。接着站起身来,转向同来祭祀的几位老人,跪下去,也向他们磕了三个头。立起身,又转向父亲的坟前,闭上双眼,低垂着头,双手下吊着,任其泪水哗哗地顺着鼻梁淌在光黑发亮的肚皮上。许久,阿才才抹了一把泪水,哽咽着说:“大大,儿子对得起你了。现在你能入土为安,这都是你生前的那几位好友帮忙,他们半跪半拖地把你从房里拖出来的。遗憾的是没有棺木,实在没办法将你老正身入殓。迫不得已才用一张高粱萡把你卷起来入土……大大,我要走了,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谋生去了……”
阿才朦朦胧胧回到家时,见母亲站在门口那棵紫梀树前。看上去,母亲如此巨大而又十分渺小,如此孤独而又如此悲哀,一脸无可名状的幽怨与苍凉。伫立着,伫立着……许久,许久,母亲转向阿才,突然问:“阿才,你真的想走吗?”母亲的这一问,像是责问,又像是在挽留。阿才明白,此时,母亲的心在颤抖,在流血。表面看上去若无其事,实际是无声的哀挽。她用此样的方式寄托对死去的丈夫、儿子和外孙女的哀思。她担心另外两个外出讨饭的儿子是否还活在人间。虽说她面前还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可以聊以自慰。然而,家中唯一一个识字的儿子又要走了。许久,许久,母亲将头低下了,终于控制不住内心的痛苦,双嘴唇上下抖动着哭出声来。那又尖又闷的哭泣声憋得两腮也乱颤着抖起来,双手也不停地拍着身边那棵苦梀树。
母亲停止了哭泣,蹒跚着走进破屋。走到床前,抓起她和父亲结婚时的那床黑底小百花的破被面,也是全家唯一的一床被面,嘶地一声拽了下来。随后母亲又痴呆着,向房内巡视着,扶着床梆又从一只高粱杆皮编织的篓里翻出一件半旧白单褂。母亲好像在想什么,闭起双眼,用左手摁着脸颊上的太阳穴,摇着头。片刻之后,他才蹲下身,从床下扒拉出一双旧黑面布鞋。做完了这一切,母亲又痴痴地闭起双眼想了很久,才将小褂儿和布鞋塞进被面里。母亲把被面卷成一个长卷儿,斜挎在阿才身上说:“家里就这些了,你全拿走吧!”
西域流浪
阿才退休后,偕妻离开工作与生活了三十多年的大山沟,来到栉次鳞比的豪华大厦和领先时代的潮流与人流、车流的城市生活。茶余饭后,儿女绕膝,不愁吃不愁穿,每天骑上单车川行在大街小巷观赏着让他眼花缭乱的商铺、霓虹灯、漂亮的广告牌,感受着城市生活的舒适与繁华。
然而,才两三年,每当阿才看到孩子们毫无节制地浪漫生活方式,花钱如流水般的随意性,憧憬着未来更加美好的购物和抢时髦的生活欲望,他开始沉闷了。于是,一闭上眼,便勾起了他往日的回忆。想起他过去那数十年的生活磨难和创业经历。想的多了,久了,原本那种“落叶归根”的夙愿也就淡化了下来。
儿女们察觉到阿才的变化,婉言相劝,可他总说,觉着在那些艰苦的岁月馈赠与他的酸甜苦辣,倒比现代城市浪漫自由的生活充实。他还说,年轻时无奈的选择和面对,是激发他对人生真谛苦苦求索的勇气。没有苦苦求索的勇气,哪能由怯懦变得坚强,在狂风暴雨中挣扎几十年,哪来的信心艰难地支撑着九死一生的残躯走到今天。今天,能从苦难中挣扎出来,就凭着这种坚韧不拨的意志,战胜了嬴弱的躯体和瘦削的肩膀。多年来,阿才一刻也不敢懈怠,不敢放松,每时每刻都在品味着那火辣辣年代馈赠与他的精神支柱,练就了求索的本领,顽强地度过了四十多年的“盲流”生涯。
1965年阳历6月13日,火红的太阳把淮北大地几乎烤焦了。刚收割后无法下种的麦茬地,在阳光烘烤下发出刺眼的光芒。上午,妈妈、大姐和阿才在门前通向县城的土路上踽踽前行,漫过脚面的尘土灰烤烫着他们的双脚。无奈之下,阿才只好翘起脚尖用脚跟行走。就这样,敢作敢为的妈妈牵着阿才的右手,大姐牵着阿才的左手,泪流满面地将他送出家门二里多地。从此,阿才开始了漫长的游离生活,成了名副其实的“盲流”。
有诗为证:
趟过河湾九十九/越过三山又三丘/理顺衣衫久扶头/千叮万嘱话语留……
6月18日傍晚,阿才乘坐的49次列车在乐曲声中缓缓停在边陲重镇——乌鲁木齐。列车车门刚一打开,所有旅客各自背上行李物品涌至通道上。而阿才依然呆呆地坐在座位上一动也未动,目视着穿着各异,高低各异的人流从眼前流过。当他扭头四处一看,一下子慌了,车厢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了。怎么办?怎么办呢?阿才心里没数,忐忑不安。
“喂!小孩!你是要到西站下吗?”列车服务员走过来问。
“哪……哪里?西站在哪里?还要补火车票吗?”阿才一听急了,忙问。没等列车服务员回答,两手便伸向小褂的口袋,摸出零钱一数,丧气地又放回原处。他迟疑了片刻,猛地站起身来,跨出了车门。
火车站前的广场上,茫茫人群向各个公交车站牌处游动。这时,阿才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要去哪里。太阳已经落山,天渐渐暗了下来,冷风刀子似的向阿才身上刺来。转眼广场上的旅客已经所剩无几,只有几队扛着长枪的人来回游动着,他们左臂上的红色袖套显得醒目夺人。阿才见他们心里就犯怵,不敢目视,找车想走。可手一伸进口袋又犯愁了,坐车没钱,住店没钱吃饭没粮票。当他徘徊到候车室门口,见无人守门,便扭身溜进候车室,靠坐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
“喂!喂!”睡梦里阿才被大声的呼叫声惊醒。
阿才睁开双眼一看,全身一抖,前面站着两个背着长枪的人。他们都戴着红袖标。红袖标用黄油漆印着“工人纠查队”字样。那两个人一高一低,一胖一瘦,反差大。那高大肥胖的人生着一脸一身的横肉,胡子拉茬,说着硬生的汉话,凶巴巴地问:“哎!巴郎(男孩)哪里来的呢?”
“安徽。”
“来新疆干什么来了?”
“来找工作。”
“找工作睡在火车站里雨具?”
“俺才下火车,天又黑了,明天才去找工作。”阿才嘴里回答者纠察队的话,心里确像揣了只小兔,突突直跳,非常害怕被面前这两个人把自己撵出候车室。正慌乱中,那一脸横肉的人又问道:“哎!巴郎,把你的证明拿出来,我们要检查!”阿才小心地,带着颤抖的手从小包里拿出大队和公社给他开的证明信,恭敬的用双手递过去。那两个纠查队员看了阿才的证明信直摇头,咕噜一阵之后,瘦身的那个人厉声说:“不买到,(不行)卡卡子(证明信)哈买斯(全部)不买到。开台(走)!妖魔山收容站的开台!
这正是:
迪化城北难民站/傲阳早坠妖魔山/冽风孤灯石头屋/夜半泣声五更天//
(注:迪化—乌鲁木齐。)
妖魔山收容站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内地自流来新疆找工作的人都被叫“盲流”。
夜半时分,阿才和另八名“盲流”一起被带到火车站广场上的一辆大卡车上。人还未站稳,大卡车就像一头跪在地上的大骆驼,抖动着全身沉闷地哼哼了起来。起身后一路不停地摇晃着,扭着它那笨重的躯体,在坑坑凹凹的悬崖峭壁中的便道中盘旋着。卡车一会拐右,一会拐左,一会儿爬坡,一会儿下坡。九个人就像九只蛤蟆在卡车箱里被抛来抛去,特别卡车下坡时的急刹车,一个个被摔到卡车的车厢木板上,弄得鼻青脸肿,他们只好咬紧牙关,哎哟哎哟的呻吟着。那个长满一脸横肉的纠察队员,不但不体谅阿才他们九个人的痛苦,反而拧亮手电筒,从驾驶室伸出头来声嘶力竭地骂着脏话,并威胁说:“你们这些盲流都给我听好了,天黑了别想逃跑,谁要是逃跑让我们抓到……哼!”
阿才呕吐着,头晕目眩,全身毫无知觉地飘荡在苍凉的夜空。
卡车爬着爬着突然不哼哼了,好像一头累摊了的骆驼,闭着眼趴在路上一动也不动了。
车灯没了,周围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那两个纠察队员一个劲地大声喊叫起来:“推车!推车!你们几盲流全部下来推车!快!马西郎(汽车)塌西郎。”同车的一个胖点的盲流难兄下车时,心里一慌,脚未蹬好,滚下山沟。阿才他们八个人听到难兄那渐渐远去的凄惨呼救声,都被震撼了,互相紧楼抱在一起,抖动着,都不敢朝那黑洞洞的呼喊声处看。那两个背枪的纠察队见阿才他们都不下车,将手电筒就往山沟里照,那位摔下山沟的盲流难兄借着亮光好不容易才爬到路边,甩着手上的血,妈呀娘呀的哭泣着。
阿才他们八个人见难兄满脸是血,哭爹叫娘的可怜状,也一个个跟着留下了同情的眼泪。阿才控制不住也哭了,两肩膀上下不停地一抽一抽。然而他不敢哭出声来,脸憋得通红,捂在一位大个老乡的胸脯上。
阿才他们又被骂了一阵后,只好乖乖地把手搭在卡车后边和两侧,弓起腰,推起车来。当时阿才想,倘若他能够,他愿用他幼弱的双手去扶摸哪位难兄的忧伤,愿用一腔滚烫的热血去抚平他那受伤的肉体,洗涤他苦涩的灵魂。此刻,九个“盲流”如同一缕缕青烟忧郁地幻化成一团团黑色的云,生命在冰冷的夜空飘逸。
九个人随着卡车的起伏,推呀推,慢慢将卡车推上一个高坡。当车头一低车尾一撬,卡车司机一挂挡,一点油门,轰一声又哼哼起来。九个人这才喘着气,抹着汗水,用衣服扇着风,站在高坡上注视着前方不远处鬼眼似的灯和那灯下一片黑乎乎的建筑物。不言而喻,那就是他们要去的地方——妖魔山收容站了。九个人排着队向灯下移去。阿才站在队伍中间害怕背枪的纠察找麻烦。这时,一个头发蓬松的女人,绷着脸,揉着惺忪的双眼慢慢地坐在一张桌子前。一看便知道她是个凶狠的女人。那个满脸横肉的背枪人见那女人坐好,走过去,一把把阿才从队里半拖半拽地拎到桌子边。
“姓啥?多大了?”那女人大声问。
“我在问你!没听见?”阿才从惊恐中清醒过来,抖动着,语无伦次的:“俺……俺,俺姓孙,叫孙阿才……”
“俺什么俺!姓啥都说不清楚?”那女人翻起白眼珠呵斥着。
阿才不敢正眼看那女人的脸,低着头哦……哦着:“俺……今年十六岁了。”
阿才猛地想起妈妈临别时教他的话,将十四岁半说成十六岁。诚然,他学得多加了一岁半就是个大人了。
“把东西都交出来!站里替你保管。”
阿才听了那女人的话心里一颤,慌忙之中抱紧小包,哆嗦着回答说:“俺没啥东西,只……一件旧小褂和一双旧布鞋。”
那凶女人听了阿才的回答很不满意,又将白眼珠一瞪,带着一脸怒气伸出右手拽去了阿才的小包翻弄着。翻弄了半天,只搜出一点小碎票。衣服和鞋,散落了一地。
“你就一元八毛六分钱了。真的。俺家是农村的,弄不到粮票。大……大姨,俺……求求你,行行好,把钱还给我吧。”
阿才唯一的那一元八毛六分钱被搜走了。他痛心地哭了起来,苦苦哀求着,希望从那女人的脸上能看出答案来。
“好你个小盲流!谁是你大姨!”那凶女人此时被阿才的称呼激怒了,像头母狮子,怒发冲冠,探起身,睁圆了双眼瞪着阿才。
“哦……哦,对不起,俺叫错了。”阿才带着哭腔连连忙道歉着,两行湿润而辛酸的泪水刹那间变得冰凉,就像断了线的玻璃球,顺着鼻梁两端,穿过嘴唇叭叭砸在胸襟上。
“下一个!下一个!!”
阿才弄不清楚自己是怎样,什么时候被关进那座冰冷的大石头房子里的。也不知道是怎样护着小包趴在双膝上睡着的。他在梦中正美滋滋的嚼着妈妈给他烙的白面油饼时,突然,被一阵急促地哨子声惊醒。
“赶快起来啦!起来啦,每人拿上一样东西打扫院子啦,扫完院子就吃饭啦,吃了饭就上车啦。”那声音在院子里互相碰撞着,到处都是啦啦回应声。
阿才是对着石头房子的大钢筋门坐的,睁眼一看,石头房子的门锁不知道啥时候已被打开,一位五十多岁的男人怀里抱着扫把和铁锹之类的工具。阿才是近水楼台,将小包斜跨在胸前,第一个跑向前去要了一把扫把,认真地舞了起来。何曾想,顶多才干了十几分钟,已经是汗流夹背了,双腿发软,双臂也抬不起来了。他没有想到,才两天多没吃饭就没力量了。哎!难怪人家叫他小盲流。真没用。
“轰——”一阵响声,院子里百多号“盲流”都扔了手里的工具朝食堂跑去。
阿才抱着大扫把站在院子里正愣愣地看着那些人千姿百态的滑稽像,那位发工具的男人见了指着阿才说:“还愣着干什么?快吃饭去呀!一天两顿饭,错过这个村就没那个店。”
阿才一听,原来发工具的人还是个好心人,无不感激地向他鞠了个躬,说:“谢谢你!俺的钱昨天晚上被搜走了,也没有粮票。”
“哎!你这孩子,别哭。我告诉你,收容站是民政局办的,不收粮票,也不收钱。”
阿才听了喜出望外,又向大叔说了声谢谢!一阵急跑,站在食堂的人群后面。他人小,个又矮,只能垫起脚尖往里瞧。望着前面的人拿着黄色的馍,一脸笑色,边吃便往外挤,阿才舔着嘴里的口水很是羡慕。正焦急时,见食堂里一个穿着蓝色大褂的高个子向他使眼色,喂喂地叫他,用锅铲伸过几层人头递过来一块黄色的馍来(当地叫包谷发糕)。发糕又软又烫又粘,阿才管不了那许多,两手交替着拿,一边用嘴吹着热气,一边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嘟嘟……嘟!”大家正在低着头吃发糕,四五个背枪的纠察队员往院子四周一站,一边挥舞着手,一边拼命地吹着口哨,破着嗓子大呼起来:“上车啦,上车啦!一辆卡车上二十个。大家都赶快上车啦。”人群像被惊吓的乌鸦,向汽车跑去。
阿才一听背枪的人喊叫就害怕,他二话没说,将剩余的发糕一起塞进嘴里,边舔着双手上的饭粒,边朝一辆高车厢的卡车走去。
“小盲流,你聋啦,慢腾腾地,就知道吃,没听到吹哨子吗?”阿才抬脚转身时,屁股上呼地挨了一枪托。阿才不敢看打他的人,低着头,几步跑到卡车边,摸着被打痛了的屁股暗自伤心。
卡车的车厢很高,就像一座陡峭的大山,阿才费了很大劲也没能爬上去。忙回头看看背枪人正瞪着自己,抢又从肩上取下来。阿才急了,猛地跳起身来,双手抓住一块车厢板,双脚踩在卡车轮胎上。爬呀爬,心里慌,整个身体一下悬了起来,脚也踩不住车轮胎,回头见背枪人离他还有三四米远,吓的汗水呼一下从头上淌了下来。正急切中,车上两个盲流难兄一齐探身伸出四只手,把阿才拽上了车。
那时,阿才一下子明白了什么是真情,什么是爱,什么是怨是愁是恨。后来,他用指甲在心尖上写道:
左一情/右一个情/情有千般爱分万/试问/那一份属于我?
八家户石料厂
第一个关爱阿才的人是自治区第一建筑公司的材料员贾广贤大叔。
八月初的一天,一百多号盲流乘五辆大卡车被送到八家户。八家户是一大片乱石滩,是自治区第一建筑公司的沙石材料场。
收容站的负责人将一百多号盲流移交给建筑公司后,沙石场的负责人将他们做了分配,从百多人中挑选出二十人洗沙子,阿才是其中之一,分在第三组。其余的人筛沙、装车、卸车。阿才的第三组也是五人,几个身体壮的磨洋工拖时间。阿才用的也是大号方锹,一锹几十斤,端不动,锨把一端一扭,不一会双手就磨出血泡。为了怕人说他偷懒耍滑,咬着牙忍着钻心的痛坚持着。
阿才见材料员老贾站在蓬房边朝他看了好一会儿,心里发慌,手中的方锨越来越不听使唤,不是向左歪,就是向右歪,急出一身大汗。
没有一丝儿风,云也躲起来了,太阳一个劲地施放出热量。阿才哪里懂得七月是流火的日子。头上的汗水擦也擦不完,端一锨用小褂袖子抹一下汗水,双眼被汗水蛰的睁不开。
这正是:
茫茫四野/黄色一片/风也不见/云也不见/艳色萧萧/凉迹消残/高卷衣裤勤劳作/一天更比一天艰难//可恨野鸡与乌鸦对唱/不惜我额头云烟汗雾已成帘//摔了方锨/抬头观天/八方不见一枝树影伴//风沙酷残/少年开始磨难/黑夜想亲娘/泪水不干//雁儿作我传信使吧/梦里还唱边疆赛江南。
“小……鬼,你……停……停一下”。阿才见材料员怀里抱着不少东西站在洗沙池边叫他,忙停下活来,又见材料员微笑着,一脸和气,就放下心来。
“来,休息会儿。我看你人小,个也矮,可干起活来不藏奸。看,双手都磨出血来啦。嗯,给,把手套戴上,穿上这双靴子,换上这把三号小方铁锨。”
材料员的一席话像一股暖流涌向阿才心中,感动地连眼泪也流了下来。万万没有想到,在新疆竟碰上了个好心人。这位材料员自报原籍是山东省郓城县人,姓贾名广贤,是1958年自流来疆的老盲流。因为工作忠实,又有小学文化,当了材料员。
阿才有生以来,第一次戴手套,穿雨鞋子,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端沙子的方锨好像没了份量,一气猛干,到太阳落山时,沙池边洗好的沙子堆的像座小山包。
吃晚饭时,炊事员大叔又多了一个200克的大白馍。
“大叔,俺谢谢你”。阿才含着泪水,嘴里一个劲地向贾大叔道谢着。
“阿才,你老家是哪里的?怎么小小年纪就出来当盲流了?”
贾大叔一句无心的问话,一下子勾起了阿才的伤痛处。加上在收容站所受到的磨难和家中的遭遇,无法抑制内心的情绪,突然双手抱着头,放声地大哭起来。
许久,阿才才止住哭泣,断续地将家中的遭遇向贾大叔和同组的另四个人叙说了一遍。
凭心而论,在沙场洗沙子,虽说热点,累点,要比在收容站里强百倍。每天再也看不到有背抢的人把自己当犯人一样看管着。人身是自由的。一天三餐都是细粮,每餐四两,还有开水喝,和沙场的老师傅们同吃一锅饭,有说有笑,没人把他们当盲流看待。连领导也把他叫阿才。一个月来,阿才虽说黑了瘦了,但精神头足了,力气比一个月前大了几倍,全身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在每天间休时,他给大家演唱他那首他最喜欢最拿手的《五月的红花》。
在沙场一个月,扭转了阿才一生的命运。因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建筑公司原先告诉阿才,准备将他转为正式工的报告,已经送交给总公司批复。可就在一个月里,连队,分公司领导和工程师全部靠边站,换上了“革命”派的头头。
一天晚上,许多盲流难兄难弟都各自寻凉快的地方去了。阿才正读一本花了一毛八分钱买来的关于《怎样写诗》的书,贾大叔走进来把他叫到办公室,示意阿才坐好后,轻声说:“阿才,明天早上收容站来车要把你们这人送到阿勒泰去。你愿意去吗”?
“啥!”阿才一听惊呆了,忙问:“大叔,那阿勒泰在什么地方?有多远?有汉族人吗?”
“阿勒泰在中苏边界上,坐汽车要三到四天,没有汉族人,全是维吾尔族,蒙古族和哈萨克族牧民”。贾大叔把他所知道的全都向阿才诉说了一遍。
“啊,那咋办?俺身上一分钱也没有了,又不会骑马放牲口,更不懂少数民族的话。俺,俺不去”。
阿才肯定地回答,让贾大叔很为难。沉思了许久,他说:“阿才,这样吧,今晚你悄悄走掉,后天你到东山公墓片石场找我。不过那里都是跟石头打交道,怕你干不了”。
“能!俺能干得了!大叔,你放心,俺不会给你丢人的。就是在半山坡下挖一个坑盖上土。吃饭自己解决。况且是临时工,不在编制,想干就干,不想干了啥时候走都可以”。贾大叔又补充说。
翻开当年的日记,阿才是这样写的:
人不开眼/天不开眼/处处是狂风沙尘暴随伴//西域冰霜酷残/抽灯着幼弱一少年//秋又白色/冬又临来/躲不完的飞沙戈壁/有多少个流年久远//心儿一横/人变天变我也变//去伴数年雪冻/去伴旷原篝火寒//灰色年华总有发芽时/会有阳光露雨来临/会有桃花杏艳
东山片石场
爬过五道山梁,越过四个山沟,下得山来便是一片开阔地,就是坦克团所在地。从坦克团穿过,再走两公里,阿才见各个山脚下堆放了一垛垛码好的片石,便断定就是贾大叔说的片石场了。
阿才和小李放下行李,在左手处有个冒着青烟的铁皮烟筒耸立着。
“有人吗?”阿才拍门问道。
“谁?进来吧。”一位老人的声音从土屋里传出来。
阿才推门进去,见一位六十岁左右的老人迎面走来。
“我姓李,是这里看石头的,你们有啥事吗?”老人谦和地问。
“大爷,我叫阿才。请问,贾广贤大叔是在这个片石场吗?”
“噢,是阿才呀。坐坐,老贾昨天已经和我交待了,你们要是来了就住那个铺(土垒台)。”
我和小李打开另一个土屋,小李收拾屋子,锅灶,阿才搭上拉石头的卡车回市内买粮。
南门是最繁华的地方。阿才根据打听到的消息蹲在一个修鞋的维吾尔族人的身边。阿才正在左顾右盼着,从右边走来一个大胡子的人朝他直瞧。阿才站起身靠过去问:“老乡,你有粮票卖吗?”那人听了,紧张的向四周望了几眼,头一歪,一歪嘴,急忙向另一个方向去了。阿才不懂行情,不知那人是什么意思,仍然站在原地不动。正发呆,见那人停下脚步向他招手,才跟了过去。左拐右拐,拐过两条大街,又钻进一个小胡同的茶馆里。那人见阿才跟进茶馆,赶紧把门关上,大声呵斥道:“唉!巴郎(男孩子)这个样子吗麻达(问题)有哩。大街上问卖粮票的事,万一被坏人听了去,抓住吗,要劳改的!”
稍停,他见阿才也惊恐万状的样子,才缓和了语气说:“五毛一公斤。要吗?要多少?拿钱来,买好了快快离开这里”。阿才一听,一公斤粮票要五毛钱,心里着实舍不得。可又一想,两人要吃饭哪。无奈之下,一咬牙买了五十公斤。
有了粮票,直奔粮店。可去了三家粮店也不卖粮,非要单位开的购粮证明才行。无奈阿才只好又回到片石场,这时已经是半夜了。
夏秋好说,冬天,大雪齐腰深,西北风好像有意开玩笑,呼呼的一连刮了许多天。山沟里一般上午十点半才能见到天明,阿才和小李上工时带上窝窝头,等到中午两三点吃饭时,已经被冻成了冰疙瘩,咬一下几个白印,一口气啃上四五个,肚子里也冰凉冰凉的。怕冷,只好赶紧干活。干累了,汗出多了,口渴了又只好攥雪团解渴。十个指头磨破了,沁着血,一拿工具钻心地痛,只好将指头放在嘴里吸几下。第二天起身时,痛酸、背痛。十指又麻木,不能弯曲,就放在身上慢慢揉动着,坚持着正常工作。
1967年刚入冬,小李回原籍参军走了,贾大叔又为阿才找了一个伙伴老魏。老魏六十开外,身材矮小。但精干利落,两眼霍霍有神。一脸连鬓胡子至少半尺长。干活或休息时总是微笑着不停地捋他的胡子。
老魏属于小东梁街道办事处管辖,城市户口。他虽然上了年岁,但他可在办事处里开发票,每月结工钱不用发愁。每月除了买粮票,买粮,上税,还能有几十元剩余。
一年多来,阿才比刚进疆时个子高了二十厘米。两条胳臂和双腿像四根柱子,走起路来蹬蹬地响,一蹦三跳的。那首《五月里的红花》的歌,唱了一遍又一遍。片石场几十个人没有一个不喜欢他的。这个见了说:“阿才再唱一支!”那个说:“阿才呀,跟我搭伙计吧。”
阿才是个有原则的人。谁叫他唱歌都可以,晚上大家坐在山坡听,他一气能唱十几首。嗓子又脆又甜。只要他在学校里学会的,一首不拉地唱给大家听,山沟沟里一下子活了起来,嘻嘻哈哈的笑声不断。可是你叫他换伙计他可不干。他说:谢谢大家的好意。唱歌行换伙计不行。人家魏师傅虽说上了年纪,可他懂技术,教会俺咋样安全安放TNT炸药,装雷管,装导火索,咋样拿大锤不磨手,拿钢钎省力气。俺妈对俺讲,做人要讲良心。人在孤单时吃亏咽着,恩情一辈子不能忘。
大家听了阿才的话,个个频频点头,伸出大拇指称赞说:“阿才是个忠厚心善的好孩子,今后一定有出息。”
阿才不但人缘好,打炮眼,装炸药,排险情成了内行。他使用二十四磅的大锤,一天打出二米八深的炮眼。一炮出片石八十立方米的好成绩,被大家公认。两年里装过的几百个炮眼,无一次是哑炮。许多人装坏了,炮眼打偏了都请他去排险和选位。片石场全体工人都把他叫作工程师。
“阿才,你好好地安心干吧,说不定公司会给你转正哩”贾大叔,李师傅这样说,几十个开矿的师傅也这样说。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67年七、八月文化大革命中几派对立更加严重了,拉石头的车少了,只有军区几辆卡车时不时拉上一趟半趟的。月底一结账,连饭钱也拿不回来。更困难的是炸药、雷管,为了安全,无法拉进片石场了。
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波及很广,阿才天天四处奔跑也找不到工作了。可是不能坐以待毙呀。无奈之下,他准备第二次进妖魔山收容站。
9月17日晚上,解放南路的大街上很静。没有灯,夜色灰蒙蒙的。这时,阿才从在南梁坡住的贾大叔家出来,经过新疆大学、南门、大小十字路口,一路行走,一路哼着小曲。刚到北门市一中,突然从暗处窜出四个翻穿羊皮大衣的人来。他们的脸都用各种颜料涂染得花一片白一片,像地道地黑包公。他们一个人用胳臂箍住阿才的脖子,一个人抱住阿才的双腿,两个人抱住阿才的腰部。四个人同时举出一尺来长的尖刀,对准阿才的脖子、胸脯、后心和脸膛,低沉地恨声问道:“你这个红二司的探子,说!是谁派你来的?给你什么任务?你后面还有多少人隐蔽着没有来?快说!不说就一刀捅死你!”
阿才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这种场面,吓的一个字也吐不出来,全身抖作一团。那四个人见状,把阿才拖到一中大门的墙下,四把尖刀又一齐指向了阿才的各个要害部位。
“怎么了?怎么了?”一个女青年听到大门口有动静跑过来问。“我们刚抓到一个从红二司总部派来的奸细,正在审问。”那四个人中的一个回答。
阿才见到的那女青年,本不是一中的学生。是红一、三司派的广播员小潘。
“潘……”阿才此刻像海洋里快要淹死的人遇上一根稻草一样,用祈求的目光求助于那女青年。
“你……是你,怎么是你?你到这里干什么?你不知道两派刚才在大街上大打了一仗吗?”那女青年惊问。
阿才虽说遇到了熟人,为他解脱,可心情仍然很紧张,全身不停地抖动着,连话也说不完整。
“小……小潘,你们认识。”四个拿刀人一起问那青年女子。
“认识!认识!我们是多年的老邻居呀。”那个叫小潘的女青年把话说了半截,用右手做成喇叭状轻声说:“他是咱们总司令部三号勤务员家的孩子,好人!同一个观点的”。
“哎呦——妈吔——”四个拿刀的人听了小潘的解释吓了一身冷汗,啊地叫了起来,收起刀,忙把阿才从地上抱起来,一个劲地大哥小叔的不绝于口。等阿才情绪有所稳定,他们又一直把他护送到北门的青年路上。阿才顺着去水磨沟的方向朝家走去。
命悬一线
俗话说,人要是倒了霉,吃大米饭也会咯掉大牙来。这不,阿才还没找到活干,又大祸临头了。
那是1968年7月9日上午10点半钟,阿才骑自行车到第一建筑公司去结算最后一批片石款。红一、三司观点的头头们都签了字,盖了章。红二司造反派的头头们下去看麦收情况去了。
阿才见时至中午,到哪里去找呢。他心急如焚,好不容易才打听到红二司造反派头头所去的地方,过二宫铁路局不远的丁字路就到了,阿才骑上车飞奔而去。谁料,刚到丁字路口,突然从市内方向驶来一辆拉煤的南京产嘎斯车,一拐弯将阿才撞翻在地,撞出六米八的距离。嘎斯车又经阿才身上碾过。自行车被碾的只剩下三脚架,阿才脑子轰一下什么也不知道了。
阿才躺在铁路局医院的急救室里,醒过来是晚上六点多钟。见身边的警察,医护人员站满了一屋子。阿才微睁着眼,见医生的嘴不停地动,明知到是在问他,可就是不能张嘴。他的头痛的要爆炸,耳朵好像钻进了知了呜呜地唱。
阿才第二次醒来天早就黑了,他已经知道自己躺在病床上了。
护士见阿才醒来,喜滋滋的说:“阿才你醒了。以后就叫我王大姐好了,我主管你的护理工作,你左臂伤做了临时处理。哪疼就说出来,不想讲就用右手指指也行,我们好对症治疗啊。”
阿才的嗓子干痛,双唇已经干裂,无法讲话,闭上眼,用右手将伤痛处一一指给护士王大姐。
第二天,阿才被推进X光室,经查,果然病情严重:左膝盖骨碎成三块,左手腕挠尺骨,均粉碎性骨折移位,后脑有蛋大的皮内被损伤,严重脑震荡;后背有三处摔伤的部位。经手术,左膝盖缝了三针。左手腕划开后,取出月骨、三角骨和指骨的碎片。挠骨和尺骨用克氏钉做找妆骨支架固定。克氏钉的钉帽暴露在皮外。表皮缝了七针。
阿才躺在手术台上做了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走进一片旷野里,旷野是一色的淡绿色。没有风,天阴沉沉的,他走过两块红薯地,面前遇到一根独木桥。阿才挺着胸跨步走上独木桥并没有害怕,一边向前走,一边张望着。他见独木桥是淡绿色的,桥下水起着鱼鳞的波纹也是淡绿色的。阿才并没有注意那桥那水,抬头望去,独木桥的那一头也是两块高粱地和红薯地,也全部是淡绿色的。阿才正想抬脚跨下桥去,耳边突然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阿才,你醒了?手术做完了,很成功。你放心吧,啊——阿才眨巴眨巴了几下眼,仍然说不出话。但是他知道那是护士王大姐的声音。
从手术室回到病床上,阿才的手被固定在一个高高的铁架上,手和胳臂用石膏缠得严严的,肩膀被控的发酸,肿胀的胳臂烧得像火炉。阿才不时翻着身,用右手护着吊瓶下的输液针,咬着牙坚持着。痛的实在不行了,王大姐就给他一粒杜令酊服上。
第五天,阿才住的那间病房抬进一个危险病人,全身蜡黄,右腿的血和裤子凝固在一起,护士用剪刀一块块的往下剪。这病人叫刘天成,不管他妈如何使劲地喊叫,怎么摇,也一直不睁眼。原来这个病人才十六岁,是铁三中造反派红二司头头的小车司机(嘎斯69)。头天晚上和红三司对立派打仗时右腿弯被打穿,第二天菜农摘黄瓜发现后才送进医院。可已经晚了,因为失血过多无法抢救死去。
和刘天成前后抬进来的一共有五个人,病情轻些的病人住在走廊里。阿才时昏时醒病情较重,经主任工程师王鹤龄和石磊大夫的坚持,没有抬出病房。
几天来阿才是在极度痛苦地状态下度过的,刘天成母亲那撕心裂肺的哭叫声让阿才震撼了。万没有想到,作为一位母亲,万一失去了亲骨肉,是如何不顾一切。也不管什么是尊严是什么派别,忘了自我,将自己所有的爱,所有的痛苦都表现在手舞足蹈上,表现在悲壮的哭声里。
刘天成的母亲哭,阿才也跟着哭,开始用被子蒙着头哭,尽量控制着声音,怕影响别人。他想,自己若是被撞死,自己的母亲不也是一样吗?何况,自己也和刘天成的年纪差不多。白天还好点,晚上,只要一闭上眼,就梦见母亲站在病床前,喂药喂饭,问长问短。还有大姐、大哥、弟弟和小妹妹们。
阿才又想,自己的伤万一治不好,自己的母亲知道了不也和刘天成的母亲一样悲痛、一样撕心裂肺的大哭吗?
妈妈呀——您在哪儿呀!儿子好想您——
殷殷亲情
阿才在铁路局医院住了一个月,病情有所好转。胳臂也消肿了许多,医生说,半年后拆了石膏才可发开始活动手指和腕关节。左膝盖骨拆了线,后背和头上的绷带取下来了。因为病人太多,病床紧张劝其出院。好歹亲戚两口子心眼好,没把他当外人看待,弄辆车把阿才接了回去。
亲戚家不但经济紧张,吃粮也紧张。两口子每月收入48元钱,66斤粮。凭空增加一个小伙子吃饭,一个月的钱和粮半个月就用完了。于是他们就东家借,西家要的凑合着过。按国家规定,百分之七十的粗粮,每人每月二两油。早餐打上半锅玉米面糊糊,一个人喝两碗。中午每人带块玉米饼子。晚上一家人炒一盘白菜,做一大锅杂面面条,每人一顿都要吃三大碗。平时想吃肉和白面馍头,那是做梦的事。市场没有,也无处去买,粮油是统销物资,谁也买不到。
亲戚两口子为了让阿才在养伤期间能多吃点营养品,不知费了好多周折,托人在市屠宰场买来十公斤羊蹄子,用火钩烫掉毛,洗干净,煮一次吃几天。亲戚两口子见阿才病见好,喜上眉梢,心情开朗了许多,见人就说阿才是自己命大。阿才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背着他们两口子,吊着左臂去二道湾找师傅老魏。其实老魏一家八口人,只有两人有工作,日子过得也十分艰难,见阿才到此,便知来意。正好他爱人的单位从化工厂弄来一些食用碱,说明情况多给了二十公斤。阿才高兴万分,把二十公斤碱分成两个包,找根木棒挑上,步行四十多公里。来到米泉县红心大队,找到一块干过活的老乡,帮着换些玉米面,补贴食用。
那时农村和城市一样,一切都是上纲上线,讲斗私批修,阶级斗争,也有选择派等组织。经人揭发,说老乡是投机倒把分子。结果,阿才的碱面被查收,等阿才灰头土脸回到家,已经是下半夜了。
经受磨难的人,连吃草根树皮也是幸福的。生活再艰难,阿才从来不怨天怨地。心里难过,想家,想亲人的时候,表面上还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儿。避免被亲戚两口子见了生疑,后来,阿才心生一计,天天背诵毛主席诗词,语录,学唱语录歌,革命样板戏。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八个样板戏,一段不拉,还唱的有板有眼。
阿才左手腕处的克氏钉经检查,还不能拔掉,只把石膏取下来了。半年来,他那失去知觉的左臂开始发痒。利用这个机会,阿才咬着牙,先把五个指头一个一个分开,再用右手攥着一点点加劲活动。又用半年时间,阿才的克氏钉拔了下来,五个指头可以活动了。可是手仍然像一个方向歪曲着,大拇指和手掌分不开。阿才就先用书本垫上,尽量将腕与臂减少弯度。就这样,又经过半年时间的自我调整,手掌基本恢复了原样,五个指头也可以握住一个馍馍,辅助右手干点轻活儿了。
理赔可让阿才伤透了心。先接阿才这个案子的是老马,才一周,老马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被停职,换了老宋。老宋才将卷宗整理好,打电话通知司机和他们单位各派的头头们来处理问题,突然又被下放到农村去了。过了个把月,阿才的案子又交到老王的手上。七拖八拖又拖了半年。交通队本来人员就紧张,到后来就剩下几个人了。接着整个公、检、法机构全部被取缔。直到军管了,阿才的案子才得以解决,给了两年生活补助费。每月30元,共计720元。也因为当时没能好好治疗,给后来留下隐患。也给工作、家庭及生活带来无穷的遗憾。
天无绝人之路
阿才准备去收客站了。心想,在那干几天不管分到哪里,只要有个落脚、吃饭的地方就行了。
一天吃罢晚饭,阿才将自己的想法跟亲戚两口子一说,他们坚决不同意,坚持说把伤养好后才能外出找活干。后来在阿才一再解释下,只好答应先去收客站探探消息。
第二天天刚亮,阿才一路步行,一个上午才走到收客站。伸头一看,收客站的院子里站满了人,男女老少都有。经打听才知道,那些人已经被分配到米泉县,呼图壁县和玛纳斯县。阿才知道这几个县离乌鲁木齐都不远。远的七十八公里,近的只有十几公里,况且他对那里的情况也十分熟悉,生活水平也较靠前。
其实,阿才临来时已经作好思想准备,万一进了收客站有比较好的地方他就报名,等到了新的单位才给亲戚家写封信告诉一声。谁知道这几天不招人,阿才只好返回亲戚家。
阿才心里有了底,一路玩耍一路哼着小曲,慢悠悠的朝家中走去。当他转身走到小东梁的丁字路口时,见一群人围在一起。挤进去一看,见是爆米花的。注意一瞧,排队的人各个手里端着磁盆之类的器皿,手里拿着零钱焦急的等待着。那爆米花的老人看上去六十开外,装谷物,装盖,动作十分利索。嘭——一锅,嘭——一锅。爆一锅才八到十分钟。一锅装谷物五百克,收手续费两毛钱。阿才计算了一下,两小时那老人收入四块多。况且天黑了还有二十多人排着长队。
“散了吧!散了吧——明天再来。阿——”爆米花的老人如是说。排队的人一散,阿才走向前去帮助老人收拾东西,那老人高兴的合不拢嘴。一路往回走的时候,阿才向那老人说明了自己的遭遇,并表明也想做爆米花营生来维持生活,但不知道怎样去办手续。
老人一听,朝阿才微微一笑,说:“这不难。你不是被汽车撞了吗?到交通大队开个证明回来跟我做学徒,十天包你学会。”
说干就干,第二天阿才就按老人的指点,来到交通大队。当阿才揣着忐忑的心情说明来意,交通大队的工作人员二话没说就写了张证明,盖上了公章。
为了买爆米花的机子、车子、铁丝网等家什,阿才很为难。因为理赔的生活费已经不多了,不好意思向亲戚张口。无奈还是说明了情况,亲戚的战友借来两百元购置了工具。
阿才跟师傅学了五天。收摊时师傅说:“阿才,你完全可以自己干了”。说实在的,在这五天里,阿才没少费心思,各种谷物的干湿度,爆炒时间,都一一铭记于心。第六天,阿才开始了独立的工作。
东山露出鱼肚色,雄鸡唱罢三遍的时候,阿才兴冲冲的推着亲手值办的家什来到大湾广播电台的家属院旁停了下来。
“爸爸呀——妈妈呀——爆米花叔叔来啦!”那些跟着父母晨练的孩子们,一蹦三跳地一边跑一边喊了起来。
十分钟后,孩子们在阿才身边排起了长队。有端大米的,有端大豆、小麦黄豆的,还有端年糕的。张张小脸上高兴得像开了花。阿才一见,心里一阵狂喜,没想到第一天上阵生意就如此红火。于是手忙脚乱地,学着师傅的样儿,右手摇着鼓风机,左手向炉子里添着煤块,汗流夹背的干了起来。
第一锅爆的是大米,打开盖“嘭——”一声,爆出来的米花全部按预计喷到了铁丝网里。可细细一看,米花呈深黄色。阿才自己也清楚问题出现在时间差上,只好向那小朋友道歉,不收钱并免费为他再爆一锅,可那小朋友的妈妈说啥不同意,说:“没事没事,这是正常的。”硬塞给阿才两毛钱,拉着孩子的手走了。
第一天从早晨到晚上一直干了十几个小时,阿才没顾上吃一顿饭、喝一口水,嘴唇干干的,嗓子像冒了火一样,天黑下来,排队的人还有十多个。阿才劝了几次,排队的小朋友们也不愿离开。无奈,一位四十多岁的男同志修好路灯接着干,收摊到家时已经是夜间12点钟了。
亲戚两口子站在马路上,见到阿才就关心地说:“哎呀——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晚了才回来?明天早点回来。啊——”
吃过晚饭一数钱,二十四元二角整!干了七八年的老工人一天才挣一元多呀。
土八路
顾名思义,土八路就是外部人对我们这些在部队当工人,穿着部队的服装,不戴帽徽、领章人的贬称。
1969年8月。根据中央的决定,从青海换防进疆的8015部队进驻各个机关实行军管。社会秩序逐渐走上正规。因此阿才的爆米花的生计也停了下来。他每日百无聊懒地在小东梁跑马场上来回徘徊着,抬头看着天空飘散的乌云,右脚不停地踢着小石子,惆怅地看着脚旁一排排斑剥的土屋,行人,车辆,羊群和炊烟。
“唉,小老弟——”阿才听见有人叫,便抬起头来,见左侧一位四十来岁的高个汉子朝他喊话,便问道:“大叔,你是喊我吗?”
“嗯!我是在叫你。”大个汉子回道。
“有事吗?”
“也没啥事。我每天下班路过这里总见你一脸愁容,有心思吧?”
“大叔,你猜对了,我就是有心思。”
“嗯,小老弟,我是山东省青岛人,我叫王择岐,今年43岁,前年自流来疆。以后你就叫我大哥好了,有啥事你直说。”
阿才见面前这山东大哥出口就套近乎,心里一下犹豫起来。心想:我们并不认识,初次见面,他为什么这样关心我?于是回答道:“大哥,我没啥,就是想家了。”
“小老弟,你不诚实,对大哥我不信任,我一下就看出来了。”
阿才见王大哥一脸认真的样子,不像是坏人,便回答道:“是,大哥说对了,我就是有心思。我目前走投无路,想去收容站。但一时还不知如何是好”。
“你要去收容站?!小老弟,据我所知,这些日子进收容站的人全部被送到博乐和阿勒泰。你行吗?依我看你还是跟我干点零活,等等再说。”
“什么!大哥,你能找到活干?”
“能呀,不过我们现在找的活是在郊区,要住在哪里。但是一定要规矩,因为是部队。”
“行!大哥,你说我啥时候能去。”
“明天,明天早上九点,你带上行礼就在这地方等我。”
第二天,阿才随王大哥来到市郊安宁渠8015部队农场。农场分两部分:前院是一个生产连。后院是副食厂。阿才跟着王大哥干完这批小活,卷铺盖要走的时候。副食厂负责人姜科长走来。见了阿才就问:“阿才,你愿留在我这里干吗?”
阿才听了这话有些不信,扭头看看王大哥。这时姜科长又说:“是这样,我们副食厂要扩大经营,需要招几个人品好,能干活,能吃苦的好青年人。我观察你人不错。经研究先跟你打个招呼。留下来呢,每月三十元,半年转正后每月四十八元。不愿留下来就算了。”
阿才又看了看王大哥。见王大哥点头示意,马上答道:“行!我愿意留下来!”
刘班长见阿才被分在他手下,高兴地说:“姜科长,你很有眼光。我早就看上这小子了,没想到被你招来了。好!好!阿才以后就给我当副手吧!”
副食厂本来只有十来人,另外还有两个种水稻技工和两个木工,其他几个都是本部营连级干部的家属。
一个月后,副食厂的工作全是由阿才一手操作,刘班长只做指导。对酱油、醋、酒的制作基本掌握。技术无止境,精益求精是阿才的目标。刘班长为自己亲手培养了一个好徒弟而骄傲。就在整一个月的那天晚上,刘班长将阿才叫到他家里做客。席间,刘班长说:“阿才,从明天起,你就带着大伙儿干吧,我就什么也不管了。”
“什么,你是我师傅,我这把刷子能舞几下你还不知道?我心里没底呀。”阿才心有余悸地说道。刘班长一听有些火了:“你不单独干,啥时候心里也没底。实践出真识!你懂吗?你一定能干好!”
晚上,全厂开了一个会。在会上,阿才才知道,刘班长工作调动了。
阿才这下心里真的没底了,处处感到空空的,办事少了主心骨。也吃不香睡不着,上班也打不起精神来。然而,对各项工作他更加一丝不苟了,总想面面俱到,尽善尽美,尽量将各个工作环节扣得死死的。功夫不负有心人,从他独立工作的第一批成品的质量经测试,全部合格达标。而酱油的质量还超过了全市。后来在总结会上有权威人士问他,阿才不置可否地只是呵呵地一笑了之。究其原因,阿才吐了真情,他是在原来的标准基础上多加了糖浆和蘑菇原汁佐料。
一天,阿才带着他六七个得意的同事正聚精会神地翻弄酒麯。姜科长一掀布门帘走进来。笑着道:“阿才班长,我给你请的师傅来了。”阿才一看,姜科长身后一个黑胖的老人跟着进来,并自我介绍道:“我叫郭三成,市食品公司的。师傅不敢当,以后我们一起互相学习好了。”姜科长见郭师傅挺谦虚,进一步介绍说:“郭师傅做酒、酱油、醋已经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了,多次受过奖励。大家以后好好向他学习呀!”
郭师傅是个大度诚恳的人,姜科长刚介绍完,他便细心地在房内查看了起来。
“阿才,你这麯房的温度太高了。郭师傅一边说着,一边把窗户打开一条缝,继续说道:“开始码块料的前三天,室内温度不能超过三十度。第四天后,一天比一天要低二至三度。一个星期后一般保持在二十度左右就行了。因为一开始室内温度过高,会把块料的外层烤成一个硬壳,温度发酵过程中,不透气,菌苗会烤死。最后麯块不是发黑便是发乌。做出酒苦的,同时出酒量也低。”
阿才听了郭师傅的话,心里在的愁和结一下子被解开了。高兴的一下子跑向前去,拉住郭师傅手说:“郭师傅,你真是及时雨啊!”
一个星期后的晚上,厂里为了欢送郭师傅开了一个会。会上郭师傅说道:“本来是一个月的时间,现在看来在阿才班长为首的七八个小同志,个个技术都顶好的。因为部队条件好,原料齐全,加上你们肯钻研,产品质量都超过市食品厂。哎!部队真是个炼钢炉呀。”
郭师傅走了一个多月,情况又有了转折,因为黄豆奇缺,用其他原料代替,一是质量跟不上,二是上级领导不准许。后来姜科长就让阿才写了个清单给他。没有料到,阿才将清单送到办公室刚回到工房,一个戴着眼镜的女出纳员小潘手里拿着清单走来。她走进工房也没打招呼,出手就拍着阿才的左肩问:“阿才班长,科长批示,问你还需要什么佐料一起写上我们马上去买。”
阿才身子一抖,肩膀一歪,瞪起双眼狠狠骂到:“唉!唉!你这丫头片子,你怎么这样没礼貌。”
那出纳员小潘没想到阿才突然发火骂她,羞得双腮一下子红了起来,赶紧缩回小手,转身跑到门外边。
“去去去!连男女有别都不知道,没家教。”出纳员小潘走了几步,听见阿才还在继续骂她,一阵伤心,一双俊眸一下子涌出泪来,白嫩的小手捂着樱桃小口挪着碎步跑了。
“哈哈哈……”阿才的伙伴们一起大笑起来。捣蛋包郑新生这下有了笑料,酸溜溜的道:“班长,你真不够意思,人家那么漂亮的小姐喜欢你,你怎么把人家骂哭了。知道不,拍你就等于跟你握手,那才叫爱呢。”
阿才被同事们一闹,反而清醒了,说道:“噢!我今天是咋的啦,人家是为了工作,我为什么如此对待人家,真是不应该。”于是掏出钢笔又重写了一份。当他将清单刚一叠好的时候,心里又突发奇想,又在清单上多写了一种佐料。
阿才刚叠好清单正准备递到办公室,回头见出纳员小潘回来了,并理直气壮的劈头就问:“阿才班长,我要的东西写好了吗?”
“哦,写好了,写好了。这不,我正准备给你递去呢。”
出纳员小潘刷一声从阿才手里抽走清单,瞪了阿才一眼,转身走了。
“哈哈哈……”阿才自己也大笑起来。班里的同事不知就里,齐声问阿才:“你笑什么,说!不说今天,哼!放不过你。”
“没啥!没啥。”阿才巧妙地把大家塞搪过去。
下午五点钟,出纳员小潘将大卡车带到工房门口。阿才见了,忙招呼大家卸货。什么黄豆呀,豆饼呀,花椒呀,八角、桂圆、陈皮呀,一下子堆满了一库房。
货卸完了,阿才在货单上签字,正待洗手,出纳员小潘就像个做错了事的小孩子一样不肯走,挪到阿才的身边,不好意思的小声说:“阿才班长,还有一样佐料买不到。”说罢指了指那样佐料。”
阿才见了,差点笑出声来。反而故作生气的样子又骂开了:“你真笨!不会到医院里去买吗?”
“我去了几个医院,都没有这种佐料。”
阿才见出纳员小潘那可怜的样儿,故作大度地说:“算了!算了,我自己解决吧!”
捣蛋包郑新生趁阿才训斥出纳员小潘的时候,冷不防夺去了清单。两眼一瞅,马上大叫起来:“噢!噢!你们看那,咱们班长耍流氓,玩弄女人,这味买不到的佐料叫虎鞭。大家说咋办?”他边喊边使眼色,几个人跑过来一下子把阿才抬起,一上一下地抛了起来。阿才见出纳员小潘跑走了,不停地求饶,大家才如此作罢。
阿才从开了个大玩笑那天起,六七天心里就觉着别扭,觉得对不起人家小潘,事事躲着她。
有些事说来也怪,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一天晚饭后,阿才在赶写一篇墙报稿件,姜科长笑眯眯走来。当他看罢文稿后,笑着问:“阿才,听说你和我们的小出纳员有意思了。”
“没有没有!科长,这是没影的事,我只是开个过头的玩笑而已。”阿才诚惶诚恐地回答说。
“年轻人嘛,人都要过这一关的。你要是真的喜欢她,我让我媳妇给你从中说合说合。不过你可想好了,小潘是香港人,是来探亲的。因为文化大革命没法签证回去,经他的亲戚介绍,我们部队经过慎重考虑后才招来的。”
“什么!她是香港人?”阿才一听连头发丝也乍了起来:“不不不!俺没那意思。尊敬的科长同志,今后再也别跟俺提这件事儿了。”
人那,就那么怪,你要是怕撞见鬼,反而天天要撞见鬼。阿才自从和姜科长说了那次话,天天害怕见到出纳员小潘,连买饭票也要请别人帮忙。
一天下午,阿才正和大伙忙得不亦乐乎,出纳员小潘手里拿着一叠票据走来。见了阿才,开门见山地说:“阿才班长,这一张是一处何处长的,这张是二处的,全要二锅头。”
“好了好了,把东西放在案子上走吧”!阿才见了出纳员小潘,心理像揣了只小兔,连头也不敢抬一下,摇着手把小潘打发走了。
出纳员小潘才走几步,捣蛋包郑新生又一下窜过去抓住那些票据弄着:“啊,大家看,这里边还有情书。”
大家一听,一下炸了锅,轰一声一齐跑过去就抢着看。抢来抢去,谁也没见有什么情书,个个瞪了捣蛋鬼一眼就散了。
“拿来!情书在哪里,我念给大家听听。”阿才见捣蛋包瞎编取乐,二话没说,一把抓住郑新生的衣服,一脚将他绊倒在地,直到他求饶方才停止嬉闹。
情系古尔图
1969年9月,雪上加霜。苏联在黑龙江吃了败仗以后,又在新疆边界试图挑起武装冲突。因此新疆的形势十分紧张。对此不得不将乌鲁木齐市内的无业游民、地、富、反、坏、右全部清查出来,疏散到全疆各个农村。
不得已,阿才和老乡许良碧一起也在西大街街道办事处登了记。几天后十二个人被送到乌苏县的国营牧场。
阿才等人乘坐在一辆半旧的嘎斯车车箱里,由一个全副武装的民警坐在驾驶室里押送。下午四点钟从乌鲁木齐出发,途经昌吉、呼图壁、玛纳斯、石河子、奎屯、独山子,第二天早九点钟到达乌苏县城。在路边小饭馆里吃了一顿早餐,又西行90公里,中午十一点钟到达乌古尔图国营牧场。
国营牧场并不像在乌鲁木齐时,街道干部们介绍的那么好。场部建在一望无际的梧桐树树林里。到处是一人多高的芨芨草、红柳。遍地是牛粪、马粪和羊粪,随时随地都可以闻到各类牲畜粪便的臭味儿。场部全是土建的房屋,呈长方形院子。我们一到,一位姓钱的办公室秘书就拿着写好的名单迎了出来。他说了几句简单的欢迎词后,又让我们十二个人重坐上送我们的卡车返回古尔图大队。
古尔图农业队已经盖好了四幢土平房。食堂和库房占一幢,另一栋分给两户有家的人家居住。阿才和几个单身汉分别住在两个二栋房子里。不分有家还是单身,全部是睡地铺,地铺上铺了一层厚厚的麦草。
阿才和大家下车后,就一头倒在地上,一病就是五天。九月的新疆虽然是秋风凉爽的天气,可一到晚上,那风就像冰冷的刀子。加上一天一夜的急行速度,阿才在车箱里已经全身开始发烧,昏昏沉沉,靠坐在好友许良碧的身上。本来做过大手术,身体虚弱,经冷风一吹再也无法坚持,下车后就一病不起。
“渴!我渴。”
半夜时分,许良碧梦中听到阿才要喝水,就赶紧拿上水缸子走到工宣队的住处找开水。
一个工宣队员不高兴的道:“开水!什么开水?我们还想喝开水呢。”
无奈之下,许良碧摸黑西行一公里多,在河坝里勺回一缸子冷水,阿才喝了后才安静下来。
阿才病好后,好友许良碧才说:“阿才,你知道吗,你病了,我好害怕。”
“唉!哥们,你怕啥呢,我已经是死过几次的人了。与你何干呀?”阿才安慰着许良碧说。
“不!阿才你想想,一是你来前一些老乡千叮万嘱,要我好好照顾好你。二是俺是地主成份,你万一有个好歹,我也脱不了干系呀。”
真是苍天有眼,五天后,阿才可以坐起来,能喝半碗包谷粥了。渐渐地,阿才开始一天天好转,头不晕,耳朵也不是那么呜呜的叫了。
可是,许良碧由于害怕阿才出事,要到乌苏县城打电话告诉阿才的亲戚,要求将阿才接回乌鲁木齐。但,由于没路费,交通也不便,走在90公里的大戈壁滩上又怕出意外,结果就没去。
阿才病好后,为了照顾他的身体,戈一清队长将他安置在食堂帮厨。时至九月底,是农牧队开始打草的日子。因为阿才的人缘好,做饭的手艺也不错,工作又任劳任怨,被选去给一帮年轻的打草队员们做饭,为时两个月。另外给阿才配了一个名叫沙亚依的哈萨克小媳妇做帮手。
哈萨克牧民的生活习惯是喝奶茶吃馕。奶茶人人会烧,对于烤馕,阿才一窍不通,只能和面作下手。打草队的多数人爱吃面条,民族地区没有青菜。大队给批了一条大黄牛,屠宰后,阿才将牛肉切成条,撒些花椒、盐、一次性炒熟后,放在一个大茶桶里,等面条煮熟后,舀几勺子放进去。这样,每天即吃到肉食,又可以当菜调剂生活,大家都说好。
阿才擀的面条在当地牧区是一绝。他将面和得特别硬,擀好后切成二十厘米来长的条,放在开水里怎么也煮不烂。好些个牧民骑上马,跑上百公里来到打草队,都想偿一偿。这样一来,阿才是“牙克西”的阿斯派子(厨师)的声誉一下子就传开了。每年一到打草季节,大家异口同声要阿才去做饭。
每年打草结束后,所有的人都回原单位。不用说,阿才又回到农业队食堂。这时阿才走起路来,又和在片石场一样,蹬蹬的响。那首《五月的红花》又开始传遍了草原。许多民族青年一帮帮的要和阿才交朋友,教阿才骑马,教民族生活用语,有时他们结婚也请阿才去作客。
1970年正是全国大唱革命样板戏的年代,古尔图根据上级指示也成了一个革命的宣传队。孙兴科任队长,四川籍的陈志勇任导演。拉琴的有王龙、宋国其,苏来曼。演员有阿曼、阿沙、孙兴科、王远明、古丽和小刘等能歌善舞的巧将。
宣传队排的第一场戏是《智取威虎山》。孙肖科扮演少剑波,王远明扮演杨子荣,阿沙扮演小常宝。可是,要找常猎户这个演员确实费了老鼻子劲了。把所有的人都试过了也不行。大队、小队,工宣队的领导一下子都急了。眼看春节到了,难道要到县城找演员吗?大家一筹莫展。
一天晚上彩排,工宣队的陈队长笑眯眯的走进排演室说:“我给你们找到了常猎户。”
大家惊问:“是谁?”
陈队长卖着关了,右手往外一指:“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阿,那是谁?”大家又一齐惊住了。
“阿斯派子阿才呀。”陈队长终于道出了谜底。
“啊!我们怎么就没想到他呢。行!包罗得(行)加克斯,就是他了。”个个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齐声表示赞同。
阿才真是唱戏的那块料,对着放映机只看了一遍,那动作就模仿得惟妙惟肖。那眼神,那举止,再粘上短胡子,穿上道具,个个都伸出了大拇指。
给他当女儿的小常宝是大块头,身材又粗又壮,个头比他高出二十多厘米,阿才心里一百个不愿意。可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哪里去找?合适的也只好勉为其难了。
就在最后一场彩排时,常猪户和女儿小常宝在表演过程中出现了一个不为人知的小误会。在父子俩对白的时候,常猪户告诫女儿“别说话了”时两臂一伸,左臂用力太过,一下子碰到小常宝的乳房上。阿才一下子愣了,全身一阵颤抖,像触了电,脑子轰轰作响,在众目睽睽之下不知如何是好。
“唉!接着演呀,别愣着呀。”小常宝及时小声的提醒了阿才才避开了一场尴尬。阿才原本看不起小常宝的,自从那次后,对她的感觉有了变化。在以后的多次演出中场场配合得相当默契,场场成功。得到各级领导的表扬和赞誉。演出竞延伸到农七师的各团,部队,精河及友邻地区。
在古尔图生活了两年多的时间里,阿才并不孤单也不寂寞。一是因为有一帮同龄人为伍。二是有一位年轻人队长戈一清。
戈一清原籍江苏,30多岁。此人师气、干练、做事有分寸,有原则,很得众人拥戴。
阿才和戈一清的私交较深,他将戈一清视为兄长,戈一清视阿才为小弟一样爱护着。
1971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戈一清将阿才叫到自己的住处,脱去棉上衣,换上光板的羊毛皮大衣后,说:“阿才,走!我们到陈智勇家去一趟。”
戈一清的住处距陈智勇家并不远,充其量也只有一百来米,两人一路说说笑笑眨眼工夫也就到了。刚到门口,尚未敲门,就从门里传出二胡的曲调声。听那声音便知是个生手。指法生疏不说,连一点韵味也没有。更不用说有感情了,简直是在杀鸡,或者说是小公鸡学叫鸣。两人进得屋内,方知拉二胡的是一位粗壮的大姑娘。那大姑娘见戈一清和阿才走进来,马上放下手中的二胡,很有礼貌的给两人倒开水,让座。那姑娘自称自己是四川来的,叫李宇。两只传情的眼球一直不离开阿才的全身,双方谈话还算投缘。举止大方,谈笑风生,但让人一见有种做作的感觉。十分钟后阿才和戈一清就借故走了。
“阿才,你感觉这位叫李宇的姑娘如何?”走出陈智勇的家门才十来步,戈一清就急不可待地问。
“她怎么样,这与我何干!”阿才生气地瞪着戈一清回答说。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男女都一样,初次见面,事后双方总是要评判一番。说说看,我们俩的观点是否一致。”
阿才见戈一清别有用心,眼一转,逗笑地问:“戈一清呀戈一清,你这个家伙原来是拉上我为你当伴郎呀。”于是将双手往背后一背,清清嗓子直言不讳地说:“这女人约二十五六岁,那副阴阳脸让人一看就不舒服,一半紫一半白。看那架势,心气很高,一般的男人她还看不上。没有个性,胜过她的好男人,即便成了家一辈子也不会幸福。况且,你想让她干农活没门。戈一清,你能够驾驭她吗?”
戈一清听了阿才的分析。不住地直点头,说:“好兄弟,我真佩服你的洞察力,我也有同感。来!什么也不说了,你生火,我和面,咱们俩晚餐吃拉条子。”
眨眼工夫春天到了。阳光晒在大地上,暖融融的雪也融化得差不多了。阿才见食堂的柴禾没有了,便朝戈一清家找去。抬头一望,是铁将军把门。
天黑下来,阿才挂念着食堂的柴禾,见到戈一清,劈头就问:“你这个家伙,一天没见你的影,你跑到哪去了?食堂一根柴禾也没有了。”戈一清二话没说,走到他的柴堆前,弯腰抱起一抱送到食堂,转回来又抱。阿才一看急了:“哎!够明早一顿烧的就行了,别抱了,你烧饭咋办?”
“不要紧,是我马虎了。抱!抱呀,明天我抽空再打吗!”
第二天,上午阿才刚收拾好食堂的卫生,戈一清笑眯眯的走来,见了阿才就问:“哎!伙计,你收拾完了跟我来。有事儿。”
阿才一愣,觉着戈一清今天一定有事儿,脸上总是透出那么一股难以掩饰的喜悦。于是跟随其后。进得门来,见戈一清床边坐着个大姑娘。那大姑娘见了阿才,右手一伸:“来了吗?坐噻坐噻。”
阿才虽然说还不到谈情说爱的年龄,可他一眼就看出,戈一清和这姑娘在谈恋爱。让自己来无非是给他估估眼而已。想到此,便留意了。那姑娘被阿才看得不好意思低下了头,阿才知趣地便借故走了。
第三天是个风和日丽的好日子。阿才站在食堂前的土堆上,看着觅食的喜鹊,听着头顶上喳喳的鸟叫,目视着上工的人们扛上农具朝不同方向走去。这时,老王家的一群鸡儿一扭一歪地从小院里走出来觅食。地上的食物早被一群喜鹊一洗而空。它们好像在问话,又好像在责备,来回用爪子不满的抓着地面。阿才见了,反身从食堂拿来两个玉米面做的馍,揉碎撒在地面上。那些鸡开始还有戒心,抬头望着阿才,咕咕的叫了几声,才觅起食来。
“你这位小哥心底好善良呀,给别人喂鸡噻?”
“哦哦!你来了。”阿才听到有人赞许,一转身,在戈一清家见到的那位姑娘站在身后。
“没有噻!你们的戈队长哪里去了吗?阿才你知道不知噻?”
“哦哦。我知道我知道,戈队长到场部开会去了,刚走!”
那姑娘听了阿才的回答,感到很失意。不情愿地转身走了。
秋天到了,果园里的葡萄熟了,桃子的嘴也红了,一群群的小骆驼也长高了,小羊羔也长大了。下山的各种牲畜在收割后的庄稼地里嬉闹着。放牧的姑娘们,嘴里叼着一支芦叶吱吱地吹着好听的曲子。天空的山鹰斜着翅膀追逐着,箭般地冲刺着,做着美丽的动作。
阿才见到这一切,一点也高兴不起来。脸上布满了愁云。他又想妈妈了,想大姐想大哥和弟妹们了,想淮北故乡了。
“耶,阿才你怎么了?”阿才只顾倾情地浮想联翩,没注意戈一清走进身边。忙回答说:“没事,就是想家了,想俺妈了。”
“我想也是,人之常情嘛。当初我离开父母和你一样。不过日子久了,感情就会淡化的。不行给你借几百块钱,把母亲接来。你在这里再找个好对象,我们就在古尔图过一辈子算了。”
戈一清的提示,其实阿才早就想过许多遍了。母亲来不了。因为家里还有小弟小妹。更让母亲割舍不掉的是故乡情。阿才多次写信回去,从亲人口中早就清楚了母亲的心事,两头为难呀。另外老家曾经给古尔图大队来过公函,说阿才的大舅在1958年因在家中喂过一头猪,违反了国家政策,被判刑三年,要求将阿才谴反回原籍。
唉!我的亲人们哪。因为你们的缘故,我在异国他乡也难以平安度日,每天胆颤心惊呀。不能当兵,不能考学,不到15岁就失了父爱和母爱。
在古尔图的三年里,阿才虽说处处表现好,工分最高。可是一次也没有分过红。平时实在没有换洗衣服穿,零钱用,只能写借条借个二三十元。杯水车薪,想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也难以实现。因此,阿才思想动摇了。于是借了几十块钱,到兵团农八师的远房姑娘家请帮忙。
阿才见到八十岁高龄的姑姑,一下子愧得低下了头,陡然一阵心酸。面前的姑姑见了这个娘家侄儿,双手一下子就抖了起来,抓住阿才不放。问老家的长辈,亲戚和家乡的一切事由。可是阿才第一次见姑姑连一分钱的礼物也没带,无言以对,将脸别向一边不敢面对。
1972年的一天,阿才半夜作了个奇怪的梦。第二天午睡时,作的仍然还是那个梦。阿才害怕了,觉得自己最近要遇上不顺心的事儿了。所以,天天做事,与人说话都特别留意,以免格外生枝,心里忐忑不安。
“七一”那天,为了给大家改善生活,戈一清队长从牧业队弄来一头大肥羊。宰杀后一过称,净肉三十多斤,算18块钱。中午每人一大碗,收菜票一毛五分钱。
阿才收拾好食堂的工作,正坐在柴堆上休息。豁然发现有一辆卡车缓缓停在古尔图大队部的旁边。卡车门打开,一位庸荣华贵的中年妇女走下驾驶室。阿才一见惊呆了,立起身一阵急跑:“表姐!”
“唉呦,看你,都这么个大人了,见了就流泪,不怕人笑话。”表姐拍着阿才的肩膀,亲嗔的安慰着。
“嘿嘿!你们来得太突然,事先也没有来封信告诉一声,人家怎能不激动!”
阿才安排好表姐和司机张立云以后,一刻也没有停,一头闯进戈一清的家,将要走的事详细的说了一遍。
戈一清听完阿才的诉说,脸色凝重起来,低着头许久才说:“阿才呀,这事太突然了。你要走了,我心里很难过。因为你我是知心患难的好兄弟,难舍难分。即然你表姐已经来车接你了,我也不能耽误你的前程。不过以后你走到哪里也要给我来封信相告。另外,你有什么要求我尽量答应你。”
阿才见戈一清胸怀如此坦荡,也就不客气了,说:“我在古尔图苦干三年。总共借了几十块钱。表姐的车是从农八师造纸厂借来的,返回去是想拉一车芨芨草作为我三年的工钱。不知是否可以?”
“可以!可以!这不过分,今晚上我派人给你们装车!”
阿才见戈一清痛快地答应了自己的要求非常激动,一下子抓住戈一清的手:“我的好兄弟,我真不愿意离开你呀,不愿离开这块我曾经流过血和汗的土地呀……”
梦幻玛纳斯
阿才读初中的时候,利用业余时间读了一本叫《金瓶梅》的小说。书中的西域有个古镇叫玛纳斯。从此玛纳斯这个地名就在阿才心里扎下根。他想,住在亲戚家里无所事事,倒不如到新疆农村干一番事业。况且新疆广袤的农村也是他向往已久的。于是阿才在碾子沟汽车站打听到玛纳斯县收容站在招人,决定前往一试。
亲戚家经济十分拮结,给了四元钱,买车票三块九毛,还剩一毛钱。
那是仲秋九月,阿才坐上开往玛纳斯县的客车下午三点多钟到达玛纳斯收容站。收容站设在城南公路边的一所土坯房子里,呈口字型是对开的钢筋大门,门锁着。但能从钢筋门的缝隙间可以看到院子里的人来人往。当阿才刚一出现在门前,院子里就有人朝屋里喊:“严主任,门外又来一个!”那人喊声刚落,便从屋里走出一个留着小平头,手里提着一大串鈅匙的中年男子,跑到门口便问:“你是来收容所的吗?”“是!我是来收容所的,你们要吗?”阿才见工作人员一脸和气,凝重的心马上平静下来。
那中年人自称姓赵,是替收容院里跑跑腿登个记什么的。于是阿才跟进了收容院。
办公室,那个一只眼的严主任见阿才进屋,指了指办公室里唯一的那条三条腿的长条凳说:“哪来的?什么时候进新疆的?”听他那浓重的话音便知道他是陕西人。最后他转向小赵:“给他登记上,发三天的饭票。”
太阳还未下山,大概下午六点钟的样子,食堂就吹起了哨子。这里的食堂跟乌鲁木齐收容站不一样,是凭票取饭。所以取饭的人都不慌不忙,排队的人也不多,更没有背抢的人看管着盲流。
阿才进去一张饭票,窗口马上送出一个200克的大白馍,门外包谷面汤随便喝。阿才领回一个馍也舍不得吃,吃一半留一半,喝一大碗汤充饱,剩下的那一半馍晚上睡觉时放在枕头下被压得粉碎,第二天上午十点开饭泡在汤里吃掉。剩下一个整的被同屋的老乡借去。
第二天由那位姓赵的中年人带着去县郊一块菜地里拔草。五六十人排成双队,拔多拔少也没人过问。管事的小赵将阿才他们送到菜地后,就领上个盲流丫头回县城逛街去了。
第四天,收容站里的六十多人中,其中三十多人被分到东风公社(塔西河),阿才也在其中。那位严主任说去塔西河最多才十多公里,没车送,步行一会儿也就到了。
阿才是平板脚型,才走了十来公里双脚就磨出水泡,一步一拐一扭地踽行着落在队伍后面。好在还有一个叫大老黑的山西籍人张木匠同伴。张木匠背着一个大背包,背包里装着锯子、斧头、凿子、刨子等工具,足有百多斤,走走停停、走起路来非常吃力。正好有阿才同行,一路说着话儿来打发时间,消磨疲劳。前面的队伍早就不见踪影,他们俩也不着急,见人就问,见村庄打听。当他们两人磨蹭到塔西河,其他三十多人早拿上公社的手续向新光大队去了。于是阿才跟张木匠就按公社秘书所指方向追去。
去新光大队有两条路,一条是乌石公路,虽平整好走,但绕弯太大,较远。大家选择了近二十多公里的碱滩路。碱滩路很不好走,与其说是路,不如说是受罪。双脚一踏上去,碱和芒硝就将脚埋起来,不是人多,脚印多,天黑了你就根本无法找到路,只能一直朝前走,别贫了道。走了十多公里,遇到一条浅水滩,水里长满了野苇子,阿才和张木匠只好捲起裤子淌过去。那水真叫凉,脚一踏进去双腿就抽筋。过了浅水滩遇上十几个掉队的人,一伙同行。当大家一拐一拐地挪到新光大队的时候,已经是月至当顶。
新光大队的房子呈一字型,大队部盖了个四合围墙。院子里有两棵几人搂粗的大榆树和四棵柳树。榆树下支了口大锅,一个高挑的小火子见阿才一行到达,马上送上大米饭。没有菜,没有开水。大家一天没吃饭也确实饿坏了,端上大米饭,就用食指和中指当筷子三扒两扒眨眼工夫就吞光了。
阿才是最后一个吃完饭的,他用舌头正在舔碗边上的米粒,一位虬须公的壮汉子手里拿着一张纸走来,自我介绍说:“鹅(我)叫罗洁成,是新光大队八分队的队长。经过大队的研究,下面八个人被分到我们八分队。听到名字的就走到外面的马车跟前去:阿才、张木匠、刘松森、郭惠民、周小东夫妇、董立池父子。”
还没念完名单,其他人就抢先往马车上爬去。阿才落在最后,只好坐在马车最后头。
“驾——”队长见八个人都坐上了车,伸手将马缰绳一顺,鞭子往空中一甩,叭一声,随即跳上马车车辕。马车吱咛吱伴着马铃声,在夜色中直向准葛尔腹地驶去。
大家可能都没坐过马车,正迷迷糊糊进入睡眠状态的时候,扑一声马车窝在泥窝里,把周小东的娇小媳妇甩下车。小媳妇一边甩着手上的稀泥,一边他妈的他妈的叫骂着。无奈之下,大家只好全部下车站在泥窝里推马车。这样反反复复不知道有多少回。四匹马累的全身都是水,九个人全身是汗。说起来五十公里的路程,到达八分队已经是太阳在竿多高了。
马车一驶进一座破烂不堪的土院子,队长罗浩成首先跳下马车,吁了声停住马车风趣地说:“盲大爷们,幸福村到了,都下车吧!”
大家下车一看,个个都睁大了眼睛,一片茫然,住处在哪儿?右边一排断墙,墙上开了二三个圆不圆方不方的土洞。墙下到处是乱七八糟的老树根、芨芨草等杂场。左边是一排平房,东数是马厩;中间是个大一点的、顶着木头的土坑房。最后边是两个低矮的小房。经过分配,几个单身住在大房间。另一间分给周小东夫妇。董立他父子被分到两公里处的一个破屋里。
单身汉的大房子中有一个大坑,可以容纳五六个人。坑上到处是一堆堆土和老鼠粪,满屋子都是蜘蛛网,气味难闻。
快到中午的时候,罗浩成队长叫来一个叫朱保存的高个子。此人是贫协主席。全队的吃住都掌握在他手里,除罗浩成队人就数他最权威。朱保存说着一口土话。把“水”说作“匪”,把“说”说成“佛”,把“我”说成“鹅”,把“大米”说作“倒儿妹”,把“玉米”说作“保尔觅”……大家很难听懂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朱保存主席打开那个方不方圆不圆的门洞,从里边提出半袋大米放在院子之中。又将阿才八个人作了分工。五个人打扫住房、提水、和泥、盘锅灶,阿才和董立池父子负责捡柴禾。好在准葛尔到处都是成堆成堆的梭梭柴、红柳。三个人一个小时就抱回一大堆,可供六个人烧七八天的。
新农村的生活开始了。当你站在断墙残壁上往四处看的时候,眼前会呈现出白茫茫的碱滩,碱滩上生长着梭梭树和红柳。红柳墩下一圈全是暴露在外的老鼠洞。那些拖着长尾巴的老鼠见到人也不知害怕,见人就先歪头看你一会儿,然后举起双前爪子洗着双腮。当你走到它们的身边,甚至要踩住它们的尾巴,它们才扭动一下身子。一些胆大的老鼠竟然围着人一圈一圈的跑,互相追逐着,不时发出吱吱的声音,好像欢迎阿才一行新面孔。
阳历十月,冷葛尔就开始播种小麦了。当地全是轮播地,种一茬就抛荒。一般十月底就种完了。麦种是先割下早熟的,边打边种。种完小麦全部投入割稻子。场上只有贫协主席和阿才两个人,一天打一场。场上的农具全是自己做,如石磙架、四股叉、车辕等。一匹马拉一个六角型,长一米二的石磙子。
阿才站在场中间,手中握住四匹马的缰绳。磙子被马拉动,发出咚咚的声音。别有一番情调。
一天,阿才帮助朱保存收拾完场上的活,坐在石磙上闲聊方知,朱保存原籍是甘肃人。他的祖先是被流放来的。到他这一辈是第五代。朱保存现年54岁,比婆姨大30岁,婆姨16岁与他结婚。到1965年已经生了九个孩子。大的是丫头,14岁。共三男六女。
阿才听到这里心里一惊,问:“你比你婆姨大30岁,你们结婚时她才16岁,跟你现在的丫头同龄,她本人和她父母能愿意吗?”
“哎——阿才你有所不知。”朱保存说到这里,脸上泛起一层红晕,用手抹了一下下巴继续说:“鹅(我)那时给她家打长工,她父母看我实诚,又能吃苦,庄稼种的也好,当时就约定;鹅(我)给他苦干五年就把他二丫头拿走。(他家大丫头16岁也依同样办法嫁给本村的老万。老万生了八个娃娃)。到了第五个年头,鹅在本地挖了一个地窝子按约定将他二丫头娶了回来”。朱保存很自信地说道:“婚后,鹅和婆姨夫唱妇和,鹅给丈人家干长工(有报酬),婆姨开荒,日子过得还算殷实。生下第五个娃娃的时候,这里就解放了。丈人丈母年岁已高,日子过得清苦,相继去世。他们老两口就留下两个丫头。”
阿才听完朱保存的叙说,无不感慨的又问:“那么你的大丫头今年也已经16岁了,你是不是也和你丈人的想法一样,有合适的人选,你愿将你的大丫头嫁出去吗?”
朱保存听阿才如此地问,脸上马上放出光彩,急答:“愿意!为什么不愿意呢?”
朱保存的回答让阿才大吃一惊,反问道:“什么!你愿意?”
“嗯!鹅愿意!”
阿才吃惊之余劝道:“朱主席,现在全中国都解放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婚姻法规定女孩子不满18岁是不许结婚的。”
“嘿嘿——阿才你这个娃娃呀。这里是准葛尔,生多生少,男婚女嫁都是由父母做主,那个朝代政府的官员也没有到这里查过这等子事。”朱保存说到这儿,觉着有点不知检点,忙改口说:“不过——不过,为了避嫌,想个法子不就行了吗。”
“什么法子?”阿才紧追不放。
“嘿嘿!很简单。打个比方吧,鹅看上你阿才了,鹅想把鹅的大丫头嫁给你,你就得给鹅白干三年的活……”
阿才一听睁大了双眼,问:“什么!给你白干三年。一来你没有私人土地,二来政府知道了不劳改你?”
“嘿嘿!娃娃,你太笨了吗。你把你全年挣得工分钱领到后再悄悄地交给鹅。这样你知鹅知,天知地知。三年后鹅的大丫头19岁,再等一年你又挣了一年工钱,就光明正大地将鹅的大丫头娶到手。阿才,你娃娃想一想,这是何等的美事呀。”
阿才的心颤抖了。他万万没想到,在准葛尔这古老的土地上,还生长着一代不开化的人群。他们无知、荒唐,甚至愚蠢。都解放好几年了,他们脑子里仍然装着古老而陈旧的思维模式。根本不懂什么是社会主义制度,什么是法,完全是法盲一个。
阿才想到这里,于是用试探的口吻问朱保存:“照你说来,你拿我作比喻,实际上你心里可能已经有人选了。他是谁?可以告诉我吗?”
“哎呀!娃娃,你真是个猪脑袋呀。鹅能乱比吗?就是你阿才呀!你一来到八分队跟我干了这些日子,鹅就选定你娃娃了。”
“啊——什么?你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呀?你拿我比这事儿。可你也不问问我同意不同意?我老家有没有订婚,就乱点鸳鸯谱呀?”
“嘿嘿!鹅不管你娃娃那么多,姓唐的那小子托了好多人鹅还看不中呢,人也看到鹅的丫头了。那个头,那脸蛋,那走路的姿态,那迷人的话语,再加上鹅这个贫协主席的地位,哈哈,你娃娃再也别装傻瓜蛋了——”
我们接着叙谈打麦场上的话题。为什么准葛尔的老鼠那么大,那么猖狂,这都因为各个打麦场的操作过程大多大同小异。就是将麦子收场后,没有打第二遍,麦秸上还有许多麦粒没有打下来,麦秸往场两边一掀就不管了。所以老鼠就将麦秸上的麦粒刁进洞里储藏起来。有的时候你挖开一个鼠洞竟可以挖出几百斤的小麦和稻谷。万一老鼠洞里灌上水,麦子生了芽,可以在平地上鼓起一个大包。
因为准葛尔的冬天来得早,小麦一般到春节前后才能打完。打完小麦才能打稻谷。每年到打稻谷的时候,天就下雪了。当然稻谷中会夹杂着许多沙粒,所以这些带冰的稻谷只好分给小家户,在炕上温化冰粒。等稻谷烤干了,碾出米来,多数是黄色,做的米饭都带有一股糊味儿。
当地还有一种经济作物叫胡麻,胡麻跟芝麻的形状都一样,但比芝麻稍大,出油量高。每亩可产400公斤左右,是八分队的主要经济收入之一。
1965年的冬天早早到来,呼呼的西背风一连吹了好几天。风一停,九月三日那天鹅毛大雪从天而降,平地两尺多深,给小麦盖上了一层厚厚的被子。这时候农村的农民,大多停止了户外活动,只有少数力壮的男子汉穿上雨鞋子,拿上月牙形的镰刀到苇滩里去打苇子。一捆碗口粗的苇靶子两块钱,只要把它拖出冰水滩,放在马车能出去的地方码起来,石河子农八师造纸厂的马车准时到此拉走。一冬天,所有的盲流单身汉可就惨了,都被送到十里远的戈壁滩上挖冬大渠。住的是地窝子,地上铺上麦草,便成了这一个冬天的家。
冬大渠是分工分段挖的。一段五米长,一人一天一段,挖完记十分,发饭票1.5斤。
阿才有生以来第一次挖水渠,每天他使出吃奶的力气也赶不上别人。别看室外温度已经达到零下30度,可他只穿件单褂儿还是汗流浃背,气吁喘喘。他的手磨出血泡也无心去理会,咬着牙,往手掌上吐些吐沫。一天下来紧赶慢赶还是要比别人晚两三个小时才能完成任务。
一天,张排长走到阿才身边,接过阿才的铁锨说:“看好了!”张排长拿铁锨的方法与阿才大不相同,他将铁锨稍带着倾斜度,双手扶稳铁锨把,脚前掌一用力,扑一下,铁锨就钻进土里,然后前手一抬,后手一压,顺势平举,再往后一回一送,并没有费多大劲就将一铁掀土送出五六米远。阿才接过匆匆一试,嘿!比他原来的方法轻了一半。
夜间,阿才像得了一场大病,全身热气腾腾,身子散了架。四肢不能动弹又酸又疼,连翻身也难做到,云天雾罩,一个劲地做恶梦。梦见了和同学们一起上课读书,梦见在汹涌澎湃的淮河里飘游,梦见了……
“阿才,怎么样了?万一支持不住就休息一天吧。”阿才听见是刘副队长叫他,一翻身坐了起来:“不不不!我能坚持!”
春节前后,准葛尔的温度猛降,平地一米左右的土都被冻得硬梆梆的,用铁锹也挖不动了。于是刘副队长和张排长带领大家打来许多柴火铺在冻土上,临收工时点着火,第二天上班铲去表面一层被温化的土,下边的土很好挖。
一个月下来,阿才的四肢一点也不疼痛了,双手磨上厚厚的老茧,每天的进度都靠前十名。大家都亲切地说:“现在阿才就像只钢钻子,直往土里钻。”
天气越来越冷,阿才没有棉衣和棉被,晚上睡在麦草上,将队上给的一条劣质毛毯盖在身上。每到天亮,毯子上落了一层霜花也不知道。
“大家拢在一起开个会!”张排长一吆呵,三十多人都安静下来。接着见工作组长老王和几个老社员抬进几捆棉衣被子。经过评议,阿才分到一套棉衣和一床棉被。
阳春三月,准葛尔就一下子热了起来,雪也化得特别快,冻土也慢慢解冻。这时成了麻雀的世界,一群群叽叽喳喳飞东飞西,或落在苇子上,或落在断墙头,那自由自在的样子让阿才十分羡慕。
天气越来越暖,浩瀚的准葛尔在阳光照射下热气腾腾。全体八分队的“盲大爷”们又开始了新的考验,没有单衣换棉衣。因为雪一化完,地温接着上升,冻土被化开后,又粘又黏,脚一踏上去,一下子被吸住,走起路来十分困难。雪一化光,断了水源,不能洗澡了,全身生满了虱子。那虱子也怪,一天一夜便长大子。棉衣和被子的缝里全是它们的家族。白天个个坐在太阳下抓,夜里用手一个一个的摸,摸一个弄死一个。一会儿摸,一会儿抓,全身被指甲抓出一道一道的血印。小河南张孝良干脆摸一个就往嘴里一扔,咯嘣一个咯嘣一个,嘴里嚼满就往外吐。他还大言不惭地说:“我们身上养了许多大肥猪。炊事员以后再也不愁没肉改善生活了。”
张孝良的话音一落,刘副队长就宣布说:“东大渠不能再继续挖了,明天我们全部撤回八分队去。”
往回撤的时候,短短十来公里的路,大家走了一天。一路上,不是这个的皮窝子被粘掉了,就是那个的双脚被刺破了。有的只剩一只皮窝子,有的双脚全无。个个满身是泥,变成了泥猴儿。到达八分队以后,已经是傍晚五点多钟,一个个不吃不喝,一头倒在干柴上呼呼大睡。
八分队有一个大水源,一个亘古的涝坝。名曰涝坝,充其量就是一个比平地凹100平米见方的水池子。每到大雪化完后,涝坝便集满了雪水。水呈淡黄色。因为雪水往涝坝里流的时候夹杂着牛、马、羊和骆驼的粪便,流入水中一泡就散了,与水融合,涝坝里的水全部变成淡黄色。污水食用,是当地农民永恒不变的延续。当你用手伸入水中一捞,一把可以捞出上百只各式的小虫来。食用时,先放些明矾,再用筛子过滤一下,澄清了才用。
一天,阿才在洗衣服,贫协主席朱保存走进来就说:“阿才,你来,有事儿找你。”阿才二话没说跟随其后走进队办公室。
八分队的办公室内站着队长罗浩成,副队长老姜,小学校的校长张老师。阿才刚进门,朱保存就直接了当地说:“阿才,现在有一件要紧的事儿要你去做。经过大家讨论,你完全能胜任。就是到学校当一个月的老师。最后张校长又作了补充。阿才知道,学校的三位老师全部要到昌吉学习一个月。
当时阿才也没有推辞。因为他在老家已经教过两年的书,有一定的教书经验,所以就应了下来。
八分队离学校只有五公里多。建在八分队、五分队和七分队的中央地带。学校呈二字型,两头是围墙,没门。从一年级到五年级共五个班级,每个班10至15人。一、二年级一个教室;三、四年级一个教室;五年级一个教室。张教师兼任校长。学校的名字起得挺靓,叫“准葛尔小学”。
阿才在家教书的时候,教室是设在一家的磨坊里,磨盘当课桌。小凳子由学生自己带来。准葛尔小学的条件比在老家强百倍了。现成的木桌凳,墙上有用黑油漆刷得透亮的大黑板。教室的窗户虽然没有装上玻璃,也十分畅亮。阿才一入学校就入了状态。他先将50多名学生集中起来教歌曲。就是他平时不离口的那支《五月的红花》。孩子们听说阿才教唱歌,个个喜欢得直拍手,又蹦又跳。因为他们没有学唱过歌,也没有教歌的老师。
《五月的红花》的歌词共三段,又顺口又好记,阿才将歌词写在黑板上,才教了三四遍,孩子们就记住歌词,也会唱了。下课好久了,同学们也不愿离开,缠着阿才以后多教他们唱歌。直到阿才答应了他们的要求,才拍着手散了开去。
阿才没有住在学校,每天随学生们一起走。中午和学生一样,带点干粮,同喝学校烧的开水。
二十多天过去了,一天阿才正趴在炕沿上备课,贫协主席朱保存进屋急说:“阿才昨夜里学校被盗了。三位教师的宿舍全部撬开,衣服被子全没了。”
阿才一听就急了:“啊,那咋办?我咋向三位教师交代呀!”
朱保存见阿才惊慌的样子,就安慰他说:“你别着急,公安局连夜来调查过了,说绝对与你无关,安心教好你的书吧。”
一个半月后,县公安局的同志在石河子大街上抓住三个四川籍的小偷,他们供认不讳。至此,阿才这才放下心来。
阿才摸透了孩们的心思,每天下午上完必读课程以后,就把孩们集中起来,教他们唱东方红,样板戏。大戈壁滩上的孩不比城市里的孩子,多了一些野性。个个脑子好使得很,不管什么歌,只要教上几遍就会了。他们的兴趣一来,学习成绩也赶上去了。字也写的工整多了。半月一次的小测试,五十多人只有三四个不及格的。
一天下午,阿才集中全体同学,正唱着《红灯记》里小常宝唱的那段戏词时,见一个个把脸扭向大门口。阿才也顺势一看,方知学校的三位老师回来了。他们回来后,并没有急着进入学校,站在校门外注视着校内的一切。
阿才紧跑几步迎着三位老师,惊喜地说:“啊,各位老师都回来了。我在这里滥竽充数,你们回来我就可以放心的回八分队了。不过,你们的物品都丢了,我心中感到有愧!”
“唉呀,阿才同志,我们感激你呀。我们把这么重的担子支给你一个人,没想到学校让你整理得这么好。你很有一套,我们谢谢你啦!”张校长握着阿才的手说。
交代好一切,阿才没让孩子们知道,在上课的时候离开了学校,回到八分队。
事有凑巧,阿才刚到八分队就收到从乌鲁木齐远亲寄来的信。打开一看,让他喜出望外,说是乌鲁木齐某单位招工。经过慎重考虑,决定让他回去。因为在八分队干了一年除给母亲寄信借了二毛钱外,一分钱也没拿到。当地是贫下中农为最高领导,以贫协主席朱保存为代表的困难户占全队85%以上。家家都欠队里几千块的口粮钱。单身社员有余钱也拿不到一分,所以不管哪个分队,虽然每年都分来很多外地人员,干了一年拿不上钱,在开春都相继走掉了。
阿才接到信没有路费,他就把平时利用午休时间打下的草卖了两块多,又利用午休时间编了四个柳条筐挑到玛纳斯县城卖了三块六毛钱,背上简单的几件旧衣服,泪流满面地离开了八分队。
阿才回到乌鲁木齐正是仲秋九月。远亲见到阿才平安回来万分高兴,一家其乐融融。半月后远亲添了一个女儿,阿才见他们忙得不可开交,就没提工作的事儿,帮助家里料理一些杂事儿。时间如梭,转眼半年过去。这时间远亲已经为阿才在厂人事部报了名,说是到后峡钢铁厂在南疆的一个莫托沙拉矿工作。阿才高兴万分,就在家等信。可是等了两个月,去人事部一打听,说人早就收齐被厂方接交了。唉!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无奈之下,在隆冬二月又回到玛纳斯县(塔西河)新光八分队。
回到八分队,队长说:“唉!你太可惜了。本来大队抽你到县农机局学习开拖拉机的,你一走,名额只好让给别人。”
天冻地寒,既然回来了,也就认命吧。于是又和以前一样,到戈壁滩上去挖大水渠,挣钱不挣钱,混个肚子圆吧。
四月份,根据大队的安排,全大队八个分队的单身社员要集中在规划队。名字满好听,其实就是长期在大戈壁滩上挖总水渠。先用人挖一个大渠沟,再铺上一层石头。一百多号人,分工协作进度还挺快。
一天,大队王书记当着众人的面问:“你们谁会收土石方?就是将当日的土石方丈量出来。”有几个人都举手说他会。可王书记让他们当场一测试,没一个人能计算出来的。这时阿才开腔了,说:“这有什么难的,小学四年级就学过了呀!”王书记一听,马上问:“你是八分队的阿才吧?”他见阿才点头,又说:“你先说说,正方形的计算方法是怎样计算的?”阿才没有回答:从王书记手里接过皮尺,先量长,后量宽,再量深,几分钟就收完一个人的土方量。王书记高兴地说:“阿才,这收方员就是你了。”
收方员是不出体力劳动的工作,谁都羡慕。每天收方丈量,阿才都是一丝不苟。可是,有个河南来的人叫马有才的,每天只要阿才一到工地,他就慌得像皮猴似的过来帮忙,当时阿才还感激他。可是不出一个星期,阿才被王书记叫去说,你表现不好,收方时有给熟人多记的现象,叫马有才去做。阿才一听就明白了,那个河南的马有才原来是跟他偷学技术的,学会了又向王书记告黑状,他原来是自己想干收方员呀。阿才不服,找王书记论理。王书记说,以后有机会另行安排。后来朋友告诉阿才,那个马有才瞎吹他在家是医生,天天给王书记治前列腺炎,给王书记的老婆治妇科病。那是他给你下的套子。阿才本来就心存善念,干生气,也只好任命了。
规化队里百号人全是年青的壮劳动力,进度很快,三个月大渠就延伸到天山里,接着阿才跟规划队一起搬家住在一片树林中间的空地里。也是地铺,地上也是铺的麦草。在新的工地换了新的食堂管理员,就是那个河南会拍马的马有才的所谓“表哥”。马有才不发票,别出心裁,每个人一月发一张巴掌大的卡。卡上划了三十个小方格,每吃一顿就划去一个小方格。本来一天两顿白面馍,一顿包谷面馍。虽说大队还是照原来比例和标准发放的,现在大家由一天两顿面馍一顿包谷面馍换成了两顿包谷面馍一顿白面馍了,眼看着一帮子河南人顿顿吃白馍。干活时分的工,大家一天一人五米,他们最多分三米。月底一统计,他们一帮人个个都超额完成50%,大多数人完不成任务。这下大家不干了,上工就磨洋工,都说包谷面吃多了,拉稀,没劲干。那个叫马有才的和他“表哥”一商量,一下子把几个“带头闹事”的告到王书记家。回来后除他那一帮人吃白面馍外,大家全吃包谷面了。大家看在眼里,气在心里,看看天还不算太冷,一下子跑掉六十多人,还有几十人背上行李回到各自所在的生产队。事情出来了,大队就派人到各个分队找队长,队长两手一摊说没办法。大队来人说马有才一帮人被撤了,另换阿才等一些好同志。但来人说破嘴皮子也没一个人回规划队的。后来各队队长眼看天气渐渐变暖,生怕单身社员走了无法搞春耕,只好向着单身社员说话。
又是一年的开春三月,阿才被二分队的张队长看中,拍着阿才的肩膀说:“阿才,你在我的二队干吧。这里交通方便,各方面条件都比八分队好。今年你跟小山东学种瓜。小山东没文化,记个帐收个钱的他不行。”阿才没有多想就爽快地答应了。
阿才有生以来头一次种瓜,每天就是跟在小山东的后面跑。瓜地就在乌石公路旁,大约二十米处。瓜地边有一条小水渠,长年流水不断。小水渠边有两间小土房,这两间小土房就是阿才跟小山东的住处和食堂。
种瓜时,全队人一起干,阿才和小山东一样作技术指导。种完了瓜,他们俩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和谐共处,像一对亲兄弟。为了多享点福,两个人学会了睡懒觉,一天只吃两顿饭,顿顿是拉条子。开始饮食用的菜全是土豆,后来自己种的豆角、葫芦长大了,就变着法儿吃。和面是阿才的,提水、烧水、生火、洗锅碗是小山东的。闲下来,小山东就夸他那青岛多么多么的美。把山和水夸得像朵花。说他那青岛的海鱼的鱼肉是世界上第一的鲜。说苹果又大又甜又红,水汪汪的咬一口甜掉牙,一个半斤重。阿才听入了迷,馋得口水顺着下巴流。小山东,一米五的个儿,小鼻子小眼,一身皮都是黑的,四十多了还没有找上个对象。一说到开心处,自个先笑了出来。难怪大家把他叫作小山东呢,纯粹是个小孩脾气。
七月的盛夏,满地是瓜香的季节。黄色的,青色的,花皮的遍地都是。上午因为瓜叶盖着不显,每到中午,瓜叶子被太阳晒蔫了搭拉下去,遍地是瓜,香气四溢。站在瓜地边上望去,人见人馋。
“阿才,乌鲁木齐来信了。”张队长老远就扬起了阿才的信。
阿才打开信仔细地研究着信的内容。而张队长站在瓜地边,喜滋滋地问小山东:“老伙计,你估摸着今年收益咋样?”
你别看小山东平时孩子似的,现在见张队长问他,眨巴几下眼,伸出两个指头:“这个数有把握!”“哎!不止不止。我问你,这块地里一共有多少个瓜?”张队长摇着头反问。
“一万二千六百四十六个瓜呀!”小山东及时报出个准确数字。
“好呀!”张队长伸出两把手算了起来。“我知道你小山东只算大瓜没算小瓜。就算是你算的这个数吧,一个瓜卖5毛钱,也是六千多元呢。小瓜熟了分给社员吃不算,就比去年多收入两千块。伙计,你今年又立了一大功。没说的,等今年卖了瓜,我先补发前两年前欠你的工分钱。另外再奖励你和阿才每人100块!”
张队长说到高兴处,回头看了正在聚精会神看信的阿才:“喂!阿才,你听到了没有?”张队长见阿才点头,又说:“我不但要奖励你一百块钱,还准许你回老家看老娘。有媳妇也一起带来,没媳妇,大叔在这里给你找一个。咋样?”
阿才听了张队长的话并没有高兴起来。只象征性地哈哈地点了几下头。当时,心里如万马奔腾,不知如何来对待信的内容。
信的内容是这样写的:阿才,现在乌鲁木齐正在大批疏散市内所有社会闲散人员。还有地、富、反、坏、右分子。我们厂已经送走几批了。我们想让你搭这个便车,不论分到哪个农场去,总算有个长期落脚的地方,不要在外面漂悠了。不过这是我们的看法,主意由你自己拿。盼回信。
一天多来,阿才左右为难,走吧,有前车之鉴,还怕和前次一样工作落空又重返故地。不走吧,在此地一年年虚度年华血汗没少留,到头来,一年也只能挣上百来块钱。
深夜,阿才辗转难眠,天快亮阿才一闭上眼就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妈妈又被队长德丰打了:在小麦抽穗的季节,妈妈挎着草筐从地里回来,队长德丰见了二话没说,就拳打脚踢,接着嘴里骂起难听的脏话。妈妈爬起身去拾被打落在地上的草,德丰又一把把抓过去撒向四方,一声比一声高地骂妈妈是寡妇,为啥把猪放掉,跑到庄稼地里?妈妈只说了一句:“是你家三头大猪拱开我家的猪圈才一起走的。”谁知这句话犯了德丰的大忌,啪啪两巴掌把妈妈的嘴打得鲜血直流,瘫坐在地上一动也不能动弹。这时大姐闻声赶来相劝,不想会计玉友碰到,咬牙切齿的拽住大姐的手,把大姐甩出两米多远。这时,阿才实在忍无可忍,抱住德丰的胳膊咬住不放。德丰痛的乱跳,举手要打。妈妈和大姐见了,一起从地上爬起来将阿才护住。会计玉友见众多亲戚一起围了上来跟他们评理,另外他这个不懂帐的持牌会计,一切也需要阿才帮忙,所以劝住德丰。
当时阿才双手掐腰,双目圆睁,狠狠地瞪着德丰和玉友,心里想:等我将来长大成人,一定要铲除你们这些吃人豹狼,让农民过上不受干部欺负的日子!无奈之下,阿才找来姐夫世荣,把公有三十斤重的小猪杀了,以每斤5毛钱的最低价,赊给同村的人吃了。而德丰的三口大猪不用喂一口食,天天放在公家的麦地里,吃豌豆,吃小麦。
事情还没有完结。第四天队里搞春耕,因为牲口都饿死完了,用人拉犁犁地。阿才因为思想不集中,一手扶着绳低头弯腰使劲用力往前拽时,不小心一只脚碰了副队长德文一下,德文啊了一声甩掉肩上的绳子,伸手拧住阿才的脖子就是一顿拳打脚踢。阿才爬起来反驳道:“你不讲理!前天俺把小猪子杀了,你叫你儿自挎个大筐来要肉我没给,得罪了你,今天报复打我!”德文一听揭了他的伤疤,几步窜上去还要打阿才,阿才急中生智,弯腰抓起两把细土往德文脸上一扬,德文的眼睛被眯住了,满嘴也塞满了土。德文一边揉眼,一边啊啊的吐着,许多个拉犁的人又好气又好笑,羞得德文直跺脚有苦说不出。
晚上收工回来,阿才一头扎进被窝里,一阵大哭,妈妈和大姐端着饭碗哄也没有用,哭哭哭,把所有的苦,所有的痛,所有的痛,所有的恨都变成了泪水,湿透了枕头,湿透了棉被,半夜,阿才突然坐起身来,恨恨地想,逃!逃了这个吃人的世界!!
当时我的表现是这样的:我愤怒,可是,没有一滴泪外涌。我愤怒,抑制不住怒火在胸中奔腾。但是,我的思维特冷静,不寄望亲戚邻居为我复仇,我跑向前去,在他胳膊上狠咬了一口。
我心里很平静,双眸圆睁。我知道说理没用,抗挣也没用,大声呼也等于为零。当即,我弯腰抓了一把细土洒向他的脸庞。
我虽然才十四五岁,一脸无助也无恐惧。弱者虽弱,用智慧照样将强者制服。沉着冷静,照样能对付强敌的进攻……
阿才听到小山东的呼喊声,一愣坐了起来,双手擦着满脸的泪水,痴痴地望向门外。
天还未大亮,阿才起身走出门外,在瓜地边撒了泡尿,揉揉眼回身又钻进了被窝。可是无论如何他也睡不着了,小山东鼾声如雷也没影响到他的思路。走,还是留?阿才左右为难。
又是一天过去了,阿才站在瓜地里毫无目标的四处张望着。这时,他突然发现从石河子方向开来一辆大客车。阿才立刻神情一震,走!于是转身回屋卷起被子,向小山东打了个招呼,跑到公路边,举手挡车而去。
第一卷完,因作者受条件限制,第二卷尚未动笔。
(孙玉才,男,初中文化,1946年生于安徽颍上县,因家贫,1969年流浪至新疆。为了生存,弄得一身残疾,九生一死。酷爱文学,曾发过小说和诗歌。接受过新疆电视台和自治区政协报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