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 梁太清三年（公元549年）三月十二日夜，叛将侯景率乱军十万围攻南梁首都建康台城（宫城）。守将见大势已去，慌忙推开皇帝寝宫的门向梁武帝报告：“城已陷！”只见梁武帝躺在卧榻上，纹丝不动平静地问：“还能坚持一阵吗？”守将回答：“不行。”梁武帝叹道：“天下原本是我打下来的，现在又是我亲手丢掉的，这又有什么遗憾的。”
　　不久，侯景率五百名全副武装的自卫队入太极东堂晋见，在殿下脑门着地叩过响头。梁武帝神色不变地问：“卿统兵多年辛苦！”此时，侯景竟然被吓得不敢仰视，发汗淋漓。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台城高论”，作为皇帝，在都城陷落，叛军进宫时，仍然表现得如此从容不迫，真是令人费解。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关键时刻也能看出从容淡定。魏晋是儒雅之风盛行的时代，这种风气到南北朝时代达到另一个高度。
　　孙吴灭亡，成为晋武帝洛阳新都阶下囚的孙吴末代皇帝孙皓，见到一统天下的晋武帝。晋武帝就指着宫廷上的一个空位，对他说：“朕设此座等待卿久矣。”孙皓则不卑不亢地回敬了一句：“臣在南方，亦此座以待陛下久矣！”晋武帝看似热情欢迎之词含有讽刺孙皓不识时务，迟迟不来归降之意。作为亡国之君的孙皓，不仅马上听出弦外之音，同样以看似谦恭之词，挖苦晋武帝得天下的侥幸。孙皓最清楚，他的这种骨气是要以生命为代价，即使孙皓在说完这话不久就被杀，但他当时仍然表现得如此坦然。
　　无独有偶。南齐隆昌元年（公元494年），西昌侯萧鸾先废杀郁林王昭业，立新安王昭文，改元延兴。接着杀光了高帝、武帝诸子。武帝儿子中有个巴陵王萧子伦，官居南兰陵太守，兵强马壮，在诸王之中势力较大，自然成为准备篡位的萧鸾的眼中钉。
　　于是，萧鸾就马上派出中书舍人茹法亮前去解决他。听说茹法亮前来，巴陵王、南兰陵太守萧子伦，精心整理好服装冠冕，出来接见茹法亮，心平气和地对他说：“您在朝廷是几代皇帝的重臣，今天亲自到此，肯定也是不得已了吧！”说罢，端起毒酒，一饮而尽，当场气绝身亡……茹法亮忍不住泪流千行。令人震惊的是萧子伦面对死亡，既没有做出无谓的反抗，也没有发出半句抱怨，而是平淡如水地饮下要命的毒酒。
　　如果，孙皓精彩对答和萧子伦的平淡饮鸩令人费解，那么作为皇帝把自己的皇位拱手让人时却是“欣然操笔”，这操作更让人震惊。晋恭帝元熙二年（公元420年）夏六月，傅亮接受准备篡位的权臣刘裕的密旨，给晋朝末代皇帝——晉恭帝起草好禅位诏，让恭帝签署。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身为皇帝的他竟然轻松地挥笔签名同意，并且欣慰地对众人说：“晋朝早就应该灭亡了，到现在还要感谢宋公刘裕帮助晋朝延续了近二十年国运，我还有什么遗憾的。”恭帝既没有哭哭啼啼的遗憾，更没有仓皇辞庙的感叹，而是如释重负“欣然”。有这种发自内心的痛快，才能表现出如弃敝屣的洒脱。
　　至此，方能理解嵇康《答向子期难养生论》中所说“圣人不得已而临天下”的深意。像梁武帝这样，丢失江山社稷时表现出的从容不迫，既不是一时心血来潮，也绝非突发奇想;将相面对关键战局的胜负，表现出的格外平静，也是司空见惯;乃至士大夫面对生死危机时表现出从容淡定，更是比比皆是……都是那个风雅时代的必然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