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至2015年，人口紅利与全要素生产率几乎同步下降；2016年，人口红利继续下降且几近消失，而全要素生产率由降转升，这表明中国经济将步入新古典经济发展时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由要素驱动转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是时代之呼唤。然而，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仅刚刚出现拐点，在全球实现的正溢出效应并不是特别显著，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时期，技术进步、创新和资源配置等方面仍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一、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型经济的必然性
　　（一）劳动力驱动不可持续
　　中国现在已经面临着“未富先老”的局面，旧时，中国依靠较低的人口抚养比，发挥人口红利的优势，实现了一穷二白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飞跃，然而人口红利仅是经济实现高速发展的阶段性动力而非持续动力，中国目前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2017年，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11.4%，这远远超出了国际老龄化7%的标准，中国老龄化严重超标。再观出生人口，2017年人口出生率为1.24%，相比于2016年下降了0.05个百分点。人口红利几近消失，人口抚养比渐趋走高，适龄劳动力逐年下降，甚至存在“人口负债”的风险，依靠劳动力增长来实现经济增长显然是不可持续的。
　　（二）投资推动作用放缓
　　改革开放后，投资作为推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投资使得资本劳动比率持续上升，由于目前资本积累接近饱和且面临着资本报酬面临递减，中国目前面临经济下行压力与基础原材料行业的产能过剩、价格下跌和收益下降的问题，过度投资会加剧这一风险，不利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便可消化过多的库存，通过技术进步来改善收益下降的问题，抵消过度投资带来的负面影响。
　　（三）技术进步持续作用
　　技术进步在索洛模型中，体现为“索洛残差”，是经济增长不衰的关键，全要素生产率就体现在这一部分，因此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并使其成为经济驱动是新时期的首要任务。全要素生产率由资源配置效率和微观生产效率两部分构成，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的腾飞主要依赖于劳动力无限供给情况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所实现的资源重新配置的效率，这一效率的提高也阻止了资本报酬递减，但是在世界经济发展新的阶段，剩余劳动力转移所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不再是中国参与世界竞争的比较优势，因此这一阶段应当致力于提高微观生产效率，这一效率的实现则依赖于技术进步与创新，这亦将助力中国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高质量的发展。
　　二、政策建议
　　（一）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
　　加快发展科技资讯、技术转移、研发设计等为主导的新型服务业，通过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来推动创新发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但是，应当注意的是“未必服务业比重越高越好”，三大产业应当协调。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要集中与第一、二产业，资本获取大多存在一定的困难，财政部门应当在战略性新兴产业起步和研发阶段给予更多的资金补贴和激励机制，降低企业前期的运营成本，并鼓励社会资本流入战略性新兴产业，降低融资难度。
　　（二）积极推动城镇化，提高居民创新能力
　　提高经济个体创新能力，应当协调城乡居民创新能力，重点提升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和创新能力。政府应当制定相关优惠鼓励政策，完善基础设施，提供财税支持，支持高科技企业的落地生根；促进地方政府和当地大学合作，建立科研机构，科研机构根据当地政府发展规划开发新技术新产品，减少对外部科技支持的依赖。必须要完善当前的农民工培训体系，对意愿强烈且文化水平初中以上的农民工优先选取作为培养对象，制定培养方案时充分考虑农民工培训时间、工作时间和农忙时间，编订新型符合农民工实践生活的教材等。
　　（三）深入推进国家高新区建设
　　国家创新区建设是对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一种新的探索，通过一系列的创新环境建设来实现科技产品的产业化和市场化，通过新产品来推动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推动产业集聚与辐射。实现高新区带动区域科技实力的提升，区域实力提升来实现各区域协调发展。注重对创新产业的培育，提高进入创新创业孵化器的门槛，控制数量，提高质量，并敦促孵化器中的企业按所指定的规划及时毕业。打造“官产学研”相结合的新型创新示范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建设创新高地。（作者单位为安徽大学经济学院）
　　基金项目：安徽大学区域经济与城市发展协同创新中心课题“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增长共享度测算研究”（QYXT2017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