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睿智的人，
　　一个真诚的人，
　　一个可敬的人
　　 ——巴 金
　　2005年１０月１７日１９时零６分，中国一代文学巨匠巴金在上海逝世。一颗现代中国的良心停止了跳动，留下了一个复兴中民族的沧桑记忆，巴老就像故乡那片土地，厚实、温暖、深切……
　　“有你在，灯亮着；你不在，心亮着”，让我们默默追忆巴老，捡拾起内心严肃的人生思索，让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我的一切都不值得宣传表扬”
　　
　　巴金诞生于成都正通顺街，不少国外友人和港澳台同胞，到成都时都想去巴金故居看看，但无法如愿。因为，巴金故居已经不复存在。
　　1985年，四川省作家协会给省委、省政府写了报告，要求恢复巴金故居。省委同意，并且成立了筹备小组。巴金知道后不同意，“不要恢复故居，如果将来要搞点纪念，可以在旧址钉一个牌子，上面写：作家巴金诞生在这里，并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
　　1986年10月，巴金再次“申明”他的意见：“……不要重建我的故居，不要花国家的钱搞我的纪念。旅游局搞什么花园，我不发表意见，那是做生意，可能不会白花钱。但是关于我本人，我的一切都不值得宣传表扬。”
　　“不要用我的名字”，在一些名利等问题上，巴金时常这样说。
　　1993年，巴金90岁诞辰时，四川省作协打算以巴金的名字设立基金会和文学奖，巴金坚决不同意。1994年1月1日，巴金专门致函四川省作协，再次表述自己的意见。他在信中写道：“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文学工作者，写作六十几年，并无多大成就，现在将我的名字和我省文学事业联系在一起，对我实在是莫大的荣誉，我非常感谢。但是建立‘巴金文学基金’，设立‘巴金文学奖’，又使我十分惶恐。我一向不赞成以我的名字建立基金会、设立文学奖。”
　　巴金喜欢记日记，他的许多日记都是很美的散文，更具史料价值。1991年，巴金的侄儿李致向他转达了四川出版界想单独出版日记的要求。巴金不太同意，李致做工作道：“《鲁迅日记》也有单行本，您的日记也可以出单行本。”在李致的再三要求下，巴金勉强同意了。
　　李致高兴地回成都了，但是没几天，收到巴金的来信。巴金在信中写道：“关于日记我考虑了两个晚上，决定除收进《全集》外，不另行出版发行，因为这两卷书对读者无大用处。我没有理由出了又出，印了又印，浪费纸张……”至今，巴金的日记没有出版单行本。
　　
　　称自己作品百分之五十是废品
　　
　　文人多自尊狂傲，世上少有赞叹别人的文人，更鲜有批评自己的文人，正所谓“文人相轻”。
　　巴金却对自己说“不”。这不是他在《随想录》中对自己灵魂的拷问，而是对自己的文学成就、文学生命说“不”。
　　上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人民文学出版社拟出版《巴金全集》。起初，巴金不同意。编辑王仰晨几次来沪做说服工作，被其热情和决心打动，一年后巴金终于同意了。
　　巴金为何不同意？他说，编印《全集》是对自己的一次惩罚。因为，他认为，他的作品百分之五十不合格，是废品。
　　巴金是无情的。他说，《死去的太阳》是一篇幼稚之作，《利娜》严格地说还不算“创作”。
　　巴金是严厉的。在读者中广为流传的《爱情三部曲》，他说是不成功之作。巴金曾写道：“《爱情三部曲》也不是成功之作。关于这三卷书我讲过不少夸张的话……有人批评我的革命是空想，说得对！我没有写革命的‘本钱’……我只是想为一些熟人画像，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使我感动、发光的东西。我拿着画笔感到毫无办法时，就求助于想象、编造，企图给人物增添光彩，结果却毫无所得。”
　　巴金是苛刻的。他多次讲到《火》是失败之作，“我不掩盖自己的缺点……《火》中我写了两位熟人……但是我应该承认跟我这样熟的两个人我都没有写好……我不是艺术家，也不是文学家，更不是什么大师。我只是用笔作武器，靠作品生活，在作品中进行战斗。我经常战败，倒下去，又爬起来，继续战斗。”
　　巴金是彻底的。他觉得，他还写了许多不切实际的豪言壮语，与读者的距离越来越远。他的这些观点，自然不被人们认同。王仰晨首先在给他的信中表达了异议，巴金回信道：“说到废品你不同意，你以为我谦虚。但是，重读过去的文章，我绝不能宽恕自己。有人责问我为什么把自己搞得这样痛苦，正因为我无法使笔下的豪言壮语成为现实。”
　　巴金是理智的。他清晰地看到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化。他曾说：“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青年把我当作他们的朋友……我写了一本又一本，送到年轻读者手中，我感觉到我们之间的友谊在加深。但是20年后，50年代至80年代的青年就不理解我了。我感到寂寞、孤独，因为我老了，我的书也老了，无论怎样修饰、加工，也不能给它们增加多少生命。你不用替我惋惜，不是他们离开我，是我离开了他们。我的时代可能已经过去。我理解了自己，就不会感到遗憾，也希望读者理解我。”
　　
　　一个从不揩公家油的厚道人
　　
　　巴金还在刚踏上文学之路时，朋友约他到自己办的书店作编辑，每个月给80元大洋。可他却说：40元就够了。他将第一部小说《灭亡》的稿酬，给了一位生活困难的朋友。30年代至40年代，是巴金创作的高峰时期，他却将14年的宝贵时间，用在编辑他人的书上，而且不取分文。建国后，他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作协主席，但他却是中国惟一不拿工资的作家。到了晚年，他悄悄地，将稿费、藏书一一捐了出去。
　　老舍之子舒乙先生曾回忆这一幕：原中国现代文学馆开馆时，巴金虽行动不便，还是来剪彩了。那天，他端坐在沙发上，手往口袋里掏呀掏呀，最后摸出一个纸包来，交给舒乙，说道：“刚收到的稿费，上缴！”舒乙说：“我当时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他这个人完全透明，爱祖国、爱人民，乐于奉献自己。”
　　曾在上海文联负责作家联络工作的徐钤说，这一生他接触过许多文化名人，惟对巴老的感情最深。他是在一些细小事情上感受巴金的：一个从不揩公家油的厚道人。
　　那会儿，在外事方面，一般送外宾的礼品，都是由公家买的。一些名人在家里接待客人，连茶水点心，都是由公家买好后送了去的。只有巴金从不这样，所有接待外宾的费用，都是掏自己的腰包。通常，礼品都由萧珊买，会面结束时，拿出来送客人。
　　1960年，巴金回到故乡成都，四川歌舞团正在上演《刘三姐》。一天，巴金请沙汀代买8张票，请大家看戏。有关方面知道了，决定送票给巴金。巴金坚决不要，说道：“我请人看戏，必须自己花钱。”80年代，巴金有过几次出国机会。每次回来后，都是由巴金出钱，请大家吃一顿后再“散伙”。
　　徐钤说：“巴老就是这么一个人，从不揩公家的油。我敬佩他，愿意终身为他服务。”
　　
　　使每个人都得到春天
　　
　　用全部的真诚和热情，“让每个人都有住房，每个口都有饱饭，每个心都得到温暖”，巴金的心里始终珍藏着这一美好的愿望。
　　巴金善待每一个人。在朋友面前，总是赤诚地捧出自己的心。50年代，作家萧乾受到莫须有的批判。这时候，昔日的朋友避之不及，形同路人。只有巴金，在公众场合，大声地唤着他，大方地坐在他的一边，悄悄地关照他：要谦虚，要谨慎。而当曹禺，头上的头衔越来越多，越来越高时，他却批评他：不要太顾及事务，应该多写些好作品。曹禺逝世后，他又嘱人帮助曹禺夫人李玉茹，整理出版曹禺未发表过的文稿，留下曹禺最后的真实形象。
　　巴金对于他人的关心，从来都是润物细无声的。天冷了，巴金站在窗前，看到在风中修整花苗的师傅，就担心师傅会冻着，便赶快让家人买来羽绒背心和棉帽送去。小张、小吴，从农村到巴老身边工作，一晃多年过去了。巴金一直担心，自己百年后，这两个孩子怎么办？有一天，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翟泰丰来探视，问巴老有什么要求？从来不向组织提任何要求的他，不假思索地提出：希望安排好小张、小吴的工作。
　　一桩桩、一件件，在巴金身边或与巴金有过接触的人，都会说出许多故事，由衷地说一句：“巴老这个人就是好！”
　　
　　你是巴金的儿子！？
　　
　　1993年，巴金90岁生日时，上海市政协主席陈铁迪来访。走进巴金寓所，陈铁迪看到自己属下的工作人员李小棠，便有点奇怪地问他：“你怎么也来了？”这时有人告诉她：小棠是巴金的儿子。
　　“你是巴金的儿子！？我怎么不知道！”陈铁迪十分惊异。
　　陈铁迪当然不知道。在小棠身上，一点也看不到名人之后的影子。他自己也从来不在别人面前提起父亲，在以巴金为主的公众活动中，难以看到他的身影。以至于有人玩笑地说：“见小棠比见巴金都难。”
　　李小棠在复旦大学读书４年，学校许多领导都不知道他是巴金的儿子。毕业分配时，很多人为子女能分到一个好单位，千方百计搞关系、走后门。惟有巴金，没有跟任何人打过招呼。李小棠的很多同学，有的留在了高校，有的进了中央大单位，有的进了报社、电视台……分配的工作都比李小棠好。而李小棠来到上海市政协文史室工作，一干就是20多年，没有半点怨言。
　　在儿子的身上，可以看到巴金的许多影子。
　　和父亲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