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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
华润公司为西藏运送物资的故事，就发生在西藏和平解放初期。
1949年底，中共中央在考虑西藏和平解放的大政方针时，除政治、军事、民族政策等重大议题外，还有一个关键性的议题不容忽视，那就是如何保证部队的粮食供应、如何改善西藏人民的生活。中央把“为西藏运送生活和生产物资”的任务交给了华润。
华润地处香港，党中央为何选择了华润？华润又是怎样把物资运到西藏的？
用运输和贸易支援前线
1938年初，在国共联合抗日的背景下，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与英国驻华大使商谈，希望在香港建立八路军办事处，又经蒋介石同意，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得以建立。
办事处的使命主要是：在世界范围内宣传我党的抗日决心，团结爱国华侨和港澳同胞积极抗日。从1938年初到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抗日募捐活动，在宋庆龄、何香凝的支持下，募捐活动遍及世界各地。
为妥善保管和运送募集到的资金和物资，1938年夏，八路军香港办事处注册了一家带有商业性质的公司“联和行”，负责人叫杨琳。联和行就是华润的前身。
杨琳原名秦邦礼（又名杨廉安），是博古（秦邦宪）的弟弟，出生于1908年，比博古小一岁。在抗日烽火中，联和行把八路军办事处募集到的资金和物资、自己采购的战略物资，以及来自世界各地支援我国抗日的医生、司机、护士等专业人士，全部安全地运抵延安。
日军占领广州后，联和行运送物资的路线从广东转移到广西，后来又通过越南共产党领袖胡志明开辟滇越公路。史料记载，1939年5月，联和行一次运到越南，再转运到延安的物资，包括车辆10台，医疗器械、无线电设备、衣物被服等50卡车。另外，还有司机、护士20人。
抗战期间，廖承志领导的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和杨琳领导的联和行共同承担了在海外宣传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输送技术人员等使命，为我党我军提供了进口医药和医疗设备、采购无线电器材、兑换外汇等后勤保障。
1946年8月，在国共合作即将破裂前夕，周恩来致电杨琳，让他速到上海接受任务。在周公馆，周恩来交给杨琳三项任务：打通海上运输，发展国外贸易，交流国内外物资;完成财政任务;培养对外贸易干部。杨琳回到香港后，将联和行改名为“联和进出口公司”，开始了与内地和海外的贸易活动。
1947年初，东北解放区有200万吨大豆可供出口。通过驻朝鲜的苏联大使馆，华润租了两艘3000吨的苏联轮船，开始了东北与香港的海上贸易。
1947年秋，第一船3000吨货物运抵香港，联和公司的进出口业务得以迅速发展。1947年圣诞节至1948年元旦，杨琳等为联和公司起了一个更响亮的名字：华润。
1948年夏，华润开始购买自己的轮船，组建华润所属的航运公司，起名“华夏企业有限公司”。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华夏已拥有10艘轮船，其中包括4艘万吨轮。轮船上大多挂巴拿马和挪威国旗。
那时的华润承担着两项重要使命：其一，用贸易支援前线，保证前线将士的需要，如通讯器材、醫药和进口棉花（做军装）等，为解放区恢复生活和生产提供物资供应。其二，做好统战工作，为流亡香港和海外的民主党派、文化名人提供安全和生活保障，团结爱国华侨和港澳同胞。
华润的轮船在海上昼夜穿梭，历经风险。华夏公司的老船员说：“我们在海上开展游击战。”至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华夏有十余名船员被捕、牺牲。
辽沈战役前，华润把药品、棉花、布匹等物资运到朝鲜的罗津港，再运到大连，保证了前线将士有棉衣穿。淮海战役时，华润的轮船也到了青岛和烟台。平津战役刚结束，华润的轮船就把5万吨粮食，还有铁、煤、印钞纸等生活和生产物资运到了天津港。上海解放初期急需粮食，上海又是纺织工业基地，恢复生产需要棉花和煤，华润迅速把“两白一黑”运到上海。广东解放，叶剑英把杨琳请到广州，直接参与新政权的建立工作;广州供水系统被打烂，是华润进口自来水管，保证了人民用水。解放军一到海南岛，华润的轮船就把5万吨大米运到了海南。
华润的轮船随着解放战役的发展从北向南延伸。过去有这样一句话：“解放战争的胜利是人民用独轮车推出来的。”但很少有人知道，在支援前线的行列中，还有华润这样一支特殊的队伍。更为重要的是，华润不仅为军队提供保障，还为解放区的人民提供生产和生活保障。独轮车上的许多物资也是华润运去的。
开边贸帮西藏渡过难关
华润的员工既是中央派往香港的商人，也是战士，他们的任务就是贸易支前。
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使命，当西藏即将解放的时候，华润的轮船也开到西藏附近。
西藏解放前夕，因为国民党军队轰炸破坏以及匪患严重，我国东、中部地区与西藏的交通几乎瘫痪，连马帮都消失了，内陆运输已不可能。
困境之下，华润在地图上寻找可以利用的港口。同志们查阅了大量资料，包括乃堆拉山口一带马帮的历史、离西藏最近的国家、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可以结交的华侨等。
杨琳和华润总经理张显惠（李应吉）决定：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建立华润分公司，把支援西藏的物资海运过去，再转运到西藏。
1950年初，华润公司派麦文澜去印度和巴基斯坦，开辟对西藏的贸易业务。
做贸易需要有公司，此前华润虽然在英国、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十几个国家开办了分公司，但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却没有公司。华润决定并购一家。在中央的统一安排下，一项公司间的股份转让工作开始实施。
在华润档案馆保存着这样一份合同文本，签约时间是1950年4月17日，内容如下：
甲方：宝元通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华润公司
宝元通兴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管理处因集中全力经营国内贸易，决定将所属国外贸易部分即香港注册之宝元通兴业有限公司全部转让，并由全权代表人潘陶齐、周书元与宝元通兴业有限公司新股东代表杨廉安、麦文澜议定转让办法如次：（略） 公司改组：（略）
香港注册之宝元通兴业有限公司及其印度分公司所有牌名商誉登记执照等全部转让与乙方。
股权转让后，宝元通公司成为华润的子公司。新股东包括：杨廉安、张显惠、麦文澜、巢克林、黄美娴、毛纹、刘锡恩、吕虞堂、柳立坚，此外还有6个小股东。
随后，麦文澜和妻子柳立坚带着小儿子飞往印度。先行到达的薛启培和妻子周栩在加尔各答做各种筹备工作。麦文澜到印度后，任宝元通公司总经理。为扩大贸易渠道，他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开办了三个点：印度加尔各答宝元通公司，由麦文澜坐镇;印度孟买宝元通公司，由杨璐良负责;巴基斯坦卡拉奇（喀拉蚩）宝元通公司，由江国恩负责。
这三个公司合称“印巴三处”，都地处港口城市，便于轮船运输。一切准备就绪，公司正式开展经营活动。
1950年4月1日，中国和印度建交，随后中国西藏和印度锡金段的“乃堆拉山口边贸通道”开放。日喀则地区的乃堆拉山口海拔4545米，距加尔各答不到600公里，距拉萨不到500公里，这里曾经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一部分。因为战乱停顿的中印边贸，在华润宝元通的带领下再度繁荣。
宝元通最初的任务是给西藏运送生活必需品，如粮食、食盐、药品、布匹等。这类物资都是紧缺物资，需求量极大。华润的轮船或在国内装货，或从很多国家进口，一船又一船，频繁运到印度和巴基斯坦。除此之外，还运去了帐篷、桌子、椅子等大量家具和办公用品。
宝元通一方面接收华润从国内运来的物资，一方面就地采购，然后运到西藏的边境线附近。刚开始主要运到日喀则，解放军和西藏自治区政府派人接应，再用毛驴驮着分别运到西藏各地区。东北的大米、南方的茶叶很快就在拉萨市场上畅销起来。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正式签订，西藏宣告和平解放。
西藏解放不久，就开始了修路的历史。为保证修路所需物资，宝元通长年累月采购制作炸药的原料和镐头、麻袋、推土机等修路工具，以及大量的矿灯和钻头等。
宝元通公司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发展迅速，其正式员工很快就发展到50余人，许多人是当地华侨。印、巴华侨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很团结，捐款捐物、派青年人回祖国参战，具有光荣的爱国传统。
在给西藏运送货物的同时，宝元通开始代理西藏地区的出口业务。西藏有很多羊毛和土特产，由于交通不便，无法进入国际市场。解放军和西藏自治区政府组织货源，用马帮把货送到边境，交给宝元通，换回他们需要的钱。随着出口量越来越大，西藏的羊毛还通过印度和巴基斯坦转口到欧洲。
宝元通热情收购藏族同胞的货物，也鼓励印度商人收购，两国间的边境贸易迅速发展，毛驴、骡子组成的“商队”络绎不绝。
西藏解放初期，宝元通公司在帮助西藏人民渡过生活和生产难关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为祖国需要突破经济封锁
1950年11月2日，香港《文汇报》刊发《我大军进兵西藏 解放军纪律严明 沿途藏胞狂欢欢迎 驻守宁静藏军光荣起义》。
毛泽东在《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中写道，要“同印度和内地打通贸易关系，使西藏出入口趋于平衡”。西藏是中国通往世界的西大门，香港是南大门。对两个大门外的世界来说，党领导的华润公司都是友好使者。
1952年，曾在华润工作过的邱文敏被派到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商务处，华夏公司总经理王兆勋也被派到印度使馆。这样，在宝元通的华润人和在印、巴大使馆工作的华润人，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继续合作，为扩大边境贸易、繁荣西藏地区的经济、打破西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封锁作出贡献。
在华润档案馆里，一份1952年10月的文件中有两段话，可见宝元通在当时的地位和工作内容：
印度、巴基斯坦之宝元通公司，受香港华润公司领导，并受当地大使馆的双重领导，办理西藏地方委托的进出口业务。
卡拉蚩寶元通过去两年来，在购买棉花、租船及目前的售煤等工作中，已经与棉商、船商及政府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去年年底我方已派有能力的青年团员周允中前往。
朝鲜战争爆发后，西方世界对中国实行全面封锁，华润所属的“印巴三处”除继续开展西藏工作外，又增加了新的任务：首先是采购棉花，我国的棉花不能自给自足，为了解决6亿人民的穿衣问题，必须进口棉花。其次是售煤，把我国的煤炭运到巴基斯坦出售，既满足当地急需，也能换取外汇。
1951年，在美蒋海上封锁不断升级的情况下，宝元通仍从巴基斯坦购买棉花7万吨，并向巴基斯坦售煤4.6万吨。
麦文澜在宝元通工作了三年，带领宝元通公司较好地完成了三大任务，即支援西藏和平解放并开展中印边贸、支援抗美援朝战争、为国内社会主义建设需要而开展进出口业务。
1953年，麦文澜调回外贸部，1961年再次到香港华润任职。
宝元通“印巴三处”持续发挥作用。据资料记载，1957年，在乃堆拉山口经商的商人已超过700人，每天运输用的骡子超过1000头。后期，从西藏运往印度的商品主要是羊毛、皮革、牦牛尾巴等土特产，从印度运往西藏的商品主要是粮食、衣物、肥皂、手表、汽车零件等。
1959年，外贸部再次强调：“印度、巴基斯坦宝元通分公司，由华润公司及中国大使馆双重领导，除我部布置任务外，并办理西藏贸易任务。”
20世纪60年代初，在印度开始反华排华的时候，宝元通代表华润，更代表祖国，为保护华侨和安排华侨回国做了很多工作。
许多华侨在宝元通的安排下回到香港，华润公司帮助他们开办小商店、代销国货谋生。一时间，国货商店鳞次栉比，国货商场外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编辑/王尧
华润公司为西藏运送物资的故事，就发生在西藏和平解放初期。
1949年底，中共中央在考虑西藏和平解放的大政方针时，除政治、军事、民族政策等重大议题外，还有一个关键性的议题不容忽视，那就是如何保证部队的粮食供应、如何改善西藏人民的生活。中央把“为西藏运送生活和生产物资”的任务交给了华润。
华润地处香港，党中央为何选择了华润？华润又是怎样把物资运到西藏的？
用运输和贸易支援前线
1938年初，在国共联合抗日的背景下，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与英国驻华大使商谈，希望在香港建立八路军办事处，又经蒋介石同意，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得以建立。
办事处的使命主要是：在世界范围内宣传我党的抗日决心，团结爱国华侨和港澳同胞积极抗日。从1938年初到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抗日募捐活动，在宋庆龄、何香凝的支持下，募捐活动遍及世界各地。
为妥善保管和运送募集到的资金和物资，1938年夏，八路军香港办事处注册了一家带有商业性质的公司“联和行”，负责人叫杨琳。联和行就是华润的前身。
杨琳原名秦邦礼（又名杨廉安），是博古（秦邦宪）的弟弟，出生于1908年，比博古小一岁。在抗日烽火中，联和行把八路军办事处募集到的资金和物资、自己采购的战略物资，以及来自世界各地支援我国抗日的医生、司机、护士等专业人士，全部安全地运抵延安。
日军占领广州后，联和行运送物资的路线从广东转移到广西，后来又通过越南共产党领袖胡志明开辟滇越公路。史料记载，1939年5月，联和行一次运到越南，再转运到延安的物资，包括车辆10台，医疗器械、无线电设备、衣物被服等50卡车。另外，还有司机、护士20人。
抗战期间，廖承志领导的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和杨琳领导的联和行共同承担了在海外宣传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输送技术人员等使命，为我党我军提供了进口医药和医疗设备、采购无线电器材、兑换外汇等后勤保障。
1946年8月，在国共合作即将破裂前夕，周恩来致电杨琳，让他速到上海接受任务。在周公馆，周恩来交给杨琳三项任务：打通海上运输，发展国外贸易，交流国内外物资;完成财政任务;培养对外贸易干部。杨琳回到香港后，将联和行改名为“联和进出口公司”，开始了与内地和海外的贸易活动。
1947年初，东北解放区有200万吨大豆可供出口。通过驻朝鲜的苏联大使馆，华润租了两艘3000吨的苏联轮船，开始了东北与香港的海上贸易。
1947年秋，第一船3000吨货物运抵香港，联和公司的进出口业务得以迅速发展。1947年圣诞节至1948年元旦，杨琳等为联和公司起了一个更响亮的名字：华润。
1948年夏，华润开始购买自己的轮船，组建华润所属的航运公司，起名“华夏企业有限公司”。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华夏已拥有10艘轮船，其中包括4艘万吨轮。轮船上大多挂巴拿马和挪威国旗。
那时的华润承担着两项重要使命：其一，用贸易支援前线，保证前线将士的需要，如通讯器材、醫药和进口棉花（做军装）等，为解放区恢复生活和生产提供物资供应。其二，做好统战工作，为流亡香港和海外的民主党派、文化名人提供安全和生活保障，团结爱国华侨和港澳同胞。
华润的轮船在海上昼夜穿梭，历经风险。华夏公司的老船员说：“我们在海上开展游击战。”至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华夏有十余名船员被捕、牺牲。
辽沈战役前，华润把药品、棉花、布匹等物资运到朝鲜的罗津港，再运到大连，保证了前线将士有棉衣穿。淮海战役时，华润的轮船也到了青岛和烟台。平津战役刚结束，华润的轮船就把5万吨粮食，还有铁、煤、印钞纸等生活和生产物资运到了天津港。上海解放初期急需粮食，上海又是纺织工业基地，恢复生产需要棉花和煤，华润迅速把“两白一黑”运到上海。广东解放，叶剑英把杨琳请到广州，直接参与新政权的建立工作;广州供水系统被打烂，是华润进口自来水管，保证了人民用水。解放军一到海南岛，华润的轮船就把5万吨大米运到了海南。
华润的轮船随着解放战役的发展从北向南延伸。过去有这样一句话：“解放战争的胜利是人民用独轮车推出来的。”但很少有人知道，在支援前线的行列中，还有华润这样一支特殊的队伍。更为重要的是，华润不仅为军队提供保障，还为解放区的人民提供生产和生活保障。独轮车上的许多物资也是华润运去的。
开边贸帮西藏渡过难关
华润的员工既是中央派往香港的商人，也是战士，他们的任务就是贸易支前。
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使命，当西藏即将解放的时候，华润的轮船也开到西藏附近。
西藏解放前夕，因为国民党军队轰炸破坏以及匪患严重，我国东、中部地区与西藏的交通几乎瘫痪，连马帮都消失了，内陆运输已不可能。
困境之下，华润在地图上寻找可以利用的港口。同志们查阅了大量资料，包括乃堆拉山口一带马帮的历史、离西藏最近的国家、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可以结交的华侨等。
杨琳和华润总经理张显惠（李应吉）决定：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建立华润分公司，把支援西藏的物资海运过去，再转运到西藏。
1950年初，华润公司派麦文澜去印度和巴基斯坦，开辟对西藏的贸易业务。
做贸易需要有公司，此前华润虽然在英国、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十几个国家开办了分公司，但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却没有公司。华润决定并购一家。在中央的统一安排下，一项公司间的股份转让工作开始实施。
在华润档案馆保存着这样一份合同文本，签约时间是1950年4月17日，内容如下：
甲方：宝元通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华润公司
宝元通兴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管理处因集中全力经营国内贸易，决定将所属国外贸易部分即香港注册之宝元通兴业有限公司全部转让，并由全权代表人潘陶齐、周书元与宝元通兴业有限公司新股东代表杨廉安、麦文澜议定转让办法如次：（略） 公司改组：（略）
香港注册之宝元通兴业有限公司及其印度分公司所有牌名商誉登记执照等全部转让与乙方。
股权转让后，宝元通公司成为华润的子公司。新股东包括：杨廉安、张显惠、麦文澜、巢克林、黄美娴、毛纹、刘锡恩、吕虞堂、柳立坚，此外还有6个小股东。
随后，麦文澜和妻子柳立坚带着小儿子飞往印度。先行到达的薛启培和妻子周栩在加尔各答做各种筹备工作。麦文澜到印度后，任宝元通公司总经理。为扩大贸易渠道，他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开办了三个点：印度加尔各答宝元通公司，由麦文澜坐镇;印度孟买宝元通公司，由杨璐良负责;巴基斯坦卡拉奇（喀拉蚩）宝元通公司，由江国恩负责。
这三个公司合称“印巴三处”，都地处港口城市，便于轮船运输。一切准备就绪，公司正式开展经营活动。
1950年4月1日，中国和印度建交，随后中国西藏和印度锡金段的“乃堆拉山口边贸通道”开放。日喀则地区的乃堆拉山口海拔4545米，距加尔各答不到600公里，距拉萨不到500公里，这里曾经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一部分。因为战乱停顿的中印边贸，在华润宝元通的带领下再度繁荣。
宝元通最初的任务是给西藏运送生活必需品，如粮食、食盐、药品、布匹等。这类物资都是紧缺物资，需求量极大。华润的轮船或在国内装货，或从很多国家进口，一船又一船，频繁运到印度和巴基斯坦。除此之外，还运去了帐篷、桌子、椅子等大量家具和办公用品。
宝元通一方面接收华润从国内运来的物资，一方面就地采购，然后运到西藏的边境线附近。刚开始主要运到日喀则，解放军和西藏自治区政府派人接应，再用毛驴驮着分别运到西藏各地区。东北的大米、南方的茶叶很快就在拉萨市场上畅销起来。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正式签订，西藏宣告和平解放。
西藏解放不久，就开始了修路的历史。为保证修路所需物资，宝元通长年累月采购制作炸药的原料和镐头、麻袋、推土机等修路工具，以及大量的矿灯和钻头等。
宝元通公司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发展迅速，其正式员工很快就发展到50余人，许多人是当地华侨。印、巴华侨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很团结，捐款捐物、派青年人回祖国参战，具有光荣的爱国传统。
在给西藏运送货物的同时，宝元通开始代理西藏地区的出口业务。西藏有很多羊毛和土特产，由于交通不便，无法进入国际市场。解放军和西藏自治区政府组织货源，用马帮把货送到边境，交给宝元通，换回他们需要的钱。随着出口量越来越大，西藏的羊毛还通过印度和巴基斯坦转口到欧洲。
宝元通热情收购藏族同胞的货物，也鼓励印度商人收购，两国间的边境贸易迅速发展，毛驴、骡子组成的“商队”络绎不绝。
西藏解放初期，宝元通公司在帮助西藏人民渡过生活和生产难关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为祖国需要突破经济封锁
1950年11月2日，香港《文汇报》刊发《我大军进兵西藏 解放军纪律严明 沿途藏胞狂欢欢迎 驻守宁静藏军光荣起义》。
毛泽东在《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中写道，要“同印度和内地打通贸易关系，使西藏出入口趋于平衡”。西藏是中国通往世界的西大门，香港是南大门。对两个大门外的世界来说，党领导的华润公司都是友好使者。
1952年，曾在华润工作过的邱文敏被派到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商务处，华夏公司总经理王兆勋也被派到印度使馆。这样，在宝元通的华润人和在印、巴大使馆工作的华润人，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继续合作，为扩大边境贸易、繁荣西藏地区的经济、打破西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封锁作出贡献。
在华润档案馆里，一份1952年10月的文件中有两段话，可见宝元通在当时的地位和工作内容：
印度、巴基斯坦之宝元通公司，受香港华润公司领导，并受当地大使馆的双重领导，办理西藏地方委托的进出口业务。
卡拉蚩寶元通过去两年来，在购买棉花、租船及目前的售煤等工作中，已经与棉商、船商及政府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去年年底我方已派有能力的青年团员周允中前往。
朝鲜战争爆发后，西方世界对中国实行全面封锁，华润所属的“印巴三处”除继续开展西藏工作外，又增加了新的任务：首先是采购棉花，我国的棉花不能自给自足，为了解决6亿人民的穿衣问题，必须进口棉花。其次是售煤，把我国的煤炭运到巴基斯坦出售，既满足当地急需，也能换取外汇。
1951年，在美蒋海上封锁不断升级的情况下，宝元通仍从巴基斯坦购买棉花7万吨，并向巴基斯坦售煤4.6万吨。
麦文澜在宝元通工作了三年，带领宝元通公司较好地完成了三大任务，即支援西藏和平解放并开展中印边贸、支援抗美援朝战争、为国内社会主义建设需要而开展进出口业务。
1953年，麦文澜调回外贸部，1961年再次到香港华润任职。
宝元通“印巴三处”持续发挥作用。据资料记载，1957年，在乃堆拉山口经商的商人已超过700人，每天运输用的骡子超过1000头。后期，从西藏运往印度的商品主要是羊毛、皮革、牦牛尾巴等土特产，从印度运往西藏的商品主要是粮食、衣物、肥皂、手表、汽车零件等。
1959年，外贸部再次强调：“印度、巴基斯坦宝元通分公司，由华润公司及中国大使馆双重领导，除我部布置任务外，并办理西藏贸易任务。”
20世纪60年代初，在印度开始反华排华的时候，宝元通代表华润，更代表祖国，为保护华侨和安排华侨回国做了很多工作。
许多华侨在宝元通的安排下回到香港，华润公司帮助他们开办小商店、代销国货谋生。一时间，国货商店鳞次栉比，国货商场外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编辑/王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