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上海率先在全国实施“史上最严垃圾分类”，被“垃圾分类”逼疯的上海市民，每天至少要面临两次灵魂拷问：“你是什么垃圾？”
　　小区里最热门的社交场所再也不是健身器材旁或者广场舞中心，而是各式各样的垃圾箱旁。每当你提着垃圾袋过来，一群大爷大妈迅速合围上来：“侬额拉西分干沙了伐？”（你的垃圾分干湿了吗？）
　　更折磨人的，垃圾不仅要详细分类，而且要定时定点投放，一旦错过了时间，你连扔垃圾的资格都没有！这不，上海的大妈迅速行动起来，不仅唱rap教年轻人如何进行垃圾分类，更开始兼职做起了垃圾回收员，一个月上门收垃圾，轻松赚进三四千！
　　苦逼的996上班族突然发现，最动人的告白不是我养你，而是“我帮你扔垃圾”。
　　为什么，上海一定要实施这么严格的垃圾分类政策？
　　其实，不止是上海，全国上下都在掀起一股“垃圾分类潮”——
　　深圳要在2019—2021年期间安排2亿元鼓励垃圾分类;
　　北京将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修订工作列入2018-2020年立法规划;
　　厦门则规定，对“个人未分类投放或随意倾倒或堆放生活垃圾的”处以不低于50元的罚款，拒不改正的最多处罚1000元。
　　住建部则表示今年计划投入213亿元，到2020年年底，引导包括北京、杭州、成都等在内的46个重点城市“先行先试”垃圾分类，“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正在发生的这一切，都昭示着，中国正在开展的垃圾分类运动，是动真格的。
　　因为，我们已经没有太多时间来适应了，垃圾必须分类，迫在眉睫！

为什么要“着急”进行垃圾分类？

　　这事不急不行了。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垃圾生产大国。早在2004年中国就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垃圾制造大国。从国家生态环境部发布的《全国大、中城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年报》（简称《防治年报》）公布的数據来看，14亿中国人每人每天产生约1千克的生活垃圾，一个城市每天产生万吨级的垃圾。过去5年来，垃圾产生量增加了25%。
　　上海作为一座超大型城市，同时也是一座超大型废弃物生产工厂。上海每天产生生活垃圾2.4万吨、餐厨垃圾0.12万吨、工业垃圾5.27万吨、医疗废物94.5吨……这些垃圾，要么被填埋，要么被焚烧。
　　其中填埋主要依靠垃圾填埋场完成，据国家住建部发布的数据表明，中国600多座城市中有三分之二以上被垃圾包围，城市生活垃圾堆存量已超过80亿吨。
　　现在杭州一天的垃圾，3到4年就可以把西湖填满，从2007年到现在12年的时间里，杭州已经填埋了1700多万吨垃圾。突然暴增的垃圾，使原本能用24年的填埋区，以2倍速提前堆满。
　　无论是日处理生活垃圾约9000吨左右的广州兴丰垃圾填埋场，还是日处理能力10000吨级的西安江村沟生活垃圾填埋场，今明两年都将达到填满封场的饱和状态。同样来自住建部的数据：四分之一的城市已没有合适场所堆放垃圾。
　　垃圾填埋越来越饱和，焚烧被认为是解决“垃圾围城”的一道曙光。完全符合排放标准的干干净净的焚烧，在垃圾安全和减量化方面是最彻底的。但就各地情况而言，“干干净净”很难普遍做到，垃圾焚烧和中国其他环保领域一样，同样存在类似问题。

　　过去15年，垃圾焚烧厂的运能翻了230倍，每天焚烧处理的垃圾最多与运行中垃圾焚烧厂数量最多的地方，都是相对比较富裕的城市。上海是运能最大的城市，每天能焚烧9300吨垃圾。
　　由于操作不规范，垃圾焚烧厂往往会引发环境污染。例如没有充分搅拌垃圾、连续运转焚烧炉不检修等，即便是从国外引进的一模一样的技术与设备，不规范的操作与水土不服的垃圾形态，也会产生污染。
　　再加上由于分类不够彻底，许多回收上来的生活垃圾直接倾倒进焚烧炉焚烧，其中掺杂着不少厨余、塑料、汞、镉等重金属物质。譬如，焚烧厂的渗滤液处理占比很高，湿垃圾不但影响发电效率也给尾气处理带来压力;垃圾含有某些金属，焚烧具有很高的毒性，会产生更多二噁英和重金属污染;应该进入碳的生态循环的湿垃圾也被一把火烧掉，土地不停地向人类供应碳产品，而碳却并不能循环回土里，而是变成了空气中的二氧化碳。
　　除了陆地上的焚烧和填埋，每一年全球大概有800万吨垃圾涌入海洋，其中最多的垃圾来自长江。德国亥姆霍兹环境研究中心的水文地质科学家克里斯蒂安·施密特，分析了全球57条河流中塑料垃圾含量的数据，把这些垃圾的浓度乘以河流的排水量，计算出了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的总量。
　　结果表明，其中有10条河携带了93%的塑料垃圾，它们是长江、黄河、海河、珠江、黑龙江、湄公河、印度河、恒河三角洲、尼日尔河和尼罗河。每年仅长江就有大约150万吨塑料垃圾流入东海。
　　过多的垃圾已经严重挤压了我们的生存空间。2010年，导演王久良拍了一部《垃圾围城》震惊世界。这部纪录片展示了光鲜亮丽的北京被周围大大小小的400多个垃圾场包围，它们组成了北京的“七环”，与此同时，土地、水资源的污染情况触目惊心。
　　这样的状况，不只是北京，在许多快速发展的城市，都是众所周知的秘密。 　　被随意抛弃的垃圾，从来不会消失，它们会一直存在。
　　据《皇家学会开放科学》（The Royal Society）2月27日期刊上发表的一项最新科学研究显示——塑料已经布满世界海沟最深处。这很大程度表明，地球上已经不存在还未受过塑料污染的海洋生态系统了。
　　据预测，塑料生产在未来20年还将翻一番，到2050年将翻三番达到3. 18亿吨。更可怕的是，目前全球各地对塑料垃圾的回收率极低，制造70亿吨垃圾，回收再利用的仅一成。由于难以降解，我们今天的海洋中有五万亿个塑料碎片，足以围绕地球超过400圈。
　　这些塑料最后都去了哪里？
　　根据联合国数据显示，近澳大利亚海洋就有近1300万吨塑料垃圾，每年导致100万只海鸟和超过10万只海洋哺乳动物死亡。
　　2018年6月，一头领航鲸在泰国南部海域搁浅，后来解剖发现，它的胃里有80多个塑料袋，重约8公斤。2019年3月，菲律宾达沃市东海岸，人们在解剖一只死亡柯氏喙鲸时，在它的胃里发现了80斤塑料垃圾;2019年4月，一头8米长的抹香鲸，被冲上了岸，人们在它的胃里发现了44公斤塑料垃圾……

　　你以为自己很安全？
　　实际上你和那些海洋生物一样，只不过，它们体内是整块的塑料，而你的体内是塑料微粒。美国CNN曾做过一个调查：追踪8名志愿者的一周饮食，看他们是否食入过塑料微粒。
　　然而不幸的是：所有人的粪便中，平均每10克中就含有约20颗塑料微粒，种类多达9种，几乎覆盖了全部塑料类型。
　　而在2017年，科学家已经在微生物体内发现了塑料微粒。“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淤泥。”淤泥就是微生物聚集的地方。环环相扣下，不光是鱼类，还有龟类、鲸类、鸟类等200多个物种，都不同程度地摄食了塑料微粒。

　　只有做好前端的垃圾分类，才能后续更好地无害化处理，才能更好地提高回收利用率，才能為我们的生存环境减负。

　　从被我们随手丢弃，到再次回到我们肚子里，塑料沿着生物链完成了一个完美的循环。即便是站在食物链最顶端的人类，依然无法逃脱垃圾以各种形式回归体内的宿命。
　　垃圾太多，无处可埋，也侵蚀着我们生存的空间;垃圾太杂，焚烧有害，也并不符合绿色循环的理念。开辟新的填埋场，建造更大的焚烧炉，都不是城市突围垃圾困局的思路。在这样的背景下，垃圾分类呼之欲出。
　　只有做好前端的垃圾分类，才能后续更好地无害化处理，才能更好地提高回收利用率，才能为我们的生存环境减负。作为中国大陆最富裕的城市，如果连上海都做不好垃圾分类，中国的垃圾处理水平将继续原地踏步，而中国人就必须继续“坐享”垃圾围城。
　　奔着“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目标而去，从保障城市安全的基本要求升级到更生态的方向，在源头分类、资源回收、垃圾减量之后，再进行焚烧或填埋——是这次遍及全国的“全民垃圾分类运动”勾勒出的行动蓝图。
　　中国真的不能再等了！虽然这是一个痛苦的适应过程，但这也是我们民族必须经历的自我净化。这场“垃圾分类”大战不只是一场上海人必须打赢的战争，这还是一场事关所有中国人的“战役”。

垃圾命运被改写的背后

　　事实上，我国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垃圾分类，当初实行“可回收垃圾”与“不可回收垃圾”两桶制。但为了解决人民吃饭问题，不得不暂时性地放缓环境治理，其中就包括垃圾回收。
　　从1992年起，中国开始进口产自于美、英、德、法、澳等发达国家的洋垃圾，截止到2018年，中国进口了1.6亿吨瓶罐、塑料袋、包装纸等废弃物，其中全球56%的垃圾流向了中国。仅2017年，就消化了美国一半的出口垃圾。
　　从欧美国家进口一吨报废的手机，可提炼出100千克铜、1-3千克银、0.2-0.3千克黄金，利益可观，同时因为塑料行业受石油影响较大，为了降低成本，使我们的产品更有竞争优势，废塑料的回收再利用就成为产业链条上一门重要产业。
　　过去30年，基建全力开动时，机场、高速路、汽车……所有发展都需要金属，这么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巨量的原材料，要想拿到最便宜的原材料，最好的办法就是进口废铜、废铝、废钢进行处理。

　　在当时的全球化废品回收链条中，中国由于廉价的劳动力，可以大量分拣、拆解和清洗垃圾。再加上制造业的需求，让中国开始大规模回收彩电、冰箱、汽车等废金属和矿渣，这些洋垃圾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基础之一。
　　但污染还是会留下来，一吨塑料垃圾只有85%能回收，其它都会变成废料处理掉，这些等待处理的废料，会成为污染环境的重要原因。全世界的塑料垃圾，85%是发达国家产生的，过去26年，72%的塑料垃圾来到了中国，中国迄今共消化了全球1亿吨塑料垃圾。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是沉痛的生态代价。
　　广东的清远、佛山南海与潮阳贵屿，是中国处理洋垃圾的三个标志性地方，他们默默地吞食着来自欧美发达国家的各种垃圾，用环境污染和身体健康为代价，换取经济上的发展。当地的空气中经常弥漫着一阵恶臭，填埋的洋垃圾需要数亿元资金处理才能恢复土壤的正常环境，土地上种植的蔬菜和養育的家禽、鱼类，全部重金属超标。即使到了今天，贵屿镇依然还是电子垃圾的天下。经常有工人不明不白病倒，工人们都抱着“干几年就不干了”的想法从事“烧板”（把电路板上的铜烧出来）、“洗金”（用硫酸和盐酸将电路板上的金子等贵重金属洗出来）的行当，当地儿童也因为当地污染导致血液内铅含量严重超标。贵屿镇被欧美媒体嘲笑是“地球上最毒的地方”，但它一年的电子垃圾拆解产值，能达37亿元。
　　随着中国工业化的成功，在解决了基本的生存问题，人们开始期望高品质的生活。再加上中国经济增速略微放缓，基础建设不再像过去几十年那样“疯狂”，对金属、塑料等原材料的要求降低，促使廉价的回收类产品正在慢慢失去主要市场。与此同时，中国自己每年制造的垃圾也越来越多，剩下的垃圾产业链条足够消耗掉国内产生的垃圾。
　　物质的丰裕、劳动力价格的提升和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让中国对于垃圾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迫切需要将污染严重的底层垃圾产业清理出去。
　　我国从1996开始对固体废物进口实行行政许可管理，每年调控进口品种和数量，主要是补一些我们急需的塑料原料、造纸原料、橡塑原料等等。2018年，中国正式禁止进口各种类型的塑料和纸张，并对进口废旧物资提高了接收标准。
　　海外的废纸、旧衣服、电子垃圾都开始失去市场。在中国宣布不进口这些垃圾后，世界最大的垃圾进口国对发达国家关闭了大门，他们的垃圾只能自行处理或者找别的国家去了。
　　2019年5月，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港口放了6年之久的加拿大垃圾，在“暴脾气”总统杜特尔特“不惜开战”的威胁下，终于被运了回去。可是紧接着，澳大利亚的垃圾集装箱又意外到来，菲律宾“绿色”活动家艾吉拉说，外国废物在菲律宾没有位置，“为什么我们需要反复提醒世界，我们不是垃圾场？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去停止向发展中国家倾倒废物的行为。我们拒绝成为富裕国家的垃圾堆”。
　　现在发达国家大概只有祈祷印度能够消化他们的垃圾了。毕竟，印度是继中国之后的第二大垃圾进口国。不过在中国决定禁止进口塑料废物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也开始下达禁令向“洋垃圾”说不。多个东南亚国家，如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也通过了类似的法律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7月，印度尼西亚也加入“洋垃圾”拒收大部队。看来垃圾大战正在全球打响，垃圾问题将会是令世界各国首脑头疼的一个大问题。
　　再看看我国自己产生的垃圾——
　　2017年，中国快递行业包装400亿件，产生80亿个塑料快递袋，40亿个快递包装箱，中国一天外卖订单则是700万单，每年消耗快餐盒40亿个，方便面碗5亿-7亿个，一次性筷子几十亿双。
　　回收一吨废塑料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回收1500吨废纸，可免于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的林木。
　　我们平时生活中的垃圾，只要做好垃圾分类，去掉可直接回收的、不易降解物质，能减少垃圾数量达60%，还能有效降低可再生资源企业摆脱对洋垃圾的依赖，从源头起步，帮助这些企业进入良性循性。
　　建立新的垃圾市场体系，打造新的废品回收链条，国民参与垃圾产品的消费和服务，成为下一个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命题。

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变

　　“对于垃圾来说，人人都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也成了被害者，应成为治理者。”同济大学循环经济研究所所长杜欢政教授提出，垃圾治理的目的不仅仅是分类回收利用垃圾，更重要的是提升全民素质和保障全民健康。

　　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专访时，杜欢政指出，工业文明时代的生活方式通常是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而如今我们应该从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因为生态文明是合理生产、消费节约、循环利用。“世界上有多少新的东西就有多少旧的东西。旧的东西报废以后变成新的产品，我们就能够实现资源为人类持续服务，因此循环利用很重要。”

　　未来20年中国将面临矿产资源短缺。“在我国已经探明的45中矿产中，2010年可以满足需求的有21种，到2020年则仅为6种。” 杜欢政说，“未来20年中国石油需求缺口超过60亿吨，天然气超过2万亿立方米，钢铁缺口总量30亿吨，铜超过5000万吨，精炼铝1亿吨，重要矿产资源的供应将是不可持续的。 资源与环境压力推动中国向生态文明转变，进行生态文明的顶层设计与战略布局。”
　　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解决垃圾问题要跳出垃圾问题看垃圾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社会共治问题。它关乎中国能否从大国转变成强国，关系着14亿人的健康，它既是经济问题，又是民生问题，同时更是政治问题。”杜欢政认为，破解垃圾问题，将是我们生产与生活方式的一次重大变革。
　　为此，杜欢政提出了“三全、四流、五制”破解垃圾围城困境。 “三全”就是实施城市生活垃圾“全过程、全品种、全主体”的“三全”系统解决方案;其中“全过程”即从源头分类、到中端运输、再到末端处置等过程的系统协调和优化;“全过程的根本改变应当是从末端到前端的变化。”杜欢政举例，比如生产轮胎，从生态设计开始到轮胎使用、轮胎回收，再到轮胎循环利用形成一个产业链。“如果我们前端减少了，那么末端便自然而然减少了。”杜欢政说。
　　“只有将废弃品全品种统一设计，才能全面覆盖生活垃圾、建筑废弃物、工业固废、危险废物、再生资源等品类，并合理处置它们。”杜欢政说，还应形成“政府主导并监管，以企业为主体、以公众为主力、NGO（非政府组织）助推”的“全主体”长效机制。
　　同时，以“四流”为首，打造物质流、价值流、环境流、信息流等“四流”畅通的现代化管理体系。杜欢政认为，“实施中需保证物质流合理，价值流增值，环境流无害，信息流透明。物质流动过程中，如果可体现价值增值，则会吸引企业参与固废处理。在信息透明方面，如回收云数据能全过程实时显示垃圾流通的任何一个试点，可方便政府监管。”
　　而要想做到这“四流”则离不开“五制”为纲——政府要积极探索空间场地保障、减量补贴、特许经营权、生产者责任延伸、绿色采购等系列政策保障机制。
　　杜欢政举例，比如一个玻璃瓶碎了，大家通常会扔到垃圾桶里，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小区居委会、物业将它回收起来，并储存一定时间保证它的物流成本;如果将玻璃瓶做成产品经济性还不够好，政府就应对低附加值废弃物进行减量补贴，“能市场化的就市场化，不能市场化的我们减量补贴。”此外，还应该有绿色采购成本保证生产出的产品形成一个闭环流。“解决垃圾问题，光有技术不行，光有政策也不行。要把政策、技术、商业模式结合起来，环境问题才可能解决。”杜欢政说。
　　这是一场中国的“战役”，也是世界的“战役”。生态一旦遭到彻底的破坏，其伤害便会永久无法复原。健康一旦受到威胁，一切已了无意义。保护生态、重视环保，不仅是挽救濒危的自然，更是人类的自救。
　　改变，是时候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