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见面时给个“熊抱”，迎接他国元首到访还有其他彰显“热情待客”的方式。比如，安排在公园草坪的秋千上交谈，在落日余晖下的河畔散步，在户外帐篷里交流治国理政事宜。9月17日，莫迪“破例”在自己的家乡古吉拉特邦迎接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莫迪对习近平印度之行的精心安排，无疑反映出他对中国的重视。与此同时，莫迪政府今年5月就任以来与中国的互动，也预示着中印关系正进入一个新阶段。不久前，安倍与莫迪见面时的“熊抱”，被解读为日印关系“特殊”的真情流露。这也给此次习近平对印度的访问留下了不小的想象空间。

中印互动驶入快车道

　　习近平对印度的成功访问，是中印双方积极互动的结果，也是两国关系驶入快车道的一个体现。中国总理李克强是莫迪宣誓就任印度总理后，首个给他打电话的外国国家领导人。据印度媒体报道，正是在这次通话中，莫迪发出了习近平访问印度的邀请。印度媒体分析称，莫迪这一举动一方面反映了其对中国的重视，同时也体现了其敏锐的战略意识。在5月29日中印总理通电话后，中国外长王毅6月9日作为中国国家主席的特使访问印度并受到莫迪的接见。7月14日，习近平与莫迪在巴西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召开前举行了80分钟的会晤，这次会晤比预定的40分钟长了一倍。9月8日，莫迪政府的核心成员、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多瓦尔作为印度总理特使访华，与中方一道最终敲定“习莫会”具体日程。
　　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南亚研究所学者苏耶纳拉耶纳看来，中国在与印度莫迪政府的接触上，已经快速超过了世界其他主要大国。“莫迪5月26日就任印度总理数周之后，就与习近平在巴西会面。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会晤是莫迪首次与联合国安理会‘五强’国家领导人面对面交流。”事实上，中国对印度的重视，早在本届政府就任之初就有了充分体现。去年3月，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后首访对象是俄罗斯，而去年5月李克强总理首次外访对象是印度。在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以极大优势赢得印度大选后，中国也将此视为深化对印关系的契机。莫迪在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期间多次访华，中国还曾以接待国家领导人的规格接待莫迪。正因为有了多年的政治投资，莫迪就任总理3个多月内，中印间才有了不同以往的密集互动。
　　中国对“首席部长莫迪”的政治投资，能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对“印度总理莫迪”的政治投资，目前来看还存在不确定性。毕竟首席部长与政府总理角色和责任都存在差异。但对于曾创造了古吉拉特邦经济奇迹，并锐意改革、激活印度经济活力的莫迪来说，发展经济就是最大的政治。“100个智慧城市、6500万套住房、8500公里的国家级公路、16个新港口、1620公里内陆水道。”这是莫迪竞选时对印度选民做出的基础设施建设承诺。无疑，在天量的投资缺口面前，随意拒绝来自中国的投资，都不是成熟政治人物的理性选择。虽然中国已是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但在对印投资方面还有巨大的潜力。截至2013年，中国对印度直接投资存量约为25亿美元，远不及日本的160亿美元，也低于美国的50亿美元。

作为中国在南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印度能从中国对南亚的投资中获取多大份额，将是检验中国与莫迪政府经贸合作进度与质量的一个风向标。

　　习近平访印期间，中印双方在经贸、金融、交通运输、海关、文化等领域签署近20项协议。这一系列的协议中，包括在古吉拉特邦和马哈拉施特拉邦建设两个工业园区。对致力于把印度打造为制造业中心的莫迪来说，工业园区的建设是系列政策措施中关键的一环。此外，习近平还表示，争取在未来5年将中国与南亚的贸易额提升至1500亿美元，将中国对南亚投资提升到300亿美元，将为南亚国家提供200亿美元优惠性质贷款。作为中国在南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印度能从中国对南亚的投资中获取多大份额，将是检验中国与莫迪政府经贸合作进度与质量的一个风向标。

新阶段的机遇与挑战

　　“习近平主席对印度的访问开启了印中关系新的历史阶段。”莫迪9月18日在新德里与习近平会谈后这样对记者说。莫迪的话绝非简单的外交辞令，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中印关系将进入一个田园牧歌式的发展时期。从莫迪就任以来的政治风格来看，在吸引中国投资、加强经贸合作方面，莫迪很可能会比国大党政府更为开放和大胆。但在领土争议、安全议题上，他也很可能比前任更为强势。用卡内基南亚项目学者拉贾·莫汉的话说，莫迪政府的对华外交可能是“既甜又酸”。他认为，莫迪与习近平之间的接触，展现的是中印关系客观限制条件与主观可能性之间的张力。“但历史学家告诉我们，政治意志往往能催生出令人意外的结果。”
　　无须讳言，莫汉所说的“客观限制条件”即为中印之间的领土争议以及两国政治互信的缺失。
　　9月18日，习近平与莫迪在新德里会晤后的记者会上指出，中印“要发挥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作用”。很明显，习近平的“战略引领说”，体现的就是一种“政治意志”。客观地说，在中印关系的“战略引领”方面，中国的作用明显要比印度突出，尤其是最近几年。中印经济领域的合作之所以贸易“单项突进”而投资却成为短板，很大程度上源于印度因安全原因而对“中国足迹”的过度敏感。澳大利亚智库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2013年在印度所做的民调显示，83%的受访者把中国视为安全威胁，仅有31%的受访者把中国的崛起看作对印度有利。显然，所谓的“中国威胁”是束缚印度对华外交更上层楼的重要因素。
　　政治互信缺失的现实，决定了中印外交不可能上演热情的“熊抱”。用莫迪的话说，只能是“积跬步以至千里”。这就需要中印两国领导人在展现政治意志的同时，也要有相当的政治智慧和耐心。中国把对印外交提升到地区乃至全球层面，某种程度上说有规避至少是减缓双边互动中“冲突性”的考虑。鉴于印度对中国投资既需要又警惕的矛盾心态，中国倡导和主导的“亚投行”和“金砖银行”，就可以在对印投资方面发挥减小印度“心理冲击”的作用。中国倡导建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邀请印度加入“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既是着眼于区域经济一体化，也是在拓宽中印互动的基础。同样，中国领导人首次明确表示欢迎并支持印度成为上合组织正式成员，既是中国在认可印度国际角色上释放的善意，也是在为创新中印合作渠道做铺垫。

中国领导人首次明确表示欢迎并支持印度成为上合组织正式成员，既是中国在认可印度国际角色上释放的善意，也是在为创新中印合作渠道做铺垫。

　　颇为微妙的是，莫迪对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做出了“将研究参与”的表态，但对中方提出的“一带一路”则未作回应。莫汉认为，“印度之所以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表示犹豫，是因为印度单纯地从战略视角看待这一倡议”。在对中国战略疑虑的支配下，中国在印度洋沿岸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印度本能地会联想到遏制印度的所谓“珍珠链战略”。但中国不可能为了照顾印度的疑虑而放弃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莫汉认为，新德里必须积极地参与并塑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而不是阻止中国的这一倡议。但他也表示，“印度必须要让邻国确信，与中国的项目合作不能逾越印度的安全红线”。莫迪政府不太可能公开划“安全红线”，但不意味着不会在外交政策行为上有所暗示。不过，“安全红线”是个很具弹性解释空间的术语，也会因政治气候的变化而发生“位移”。

如何看待莫迪新外交

　　对中国崛起的担忧，客观上给印度创造了“外交红利”。虽然日美等国争相向莫迪政府示好有经济利益方面的考虑，但这种示好带有“中国因素”也是不争的事实。对安倍来说，面临与中国战略对抗的局面，印度能在安全问题上对中国放点狠话，至少是值得争取的心理安慰。美国能把印度向“亚太再平衡”战略拉拢一点，奥巴马在心理上也会更“平衡”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莫迪政府的亚太外交，会直接或间接对中国产生影响。在接待习近平来访前，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刚刚结束对印度的访问。9月底，莫迪还将飞赴华盛顿与奥巴马会晤。澳大利亚智库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研究员罗里·梅德卡夫，最近在接受《经济学人》采访时称，澳大利亚、印度以及这个地区其他国家，正在上演对冲和平衡中国的“芭蕾”。
　　莫迪的外交或许不会如梅德卡夫所称的那么浪漫。冷战结束以来，印度外交的主要特征是“经济外交”和“战略自主”，莫迪政府也不会例外。2012年初，印度战略界发表了题为《不结盟2.0—印度21世纪的外交与战略对策》的报告。该报告认为，印度与外部关系的基本准则是要确保为国内经济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印度人民党的竞选宣言所阐述的外交原则中有这样一条：要积极主动地与周边国家以及其他国家发展关系，而不是被大国利益所左右。不过，该宣言也写道：“我们的外交政策，要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我们将创造一个联盟网络以促进我们相互之间的利益。”由此可见，莫迪政府的外交很可能不再是泾渭分明的结盟与否，外交选择主要取决于是否符合印度的国家利益。
　　莫迪政府外交战略上的模糊特征，在其对日本的访问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一方面，莫迪欢迎与日本发展安全和防务合作关系，同时也尽可能把印日“特殊”关系向经济领域倾斜。安倍的投资大单，莫迪照单全收。但对于把日印外交和防务对话从副部长级别提升为内阁级别的要求，莫迪没有给安倍肯定的答复。印度智库政策研究中心学者斯里纳特·拉加万认为，从战略角度看，制造印日关系主要针对中国的印象，这样并不明智。“不过，与日本发展更为紧密的关系，能为印度提供战略上的好处。这样可以向中国表明，印度在亚洲安全新格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时也增加印度在处理印中双边事务上的资本。”从中印关系视角来看，莫迪政府强化对日外交，其主要意图在于在对华外交中提升价值而非加剧对抗。
　　印度前外交秘书希亚姆·萨兰日前在印度媒体上撰文，建议莫迪政府利用印度与中国战略对手之间的关系，在领土问题上向中国施压。他在文章称，对于印度来说，挑战是通过向中国的对手靠近以给中国制造足够的担忧，同时又不至于引发公开的对抗性和敌意性态势。印度战略报告《不结盟2.0》写道：“印度的对华战略务必在合作与竞争、经济与政治利益以及双边和多边层面谨慎地维持平衡。鉴于目前和未来印中能力和影响力方面的非对称性，我们迫切需要维持这种平衡。这可能是未来数年印度战略上唯一重大的挑战。”
　　莫迪政府或许不会像萨兰建议的那样恶意利用“外交红利”，因为这样的外交操作不仅难度系数很高，印度对华外交失去“平衡”的风险也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