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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诉求不同，亚投行需要通过对话弥合双方分歧，
需要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扮演起可靠的中间人角色”
位于北京金融街乙9号的亚投行（全称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总部大楼，在工作日里也显得格外安静。
亚投行副行长兼首席投资官潘迪佳的办公室在11层的西南角，办公桌上摆放着印度、印尼等国别的《油气年度报告》以及《经济学人》等专业书刊，临门的墙上，挂着北京地图和世界地图。
“蒙古、缅甸和泰国。”潘迪佳指着地图说。在他上任亚投行副行长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他已经考察过这三个位于中国周边的国家。
就在潘迪佳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的前一天，8月31日下午，在亚投行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加拿大财政部长比尔·莫诺正式宣布申请加入亚投行。这是首份来自北美国家的申请。潘迪佳预计，在现在57个成员国的基础上，亚投行将很快迎来二十多个新成员。
中国新闻周刊：对加拿大正式申请加入亚投行，你感到意外吗？
潘迪佳：加拿大是我们的朋友，此前已经清晰表示出要加入的意愿。在G20召开前，他们可能已经考虑了非常长的时间。在G20杭州峰会前夕，加拿大申请加入亚投行，对G20其他成员来说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现在亚投行已经有57个成员。新一轮的申请者必须在9月30日前提出申请，而后由亚投行理事会决定哪个国家获准加入。
目前已经有20多个国家递交了申请，我们希望迎来更多新成员。
中国新闻周刊：美国和日本会加入吗？
潘迪佳：我想它们现在愿意讨论这一议题了。如果它们加入，亚投行肯定欢迎。在和美国、日本保持沟通的同时，亚投行也在不断发展壮大。
中国新闻周刊：来到亚投行之前，你是一家印度公司的独立董事。为什么你选择加入亚投行？
潘迪佳：当得知我获准加入亚投行的消息时，我感到很惊喜。我曾经先后在印度邦政府、中央政府推动过基础设施项目。但在这里，我获得了一个以任职国际组织的形式帮助多国政府推动基础设施建设的机会。
所以这对我而言，是一个帮助这一地区人们的好机会。
中国新闻周刊：能否简要介绍一下你在亚投行的新团队，较之以往，有何特别之处？
潘迪佳：我们团队的宗旨是“精干、廉洁、绿色”，这是金立群行长提出来的。我们投资部门人数很少，目前不到20人，整个银行的工作人员也只有65人，但我们展现出了高效率。
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相比，世行有一万多名员工，亚行有三千多名员工，而我们才几十个人。在此状况下，我们需要向勤劳的中国人学习。
这是一个很多元的团队，成员来自巴基斯坦、印度、新加坡、西班牙、英国、德国以及中国等。虽然亚投行是由中国发起的，但多元化、协同工作是亚投行的标志。
亚投行还有另外一个愿景，就是要区别于世行、亚行等多边发展银行。我们希望变得不一样，而且人们对此的期待非常高。有来自亚洲国家的期望，也有来自欧洲、美洲国家的注视。对于现在的这支年轻团队来说，我们承受着许多压力，希望能创纪录地在短时间里变得非常高效，取得成功。在第一届年会上，我们就拿出了4个项目。
但另外一方面，即使我们刚成立，我们已经与亚行、世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形成了合作的文化，已经达成了3个联合投资项目。
这确实让一些人感到惊讶，因为一开始，很多人曾经将亚投行视为亚行、世行的非常大的竞争对手。但我们说“不”，这个世界很大，需要很多资金来解决基础设施需求。所以我们就走到了一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为了人类更好的福祉和发展。
中国新闻周刊：亚投行是如何做到高效的？
潘迪佳：世行和亚行也一直在努力提高效率，也取得了很多成效。世行存在了70年，亚行存在了50年，我们并不需要一切从头开始，而是学习和借鉴世行和亚行经验和做法。
事实上，并不需要制定差异非常大的管理程序，我们要的是简单有效的程序和方法，提升项目质量。所以我们更多地要从他们身上学习最好的东西。
中国新闻周刊：据了解，现在有来自不同国家的很多项目都在向亚投行递交申请，亚投行是如何挑选投资项目的？
潘迪佳：首先我们会问，最优先的项目需求是什么？余下的项目则作为下一阶段来讨论。每个国家都有他们的重点项目，亚洲每年在基础设施上的资金缺口达到3万亿元。但我们资金有限，仅有200亿美元，我们不能仅仅借给一个国家，而是需要顾及不同的国家，所以需要选择那些需求最迫切、能够快速启动的项目。
中国新闻周刊：亚投行5位副行长分别来自不同的国家，你们之间的合作有障碍吗？另外，各个不同的部门间是如何协作的？
潘迪佳：5位副行长之所以能够被选出来，是因为都富有经验，有很好的才能，易于理解他人的工作，并能够容易适应新环境。
我曾经在不同层级政府中工作过30年;负责政策与战略事务的副行长冯·阿姆斯贝格曾经在世界银行工作过30年;负责公共关系的亚投行副行长亚历山大，曾经是英国政府财政部部长;亚投行副行长兼首席行政官拉克齐，曾是印尼政府的首席谈判官，曾管理过至少3万到4万名员工。
我们每个人都有着30年至40年的工作经历，知道全球发展需要什么，理解为什么亚投行会被创建。同时我们也清楚亚投行面对的挑战，以及如何工作才能让亚投行获得成功。此外，我们还有一位资深的行长，能够领导我们。
没什么特殊情况的话，每个周一，我们都一起开会。我们会讨论、分享信息，以确定未来一周我们需要做什么，制定我们的计划。与此同时，当平日里我见到他们，或是我们一起吃午餐，开部门会议，我们都会非正式地讨论起工作。 像我遇到法务部门的负责人，我说我将到缅甸考察项目，需要一名律师，他就会帮我安排一位律师;又如去哈萨克斯坦考察时需要见当地金融分析师，我就和负责金融的副行长提出要求，请他安排一位金融分析人员同行。
亚投行在管理层的氛围是相当和谐的，我们创立了一种文化，能够让我们像一支队伍一样工作。在中午，我们经常一边喝着咖啡、吃着午饭，一边讨论着工作。很多重要的事情都是在咖啡厅里商议出来的。
中国新闻周刊：在57个成员国中，有发达国家，有发展中国家，怎么来进行平衡？
潘迪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不同的标准和需求。譬如说我们已经投资的孟加拉电力输配系统升级扩容项目。有发达国家成员认为，孟加拉有5000-6000万人缺乏电力供应，但提交的项目仅能覆盖1250万人，当地还有人抱怨存在腐败。
我们则表示，我们的工作是构建互联互通。如果有人偷偷地拿钱，我们无法阻止他，但能够建立一套机制，写入贷款协议中，也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对此进行调查。
同时，我们也给工程师提供培训，并建立一套电脑注册系统，一旦他们登录系统，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他们的人身安全情况以及他们的工作进度。腐败可能难以避免，但尽可能保证过程的透明化，腐败现象就会减少，甚至达到最低水平。
也有人认为，孟加拉完善电力系统，需要铺设线路，沿线的农地将会受到影响。实际上，在许多国家发展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也都会有人受到影响，我们这一项目能够为数百万农民和当地农业发展提供电力。在项目准备时做的调研发现，绝大多数民众可能会因为这一项目获益。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诉求不同，亚投行需要通过对话弥合双方分歧，需要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扮演起可靠的中间人角色。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将无法迎来发展。
中国新闻周刊：你如何评价由中国发起建立的亚投行？
潘迪佳：我关心的是，像印度、中国、印尼、中亚地区、巴基斯坦等，亚洲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发展滞后，未能满足人口增长带来的需求。我们要满足这些需求，就需要双倍地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增加我们的收入。那如何能做到呢？
中国在过去24年里成功让7亿人口脱贫，这证明了，我们能够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消除贫困。
那现在我们应该如何合理使用亚投行的这些资金？你可以看到在亚洲，许多国家是内陆国，如在中亚地区的蒙古、阿富汗、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都是内陆国家，他们没有出海口。对外连通的唯一的办法就是修路，我们必须为他们修通道路提供支持。
这也是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倡议受到广泛欢迎的原因。这一倡议确实能促进互联互通，帮助人口快速流动，让他们的商品快速运输，节约更多的成本。对沿线国家来说，这就是发展。
亚投行并不是一家中国的银行，而是由57个成员国共同拥有。如果加拿大现在加入，将是第58个成员国。
中国企业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具有技术优势，你可以看到他们兴建的桥梁、道路都是世界一流的。中国企业的这些经验值得借鉴，因为从经济学上看，它是最划算的。
我想强调的是，如果有人去创建一家多边发展银行，这么做一点问题都没有。只要这家多边银行能够帮助人们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条件，这就没问题，不论它是由美国、澳大利亚还是中国推动建立的。
中国新闻周刊：当下世界秩序仍由发达国家主导，你认为像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应该如何提升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潘迪佳：如果中国和印度合作，将能创造奇迹。
首先，中国和印度的双边关系应得到促进，双边经济合作得到发展。如果我们共同合作，如果我们推动在印度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和印度将能紧密地走到一起，经济关系也将随之发展。那时世界将把目光转向这边。
21世纪是一个亚洲世纪，而不是美国或欧洲的世纪。所以作为发展中国家中的大国，不论是印度还是中国，应该承担起领导发展中国家的责任。我们有资金、有技术，如果我们能够共同合作，我们将能为亚洲消除贫困，让亚洲变得更团结。
需要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扮演起可靠的中间人角色”
位于北京金融街乙9号的亚投行（全称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总部大楼，在工作日里也显得格外安静。
亚投行副行长兼首席投资官潘迪佳的办公室在11层的西南角，办公桌上摆放着印度、印尼等国别的《油气年度报告》以及《经济学人》等专业书刊，临门的墙上，挂着北京地图和世界地图。
“蒙古、缅甸和泰国。”潘迪佳指着地图说。在他上任亚投行副行长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他已经考察过这三个位于中国周边的国家。
就在潘迪佳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的前一天，8月31日下午，在亚投行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加拿大财政部长比尔·莫诺正式宣布申请加入亚投行。这是首份来自北美国家的申请。潘迪佳预计，在现在57个成员国的基础上，亚投行将很快迎来二十多个新成员。
和“对手”一起合作
中国新闻周刊：对加拿大正式申请加入亚投行，你感到意外吗？
潘迪佳：加拿大是我们的朋友，此前已经清晰表示出要加入的意愿。在G20召开前，他们可能已经考虑了非常长的时间。在G20杭州峰会前夕，加拿大申请加入亚投行，对G20其他成员来说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现在亚投行已经有57个成员。新一轮的申请者必须在9月30日前提出申请，而后由亚投行理事会决定哪个国家获准加入。
目前已经有20多个国家递交了申请，我们希望迎来更多新成员。
中国新闻周刊：美国和日本会加入吗？
潘迪佳：我想它们现在愿意讨论这一议题了。如果它们加入，亚投行肯定欢迎。在和美国、日本保持沟通的同时，亚投行也在不断发展壮大。
中国新闻周刊：来到亚投行之前，你是一家印度公司的独立董事。为什么你选择加入亚投行？
潘迪佳：当得知我获准加入亚投行的消息时，我感到很惊喜。我曾经先后在印度邦政府、中央政府推动过基础设施项目。但在这里，我获得了一个以任职国际组织的形式帮助多国政府推动基础设施建设的机会。
所以这对我而言，是一个帮助这一地区人们的好机会。
中国新闻周刊：能否简要介绍一下你在亚投行的新团队，较之以往，有何特别之处？
潘迪佳：我们团队的宗旨是“精干、廉洁、绿色”，这是金立群行长提出来的。我们投资部门人数很少，目前不到20人，整个银行的工作人员也只有65人，但我们展现出了高效率。
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相比，世行有一万多名员工，亚行有三千多名员工，而我们才几十个人。在此状况下，我们需要向勤劳的中国人学习。
这是一个很多元的团队，成员来自巴基斯坦、印度、新加坡、西班牙、英国、德国以及中国等。虽然亚投行是由中国发起的，但多元化、协同工作是亚投行的标志。
亚投行还有另外一个愿景，就是要区别于世行、亚行等多边发展银行。我们希望变得不一样，而且人们对此的期待非常高。有来自亚洲国家的期望，也有来自欧洲、美洲国家的注视。对于现在的这支年轻团队来说，我们承受着许多压力，希望能创纪录地在短时间里变得非常高效，取得成功。在第一届年会上，我们就拿出了4个项目。
但另外一方面，即使我们刚成立，我们已经与亚行、世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形成了合作的文化，已经达成了3个联合投资项目。
这确实让一些人感到惊讶，因为一开始，很多人曾经将亚投行视为亚行、世行的非常大的竞争对手。但我们说“不”，这个世界很大，需要很多资金来解决基础设施需求。所以我们就走到了一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为了人类更好的福祉和发展。
很多重要的事情都是在咖啡厅里商议出来的
中国新闻周刊：亚投行是如何做到高效的？
潘迪佳：世行和亚行也一直在努力提高效率，也取得了很多成效。世行存在了70年，亚行存在了50年，我们并不需要一切从头开始，而是学习和借鉴世行和亚行经验和做法。
事实上，并不需要制定差异非常大的管理程序，我们要的是简单有效的程序和方法，提升项目质量。所以我们更多地要从他们身上学习最好的东西。
中国新闻周刊：据了解，现在有来自不同国家的很多项目都在向亚投行递交申请，亚投行是如何挑选投资项目的？
潘迪佳：首先我们会问，最优先的项目需求是什么？余下的项目则作为下一阶段来讨论。每个国家都有他们的重点项目，亚洲每年在基础设施上的资金缺口达到3万亿元。但我们资金有限，仅有200亿美元，我们不能仅仅借给一个国家，而是需要顾及不同的国家，所以需要选择那些需求最迫切、能够快速启动的项目。
中国新闻周刊：亚投行5位副行长分别来自不同的国家，你们之间的合作有障碍吗？另外，各个不同的部门间是如何协作的？
潘迪佳：5位副行长之所以能够被选出来，是因为都富有经验，有很好的才能，易于理解他人的工作，并能够容易适应新环境。
我曾经在不同层级政府中工作过30年;负责政策与战略事务的副行长冯·阿姆斯贝格曾经在世界银行工作过30年;负责公共关系的亚投行副行长亚历山大，曾经是英国政府财政部部长;亚投行副行长兼首席行政官拉克齐，曾是印尼政府的首席谈判官，曾管理过至少3万到4万名员工。
我们每个人都有着30年至40年的工作经历，知道全球发展需要什么，理解为什么亚投行会被创建。同时我们也清楚亚投行面对的挑战，以及如何工作才能让亚投行获得成功。此外，我们还有一位资深的行长，能够领导我们。
没什么特殊情况的话，每个周一，我们都一起开会。我们会讨论、分享信息，以确定未来一周我们需要做什么，制定我们的计划。与此同时，当平日里我见到他们，或是我们一起吃午餐，开部门会议，我们都会非正式地讨论起工作。 像我遇到法务部门的负责人，我说我将到缅甸考察项目，需要一名律师，他就会帮我安排一位律师;又如去哈萨克斯坦考察时需要见当地金融分析师，我就和负责金融的副行长提出要求，请他安排一位金融分析人员同行。
亚投行在管理层的氛围是相当和谐的，我们创立了一种文化，能够让我们像一支队伍一样工作。在中午，我们经常一边喝着咖啡、吃着午饭，一边讨论着工作。很多重要的事情都是在咖啡厅里商议出来的。
中国新闻周刊：在57个成员国中，有发达国家，有发展中国家，怎么来进行平衡？
潘迪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不同的标准和需求。譬如说我们已经投资的孟加拉电力输配系统升级扩容项目。有发达国家成员认为，孟加拉有5000-6000万人缺乏电力供应，但提交的项目仅能覆盖1250万人，当地还有人抱怨存在腐败。
我们则表示，我们的工作是构建互联互通。如果有人偷偷地拿钱，我们无法阻止他，但能够建立一套机制，写入贷款协议中，也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对此进行调查。
同时，我们也给工程师提供培训，并建立一套电脑注册系统，一旦他们登录系统，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他们的人身安全情况以及他们的工作进度。腐败可能难以避免，但尽可能保证过程的透明化，腐败现象就会减少，甚至达到最低水平。
也有人认为，孟加拉完善电力系统，需要铺设线路，沿线的农地将会受到影响。实际上，在许多国家发展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也都会有人受到影响，我们这一项目能够为数百万农民和当地农业发展提供电力。在项目准备时做的调研发现，绝大多数民众可能会因为这一项目获益。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诉求不同，亚投行需要通过对话弥合双方分歧，需要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扮演起可靠的中间人角色。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将无法迎来发展。
如果中国和印度合作，将能创造奇迹
中国新闻周刊：你如何评价由中国发起建立的亚投行？
潘迪佳：我关心的是，像印度、中国、印尼、中亚地区、巴基斯坦等，亚洲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发展滞后，未能满足人口增长带来的需求。我们要满足这些需求，就需要双倍地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增加我们的收入。那如何能做到呢？
中国在过去24年里成功让7亿人口脱贫，这证明了，我们能够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消除贫困。
那现在我们应该如何合理使用亚投行的这些资金？你可以看到在亚洲，许多国家是内陆国，如在中亚地区的蒙古、阿富汗、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都是内陆国家，他们没有出海口。对外连通的唯一的办法就是修路，我们必须为他们修通道路提供支持。
这也是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倡议受到广泛欢迎的原因。这一倡议确实能促进互联互通，帮助人口快速流动，让他们的商品快速运输，节约更多的成本。对沿线国家来说，这就是发展。
亚投行并不是一家中国的银行，而是由57个成员国共同拥有。如果加拿大现在加入，将是第58个成员国。
中国企业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具有技术优势，你可以看到他们兴建的桥梁、道路都是世界一流的。中国企业的这些经验值得借鉴，因为从经济学上看，它是最划算的。
我想强调的是，如果有人去创建一家多边发展银行，这么做一点问题都没有。只要这家多边银行能够帮助人们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条件，这就没问题，不论它是由美国、澳大利亚还是中国推动建立的。
中国新闻周刊：当下世界秩序仍由发达国家主导，你认为像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应该如何提升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潘迪佳：如果中国和印度合作，将能创造奇迹。
首先，中国和印度的双边关系应得到促进，双边经济合作得到发展。如果我们共同合作，如果我们推动在印度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和印度将能紧密地走到一起，经济关系也将随之发展。那时世界将把目光转向这边。
21世纪是一个亚洲世纪，而不是美国或欧洲的世纪。所以作为发展中国家中的大国，不论是印度还是中国，应该承担起领导发展中国家的责任。我们有资金、有技术，如果我们能够共同合作，我们将能为亚洲消除贫困，让亚洲变得更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