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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以后,日本经济快速增长。到了上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进一步稳定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可谓一枝独秀。与此同时,欧美发达国家却由于多种原因而陷入了经济停滞。
一国经济的发展,意味着其生产效率的提高。这必然提高其货币的购买力。而且,美国等国也非常愿意看到日元的升值,这样将会减弱日本出口工业品的竞争力。于是,1985年,美日英德法签订了著名的《广场协议》。《广场协议》签订以后的几年,日元币值差不多上升了3倍。
日元升值以后,日本的工业出口能力确实受到了相当的影响,但日本人也因此变得空前富裕了——他们手里的日元可以换来更多的美元。于是,手里拿着大把美元的日本人开始在美国大肆购买。这些挥舞着支票本的日本人好像对价格根本不屑一顾,他们似乎可以买下整个美国,“美国正在变成日本的第41个县”。
在这个看起来有些疯狂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让人瞠目结舌、匪夷所思的事情。一栋美国大楼打算卖给日本人。美国人报价4亿多美元,双方谈妥,就等日本人付钱了。日本人忽然拿来了新的合同书,上面写的价格是6.1亿美元,美国人对此莫名其妙。日方人员解释说,他们的老板头一天在吉尼斯世界纪录里看到,历史上单个大楼出售的最高价是6亿美元。他们想要打破这个纪录。
1989年,日本人购买美国资产达到了顶峰。这一年的6月,索尼公司宣布,他们以34亿美元的价格成功购买了美国娱乐业巨头、也是美国文化的象征之一——哥伦比亚影片公司。此前,三菱公司用14亿美元购买了洛克菲勒中心——这个代表美国进入全盛时期的伟大建筑从那时属于日本人了。
在洛杉矶,日本人掌握了闹市区几乎一半的房地产;在夏威夷,96%以上的外国投资来自日本,并且主要集中在饭店、高级住宅等不动产方面。从1985年到1990年,日本企业总共进行了21起500亿日元以上的海外并购,其中有18起的并购对象是美国公司。到80年代末,全美国10%的不动产已成为日本人的囊中之物。
目睹本国众多有影响的大公司、大产业转而由日本人充当老板,美国舆论惊呼,这简直是二战期间袭击珍珠港后,日本第二次入侵美国。
日本人一时风光无限,很多日本人为自己在世界范围内的疯狂购买沾沾自喜。多年来只能对美国唯唯诺诺的日本似乎看到了自己有望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
不过,没过多长时间,日本人就感到了事情没那么简单。三菱公司购买洛克菲勒中心不久,就因为经营不善,难以承受巨额亏损,不得不以半价再次卖给原主。索尼购买哥伦比亚影片公司的行为,后来也被证明是日本亏损最大的企业并购案。虽然索尼最终实现了向娱乐公司转型的战略,但花费了更多的成本和时间。轻率的购买行为不是加速而是延迟了索尼战略的实现。
圆石滩高尔夫球场转让案更典型地表现了那些收购美国资产的日本企业的结果。
1990年9月,日本人熊取谷稔拍出8.4亿美元,一举买下了圆石滩高尔夫球场以及风景优美的“17英里公路”。熊取谷稔的如意算盘是想在日本出售1000张圆石滩球场100万美元一张的会员卡,这样一下就可得到10亿美元,减去8.4亿美元,还有1.6亿美元好赚。
但是会员卡销售并没按熊取谷稔设想的那样顺利地进行,给他提供资金支持的日本银行出现了麻烦。到了1998年,他终于扛不住了,把高尔夫球场以8.2亿美元的价钱卖还给美国人。
日后算账,人们发现,在这场买进卖出中,损失最惨的就是当年豪气冲天的熊取谷稔。而那位当年的卖主美国人马文·戴维斯则赚头最大。1978年他买进这个球场时只花了7200万美元。1990年卖给日本人则拿到了8.4亿美元。
进入90年代以后,日本逐渐没有了大量收购美国资产的势头。以前收购的那些资产许多变成了经济包袱,不但不能带来收入,还要想办法摆脱。计算机等新技术的迅速发展,更降低了日本收购的那些传统产业的盈利能力。最终,人们不得不承认,当初那些被认为目光短浅、唯利是图的美国资产出售者其实是对的。他们不但在出售资产时没有吃亏,把那些资产日后可能的盈利都提前变现了。而且,出售这些过时的企业资产得到的大量资金,为新技术革命奠定了基础。始终只考虑经济指标的美国商人不但赢得了经济效益,也没有因此失去美国,而且还在未来的发展中再次抢得先机。
日本人也不得不承认,他们当初的许多购买行为没有严格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日元升值带来的财富膨胀让他们头脑发热,高估了自己的能力。日本人往往是出于非经济目的而购买那些资产的,所以他们特别热衷于那些在美国有巨大影响的资产,至于这些资产能不能在日后带来足够的收益,他们并没有进行足够认真的考虑。而以后的局势发展也让他们为自己忽视经济规律的行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美国的成功,实际上来自于制度的优势。通过出口工业品挣到了大笔美元的日本,当他们想要购买外国资产时,为什么大多选择美国呢?正是因为美国有可靠的产权保护,有优良的经营环境,有完善的法律制度。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虽然有舆论批评,但因为美国社会对私有产权和市场自由交易的充分保护,美国商人可以坚持按照市场规律办事。他们不必屈从政府或者公众的意见。也就是说,企业家的眼光和头脑始终有机会发挥作用。而美国也因此总能够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最大限度地发现成功之路。
摘自《新世纪周刊》
一国经济的发展,意味着其生产效率的提高。这必然提高其货币的购买力。而且,美国等国也非常愿意看到日元的升值,这样将会减弱日本出口工业品的竞争力。于是,1985年,美日英德法签订了著名的《广场协议》。《广场协议》签订以后的几年,日元币值差不多上升了3倍。
日元升值以后,日本的工业出口能力确实受到了相当的影响,但日本人也因此变得空前富裕了——他们手里的日元可以换来更多的美元。于是,手里拿着大把美元的日本人开始在美国大肆购买。这些挥舞着支票本的日本人好像对价格根本不屑一顾,他们似乎可以买下整个美国,“美国正在变成日本的第41个县”。
在这个看起来有些疯狂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让人瞠目结舌、匪夷所思的事情。一栋美国大楼打算卖给日本人。美国人报价4亿多美元,双方谈妥,就等日本人付钱了。日本人忽然拿来了新的合同书,上面写的价格是6.1亿美元,美国人对此莫名其妙。日方人员解释说,他们的老板头一天在吉尼斯世界纪录里看到,历史上单个大楼出售的最高价是6亿美元。他们想要打破这个纪录。
1989年,日本人购买美国资产达到了顶峰。这一年的6月,索尼公司宣布,他们以34亿美元的价格成功购买了美国娱乐业巨头、也是美国文化的象征之一——哥伦比亚影片公司。此前,三菱公司用14亿美元购买了洛克菲勒中心——这个代表美国进入全盛时期的伟大建筑从那时属于日本人了。
在洛杉矶,日本人掌握了闹市区几乎一半的房地产;在夏威夷,96%以上的外国投资来自日本,并且主要集中在饭店、高级住宅等不动产方面。从1985年到1990年,日本企业总共进行了21起500亿日元以上的海外并购,其中有18起的并购对象是美国公司。到80年代末,全美国10%的不动产已成为日本人的囊中之物。
目睹本国众多有影响的大公司、大产业转而由日本人充当老板,美国舆论惊呼,这简直是二战期间袭击珍珠港后,日本第二次入侵美国。
日本人一时风光无限,很多日本人为自己在世界范围内的疯狂购买沾沾自喜。多年来只能对美国唯唯诺诺的日本似乎看到了自己有望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
不过,没过多长时间,日本人就感到了事情没那么简单。三菱公司购买洛克菲勒中心不久,就因为经营不善,难以承受巨额亏损,不得不以半价再次卖给原主。索尼购买哥伦比亚影片公司的行为,后来也被证明是日本亏损最大的企业并购案。虽然索尼最终实现了向娱乐公司转型的战略,但花费了更多的成本和时间。轻率的购买行为不是加速而是延迟了索尼战略的实现。
圆石滩高尔夫球场转让案更典型地表现了那些收购美国资产的日本企业的结果。
1990年9月,日本人熊取谷稔拍出8.4亿美元,一举买下了圆石滩高尔夫球场以及风景优美的“17英里公路”。熊取谷稔的如意算盘是想在日本出售1000张圆石滩球场100万美元一张的会员卡,这样一下就可得到10亿美元,减去8.4亿美元,还有1.6亿美元好赚。
但是会员卡销售并没按熊取谷稔设想的那样顺利地进行,给他提供资金支持的日本银行出现了麻烦。到了1998年,他终于扛不住了,把高尔夫球场以8.2亿美元的价钱卖还给美国人。
日后算账,人们发现,在这场买进卖出中,损失最惨的就是当年豪气冲天的熊取谷稔。而那位当年的卖主美国人马文·戴维斯则赚头最大。1978年他买进这个球场时只花了7200万美元。1990年卖给日本人则拿到了8.4亿美元。
进入90年代以后,日本逐渐没有了大量收购美国资产的势头。以前收购的那些资产许多变成了经济包袱,不但不能带来收入,还要想办法摆脱。计算机等新技术的迅速发展,更降低了日本收购的那些传统产业的盈利能力。最终,人们不得不承认,当初那些被认为目光短浅、唯利是图的美国资产出售者其实是对的。他们不但在出售资产时没有吃亏,把那些资产日后可能的盈利都提前变现了。而且,出售这些过时的企业资产得到的大量资金,为新技术革命奠定了基础。始终只考虑经济指标的美国商人不但赢得了经济效益,也没有因此失去美国,而且还在未来的发展中再次抢得先机。
日本人也不得不承认,他们当初的许多购买行为没有严格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日元升值带来的财富膨胀让他们头脑发热,高估了自己的能力。日本人往往是出于非经济目的而购买那些资产的,所以他们特别热衷于那些在美国有巨大影响的资产,至于这些资产能不能在日后带来足够的收益,他们并没有进行足够认真的考虑。而以后的局势发展也让他们为自己忽视经济规律的行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美国的成功,实际上来自于制度的优势。通过出口工业品挣到了大笔美元的日本,当他们想要购买外国资产时,为什么大多选择美国呢?正是因为美国有可靠的产权保护,有优良的经营环境,有完善的法律制度。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虽然有舆论批评,但因为美国社会对私有产权和市场自由交易的充分保护,美国商人可以坚持按照市场规律办事。他们不必屈从政府或者公众的意见。也就是说,企业家的眼光和头脑始终有机会发挥作用。而美国也因此总能够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最大限度地发现成功之路。
摘自《新世纪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