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白居易是一个孤独寂寞的诗人。他的诗虽然广为流传至今,但不少人也颇有微词。究其原因,主要是评论者忽略了知人论世,没有从白居易所处的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等背景对他作全面的历史考察,而且对他提出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文学主张也只作孤立静止的理解。在文学的长河中,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主流,在白居易时代,白居易的诗论和诗歌创作应该是那个时代的文学主流。
　　【关键词】知人论世 人民性 真实 常语
　　
　　审视中国古代文学的流势,以先秦散文、《诗经》、《楚辞》为发端,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线路: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章回小说;同时,我们也发现,文学越来越走向社会的底层,它的语言由民间口语到文言再到白话,它的内容由国家、自然宏大题材逐步转到描摹人生世相,它的受众由帝王将相蔓延扩大到了凡夫俗子。其间,白居易的诗歌理论和诗歌创作对这个转向起到了一定的桥梁作用。本文不拟分析白居易诗歌创作的特色及文学史地位,只对其诗论略作讨论。
　　《论语·阳货》:“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虽然提出“兴观群怨”说的目的是为了“事父”、“事君”,为统治者服务,而且还以“仁”、“礼”为其轴心,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学本身内在的特征。因此,汉时的《毛诗序》在这个经典性观点启示下,提出了“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文学理论,更进一步地强调了诗歌必须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三国时的曹丕更是夸大了诗歌的政治作用——“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直接把诗歌与政治折射出来的事功等同。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指出,社会现实影响文学的发展,时代的政治,必然要反映在文学创作之中,他说:“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钟嵘在《诗品序》中也极力推崇群怨说。陈子昂则标举、倡导“汉魏风骨”的大旗,横扫着齐梁“采丽竞繁”之诗。一代诗仙李白感慨正声久不作,反对倚丽侈靡,崇尚清真自然的文艺:“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则说齐梁陈隋众作“等蝉噪”。
　　正如恩格斯所说:“历史思想家……在每一科学部门中都有一定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从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并且在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过了自己的独立的发展道路。”(《致弗·梅林》)鲁迅也对新旧文化、新旧文学的关系问题作了精辟论述:“新文化仍然有所承传,于旧文化也仍然有所择取。”(《〈浮士德与城〉后论》)白居易的诗论正是根植于前代文论的土地上收获得来的果实。
　　“诗到元和体变新”。元和新体,其中一派就是以白居易为首,元稹、张籍、王建、李绅等为羽翼。白派诗人继承了杜甫的敢于正视现实、抨击黑暗的方面,并且进一步使自己的语言变得更为通俗流畅、生动感人。“梁陈间,率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白居易《与元九书》);唐代宗大历时期(766—779年)的诗人,多着笔于时序的迁流、节物的变化、人事的升沉离合等方面的描绘,贯串了悯乱哀时的情绪。白居易于是在《新乐府序》中针对性地提出了“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的主张,并在《策林》、《与元九书》等文中作了详尽的生发。
　　《新乐府序》:“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意为作诗应首重内容而不应把笔墨花在雕章镂句上。这个主张既继承了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又批评了以大历十才子为中心的形式主义诗歌,因此,在当时诗坛激起了千重浪。“不系于文”并非说白居易不重视词句的推敲、锤炼,他在《与元九书》中把诗歌比作植物,认为“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强调了情、言、声、义的关系。宋代何蘧《春渚纪闻》记载:“白香山诗词疑皆冲口而成,及见今人所藏遗稿,涂窜甚多。”也可参证。
　　白居易又说:“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静观中国历史,每当一个新的阶级出现时,他们发表的言论、文学语言大多是过激的,但也是质朴切中要害的。“意激而言质”,白居易以刺为主的诗的语言,虽来自儒家诗教,但却挣脱了儒家“温柔敦厚”诗教的束缚,正因为违背了“主文而谲谏”的要求,悖离了用隐约的言辞谏劝而不直言,所以历代以正统自居的文人才目之为“俗”、“其词浅近”。事实上,他的不少诗篇可谓“言浅意深,意微而婉”,达到了“风人之能事”的地步。他的《杜陵叟》一诗,诗题下自注“伤农夫之苦”:旱灾霜害,长吏却“急敛暴征求考课”,致使农夫“典桑卖地纳官租”,当皇帝下诏免除租税的消息传到农夫耳里时,“十家租税九家毕”。白居易最早最有力地在诗中揭穿了这种封建统治者惯演的双簧戏。诗人用通俗流畅的语言,不可能不使“闻之者深诫也”。
　　《诗经》是采诗官采来供帝王“正得失”的。白居易深知此道,于是提出了“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要求诗歌所写内容必须真实可靠,使采诗者得到的是经得起核对的可靠事实,目的是“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白居易《与元九书》)。他的讽谕诗全是“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白居易《寄唐生》)之作。所写如不真实,“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衰矣”。针对当时的“铭勋皆太公,叙德皆仲尼”(白居易《秦中吟·立碑》)等“虚美”“愧辞”,诗人认为这是“诬善恶而惑当代,混真伪而疑将来”(白居易《策林六十四》)。在《新乐府·青石》诗里,他自比青石,“不愿作人家墓前神道碑,坟土未干名已灭;不愿作官家道旁德政碑,不镌实录镌虚词”,继承了司马迁的“尚实录”以及王充的“务实”、“疾虚妄”还有刘勰的“事核而言炼”、“要约以写真”的观点。当然,白居易的“事核而实”,并非认为文学只写生活的真实,而忽视了艺术的真实。他的《卖炭翁》即是艺术真实的典范。
　　在《策林六十八》中,白居易要求“为文者必当尚质抑淫,著诚去伪”。重视内容,具有真实性,深刻地反映现实的作品才是好作品,而当时的“秉笔之徒,率尔而言者有矣,斐然成章者有矣”。“率尔而言”,不加琢磨,易有粗野之嫌;“斐然成章”,堆砌词句,必陷于华词丽藻浮华之地。他认为不真的作品会把善恶是非颠倒,从而失去“上以纽王教,系国风,下以存炯戒,通讽谕”的作用,就会出现“惩劝之道缺”、“补察之义废”的恶果。他还形象地把“淫词丽藻”比为“稂莠秕稗”,他建议皇帝应下令有司像“农者耘稂莠,簸秕稗”那样“删淫辞”、“削丽藻”,奖励质朴之作,禁绝形式主义之文,如此才可使“皇家之文章”与“三代同风”。诚然,这样的建议当时的皇帝是不可能采纳的,但正如刘泽华所言: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行政权力支配社会”,政权高于一切、决定一切,经济、哲学、文学、教育、伦理等最后总是通过不同的道路归结为政治。白居易的诗论、讽谕诗最后也就必然归结为政治。
　　路易·阿尔都塞认为:“艺术在意识形态中诞生,在意识形态中浸润,作为艺术把自己从意识形态中分离出来,而暗示意识形态。”白居易的诗论和诗歌创作虽然不如杜甫的深沉广阔,但也并非如同奏启、表章,它毕竟已从政治中分离出来,而又暗示了政治。
　　宋代惠洪《冷斋诗话》记载了白乐天作诗老妪能解的故事,虽似夸张,但可见他对“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的自然通俗的语言的执著追求。这样,也就扩大了诗歌的社会影响。清人刘熙载在《艺概·诗概》中曾给予白居易很高的评价:“代匹妇匹夫语最难,盖饥寒劳顿之苦,虽告人人且不知,知之,必物我无间者也。……白香山不但如身入闾阎,目击其事,直与疾病之在身者无异。”他接着又说:“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得。”
　　晚年的白居易,由于体弱多病,诗友元稹去世,所以意志消沉,诗风顿变,多怡情悦性、流连光景之作,如《秋雨夜眠》、《白云泉》等,一种安适闲淡、寂寞清净、随遇而安、出世归隐的情调溢于字里行间,这种情调后来胡适作了挖掘:“古代的道德也大抵注重个人修养。……虽然也有自命兼济天下的道德,然而终苦于无法下手,无力实行,只好仍旧回到个人的身心上,用功夫,做那内心修养。”(《胡适文选》)
　　★作者单位:云南省禄丰县第一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