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新时代，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为民族音乐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土壤，传统音乐乐谱的收集、整理、出版与研究 工作得到了新的历史发展机遇。作为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首获国家出版基金（2018）资助项目，以及中宣部中华民族音乐传承出版工程子项目资源数据库的内容之一，“来自田野的声音——中国传统音乐乐谱汇编”以其时代性、数字性、标准性与平台性等鲜明特色成为备受关注的成果之一。“来自田野的声音——中国传统音乐乐谱汇编”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融合出版方式，尤其是在引入新媒介进行传播等方面做出了有益探索与实践。
【关 键 词】国家出版基金;中华民族音乐传承出版工程;“来自田野的声音——中国传统音乐乐谱汇编”
【作者单位】余原，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中图分类号】J63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1.18.011
近日，经国家出版基金管理委员会批准，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因在“来自田野的声音——中国传统音乐乐谱汇编”等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中的出版质量、社会效益、项目管理等方面表现突出，获得了“优秀项目承担单位”的荣誉。作為一家大学出版社，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依托学校优质的学术资源，深入挖掘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不断地实现自我发展。中国传统音乐发展历史悠久，流传地域广阔，体裁与品种丰富多样，是中华民族重要的物质与精神财富。其口头传承资料丰富，但被完整记录并流传下来的书面资料相对有限，音乐本体难以保存，而民族音乐学研究离不开科学性与准确性兼具的第一手乐谱资料。21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成为研究中搜集材料的新渠道，它有诸多便利，也能产生人与音乐的体验，但人与人、人与环境之间的体验是网络所给予不了的，田野调查仍然是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基本前提与途径[1]。如今，虽然搜集（乐谱）资料不是田野工作的唯一目的，但兼具科学性与准确性的第一手乐谱资料仍是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基石。民族音乐学学者一次次的实地调查为民族音乐学研究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与书斋里的文献完全不同，这种真实的体验对调查者来说是宝贵的，由此得来的田野资料作为研究的起点与支点也更为可靠、鲜活。
一、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概况
中国传统音乐的现代整理、传承与保护工作自20世纪初开展以来至今已有百年，杨荫浏、曹安和等老一代音乐学家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传统音乐的整理、传承与保护工作侧重收集与整理。相关研究中，要数袁静芳[2]、钟思第[3]的两篇论文颇具代表。而西方民族音乐学家早期以研究世界音乐为主，因此他们在世界音乐范畴搜集了一定数量的音乐，成立了一批音响档案馆和乐器博物馆等。近几十年来，随着民族音乐学在欧洲的发展，出于不同的研究思维，以乐谱搜集为主的研究不再是重点，但搜集工作并没有停止，特别是在联合国“非遗”保护基金会的支持下，一些研究音乐的非主流国家开始关注本民族文化，整理本民族音乐并小规模地出版乐谱，但体量远不如中国。
新时代，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为民族音乐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土壤，传统音乐乐谱的搜集、整理、出版与研究工作得到了新的历史发展机遇。自2017年中宣部“中华民族音乐传承出版工程”项目正式启动，截至2020年底，该项目共计出版了80余小时的录音制品和40余种乐谱图书[4]。其中，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来自田野的声音——中国传统音乐乐谱汇编”丛书（张伯瑜主编，以下简称“汇编”）以其时代性、数字性、标准性与平台性等鲜明特色成为值得被关注的成果之一。“汇编”全10册，纸质乐谱与配套音频线上线下同步发行。丛书根据多位学者近年来田野调查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整理而成，旨在为传统音乐发展史的梳理与研究积累资料，为研究传统音乐的传承与变迁提供翔实、全面的资料[5]。“汇编”以其深挖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选题视角成为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首获的国家出版基金（2018）资助项目，共覆盖5项国家级“非遗”、3项省级“非遗”以及1项自治区级“非遗”;2019年12月31日，“汇编”被《音乐周报》评为2019年“年度十大音乐出版物”之一。“汇编”采用的是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相结合的现代传播模式，乐谱与音频除了以实体出版物的形式发行，9个数字音频专辑于2019年秋陆续上架腾讯音乐（TME）旗下的QQ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数字音乐平台。2020年5月，项目的513首乐谱、1310分钟音频以数字形式列入“中华民族音乐传承出版工程”子项目资源数据库。乐谱与音频的使用场景和价值得到了最大限度地挖掘。
笔者结合担任该项目执行人与作者之一的亲身经历，从研究思路、音乐品种的选择标准、乐谱与音频多载体和多样态呈现方式等角度，总结“汇编”丛书的特点、价值与不足，以期为中华民族音乐传承出版工程后续工作提供借鉴。
二、“汇编”的特色
1.采用“宏观—微观—宏观”的研究思路，实现非遗传人、学者与出版方三方的紧密合作
中国传统音乐是汲取中国智慧、彰显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的重要形式。“汇编”致力于构建一种新型的、更为有效的中国传统音乐的保存与传播方式。它改变以往中国传统研究中常用的音乐成果层层上报的工作方式，而是秉持“宏观—微观—宏观”的研究思路，实现非遗传人、学者与出版方三者的直接沟通与协作，减少因中间环节过多可能引发的信息流失或差误，为准确、客观、完整地呈现传统音乐原始样貌提供有效保障。可以说，“汇编”是三方紧密合作的劳动成果与智慧结晶：出版方负责项目策划;非遗传人负责提供活态音乐样本及珍贵历史文本，部分参与记谱、校订工作;学者承担学术高度的宏观把控，选择微观视角，聚焦某一乐社、地区或音乐品种，对其进行调查记录，完整且全面地收集乐谱与音频资料，使之前以口耳为主要传承途径的传统音乐通过出版获得物质性的记录方式，使学术研究有可据之本。 2.被选音乐品种具有典型性、示范性或历时性，资料采集深入、透彻、全面
“汇编”挑选的传统音乐品种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乐谱与音频资料相对完整。一方面，其涵盖的音乐品种分布区域广泛，既有北方京畿之地的传统乐种，又有西南的云南洞经音乐、西北甘肃的渭南小曲戏、河西走廊西端的阿克塞哈薩克族自治县民歌;丛书形式不仅有利于保存不同地域范围内的传统音乐，也有利于进行不同地域传统音乐的比较性分析与研究。另一方面，“汇编”的作者群把研究触角深入传统音乐文化的机理之中，力求做得深、做得透、做得完整，以乐谱呈现乐社或民间组织的传承与变迁，乃至整个社会的文化变迁。这样的选题具有典型性与示范性，符合现代学术理念，对于传统音乐的保存、传承和学术性研究起到推动作用。
如《河南新乡市小咚鼓乐谱辑录》完整地收录了“小咚鼓艺术”演奏的22支锣鼓牌子;《云南省个旧市大屯镇洞经会乐谱辑录》是对化善坛洞经会29首乐曲中大部分乐谱及音频的全面呈现，较好地保存了洞经谈演形式的历史原貌，为此类音乐的保存与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全国<茉莉花>乐谱辑录》共收集了63首《茉莉花》音乐，分为“民歌”“曲艺”“戏曲”“器乐”四大类，按照采集地区编排，较为完整地记录并展示了《茉莉花》数十种不同形态。
再说历时性，《河北省固安县屈家营音乐会乐谱辑录》收录了20世纪40年代记录的工尺谱影印文件、1993—2012年的器乐演奏录音、2012年工尺谱念唱录音以及根据这些录音记谱而成的三谱对照版乐谱，丰富的资料来源使得该研究具有历时性意义;河北省白洋淀圈头村“音乐会”有一份手抄的、年代不详的传谱，保存乐曲55首，《河北省白洋淀圈头村音乐会乐谱辑录》收录了该抄本目前能够演奏的37首乐曲，分类清晰，体系完整;《河北十番乐乐谱辑录》收录了河北地域最典型的十番乐种的4本三谱对照版乐谱，内附最早可追溯至清光绪年间的工尺谱抄本，书中77首曲牌是目前研究河北文十番最为全面的曲牌，也是对河北十番乐宫调体系和音乐形态特征进行考察与分析的最重要、最可靠的曲谱依据;山西八大套是晋北鼓吹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山西八大套乐谱辑录》采用的版本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海军政治部文工团笙演奏家任贵和、管子演奏家张计贵，天津歌舞剧院唢呐演奏家殷二文三位山西演奏家于2008年共同整理而成，让失传近一个世纪的“八大套”重焕新生，配套音频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晋北鼓吹唢呐艺术代表及传承人卢补良演奏，充分地体现了晋北鼓吹的传统风味与艺术特征;《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民歌乐谱辑录》经历了2014— 2018年的三次采风，最后整理出阿克塞哈萨克族民歌68首，以情歌为主，乐谱后附有歌词大意，主要用冬不拉、库布孜、斯布孜额、斯尔那依等哈萨克族乐器伴奏，采风对象中包括两位国家级阿依特斯传承人，即库来木·塔依班（女）与沃斯尔汉·加尼木汉（男）;《甘肃省定西市通渭小曲戏乐谱辑录》所含音乐品种多元、兼容的特征对于研究隋唐燕乐、南北俗曲和明清时调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上述音乐品种均被国务院批准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3.丰富、翔实的乐谱与音频材料
“汇编”用五线谱、简谱、工尺谱、状声字谱（锣鼓经）等完整地记录了十个传统音乐种类，皆为经艺人们口传后，由学者们记录和整理的成果，为传统音乐的乐谱与音频资料建设做出了切实努力，为音乐实践者保存音乐提供了有效途径，也为国内外关注传统音乐的人们提供了一个了解该领域知识的途径与媒介，对挖掘、抢救、整理、保护、传承和发展中国优秀民族音乐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1）两种乐谱或三种乐谱对照呈现，成为连接古代—现代、民间—学府的桥梁
“汇编”不但在学术观念上具有认识传统乐谱的新观念，还把所有乐谱均以五线谱—简谱—工尺谱对照形式呈现，个别乐谱还带有歌词（或经文），使之具有被计算机语言识别的基础，以便研究者对乐谱进行数字化整理。工尺谱是民间音乐十分珍贵的文献，原先出版界把这类记谱归为乡野之物，技术上难以做到三种乐谱相互参照的样式。而出版社具备三种谱式对照的打谱、排版与印刷技术，才有了《河北十番乐乐谱辑录》等书中三谱对照的形式，可以让读者更好地了解音乐品种工尺谱与演奏谱的发展历史，以及乐谱中骨干旋律与演奏中的传承与变迁。
“汇编”的出版让经过音乐学训练的新一代音乐学学者获得了一次展示其记录成果的机会。比如《云南省个旧市大屯镇洞经会乐谱辑录》是根据大屯镇“化善坛”所用简谱手抄本转译的，并在打击乐记谱方式、个别音符的音区及五线谱、打击乐的总谱谱式法等方面有所调整。这样所得的文本可谓是音乐学研究最可靠的资料。“三种乐谱之间呈现的对照，就是连接古代、现代，民间、学府的桥梁，让后人可以通过这座桥梁，穿越古今”，音乐学专家项阳如是评价。
（2）对状声字谱的创意处理
《山西省河津市丧葬锣鼓乐谱辑录》主要采用状声字谱（俗称锣鼓经）记谱，在节奏的划分等方面具有自己的特色。比如状声字方面，以往河津锣鼓的传承主要靠口传心授的方式，用乐谱记录的方式极少。20世纪90年代前后，各村逐渐开始用锣鼓经或符号谱记录乐谱。由于各村落情况各不相同，为研究之便，杨高鸽将谱字统一为：“且”=钹与铙（或钹单独演奏）;“当”=锣;“九”=铙，并在用法不同的各村锣鼓乐套曲前标注了原有谱字或符号标记，以如实反映民间原有的记谱方式。在节奏划分方面，考虑到中西方音乐节奏特点的不同，该书在记谱时按照节奏的停顿感来划分小节，并逐一标记拍号。此外，为方便读者了解各乐器之间的配合情况，该书在附录中选取了7个村落的传统套曲，用锣鼓经加总谱的方式记谱。
自2002年河南省新乡市小咚鼓鼓队牛如顺、牛光武、牛发平等几位成员将鼓歌按照状声字的形式记录下来以后，小咚鼓开始采用口传心授与阅读、背诵锣鼓谱相结合的传承方式。其中的状声字采用的是民间艺人们长期以来惯用的一种拟声字，如“拿、搂、亿、故、得、豆、通、突”等。通常，每一个状声字代表一种乐器音色，这些音色可以是一件乐器的独奏音色，也可以是几件乐器的组合音色。正是民间艺人不断探索和创造的精神，使小咚鼓音乐能够以书面形式得到传承。该书作者赵君特意创制的字母谱，能够更好地为受过专业训练的读者呈现小咚鼓音乐，尤其是呈现每种乐器的节奏和演奏方式。 4.实现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同步，引入数字音乐平台进行传播
无论乐谱记录得如何详细，初学者看谱是无法演唱或演奏出中国传统音乐精髓的，因此，为了兼顾演奏者与研究者的不同需求，“汇编”的乐谱与配套音频不仅以纸质图书与光盘的形式线下发行，出版后还入驻中华民族音乐传承出版工程子项目，音频另上架腾讯音乐旗下数字音乐平台，立体化地呈现了特定音乐品种当下的样貌，帮助读者通过在框架谱与实际音频的比对中“看谱听音”，全方位地体会中国传统音乐的神韵。
腾讯音乐是少数可实现盈利的主流播音乐平台。2018年，腾讯音乐TME上市，腾讯音乐在线音乐平台的数字音乐价值开发形式是腾讯音乐独树一帜的特色[6]。因此，“汇编”与其合作便产生了协同效应，使图书的音频内容裂变为用户规模庞大的数字音乐产品，如移动音频、数据库音频等，并借助流媒体（即在线音乐播放）的蓬勃态势使出版社获得了一定的版权收益。
5.“汇编”与作者群的研究成果密切相关
“汇编”的主编及作者团队中有多名中央音乐学院艺术学博士，他们拥有丰富的田野工作经验，并多年从事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夏旭东等非遗传人的参与保证了演奏的“原汁原味”与乐谱的准确性。“汇编”的出版为学者们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充足的研究养分，这些乐谱辑录有助于揭示乐种背后隐含的深远意义，帮助学者们陆续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如专著《河北十番乐音乐研究》《变革社会中的中国传统音乐——河北省白洋淀圈头村“音乐会”的调查研究与音乐收集》《白洋淀上的一颗民间音乐明珠——圈头村“音乐圣会”》《古乐新生——屈家营音乐会璀璨征程》《八音古韵》等，论文《云南蒙自地区洞经经牌“五支半”分析》《谁是听众？由信仰所维系的云南洞经谈演》《河津丧葬锣鼓研究》《河南小咚鼓研究》等。
三、“汇编”的不足
1.数字乐谱格式不理想且专业打谱软件缺失
一方面，乐谱在数字化时采用了基于打谱软件导出生成的PDF格式，这并不是最理想的一种格式，基于Web的音乐记谱Music XML格式更为理想，其携带信息最多，并可在140种音乐软件中读取或者导出乐谱。这种格式乐谱的背后是一个个代码，这些代码能将音乐艺术与计算机联系起来，让乐谱中的所有信息变成元数据，使之易于搜索、归类、重新开放或利用。另一方面，数字化时代的一系列打谱软件和商业软件系统大多是针对五线谱而开发，中国传统音乐的乐谱有及其复杂的字符和微妙变化的符号，暂时无法用统一的标准进行计算机语言识别，导致乐谱出版与音乐传播遭遇时间和空间的局限，因此亟须开发能够满足中国传统音乐乐谱输入、识别等需求的相关软件。
2.难以实现与用户的互动
“汇编”实体出版物与数字产品暂时还不能很好地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分众化需求，虽然它较好地结合了新媒体来拓宽传播人群，但尚不能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难以与用户产生互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丛书传播的覆盖面与传播效果。
3.缺少视频材料与舞谱
“汇编”的采风视频资料因品质参差不齐，此次未能随乐谱一起出版，导致丛书的可视化呈现不够。少数民族音乐的“歌”“舞”往往是不分家的，若能把舞谱加以整理，与乐谱一起出版，将对音乐品种的描述更全面、更完善。
四、对“汇编”的思考
“汇编”以其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出版方式成为新时代中国传统音乐收集与出版工作里值得关注的成果之一，具有时代性、数字性、标准性与平台性等鲜明特色，对中华民族音乐传承出版工程后续工作具有以下启示。
1.集音乐采集、整理、数字化、出版、传播与应用于一体
中国传统音乐的收集与出版工作应按照传统方式对传统音乐进行采集与整理，获取第一手资料后，在确保资源的真实性与客观性的基础上，以原样记录的曲谱作为传统音乐的物质性记录;利用全媒体提高音乐出版的应用性，在制作乐谱时，编辑要考虑乐谱如何适应数字印刷与出版的需求，对相关乐谱、影印版工尺谱、音乐等进行数字化编辑与转化，以数字化的形式存储在光盘和数据库中，使书中资源在现代数字信息技术的支持下突破传统意义上的保护与传承范式，这也对长久地、安全地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濒临失传的）具有深远意义。
2.打造图书、音视频多媒体产品矩阵，线上线下推广双管齐下
要顺应历史潮流和时代的发展，适应互联网时代带来的传播方式的改变，注入数字思维，积极拥抱数字技术。利用不同媒介的特点，针对市场需求与用户需求利用大数据进行收集、整理与分析，突破媒体屏蔽，充分利用新媒体的传播优势，发挥人工智能技术，运用5G技术、区块链技术解决好数字乐谱的音视频呈现及音乐版权等问题。
3.巧妙应“变”，注重版权管理
“变”是民族传统文化的常态。大到全人类，小到一个族群，它的文化永远处在不断地“变异”中[7]。如果我们想保留中国自己的历史和文化记忆，保持自己的文化身份认同，纯正的传统音乐是我们能够体现这种记忆和认同的音乐[8]。无论如何变化，关键是我们如何以传承为核心，推陈出新，追踪传统音乐变迁的轨迹。鉴于“汇编”数字出版及其与新媒介的合作，基于前期对版权问题的预设与有效管理，出版机构可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在版权方面的优势，积极扮演好内容版权管理者的新角色。
4.搭建面向海内外的专业性民族音乐资源平台
出版机构应适应“非遗”传承与发展的需求，运用“专业知识服务”理念，打造包含原创音乐作品乐谱多媒体资源库、传统音乐乐谱及文献多媒体资源库等多方面内容的专业性平台，这对我国传统音乐等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建设面向海外的中国最权威的民族音乐资源平台益处良多，让世界了解并能欣赏中国传统音乐，进而了解和喜爱中国文化，提高我国的国际影响力。
五、结语
中国传统音乐乐谱的发展历史与现状研究需要相关领域学者的共同关注与不懈努力，只有将传统音乐乐谱的搜集、整理、出版与研究工作长期、扎实地开展下去，才有可能逐步改变传统音乐乐谱匮乏的局面，才能为传统音乐的记录与传承以及基于此基础上的分析与研究工作铺平道路，才能使中国传统乐学理论的建构获得强有力的材料支撐。
“汇编”丛书正是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回应时代关切、在扎实践行党中央决策的基础上展开的，是将保护、传承与弘扬传统音乐文化落到实处的成果之一。丛书自出版以来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该社也在运行该项目的过程中获得了一定的内生力。其出版使传统音乐文化在多元文化并存的当今社会得到了更完整的记录与更充分的展示，为进一步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与内涵提供了物质保证，也为中华民族音乐传承出版工程后续工作提供了有益启示。
|参考文献|
[1]张伯瑜. 再议民族音乐学的田野工作[J]. 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4（2）：48-54.
[2]袁静芳. 一项跨世纪的宏伟文化保存工程：《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的出版与乐种学学科建设[J]. 音乐研究，2005（1）：28-37.
[3]钟思第，吴凡.字里行间读《集成》：评宏伟卷册《中国民族民间音乐集成》[J].中国音乐学，2004（3）：103-128.
[4]中国传媒大学音乐产业发展研究中心项目组.2020中国音乐产业发展报告[R]. 第七届音乐产业高端论坛，2020.
[5]张伯瑜. 来自田野的声音：中国传统音乐乐谱汇编[M]. 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9.
[6]于帆. 数字音乐版权价值开发路径探究[J]. 新媒体研究，2019（15）：51-53.
[7]乔建中. 后集成时代的中国民间音乐（下）：关于55份民间音乐现状调查报告的报告[J]. 中国音乐学，2010（4）：86-98.
[8]张伯瑜. 从世界音乐格局看保护中国传统音乐的必要性[J]. 音乐研究，2018（3）：44-50.
【关 键 词】国家出版基金;中华民族音乐传承出版工程;“来自田野的声音——中国传统音乐乐谱汇编”
【作者单位】余原，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中图分类号】J63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1.18.011
近日，经国家出版基金管理委员会批准，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因在“来自田野的声音——中国传统音乐乐谱汇编”等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中的出版质量、社会效益、项目管理等方面表现突出，获得了“优秀项目承担单位”的荣誉。作為一家大学出版社，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依托学校优质的学术资源，深入挖掘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不断地实现自我发展。中国传统音乐发展历史悠久，流传地域广阔，体裁与品种丰富多样，是中华民族重要的物质与精神财富。其口头传承资料丰富，但被完整记录并流传下来的书面资料相对有限，音乐本体难以保存，而民族音乐学研究离不开科学性与准确性兼具的第一手乐谱资料。21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成为研究中搜集材料的新渠道，它有诸多便利，也能产生人与音乐的体验，但人与人、人与环境之间的体验是网络所给予不了的，田野调查仍然是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基本前提与途径[1]。如今，虽然搜集（乐谱）资料不是田野工作的唯一目的，但兼具科学性与准确性的第一手乐谱资料仍是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基石。民族音乐学学者一次次的实地调查为民族音乐学研究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与书斋里的文献完全不同，这种真实的体验对调查者来说是宝贵的，由此得来的田野资料作为研究的起点与支点也更为可靠、鲜活。
一、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概况
中国传统音乐的现代整理、传承与保护工作自20世纪初开展以来至今已有百年，杨荫浏、曹安和等老一代音乐学家为此做出了重要贡献。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传统音乐的整理、传承与保护工作侧重收集与整理。相关研究中，要数袁静芳[2]、钟思第[3]的两篇论文颇具代表。而西方民族音乐学家早期以研究世界音乐为主，因此他们在世界音乐范畴搜集了一定数量的音乐，成立了一批音响档案馆和乐器博物馆等。近几十年来，随着民族音乐学在欧洲的发展，出于不同的研究思维，以乐谱搜集为主的研究不再是重点，但搜集工作并没有停止，特别是在联合国“非遗”保护基金会的支持下，一些研究音乐的非主流国家开始关注本民族文化，整理本民族音乐并小规模地出版乐谱，但体量远不如中国。
新时代，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为民族音乐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土壤，传统音乐乐谱的搜集、整理、出版与研究工作得到了新的历史发展机遇。自2017年中宣部“中华民族音乐传承出版工程”项目正式启动，截至2020年底，该项目共计出版了80余小时的录音制品和40余种乐谱图书[4]。其中，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来自田野的声音——中国传统音乐乐谱汇编”丛书（张伯瑜主编，以下简称“汇编”）以其时代性、数字性、标准性与平台性等鲜明特色成为值得被关注的成果之一。“汇编”全10册，纸质乐谱与配套音频线上线下同步发行。丛书根据多位学者近年来田野调查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整理而成，旨在为传统音乐发展史的梳理与研究积累资料，为研究传统音乐的传承与变迁提供翔实、全面的资料[5]。“汇编”以其深挖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选题视角成为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首获的国家出版基金（2018）资助项目，共覆盖5项国家级“非遗”、3项省级“非遗”以及1项自治区级“非遗”;2019年12月31日，“汇编”被《音乐周报》评为2019年“年度十大音乐出版物”之一。“汇编”采用的是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相结合的现代传播模式，乐谱与音频除了以实体出版物的形式发行，9个数字音频专辑于2019年秋陆续上架腾讯音乐（TME）旗下的QQ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等数字音乐平台。2020年5月，项目的513首乐谱、1310分钟音频以数字形式列入“中华民族音乐传承出版工程”子项目资源数据库。乐谱与音频的使用场景和价值得到了最大限度地挖掘。
笔者结合担任该项目执行人与作者之一的亲身经历，从研究思路、音乐品种的选择标准、乐谱与音频多载体和多样态呈现方式等角度，总结“汇编”丛书的特点、价值与不足，以期为中华民族音乐传承出版工程后续工作提供借鉴。
二、“汇编”的特色
1.采用“宏观—微观—宏观”的研究思路，实现非遗传人、学者与出版方三方的紧密合作
中国传统音乐是汲取中国智慧、彰显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的重要形式。“汇编”致力于构建一种新型的、更为有效的中国传统音乐的保存与传播方式。它改变以往中国传统研究中常用的音乐成果层层上报的工作方式，而是秉持“宏观—微观—宏观”的研究思路，实现非遗传人、学者与出版方三者的直接沟通与协作，减少因中间环节过多可能引发的信息流失或差误，为准确、客观、完整地呈现传统音乐原始样貌提供有效保障。可以说，“汇编”是三方紧密合作的劳动成果与智慧结晶：出版方负责项目策划;非遗传人负责提供活态音乐样本及珍贵历史文本，部分参与记谱、校订工作;学者承担学术高度的宏观把控，选择微观视角，聚焦某一乐社、地区或音乐品种，对其进行调查记录，完整且全面地收集乐谱与音频资料，使之前以口耳为主要传承途径的传统音乐通过出版获得物质性的记录方式，使学术研究有可据之本。 2.被选音乐品种具有典型性、示范性或历时性，资料采集深入、透彻、全面
“汇编”挑选的传统音乐品种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乐谱与音频资料相对完整。一方面，其涵盖的音乐品种分布区域广泛，既有北方京畿之地的传统乐种，又有西南的云南洞经音乐、西北甘肃的渭南小曲戏、河西走廊西端的阿克塞哈薩克族自治县民歌;丛书形式不仅有利于保存不同地域范围内的传统音乐，也有利于进行不同地域传统音乐的比较性分析与研究。另一方面，“汇编”的作者群把研究触角深入传统音乐文化的机理之中，力求做得深、做得透、做得完整，以乐谱呈现乐社或民间组织的传承与变迁，乃至整个社会的文化变迁。这样的选题具有典型性与示范性，符合现代学术理念，对于传统音乐的保存、传承和学术性研究起到推动作用。
如《河南新乡市小咚鼓乐谱辑录》完整地收录了“小咚鼓艺术”演奏的22支锣鼓牌子;《云南省个旧市大屯镇洞经会乐谱辑录》是对化善坛洞经会29首乐曲中大部分乐谱及音频的全面呈现，较好地保存了洞经谈演形式的历史原貌，为此类音乐的保存与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全国<茉莉花>乐谱辑录》共收集了63首《茉莉花》音乐，分为“民歌”“曲艺”“戏曲”“器乐”四大类，按照采集地区编排，较为完整地记录并展示了《茉莉花》数十种不同形态。
再说历时性，《河北省固安县屈家营音乐会乐谱辑录》收录了20世纪40年代记录的工尺谱影印文件、1993—2012年的器乐演奏录音、2012年工尺谱念唱录音以及根据这些录音记谱而成的三谱对照版乐谱，丰富的资料来源使得该研究具有历时性意义;河北省白洋淀圈头村“音乐会”有一份手抄的、年代不详的传谱，保存乐曲55首，《河北省白洋淀圈头村音乐会乐谱辑录》收录了该抄本目前能够演奏的37首乐曲，分类清晰，体系完整;《河北十番乐乐谱辑录》收录了河北地域最典型的十番乐种的4本三谱对照版乐谱，内附最早可追溯至清光绪年间的工尺谱抄本，书中77首曲牌是目前研究河北文十番最为全面的曲牌，也是对河北十番乐宫调体系和音乐形态特征进行考察与分析的最重要、最可靠的曲谱依据;山西八大套是晋北鼓吹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山西八大套乐谱辑录》采用的版本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海军政治部文工团笙演奏家任贵和、管子演奏家张计贵，天津歌舞剧院唢呐演奏家殷二文三位山西演奏家于2008年共同整理而成，让失传近一个世纪的“八大套”重焕新生，配套音频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晋北鼓吹唢呐艺术代表及传承人卢补良演奏，充分地体现了晋北鼓吹的传统风味与艺术特征;《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民歌乐谱辑录》经历了2014— 2018年的三次采风，最后整理出阿克塞哈萨克族民歌68首，以情歌为主，乐谱后附有歌词大意，主要用冬不拉、库布孜、斯布孜额、斯尔那依等哈萨克族乐器伴奏，采风对象中包括两位国家级阿依特斯传承人，即库来木·塔依班（女）与沃斯尔汉·加尼木汉（男）;《甘肃省定西市通渭小曲戏乐谱辑录》所含音乐品种多元、兼容的特征对于研究隋唐燕乐、南北俗曲和明清时调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上述音乐品种均被国务院批准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3.丰富、翔实的乐谱与音频材料
“汇编”用五线谱、简谱、工尺谱、状声字谱（锣鼓经）等完整地记录了十个传统音乐种类，皆为经艺人们口传后，由学者们记录和整理的成果，为传统音乐的乐谱与音频资料建设做出了切实努力，为音乐实践者保存音乐提供了有效途径，也为国内外关注传统音乐的人们提供了一个了解该领域知识的途径与媒介，对挖掘、抢救、整理、保护、传承和发展中国优秀民族音乐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1）两种乐谱或三种乐谱对照呈现，成为连接古代—现代、民间—学府的桥梁
“汇编”不但在学术观念上具有认识传统乐谱的新观念，还把所有乐谱均以五线谱—简谱—工尺谱对照形式呈现，个别乐谱还带有歌词（或经文），使之具有被计算机语言识别的基础，以便研究者对乐谱进行数字化整理。工尺谱是民间音乐十分珍贵的文献，原先出版界把这类记谱归为乡野之物，技术上难以做到三种乐谱相互参照的样式。而出版社具备三种谱式对照的打谱、排版与印刷技术，才有了《河北十番乐乐谱辑录》等书中三谱对照的形式，可以让读者更好地了解音乐品种工尺谱与演奏谱的发展历史，以及乐谱中骨干旋律与演奏中的传承与变迁。
“汇编”的出版让经过音乐学训练的新一代音乐学学者获得了一次展示其记录成果的机会。比如《云南省个旧市大屯镇洞经会乐谱辑录》是根据大屯镇“化善坛”所用简谱手抄本转译的，并在打击乐记谱方式、个别音符的音区及五线谱、打击乐的总谱谱式法等方面有所调整。这样所得的文本可谓是音乐学研究最可靠的资料。“三种乐谱之间呈现的对照，就是连接古代、现代，民间、学府的桥梁，让后人可以通过这座桥梁，穿越古今”，音乐学专家项阳如是评价。
（2）对状声字谱的创意处理
《山西省河津市丧葬锣鼓乐谱辑录》主要采用状声字谱（俗称锣鼓经）记谱，在节奏的划分等方面具有自己的特色。比如状声字方面，以往河津锣鼓的传承主要靠口传心授的方式，用乐谱记录的方式极少。20世纪90年代前后，各村逐渐开始用锣鼓经或符号谱记录乐谱。由于各村落情况各不相同，为研究之便，杨高鸽将谱字统一为：“且”=钹与铙（或钹单独演奏）;“当”=锣;“九”=铙，并在用法不同的各村锣鼓乐套曲前标注了原有谱字或符号标记，以如实反映民间原有的记谱方式。在节奏划分方面，考虑到中西方音乐节奏特点的不同，该书在记谱时按照节奏的停顿感来划分小节，并逐一标记拍号。此外，为方便读者了解各乐器之间的配合情况，该书在附录中选取了7个村落的传统套曲，用锣鼓经加总谱的方式记谱。
自2002年河南省新乡市小咚鼓鼓队牛如顺、牛光武、牛发平等几位成员将鼓歌按照状声字的形式记录下来以后，小咚鼓开始采用口传心授与阅读、背诵锣鼓谱相结合的传承方式。其中的状声字采用的是民间艺人们长期以来惯用的一种拟声字，如“拿、搂、亿、故、得、豆、通、突”等。通常，每一个状声字代表一种乐器音色，这些音色可以是一件乐器的独奏音色，也可以是几件乐器的组合音色。正是民间艺人不断探索和创造的精神，使小咚鼓音乐能够以书面形式得到传承。该书作者赵君特意创制的字母谱，能够更好地为受过专业训练的读者呈现小咚鼓音乐，尤其是呈现每种乐器的节奏和演奏方式。 4.实现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同步，引入数字音乐平台进行传播
无论乐谱记录得如何详细，初学者看谱是无法演唱或演奏出中国传统音乐精髓的，因此，为了兼顾演奏者与研究者的不同需求，“汇编”的乐谱与配套音频不仅以纸质图书与光盘的形式线下发行，出版后还入驻中华民族音乐传承出版工程子项目，音频另上架腾讯音乐旗下数字音乐平台，立体化地呈现了特定音乐品种当下的样貌，帮助读者通过在框架谱与实际音频的比对中“看谱听音”，全方位地体会中国传统音乐的神韵。
腾讯音乐是少数可实现盈利的主流播音乐平台。2018年，腾讯音乐TME上市，腾讯音乐在线音乐平台的数字音乐价值开发形式是腾讯音乐独树一帜的特色[6]。因此，“汇编”与其合作便产生了协同效应，使图书的音频内容裂变为用户规模庞大的数字音乐产品，如移动音频、数据库音频等，并借助流媒体（即在线音乐播放）的蓬勃态势使出版社获得了一定的版权收益。
5.“汇编”与作者群的研究成果密切相关
“汇编”的主编及作者团队中有多名中央音乐学院艺术学博士，他们拥有丰富的田野工作经验，并多年从事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夏旭东等非遗传人的参与保证了演奏的“原汁原味”与乐谱的准确性。“汇编”的出版为学者们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充足的研究养分，这些乐谱辑录有助于揭示乐种背后隐含的深远意义，帮助学者们陆续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如专著《河北十番乐音乐研究》《变革社会中的中国传统音乐——河北省白洋淀圈头村“音乐会”的调查研究与音乐收集》《白洋淀上的一颗民间音乐明珠——圈头村“音乐圣会”》《古乐新生——屈家营音乐会璀璨征程》《八音古韵》等，论文《云南蒙自地区洞经经牌“五支半”分析》《谁是听众？由信仰所维系的云南洞经谈演》《河津丧葬锣鼓研究》《河南小咚鼓研究》等。
三、“汇编”的不足
1.数字乐谱格式不理想且专业打谱软件缺失
一方面，乐谱在数字化时采用了基于打谱软件导出生成的PDF格式，这并不是最理想的一种格式，基于Web的音乐记谱Music XML格式更为理想，其携带信息最多，并可在140种音乐软件中读取或者导出乐谱。这种格式乐谱的背后是一个个代码，这些代码能将音乐艺术与计算机联系起来，让乐谱中的所有信息变成元数据，使之易于搜索、归类、重新开放或利用。另一方面，数字化时代的一系列打谱软件和商业软件系统大多是针对五线谱而开发，中国传统音乐的乐谱有及其复杂的字符和微妙变化的符号，暂时无法用统一的标准进行计算机语言识别，导致乐谱出版与音乐传播遭遇时间和空间的局限，因此亟须开发能够满足中国传统音乐乐谱输入、识别等需求的相关软件。
2.难以实现与用户的互动
“汇编”实体出版物与数字产品暂时还不能很好地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分众化需求，虽然它较好地结合了新媒体来拓宽传播人群，但尚不能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难以与用户产生互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丛书传播的覆盖面与传播效果。
3.缺少视频材料与舞谱
“汇编”的采风视频资料因品质参差不齐，此次未能随乐谱一起出版，导致丛书的可视化呈现不够。少数民族音乐的“歌”“舞”往往是不分家的，若能把舞谱加以整理，与乐谱一起出版，将对音乐品种的描述更全面、更完善。
四、对“汇编”的思考
“汇编”以其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出版方式成为新时代中国传统音乐收集与出版工作里值得关注的成果之一，具有时代性、数字性、标准性与平台性等鲜明特色，对中华民族音乐传承出版工程后续工作具有以下启示。
1.集音乐采集、整理、数字化、出版、传播与应用于一体
中国传统音乐的收集与出版工作应按照传统方式对传统音乐进行采集与整理，获取第一手资料后，在确保资源的真实性与客观性的基础上，以原样记录的曲谱作为传统音乐的物质性记录;利用全媒体提高音乐出版的应用性，在制作乐谱时，编辑要考虑乐谱如何适应数字印刷与出版的需求，对相关乐谱、影印版工尺谱、音乐等进行数字化编辑与转化，以数字化的形式存储在光盘和数据库中，使书中资源在现代数字信息技术的支持下突破传统意义上的保护与传承范式，这也对长久地、安全地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濒临失传的）具有深远意义。
2.打造图书、音视频多媒体产品矩阵，线上线下推广双管齐下
要顺应历史潮流和时代的发展，适应互联网时代带来的传播方式的改变，注入数字思维，积极拥抱数字技术。利用不同媒介的特点，针对市场需求与用户需求利用大数据进行收集、整理与分析，突破媒体屏蔽，充分利用新媒体的传播优势，发挥人工智能技术，运用5G技术、区块链技术解决好数字乐谱的音视频呈现及音乐版权等问题。
3.巧妙应“变”，注重版权管理
“变”是民族传统文化的常态。大到全人类，小到一个族群，它的文化永远处在不断地“变异”中[7]。如果我们想保留中国自己的历史和文化记忆，保持自己的文化身份认同，纯正的传统音乐是我们能够体现这种记忆和认同的音乐[8]。无论如何变化，关键是我们如何以传承为核心，推陈出新，追踪传统音乐变迁的轨迹。鉴于“汇编”数字出版及其与新媒介的合作，基于前期对版权问题的预设与有效管理，出版机构可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在版权方面的优势，积极扮演好内容版权管理者的新角色。
4.搭建面向海内外的专业性民族音乐资源平台
出版机构应适应“非遗”传承与发展的需求，运用“专业知识服务”理念，打造包含原创音乐作品乐谱多媒体资源库、传统音乐乐谱及文献多媒体资源库等多方面内容的专业性平台，这对我国传统音乐等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建设面向海外的中国最权威的民族音乐资源平台益处良多，让世界了解并能欣赏中国传统音乐，进而了解和喜爱中国文化，提高我国的国际影响力。
五、结语
中国传统音乐乐谱的发展历史与现状研究需要相关领域学者的共同关注与不懈努力，只有将传统音乐乐谱的搜集、整理、出版与研究工作长期、扎实地开展下去，才有可能逐步改变传统音乐乐谱匮乏的局面，才能为传统音乐的记录与传承以及基于此基础上的分析与研究工作铺平道路，才能使中国传统乐学理论的建构获得强有力的材料支撐。
“汇编”丛书正是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回应时代关切、在扎实践行党中央决策的基础上展开的，是将保护、传承与弘扬传统音乐文化落到实处的成果之一。丛书自出版以来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该社也在运行该项目的过程中获得了一定的内生力。其出版使传统音乐文化在多元文化并存的当今社会得到了更完整的记录与更充分的展示，为进一步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与内涵提供了物质保证，也为中华民族音乐传承出版工程后续工作提供了有益启示。
|参考文献|
[1]张伯瑜. 再议民族音乐学的田野工作[J]. 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4（2）：48-54.
[2]袁静芳. 一项跨世纪的宏伟文化保存工程：《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的出版与乐种学学科建设[J]. 音乐研究，2005（1）：28-37.
[3]钟思第，吴凡.字里行间读《集成》：评宏伟卷册《中国民族民间音乐集成》[J].中国音乐学，2004（3）：103-128.
[4]中国传媒大学音乐产业发展研究中心项目组.2020中国音乐产业发展报告[R]. 第七届音乐产业高端论坛，2020.
[5]张伯瑜. 来自田野的声音：中国传统音乐乐谱汇编[M]. 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9.
[6]于帆. 数字音乐版权价值开发路径探究[J]. 新媒体研究，2019（15）：51-53.
[7]乔建中. 后集成时代的中国民间音乐（下）：关于55份民间音乐现状调查报告的报告[J]. 中国音乐学，2010（4）：86-98.
[8]张伯瑜. 从世界音乐格局看保护中国传统音乐的必要性[J]. 音乐研究，2018（3）：44-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