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干预的经济绩效:基于产业集群动态能力的调节作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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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方式富有争议。本文以有“强政府”著称的江蘇特色产业基地为例实证分析地方政府行为对产业集群经济增长的作用,包括政府规划的间接引导和对重大项目投资的直接干预两种方式,并分析动态能力在其中的调节机制。研究表明,地方政府直接或间接的参与方式都可能促进集群的可持续发展,地方政府行为应尽量与产业集群动态能力的培育相协调,尤其应采用其中更间接和更关注长远目标的方式。
  关键词: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地方政府动态能力
  在竞争环境更趋复杂的形势下,推动制造业产业集群转型升级与可持续发展已成为经济复苏的迫切要求。然而产业集群绩效的影响因素众多,各集群差异极大,难以找到具有一般性的规律。近年来学者们不再满足于优化集群组织结构的探讨,提出从进化论的角度看待集群组织,认为环境适应性、多样性、自组织性、路径依赖等是解释集群组织进化的关键,为集群的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沿着进化论视角的研究中,集群组织结构形成的自发性特征得到强调,如研究者根据企业异质性与角色理论,对领导企业(Leading firm)、“核心企业”(Focal firm)、“桥企业”(Bridge company)、“守门者”(Gatekeeper)等角色进行了大量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集群组织依赖角色企业对集群企业网络的管理和协调作用。
  然而,批评者指出,集群组织结构研究目前过多集中于企业,研究焦点应该从这一特定维度转移到强调不同维度间的关系,每一个跨维度的因素都改变集群要素资源的配置结果,如基于地区创新系统的研究中就包括了经济、政治和社会等维度。研究者将企业集群看成区域创新的核心系统,而将地区内中介机构、大学、科研机构、地方政府等都看成区域创新体系的辅助支撑系统。其他研究者进而提出,区域创新系统通过提供本地研究的基础设施、专业化培训系统、广阔的教育系统、物质基础设施和投资吸引维度的政策影响集群绩效。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的参与得到研究者的重视。如国内研究者指出,“靠大企业与外部采购商来构建集群与外部技术网络是可遇不可求的随机现象,并不是每个企业集群都能够自然找到这样的机会。在每个集群内的企业缺乏与外部大企业或采购商构建网络的条件下,地方政府的主动介入对构建与培植集群技术创新能力就产生着重要的作用”。这就要求集群进化论视角的角色研究进一步将地方政府纳入进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其中地方政府的作用不可或缺,吸引了国内外大量学者的关注。研究者试图对地方政府角色进行定位,如提出“地方社团主义”、“地方政府即厂商”、“牟利型政权经营者”等观点。然而这类研究的共同特点在于,地方政府行为的案例研究较多,正式的定量研究极少,对理论假设缺少有力的证明。
  值得注意的是,在战略管理的研究领域,上世纪70年代末研究者在分析企业成败盛衰的过程中,提出了“动态能力”(Dynamic capabilities)的概念,被普遍认为是组织持续创新与发展的关键所在。动态能力的理论进展为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撑,动态能力是除劳动力、固定资产投资和技术进步之外对产业集群可持续增长具有重要作用的管理能力。据此,本文将基于政府作用较为突出的江苏特色产业基地数据,实证分析地方政府行为对集群可持续发展的作用,并分析产业集群动态能力在其中的调节作用,拓展角色理论研究的领域,揭示地方政府行为对集群可持续发展及环境适应性的作用机制。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地方政府行为
  政府干预产业集群发展的研究存在着争论,如部分研究表明,政府支持对集群生存的影响很小。类似的,集群发展可能不是源于政策原因,因为高创新高增长的企业和地区面临研发资金获取的困难恰恰更小。与此同时,另一些文献则强调集群政策的影响,尤其在大部分的案例研究中,政策经常被认为发挥了重要作用。
  实际上,现在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政府部门都应用某些集群政策干预经济。由于集群一般说来为地区及其企业提供优势,政府干预集群的政策总体目标就是提升区域和国家的经济绩效,集群政策可以看成是“旨在加强现有集群或便利新集群产生的一套政策干预”。研究者提出,支持集群发展的可能措施包括教育与公共研究、支持研发及创新文化、鼓励新企业成立、支持网络组织构建以及企业间合作、改善基础设施等。近期研究进一步表明,地方政府及不仅通过提供公共产品和地方制度为集群发展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而且是直接参与集群发展的重要行为主体,在一些集群的要素资源集聚过程中甚至发挥了关键作用。结合我国地方政府参与集群经济活动的大量实践,本文考虑编制产业规划的间接引导以及对重大项目投资的直接参与两个方面。
  1.地方政府规划的间接引导作用。研究者指出,成功的区域必须能够投入到地区预见(foresights)实践中,以确认和培育其资产,并鼓励区域思维模式。尤其是针对形势变化提升集群环境适应性和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基于未来环境变化的整体区域预见显得更为重要。而区域预见的制定需要动员所有区域成员的参与和才智的集合,包括企业、大学、科研院所、生产性服务机构等,地方政府应通过与这些集群主体的连接关系网络在其中发挥协调和引导的重要作用。在我国地方政府参与经济发展的实践中,地区预见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地方政府产业规划的制定与实施。由于规划的作用在于为集群经济活动主体活动提供指导,不具有强制性,因此被认为作用更为间接。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地方政府预先制定规划有利于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
  2.地方政府直接参与重大企业项目投资。除了间接的规划引导与协调,地方政府也可能直接参与重大企业项目投资。这一现象在后发展国家和地区屡见不鲜,比如上世纪经济起飞时的日本和韩国。就此而言,我国地方政府极其注重招商引资工作,并强调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突出作用。本文案例中的江苏地区的招商引资工作更是走在全国前列,全国闻名的“苏南模式”更以政府办经济、政府办社会的“强政府”传统为学界所熟知。在支持企业重大投资项目方面,地方政府倡导多渠道多元化融资模式,通过财政倾斜、与商业银行以及政策性银行保持密切合作、在各级发改委设立专门上市辅导部门、鼓励民间资本参与等方式,推动重大企业项目的实施。可见,地方政府对重大项目投资的高度参与可以看成直接干预市场。据此,提出假设如下:   假设2:重大项目投资有利于产业集群的可持续发展。
  (二)产业集群动态能力
  产业集群的可持续发展与动态能力这一战略管理技能高度相关。这一技能的本质是协调已有技术、市场和新技术、新市场的关系,确保知识更新和资源重构,进而保证组织获得持续的成功。即不仅拥有在已有市场上竞争的能力,而且有重构资产和组织结构以适应新兴市场和技术的能力。据此,研究者将动态能力作为特有技术、程序、组织结构、决策规则、制度,使得组织能够确认威胁和机会以重构资产。近期研究者提出,动态能力的核心是双重性,即同时进行新领域探索(Exploration)和已有领域利用(Exploitation),在成熟与新兴市场中同时进行竞争的能力。可见,培育动态能力是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
  产业集群的核心经济行为主体是企业,作为企业自组织的结果,产业集群的发展有一定的自发的动力学规律。地方政府作为直接和间接干预企业行为及参与集群资源配置与协调的主体,其行为应顺应产业集群的动力学发展规律。也就是说如果集群动态能力与政府干预相协调,应该放大政府干预对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的作用;反之亦然。结合假设1和2,如果动态能力的发展与政府产业规划以及重大项目投资相协调,可以进一步放大其对集群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据此,又如下假设:
  假设3:动态能力调节政府规划对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的作用,即动态能力越强,政府规划对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的作用越大。
  假设4:动态能力调节重大项目投资对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的作用,即动态能力越强,重大项目投资对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的作用越大。
  二、实证研究
  (一)研究背景
  在江苏经济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往往被认为是直接干预市场的“强政府”的典型,尤其是以创办乡镇企业而崛起的以“苏南模式”著称。近年来江苏将集群式发展与特色产业基地建设作为经济转型的重要载体,提出了特色产业基地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定期进行考核。2010年以来作者与江苏省发改委合作进行了江苏特色产业基地的调研,本文实证研究将使用江苏75个特色产业基地为样本来验证本文理论模型。
  (二)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
  从双重性角度对动态能力进行衡量,基本方法是将探索和利用予以分开。然而,这一方法可能偏离双重性的本质要求,双重性强调的既不是探索也不是利用,而是协调二者的能力,应该寻求衡量该能力的单一指标,而不是两个。据此,近期研究开始将企业的市场价值作为衡量双重性的单一指标。由于上市公司的市值在企业间可比性不强,投资者更倾向于使用可比性指标市盈率(PE)来衡量公司价值。基于上市公司市盈率的集群动态能力指标的计算方法如公式(1)所示:
  dynami=(x1f1+x2f2+…xkfk)/ni(1)
  其中dynami指i集群的动态能力衡量指标,xk是该集群k上市公司的市盈率,fk是k公司的流通股本数,ni 是i集群上市公司流通股本数的总和,即f1+f2+…fk= ni。
  就集群动态能力而言,本文进一步以集群内上市公司的市盈率加以衡量,也使得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动态能力具有了可比性。对于本文因变量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以2011到2013年特色产业基地的产值增长率作为指标。检验产业集群动态能力对产值增长率的影响关系,即以产值增长率为因变量,以动态能力为自变量。本文的关键自变量还包括政府规划和重大项目投资,政府规划由地方政府(所在县区以下以及政府)2011—2012年出台的行业规划数量(包括涉及到该行业的整体性规划、专项规划和意见)来衡量,重大项目投资以2011年衡量。
  经济学传统模型认为,经济增长来源于新增劳动力投入、新增固定资产投资以及技术进步等三个重要因素的影响。因此,为保证模型具有合理的经济意义和统计上的可靠性,本文考慮这些控制变量以及随机扰动项。由于重大项目投资已经是本文的自变量,固定资产投资就不予考虑。限于数据可得性,本文以2011年的劳动力投入、专利数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率的控制变量。据此,构建如下形式回归模型:
  lngdpgit3=a0+a1planit1+a2lninvestit0+a3lndynamit2+a4planit1*lndynamit2+a5lninvestit0*lndynam it2+a6ln laborit0+a7lntechit0 +εi(2)
  其中,ln为自然对数符号,a0为常数项,εit为随机误差,下标i表示地区,t1表示时间2011—2012年,t2表示时间2011—2013年,t0表示2011年。
  (三)实证结果与解释
  实证研究结果如表1所示,从自变量对特色产业基地产值增长率的回归情况来看,政府规划与重大项目投资在两个回归方程中均在5%水平和10%水平上与产值增长率显著正相关,印证了本文假设1和2关于政府干预可以促进集群可持续发展的观点;动态能力显著影响集群的可持续发展,表明管理能力是除劳动力、资本、技术投入以外对集群可持续发展有重要作用的因素;动态能力与政府规划的乘积在10%水平上显著作用于集群的可持续发展,支持了假设3关于动态能力放大政府规划作用的观点,然而与此同时,动态能力与政府规划的乘积对集群的可持续发展的作用不显著,假设4没有得到支持;劳动力投入对产值增长率的作用为显著负相关,可能原因是江苏制造业发展已经不依赖于劳动力投入的增加,而专利数与产值增长率相关性却显著为负,可能原因是知识和创新的因素的作用尚未发挥,这两方面也表明江苏制造业正处于艰难的转型升级过程中。表1地方政府行为对产值增长率的总体影响分析
  gdpg方程Ⅰ方程Ⅱplan0.221**
  (2.344)0.110*
  (1.953)invest0.195**
  (2.061)0.254**   (1.855)dynam0.298***
  (3.269)0.236**
  (2.515)plan*dynam0.371*
  (2.061)invest*dynam-0.267
  (-0.551)labor -0.460***
  (-5.066)-0.467***
  (-5.039)tech-0.076
  (-0.830)-0.267
  (-0.337)样本数7575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回归系数对应括号中数值为z统计量。进一步分析动态能力对政府规划与集群可持续发展之间的正向调节作用,如图1所示,动态能力越强,政府规划对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的作用越大,产业集群的动态能力显著起到了放大器的作用。图1动态能力对政府规划与集群可持续发展的调节作用三、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集群进化论视角分析地方政府角色对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机制,并以以“强政府”而著称的江苏特色产业基地为背景加以实证。本文研究结论包括如下2个方面:
  (一)地方政府行为对产业集群的可持续发展有显著促进作用
  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无论具有间接指导特征的政府规划还是直接参与重大项目投资都显著促进产业集群的可持续发展。这一结果与江苏地区地方政府长期不遗余力地致力于经济发展,积累了较为丰富经验应该具有很强的相关性,也为关于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干预经济推动经济发展的理论假设提供了支持。
  (二)动态能力对于地方政府作用发挥具有重要调节作用
  研究结果发现,尽管动态能力对重大项目投资这一直接干预手段的作用发挥的调节作用不显著,但对政府规划这一间接干预手段的作用发挥起着显著的作用。其原因可能包括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可能聚焦短期目标,因而与动态能力的发展并不匹配。而地方政府更有长期目标的系统性规划可能与动态能力发展更为匹配,作用更大。
  (三)动态能力可能构成影响集群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管理因素
  研究结果同时发现,动态能力对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有显著的直接作用。调节作用和这一直接作用的研究结果共同表明,动态能力是除劳动力、固定资产投资和技术进步之外的重要管理因素,应引起理论与实践界的足够重视。
  综上,在一定条件下,地方政府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参与集群经济活动来促进集群的可持续发展,在参与方式上应尽量与产业集群动态能力的培育与发展相协调,且应更注重长远和间接调控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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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面向持续生态创新的我国制造业集群动态能力形成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6YJC630125)、江苏高校哲社基金“要素资源集聚、集群组织能力与企业国际竞争优势——基于江苏省特色产业基地的实证研究”(项目编号:2014SJB809)阶段性成果〕
  (王为东,江苏大学财经学院讲师。周莉雅,江苏省宏观经济研究院高级经济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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