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采访时，85岁的柳百成院士打开电脑展示了一张照片，是1978年12月26日拍摄于人民大会堂前的一张黑白合影。
　　那一晚，柳百成作为留美学者总领队，带领51位学者登上飞往美国的航班，打开了中美间教育和科技交流的大门，吹响了我国对外学术交流的号角。
　　在中美正式建交前夕，在邓小平访问美国前，在中国科学技术研究几乎停滞了20年的大背景下，新中国首批赴美留学的访问学者在万众瞩目中踏上了行程。
　　40年风起云涌，40年沧桑巨变。走在初秋的清华园里，风乍起，吹动柳百成满头银发。当往事一一划过脑海，那些历史瞬间都汇成柳百成一句轻轻的感慨：“知识分子的春天来了。”

从全国800多名学者中脱颖而出

　　1978年，大地回春时节，邓小平在第一届全国科学大会上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在经历了十年动乱后，邓小平明确释放出鼓励科学人才出国学习的信号。
　　3个月后的6月23日，在中南海含秀轩，邓小平听取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刘达的工作汇报，又一次谈到了派遣留学生的问题。
　　在场的还有时任国务院总理方毅、国家科委常务副主任蒋南翔、教育部长刘西尧等。邓小平说：“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学。要成千上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
　　这次谈话在日后被称为“扩大派遣留学生的重要讲话”。那时的柳百成，已经在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教了20多年书。他听到了一些风声，知道国家可能要选派学者赴美留学，但他不敢对自己抱希望。这源于前两次赴苏联留学被刷下来的经历——柳百成出生在上海一个资本家家庭，尽管1955年他以优异成绩从清华大学毕业，获得优秀毕业生金质奖章并留校任教，但家庭出身让他没能通过之前两次赴苏联留学的政审。所以，这一次，他也不敢再想留学的事。
　　与此同时，教育部已经在迅速落实邓小平的指示，7月拟出了3000人派遣计划。几乎同时，时任美国总统卡特的科学顾问弗兰克·普雷斯访华。鄧小平在接见他时，表示希望马上得到美国接受中国留学生的回复。普雷斯于是在华盛顿时间凌晨3时打电话叫醒了卡特，请他马上同意这一提议。美国学者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一书中提到了这个细节。
　　最后定下首批公费留美学者的名额为50人。选拔则到了新学年开学的9月，柳百成和另外两位青年教师突然被系主任叫去面试。柳百成在面试中拔得头筹，获得了参加清华大学校内选拔的资格。
　　校内选拔在清华主楼后厅，来自各个院系的200多名教师聚集在这里参加英语考试。对柳百成来说，考试难度不大。“考英语，我算是占了优势。”在上海长大的柳百成，小学和中学都就读于最好的教会学校，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参加工作后，即便在“文革”期间，柳百成也是白天劳动，晚上从清华图书馆借出《美国铸造协会会刊》学习。这些全英文刊物每册都收纳了150篇学术论文，柳百成的英语不仅没有丢掉，反而日渐精进。于是学校选拔，柳百成顺理成章地名列前茅，最后参加了教育部组织的统考，从全国800多名学者中脱颖而出，成为首批公费留美学者。

照片迅速传遍美国

　　“真是喜从天降的感觉。”直到今天，柳百成还能清晰回想起接到录取通知书那一刻的感受。他一方面喜出望外，一方面又担心会像此前的赴苏留学那样“黄掉”，写给父亲的信中也不敢把话说得太满，只写道“有可能出国学习”。
　　没过多久，教育部对这些即将赴美的学者进行集中培训。“培训是50人，上飞机时多了两个人。”柳百成解释了如今媒体报道中时而说“50人”、时而说“52人”的原因——北京大学教师姜伯驹和张恭庆获得美国奖学金，即将前往进修，于是也被纳入首批留美学者名单。“所以实际上我们是52个人，后来的聚会也一直是按52人通知的。”
　　“培训的同时还在赶制西装和大衣。那时我们都很清贫，也不敢穿西装，所以大家都没有西装。现在要出国了，代表国家形象，就给我们每人做两套西装和一件大衣。”那会儿，全北京只有王府井百货大楼附近的出国人员服务部可以做西装，凭证定制。因为清贫，他们还闹过笑话：52个人都没有相机，但仍想合影留念，清华大学同去的9位学者在国内时就凑钱买了胶卷，到华盛顿再借相机拍照，“买胶卷时，我们想买彩色胶卷肯定贵一些，就买了黑白的，没想到在美国冲洗黑白胶卷更贵。”
　　西装还在赶制，又一件引发全世界关注的大事发生了——12月16日，《中美建交公报》发表，宣布1979年元旦两国正式建交，且邓小平确定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意味着，柳百成的出国行程要提前。
　　12月26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这些学者。“他嘱咐我们，要学习美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学习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当年赴法留学时的求学态度，要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贡献。”那一晚，他们登上了飞往美国的航班。柳百成被任命为总领队。
　　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消息《我国首批赴美留学的访问学者离京》。看到报纸，柳百成的父亲才把儿子出国留学的消息告诉亲戚朋友，“飞机起飞，才确定是真的去留学了”。
　　飞机上的柳百成身负“重任”：52位留美学者的全部经费——50美元都在他手里。因为中美尚未直航，飞机要经停巴黎，这50美元够不够吃饭？好在我国驻法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解决了他们的吃饭问题，但也带来一个消息：在他们抵美的第一站纽约，已经有大批美国记者守在机场了。
　　1978年12月，柳百成与第一批赴美学者抵达纽约机场。尽管已经飞行一夜，大家仍然精神抖擞。柳百成和其他4名领队就在飞机上开会，最后决定接受美国媒体的采访。他说：“我们堂堂中国知识分子，不用害怕媒体，要向西方展示中国形象。”于是，5人起草了一份声明。柳百成在最后写道：“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美国人民也是伟大的人民，我们不远万里来到美国，不仅是为了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也是为了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而来。” 　　航班抵达纽约时已是深夜，但机场犹如白昼，几十家媒体的摄像机、镁光灯把柳百成和其他人团团围住。那份事先准备好的声明起了作用。留美学者中英語最好的吴葆祯医生一字一句宣读。这一幕成了很多美国媒体第二天的头条新闻。
　　但令柳百成印象最深的并不是美国记者的“包围”，而是北京大学一位老师的兄弟团聚。这位老师的哥哥在美国多年，两人从“文革”开始就失去了联络。这一次，因为美国媒体事先已经大量报道中国学者即将赴美留学的消息，哥哥经过多方打听，确定弟弟就在其中，于是赶来机场。二人紧紧相拥。

　　这一幕深深打动了柳百成，但他没想到自己马上也要成为一名被关注的主角了。随着全美媒体的报道，柳百成的照片也迅速传遍美国。没过几天，在华盛顿上语言课的柳百成就被人在校门口“拦截”下来。原来早已移居美国、20多年不曾联系的中学同学看到报纸后，特意飞到华盛顿，守在校门口等着见老同学！
　　“初抵美国，到处是热情的华侨华人和对中国充满好奇的美国人。我记得在威斯康星大学的前3个月都不用开伙，因为每天都有同学、教授或者华侨华人邀请我一起吃饭。”柳百成笑道。

参加邓小平访美期间的4场活动

　　对柳百成而言，这是人生第一次走出国门;对新中国而言，这是对外开放的起点。从这里开始，一连串载入史册的故事即将发生。
　　1979年1月1日，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举行开馆升旗仪式。52名留美学者和首任中国驻美大使柴泽民一起参加了升旗仪式。
　　1979年1月28日，农历正月初一，邓小平访美。52位留美学者也接到了参加欢迎活动的邀请函。一部分去机场，一部分去白宫。柳百成接到的是白宫邀请函，上面有详细的行程安排——1月29日上午9时55分，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将乘车抵达白宫。
　　这天一早，柳百成就和其他学者赶往白宫，8点多就到了。一路上，华侨华人和美国民众挥舞着中美两国国旗夹道欢迎。10时整，邓小平和卓琳乘车抵达，整个白宫洋溢着热烈的气氛。在白宫南草坪，五星红旗和星条旗第一次并排升起，乐队奏起两国国歌，礼炮鸣了19响。“心情无比激动啊！”沉浸在回忆中的柳百成抬头挺胸，仿佛时间重回到40年前。在那一段时空里，邓小平的风度令美国人民折服，也让柳百成增添了一份在美学习的底气。
　　“草坪欢迎是第一场活动，下午卓琳同志和我们谈话是第二场活动。”柳百成对当年的细节记忆深刻。29日下午，美国第一夫人罗莎琳·卡特为卓琳女士举行招待会，全体留美学者都参加了。“招待会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卓琳女士代表小平同志和我们亲切讲话，大概是三点意思：好好学习，学成回国，报效祖国。”40年后回过头再看，这三句话正是首批留美学者的人生写照。
　　“晚上在肯尼迪艺术中心的欢迎演出我也有幸参加。”这场活动是邓小平访美过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美国媒体对演出进行了电视直播。最后一个节目是一群美国儿童用中文演唱《我爱北京天安门》。邓小平和卓琳出人意料地上台拥抱孩子们，亲吻他们的额头。后来媒体报道说，时任美国副总统蒙代尔看到大厅里人人眼中闪动泪光。柳百成证实了这一点，“现场气氛融洽，无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都被深深感动了。”
　　柳百成参加的第四场活动是他离邓小平最近的一次。在离开华盛顿前，邓小平和卓琳来到驻美大使馆出席招待会，并看望全体工作人员和学者。“大使馆人手不够，我们都去帮忙，有的负责迎接，有的做后勤。”有5名学者作为代表受邀参加招待会，柳百成是其中之一。招待会结束后他打算回去休息，“刚出门就听到后面有人喊小平同志要和大家合影，快回来。我赶紧回去，在第四批合影里就有我了。”
　　这些历史的细节成为柳百成的宝贵回忆。他当时并不知道，邓小平此访美还框定了中美科技与教育交流的大方向。邓小平和卡特提出落实向美国派遣留学生一事。在最后的会谈中，双方分别代表中美政府签署了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方毅、普雷斯、施莱辛格等则分别就教育、农业、能源、物理等方面的交流合作签署文书。在邓小平访美后的一年里，1025位中国学者、学生赴美留学。

打破“睁着眼晴造，闭着眼睛浇”

　　在华盛顿结束3个月语言学习后，柳百成迫不及待地奔赴位于美国北部的威斯康星大学。“每年的《美国铸造协会会刊》里，威斯康星大学的论文质量最高，我知道那里一定是铸造研究的重镇。”柳百成早已打定主意去威斯康星大学。
　　铸造业是现代工业的基础工艺之一，大到航空发动机，小到精密机床，都离不开铸造，但这也是个苦活累活和难出成果的传统工业。1951年柳百成考入清华大学，第二年细分专业时，大家都不愿意学铸造。那时，铸造业流传一种说法：“睁着眼睛造，闭着眼睛浇。”意思是当钢液浇入砂型后，其流动、凝固的情况不受控制，最后打开砂型取出零件时，这个零件到底能不能用只能听天由命。老师找到柳百成，劝他学铸造，柳百成一句“服从组织安排”，便走上了一生结缘铸造业的道路。不过，即便发展到1978年，我国铸造业仍然和多年前“睁眼瞎”的情况没太大区别。
　　来到威斯康星州的柳百成，不成想会因为房东而开启与计算机的缘分。他租住在一户当地人家中，搬来当晚，看到房东家读小学的孩子正在玩电脑。这是柳百成第一次看见计算机，科学家的好奇心一下子被激发了。他敏锐地感觉到这台机器会改变世界。于是，在威斯康星大学，他开始系统学习计算机高级语言;同时深入电子显微探针、扫描电子显微镜等实验室，学习先进材料测试仪器及应用技术。 　　“一个计算机，一批先进仪器，这两项对我影响非常大，美国之行因此成為我学术人生的转折点。”柳百成说得很谦虚。事实上，他由此开启了国内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一铸造及凝固过程计算机建模与仿真研究，用计算机技术改造传统铸造业，将我国原本依靠传统工艺和经验水平进行生产的铸造业推动到科学水平，打开了我国先进制造技术发展的新天地。
　　这位科学家说自己时总是轻描淡写。如果不是记者一再追问，他几乎忘掉了自己在威斯康星大学一天十几个小时泡在实验室里学习仪器使用的经历，也差点忘掉在计算机机房里一遍遍查找编程错误的日子。他用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提前完成了在威斯康星大学的学习，转去麻省理工学院材料与工程学系继续深造。即便在首批赴美的这些顶尖学者中，完成两个学校学习的人也少之又少。
　　柳百成心里着急。他看到了当时中美间的巨大差距，想在这两年里学到尽可能多的先进科学技术。在这些学者心中，爱国总是摆在第一位的。在派出留美学者前，国内很多质疑声，担心他们去了不回来。但柳百成从未想过不回国。经历过抗战的艰苦岁月，他心底早已烙下“家国”二字。1933年出生在上海的柳百成，幼时记忆中有日本法西斯的残酷镇压，有排队抢购大米的疯狂乱象，他一心盼望新中国的强大。“中学毕业报考大学时，大部分同学填报了上海的学校，但我认为新中国刚成立，北京最进步，所以我选择了清华大学。”
　　他的选择，每一步都有爱国的痕迹。在美国两年，柳百成还利用一切机会参加学术会议，访问各大高校与他们建立联系，参观美国大型企业。“有一次我打电话联系福特汽车技术中心，说想去参观访问，他们不愿意。我就告诉他们，我刚刚访问完通用汽车，他们一听就同意了。”尽管在美国人生地不熟，柳百成仍然积极开拓资源。
　　1981年，52位赴美留学的学者陆续回国，无一人滞留美国。回国后，他们成为各自行业的领军人物：52人中有7人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他们获得众多的国家科技进步一、二、三等奖;他们绝大多数在高校耕耘，培养出难以计数的科研工作者。
　　时空交错。40年前，古老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由一群文质彬彬的学者最先推开。有意思的是，在柳百成归国那一年，他的弟弟柳百新也赴加州理工学院访问研究两年，2001年当选为中科院院士。清华园里，兄弟院士一前一后的留学经历，仿佛时代的齿轮，咬合紧密，成为清华园中一段被人津津乐道的佳话。
　　（综合摘编自《凤凰周刊》《环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