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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犯罪与救赎在《罪与罚》相互交织。在“罪”与“罚”的进程中，体现了作者独特的文化选择与价值归属。本文试图从善与恶二元对立与失衡中，探讨作者价值选择。
【关键词】：善与恶；批判；宗教；理性
提及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下简称陀氏），我们总会首先想到他的《罪与罚》。这部完成于1866年的卓越社会心理小说讲述了一个俄国法律专业的大学生受贫困折麽而产生了“杀人理论”，并鬼使神差地杀了放高利贷的老妇及其妹妹，然事后备受道德煎熬，最终选择接受妓女索菲亚的救赎，得到心灵解脱的故事。二元对立是列维—斯特劳斯的重要理论，体现出一种文学的内在和谐。然而在《罪与罚》中，我们看到的却是“二元”的失衡。
一、放肆的恶与孱弱的善
翻开《罪与罚》，我们满目所及的都是恶的张牙舞爪，善则蜷缩在幽暗的角落里战战兢兢。拉斯科尼科夫（以下简称拉氏）是一位深受西方自由思想影响的人，他坚信“上帝死了”，崇拜拿破仑的铁拳手段，将人分为“平凡的人”和“不平凡的人”。为了验证自己的荒唐理论，他有预谋地杀死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及其无辜的妹妹，甚至事后多次回到杀人现场回味杀人时的刺激。这种近乎于变态的心理机制带给他无尽的杀人后的快感，极端的个人主义与犯罪快感在他身上泛滥，他认为“犯罪是对社会结构不合理的确认”，因而他以高傲的犯罪来以暴易暴。
相比于拉斯科尼科夫，索尼亚显得那么微小，在拉氏面前的她永远都是心慌意乱、诚惶诚恐。善在她这里卑微得可怜。然而就在力量悬殊如此之大的较量里，善却战胜了恶。我们看到的恶，不过是一只空有其表的纸老虎，面对善的春风化雨，不堪一击。
除了外部善恶斗争，拉斯科尼科夫本身的善恶也在激烈地斗争。尽管他极力地突显自己邪恶的一面，但善在他心中始终蠢蠢欲动。不然他不会在街上为素不相识的醉酒姑娘给警察钱；不会在极度贫困时帮助与自己仅有一面之缘的马拉美多夫的妻女，甚至在第一次送醉酒的马拉美多夫回家，离开时“匆匆伸手到口袋里，摸出一把铜币”悄悄放在她们的窗台上；不会在7岁做梦，就在梦里阻止暴力，援救可怜的小马驹， 依照佛洛依德的理论，梦是人的潜意识活动，那么这就说明拉氏潜意识的善良；更不会在救助重伤的马拉美多夫的过程中，内心始终感到愉悦，甚至暂时忘了杀人后的痛苦。拉氏在这种内心矛盾冲突不断的拉锯战中煎熬着。
同样，卢仁是个十足的坏蛋——外貌是“龇牙咧嘴”“道貌岸然，仪表威严”“阴阳怪气的脸”，言行是“挑衅的语气”，做派是投机、自大、吝啬“世界上最爱的，乃是他苦心孤诣赚来的钱”简直坏到了极致。但拉祖米欣却相反，他热情、、单纯、理性，就是个十全十美的好人。尽管卢仁盛气凌人，肆意放“恶”，但他在与拉祖米欣争夺杜丽亚的角逐中，一败涂地，成了众矢之的。拉祖米欣则是不费力气就赢得爱情，得到幸福。善恶对抗中，放肆的恶又不堪一击。
我们不难发现，在这种善恶失衡的状态下，托氏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即使恶再放肆，它终究还是会淹没在善的海洋。我们传递着与人为善的正能量，向我们昭示本民族文化的优越性。
二、强大的批判力量与瘦削的宗教思想
在俄国社会里，陀氏目之所及的是贫穷，以及贫穷带来的罪恶。权贵们纵情声色，穷人们在饥饿的边缘苦苦挣扎。在那个理性与正义极度缺失的年代，以暴易暴成了人们的首选。作者企图以高度的人道主义关怀来批判那个“损不足而补有余”的社会。
但是宗教传统如一把无形的镣铐桎梏着那些狂欢的舞者。在拉氏的世界里，上帝从来不曾远去，他也曾企图挣开，但败得一塌糊涂。拉氏曾一度认为他是自由者，于是以“杀人实验”来检测，杀人前的犹疑和杀人后的苦痛赤裸裸地暴露了他的失败——多次不经意地泄密；精神几近崩溃“我受不了了”；跨不出内心道德防线“我杀死了自己，我杀死了原则”“因为我自己也许比我杀死的那只虱子更卑鄙一些”；后悔不已“如果让我重来一次，我决不会再杀人了”。为了寻求精神解脱，拉氏最终回归到上帝的怀抱，获得了幸福。拉氏的经历是作者对本土文化的辛酸确认，也是他本土意识的回归。宗教成了解决道德犯罪的唯一方式，强大的批判力量消弭在了无形的宗教意识里。甚至索尼亚的救赎也变成了宗教道德的相互救赎。二人同样有道德犯罪——一个是杀人犯，一个是卖淫妇。在基督教文化里都是不圣洁的。他们有着相似的不幸，于是拉斯科尼科夫在索尼亚的劝导下获得新生，而索尼亚在拉氏的影响下变得高尚，有了圣母般的高洁，二人一起在宗教里得到了救赎，精神复活。
作者将拉氏的犯罪归结为抛弃了本土文化所致，并为拉氏安排了一条“新生之路”，即一条向黑暗现实妥协的道路——“索尼亚道路”。选择了妥协也就昭示了反抗的彻底失败。这种宗教妥协与其本身蕴含的巨大批判力量产生了严重的不协调。这也是作者内心的强大批判精神驱动与自我宗教信仰精神皈依的巨大矛盾所在。
三、摧枯拉朽的上帝信仰与颤 颤 巍巍的个人理性
拉氏操纵着小说人物的命运，他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们，抹杀了人性，保留了上帝。
卡捷琳娜是没落贵族，骨子里有“那种特有的穷人的骄傲”，她急躁、高傲、倔强，被贫穷和没有出路逼疯。正因如此，她完成了从庸俗向高尚的涅槃。她从大办亡夫圣餐，“把夸奖别人和抬高被夸人当作乐趣”“给自己杜撰异想天开的事，并信以为真”的耽于幻想里走向“你们哪有多余的钱呢”的现实，走向了死亡和圣洁。斯维里加洛夫是社会不幸的人，以前被妻子胁迫，妻死后，本以为可以追求真爱，但庸俗的社会让他染上了不良的习气，于是他被那些精神至上的人鄙视，没有出路。向杜利亚求爱失败，他走向绝望。他无偿帮助索尼亚、未婚妻，本可以对杜利亚施暴却及时停止，因为他心里还有善的存在，只是他过早地被社会遗弃，注定死亡，此刻，上帝在哪里？
卡捷琳娜是本书里唯一一个完全相信理性，致死不皈依上帝的人。但是她和斯维里加洛夫一样，遭到社会压制，走向死亡。但我认为，他们二人是小说里最接地气的形象，拉氏一群人太过虚浮，不食人间烟火；卢仁一群太庸俗，没有希望。但是作者是一个眼睛盯着天空的人，除了那些精神完美的人有权利得到幸福的结局外，其余的人都必须死去，他是个残忍的作家，将他的笔伸入作品轰轰烈烈地杀死了那些不合他价值的人。
在陀氏看来，只有皈依上帝，一切过错才可以得到原谅，而卡捷琳娜一类太过理性，注定与上帝无缘，因而也就只有死路一条。幸福永远只留给那些捧着《圣经》的舞者们。
拉氏对“权力意识”从深信到怀疑，对人类困境的思考和救赎之路的宗教追问，是作家信仰与理性的冲突。拉氏经历了灵魂拷问最终通过虔信上帝来寻求精神重生，这也是作者的重生。在这里，托氏以哲学自杀的方式否定荒诞，是一种辛酸的确认，确信有一个给生活以有意义的上帝，其诱惑力远远超越了不受惩罚的作恶能力。
回顾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我们不难发现其实拉斯科尼科夫就是文本中的作者自己。他身处没落的十九世纪，受到尼采“上帝死了”学说的影响，竭力追求“超人—权利意识”的价值建构。他怀着崇高的济世理想，醉心于空想社会主义，但接踵而来的入狱和流放，给他的心灵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濒于崩溃。最终他将目光投向了宗教，并用上帝的力量来消解罪恶。在这里个人理性气势汹汹而来，却在上帝面前铩羽而归，上帝的权威得到了绝对的确认，这也是作者辛酸的选择。
小说以优秀的心理描写展示了“罪与罚”的全过程，在二元对立的失衡中为我们揭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外来与本土文化间的艰难抉择过程。
参考文献：
[1]<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罪与罚》，朱海观、王汶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6月
[2] <波>柯拉柯夫斯基 《宗教：如果没有上帝…》，杨德友译，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4月
【关键词】：善与恶；批判；宗教；理性
提及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下简称陀氏），我们总会首先想到他的《罪与罚》。这部完成于1866年的卓越社会心理小说讲述了一个俄国法律专业的大学生受贫困折麽而产生了“杀人理论”，并鬼使神差地杀了放高利贷的老妇及其妹妹，然事后备受道德煎熬，最终选择接受妓女索菲亚的救赎，得到心灵解脱的故事。二元对立是列维—斯特劳斯的重要理论，体现出一种文学的内在和谐。然而在《罪与罚》中，我们看到的却是“二元”的失衡。
一、放肆的恶与孱弱的善
翻开《罪与罚》，我们满目所及的都是恶的张牙舞爪，善则蜷缩在幽暗的角落里战战兢兢。拉斯科尼科夫（以下简称拉氏）是一位深受西方自由思想影响的人，他坚信“上帝死了”，崇拜拿破仑的铁拳手段，将人分为“平凡的人”和“不平凡的人”。为了验证自己的荒唐理论，他有预谋地杀死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及其无辜的妹妹，甚至事后多次回到杀人现场回味杀人时的刺激。这种近乎于变态的心理机制带给他无尽的杀人后的快感，极端的个人主义与犯罪快感在他身上泛滥，他认为“犯罪是对社会结构不合理的确认”，因而他以高傲的犯罪来以暴易暴。
相比于拉斯科尼科夫，索尼亚显得那么微小，在拉氏面前的她永远都是心慌意乱、诚惶诚恐。善在她这里卑微得可怜。然而就在力量悬殊如此之大的较量里，善却战胜了恶。我们看到的恶，不过是一只空有其表的纸老虎，面对善的春风化雨，不堪一击。
除了外部善恶斗争，拉斯科尼科夫本身的善恶也在激烈地斗争。尽管他极力地突显自己邪恶的一面，但善在他心中始终蠢蠢欲动。不然他不会在街上为素不相识的醉酒姑娘给警察钱；不会在极度贫困时帮助与自己仅有一面之缘的马拉美多夫的妻女，甚至在第一次送醉酒的马拉美多夫回家，离开时“匆匆伸手到口袋里，摸出一把铜币”悄悄放在她们的窗台上；不会在7岁做梦，就在梦里阻止暴力，援救可怜的小马驹， 依照佛洛依德的理论，梦是人的潜意识活动，那么这就说明拉氏潜意识的善良；更不会在救助重伤的马拉美多夫的过程中，内心始终感到愉悦，甚至暂时忘了杀人后的痛苦。拉氏在这种内心矛盾冲突不断的拉锯战中煎熬着。
同样，卢仁是个十足的坏蛋——外貌是“龇牙咧嘴”“道貌岸然，仪表威严”“阴阳怪气的脸”，言行是“挑衅的语气”，做派是投机、自大、吝啬“世界上最爱的，乃是他苦心孤诣赚来的钱”简直坏到了极致。但拉祖米欣却相反，他热情、、单纯、理性，就是个十全十美的好人。尽管卢仁盛气凌人，肆意放“恶”，但他在与拉祖米欣争夺杜丽亚的角逐中，一败涂地，成了众矢之的。拉祖米欣则是不费力气就赢得爱情，得到幸福。善恶对抗中，放肆的恶又不堪一击。
我们不难发现，在这种善恶失衡的状态下，托氏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即使恶再放肆，它终究还是会淹没在善的海洋。我们传递着与人为善的正能量，向我们昭示本民族文化的优越性。
二、强大的批判力量与瘦削的宗教思想
在俄国社会里，陀氏目之所及的是贫穷，以及贫穷带来的罪恶。权贵们纵情声色，穷人们在饥饿的边缘苦苦挣扎。在那个理性与正义极度缺失的年代，以暴易暴成了人们的首选。作者企图以高度的人道主义关怀来批判那个“损不足而补有余”的社会。
但是宗教传统如一把无形的镣铐桎梏着那些狂欢的舞者。在拉氏的世界里，上帝从来不曾远去，他也曾企图挣开，但败得一塌糊涂。拉氏曾一度认为他是自由者，于是以“杀人实验”来检测，杀人前的犹疑和杀人后的苦痛赤裸裸地暴露了他的失败——多次不经意地泄密；精神几近崩溃“我受不了了”；跨不出内心道德防线“我杀死了自己，我杀死了原则”“因为我自己也许比我杀死的那只虱子更卑鄙一些”；后悔不已“如果让我重来一次，我决不会再杀人了”。为了寻求精神解脱，拉氏最终回归到上帝的怀抱，获得了幸福。拉氏的经历是作者对本土文化的辛酸确认，也是他本土意识的回归。宗教成了解决道德犯罪的唯一方式，强大的批判力量消弭在了无形的宗教意识里。甚至索尼亚的救赎也变成了宗教道德的相互救赎。二人同样有道德犯罪——一个是杀人犯，一个是卖淫妇。在基督教文化里都是不圣洁的。他们有着相似的不幸，于是拉斯科尼科夫在索尼亚的劝导下获得新生，而索尼亚在拉氏的影响下变得高尚，有了圣母般的高洁，二人一起在宗教里得到了救赎，精神复活。
作者将拉氏的犯罪归结为抛弃了本土文化所致，并为拉氏安排了一条“新生之路”，即一条向黑暗现实妥协的道路——“索尼亚道路”。选择了妥协也就昭示了反抗的彻底失败。这种宗教妥协与其本身蕴含的巨大批判力量产生了严重的不协调。这也是作者内心的强大批判精神驱动与自我宗教信仰精神皈依的巨大矛盾所在。
三、摧枯拉朽的上帝信仰与颤 颤 巍巍的个人理性
拉氏操纵着小说人物的命运，他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们，抹杀了人性，保留了上帝。
卡捷琳娜是没落贵族，骨子里有“那种特有的穷人的骄傲”，她急躁、高傲、倔强，被贫穷和没有出路逼疯。正因如此，她完成了从庸俗向高尚的涅槃。她从大办亡夫圣餐，“把夸奖别人和抬高被夸人当作乐趣”“给自己杜撰异想天开的事，并信以为真”的耽于幻想里走向“你们哪有多余的钱呢”的现实，走向了死亡和圣洁。斯维里加洛夫是社会不幸的人，以前被妻子胁迫，妻死后，本以为可以追求真爱，但庸俗的社会让他染上了不良的习气，于是他被那些精神至上的人鄙视，没有出路。向杜利亚求爱失败，他走向绝望。他无偿帮助索尼亚、未婚妻，本可以对杜利亚施暴却及时停止，因为他心里还有善的存在，只是他过早地被社会遗弃，注定死亡，此刻，上帝在哪里？
卡捷琳娜是本书里唯一一个完全相信理性，致死不皈依上帝的人。但是她和斯维里加洛夫一样，遭到社会压制，走向死亡。但我认为，他们二人是小说里最接地气的形象，拉氏一群人太过虚浮，不食人间烟火；卢仁一群太庸俗，没有希望。但是作者是一个眼睛盯着天空的人，除了那些精神完美的人有权利得到幸福的结局外，其余的人都必须死去，他是个残忍的作家，将他的笔伸入作品轰轰烈烈地杀死了那些不合他价值的人。
在陀氏看来，只有皈依上帝，一切过错才可以得到原谅，而卡捷琳娜一类太过理性，注定与上帝无缘，因而也就只有死路一条。幸福永远只留给那些捧着《圣经》的舞者们。
拉氏对“权力意识”从深信到怀疑，对人类困境的思考和救赎之路的宗教追问，是作家信仰与理性的冲突。拉氏经历了灵魂拷问最终通过虔信上帝来寻求精神重生，这也是作者的重生。在这里，托氏以哲学自杀的方式否定荒诞，是一种辛酸的确认，确信有一个给生活以有意义的上帝，其诱惑力远远超越了不受惩罚的作恶能力。
回顾作者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我们不难发现其实拉斯科尼科夫就是文本中的作者自己。他身处没落的十九世纪，受到尼采“上帝死了”学说的影响，竭力追求“超人—权利意识”的价值建构。他怀着崇高的济世理想，醉心于空想社会主义，但接踵而来的入狱和流放，给他的心灵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濒于崩溃。最终他将目光投向了宗教，并用上帝的力量来消解罪恶。在这里个人理性气势汹汹而来，却在上帝面前铩羽而归，上帝的权威得到了绝对的确认，这也是作者辛酸的选择。
小说以优秀的心理描写展示了“罪与罚”的全过程，在二元对立的失衡中为我们揭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外来与本土文化间的艰难抉择过程。
参考文献：
[1]<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罪与罚》，朱海观、王汶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6月
[2] <波>柯拉柯夫斯基 《宗教：如果没有上帝…》，杨德友译，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