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鸿章与北洋海军人才培养及海防基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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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为抵御外国侵略,于19世纪60年代开始筹议海防,经过30多年的努力,最终建立号称“东亚第一”北洋舰队。李鸿章作为北洋舰队的实际控制者,对北洋海军建立影响深远。本文拟探讨李鸿章在北洋海军人才培养、海军基地建设发挥的作用,从而更加全面的分析李鸿章经营北洋舰队的贡献与弊端。
  关键词:李鸿章;海军人才;海军基地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外患长期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铁骑,直到明朝时期为防止倭寇袭扰,海防才成为对外防御的重点。鸦片战争后,西方侵略者凭借坚船利炮把中国推入半殖民地的深渊,为了抵制西方侵略,清政府于19世纪60年代开始创办北洋舰队。80年代初,北洋舰队船舰基本成型,但是其配套体系却没有完善,缺乏能够够熟练指挥军舰的人才和能够驻泊大型铁甲舰的军事基地。李鸿章作为北洋舰队的实际控制者,为了解决人才和基地的问题,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一、 李鸿章与海军人才的培养
  一支近代化海军的建立,必须有相适应的海军人才,而清政府当时所有的“海军”为旧式的绿营水师,没有近代化的海军人才,为解决人才缺乏的困境,李鸿章决定三管齐下:创办新式学堂、对外留学、聘用洋员等。
  (一)创办新式学堂
  在李鸿章建议的下建立的新式学堂有三所:天津水师学堂、山东威海卫水师学堂、天津医学堂。由于北洋海军规模迅速扩大,原有的福州船政学堂不能满足人员需求,因此李鸿章上书光绪皇帝,“应就天津机械局度地建设水师学堂”[1]。1881年该学堂正式建立,学期五年,前四年為理论课程,后一年为船上操练。主要学习英国语言、海洋地理知识、轮船驾驶技术、航海经纬度测量技术等。1890年,李鸿章应丁汝昌提议,在威海卫建立水师学堂。威海卫水师学堂除了课程有变化外,其他都与天津水师学堂相仿,“专办驾驶班,以备补充北洋舰队之驾驶副之缺”[2]。舰队成立后,清政府为舰队聘请了洋医,由于开支较大,于是同时成立了天津医学堂,培养西医人才。天津医学堂的成立不仅满足了舰队人员对医护的需求,而且这也成为中国培养西医的开端。
  (二)对外留学
  清政府在兴办新式学堂的同时,还开始了派遣留学生的活动。1877年,李鸿章,沈葆桢上奏,要求李凤苞带领学生留学英法,学习“制造、驾驶之法,学习员数以三十名为度,肄业以三年从度”[3]。这些学生回国后,许多人成为后来北洋海军的骨干,如“定远”管带刘步蟾,“镇远”管带林泰增,“致远”管带邓世昌等。
  (三)聘用洋员
  北洋海军的创建是“师夷长技”学习西方的产物,由于当时清政府的落后,国内缺乏相关知识的人才,无论是舰队的操控训练,海员的训练等都离不开洋员的指导,当时的洋员大多来自英法德等国。这些洋员一方面是由清政府的驻外大使在西方国家自行招聘,选聘一些“专门名家,熟悉船务战法,堪任驱策也”[4]的洋员;一方面由中国海关任职的洋员推荐。李鸿章在聘用洋员的时候以“阿斯本”舰队为教训,不仅对舰队的管理权寸步不让,坚持“权自我操”;而且对洋员聘用给予严格的规定:首先必须签订合同,“铅印画押,令洋匠一律遵守”[5],确立洋员的职务,职责和任职时间。其次,对洋员给予丰厚的待遇,“所有住房家具,食用一切,电书各件,均有公中供应”[6]。最后,制定相应的奖惩措施,有功必赏,有过必罚。有特殊贡献的洋员,李鸿章上奏朝廷给予特别奖励,如李鸿章为表彰黄海海战中受伤的洋伤员阿壁成等人,奏请朝廷给予赏带花翎等奖励。随着清政府不断派遣留学生出国和国内船政学堂的建立,以及聘用洋员的数量不断的减少,北洋海军仍是以华人为主。
  (四) 海军人才培养的积极意义
  李鸿章在北洋海军人才储备方面做的努力是有着重要的意义的。其建立新式水师学堂,开创了中国近代海军教育的先河,形成了中国最早的海军教育体制;其派遣学生出国留学,为清政府培养了中国最早的一批专业海军人才,不仅提高了北洋海军的战斗力,而且也为中国海军的长远发展作了人才准备;李鸿章通过对外引入洋员,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北洋海军短期人才缺乏的难题,当时较为杰出的洋员有琅威理和葛雷森。这些洋员在北洋海军的发展初端起到了积极地作用。
  二、李鸿章与海军基地和后勤建设
  海军基地是为保障辖区内海军兵力的驻泊和机动,为其提供战斗、技术和后勤保障而建立的军事基地。北洋海军建立后,为给北洋舰队提供军事保障,李鸿章通过将西方军事理论指导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建立了远东最杰出的海港基地:大沽口基地,旅顺基地,威海卫基地。
  (一)海港基地选址
  在北洋海军建设之前,当时清政府在北方的水师基地只有大沽口基地。大沽口基地建于明末清初,而且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摧残,早已破坏不堪。1881年,李鸿章在大沽口修建了一个近代化的船坞,满足了北洋海军就近补给和整修的需要,但是随着北洋海军不断引入大型新式军舰,原有的船坞不能满足新式军舰的需求。同年李鸿章在考察奉天沿海形式时发现“旅顺岛在奉天金州海口,距山东登州、烟台对岸二百余里,洋面至此一束,东接太平洋,西扼渤海咽喉,为直奉两省第一重门,即为北洋最要关键”[7],于是在旅顺建立大型船坞,修建海军基地。威海卫位于山东半岛突出部,距离旅顺基地仅九十海里,是进入渤海湾和防护京师的门户和前哨,而且威海卫三面环海,港宽水深,能够提供大型船舰停泊。李鸿章决定在此建立一个水师基地,建立船坞和机器厂,并且把北洋水师的提督府建立在威海卫的刘公岛上,随着各个港口基地的不断完善,北洋海军的基地初具规模。
  (二)炮台建造
  李鸿章在改造大沽口基地,建立旅顺、威海卫基地时,大力引入西式火炮。晚清大沽口炮台多为砖木结构,“大半粤东土炮,固不如洋兵近日新炮之精,亦远逊外洋数年前之炮”[8]。李鸿章在担任北洋大臣之后,下令重新整修和加固原有的炮台,以提高海防能力。旅顺基地从1880年开始修建金山炮台,李鸿章任命德国人汉纳根为设计师,引入德国克虏伯巨炮,威力大为增强,以至于金山炮台成为了当时北洋水师的海防标准炮台,以后北洋炮台形式多仿于金山炮台。威海卫炮台也由汉纳根建造,其建立陷阱炮台,并在刘公岛上建立跨海通道。李鸿章对于威海卫评价很高:“工程并极精坚,布置更臻完密,炮台均得形势,做法坚固”[9]。 威海卫一度被称为“东海屏藩”。   (三)评价李鸿章对北洋海军基地建设的影响
  李鸿章所建立的大沽口、旅顺、威海卫基地不仅为北洋海军提供了停泊和补给的基地,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清政府的海军实力,缓解当时清政府面临的海防危机。
  第一,北洋海军军事基地的建立,在重要的沿海开放口岸提供了有力的军事支持。大沽口,旅顺港,威海卫等炮台都是在西方海军军事思想的指导下完成建立的,李鸿章曾称赞炮台十分坚固:“內砌石条,外筑厚土,皆欲使炮子陷入难炸,即有炸开,亦不致全行坍塌”[10]。北洋基地在武器方面也大胆引入西方先进大炮,尤其对德国的克虏伯大炮情有独钟,李鸿章在大沽、旅顺、威海卫炮台建设时全部安装德国克虏伯大炮,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晚晴水师炮台落后的现状。
  第二,北洋海军基地给北洋海军提供了强大的后勤支持。旅顺基地建立后就成为北洋海军重要的维修基地,给北洋军舰维修提供了保障,李鸿章称旅顺基地为“海军归宿根本”;为了加快消息的传递和便于指挥海军,李鸿章在1879年建立天津到大沽的电报线路,1885年又在旅顺建立电报分局,使用电报后,“号令各营,倾刻响应”。李鸿章倡导的电报事业不仅加强了其对海军的控制,而且对近代社会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李鸿章建立的北洋海军基地及其后勤建设所取得巨大功绩是当时中外舆论所共同认可的,但是在建设中也暴露出了不足之处。
  第一,李鸿章在北洋海军基地建设时期用人不当。李鸿章为了加强对于北洋海军的控制,重要职位多由自己心腹把持,这些人对于近代海军技术缺乏理解,且刚愎自用,给北洋海军基地建设造成了很大浪费。如李鸿章任命其同乡黄瑞兰为营务工程局管理,黄瑞兰性情乖张,粗鄙无能,其他官吏都不愿与他共处,而且其在购买军火方面不知优劣,导致采购淘汰废品,浪费了大量金钱。
  第二,消极的海防思想。北洋海军的海防思想是陆地防御,是利用北洋海军的军舰和建立的北洋基地炮台完成对京师的防护。这种海防思想实际上放弃了海域的制海权,李鸿章在建立北洋海军开始时就称:“我之造船,本无驰骋域外之意,不过以守疆土,保和局而已”[11],正是这种消极保守的海防思想使北洋海军在作战中屡屡吃亏。
  参考文献:
  [1][2][3]高时良.洋务运动时期教育[M].
  [4][5]洋务运动[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1.
  [6] 李鴻章全集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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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施渡桥. 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史[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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