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洋过海的龙泉窑青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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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浩瀚的海洋,因其深邃、诡谲和险象频仍,每每令人望而生畏,同时又由于它富饶、奇妙和平坦无阻,远古以来便成为人类探秘,征服和利用的对象。于是,邈远而荒寂的彼岸,变为人类栖止的乐土,相距迢遥的滨海地区间出现了水波之上的无形的通衢。唐人王勃所谓的“天涯若比邻”,用来形容海洋阻隔的两岸间的紧密关系,是十分贴切的。不过,文化的跨海流布与陆上扩散完全不同——文化在陆上传播时,通常会随着时空的延展而逐渐发生变易,所以当它流入遥远的异地时,早已被改头换面;文化从一地经海路输入另一地时,其面貌却依然如故,这是因为海洋虽辽阔,却无文化扎根、衍化之地。文化的海路交流的这种特性,对探索古代中国与海外异族的往来是颇有意义的。考古资料显示,商代或更早的时候,中国文化就已通过海路外传了,而中国与西域滨海地区的海路交往,据我在1992年发表的《佛教海路传入中国论》中考证,应肇端于战国之前。西汉以降,在中国通往异域的海路上,呈现出了船来舶往的中外文化交流的繁荣景象。唐代开始,中国的陶瓷被源源不断地用船舶运往世界各地,在人类文明史的壮丽画卷中繁星般地闪烁着分外耀眼的光辉。
  浙江是瓷器的发源地和青瓷的主要产地,晚唐至北宋早期,越窑青瓷经海路销往今韩国、日本、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也门、叙利亚、土耳其、苏丹、埃及、坦桑尼亚、索马里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北宋人朱或在《萍洲可谈》一书中对陶瓷的海外贸易情况记述道:“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2003年,在印度尼西亚西爪哇省井里汶(Cirebon)附近的海底发现了一条沉船,舱内遗存瓷器、陶器、玻璃器、金器、铜器、锡器、钱币、水晶、珠宝、象牙、犀角等各类物品近30万件,其中,北宋初期(吴越晚期)越窑青瓷的数量竟达20多万件。由此可见,当时浙江青瓷的外销规模是空前的。
  若对古代运销到世界各地的浙、扛青瓷作鸟瞰式的观察,便可看到越窑青瓷与龙泉窑青瓷在时间上存在明显的缺环。北宋中期以后越窑制瓷业的迅速衰歇,使浙江青瓷的外销陡然滑坡。但是,越窑的没落,并不意味着优秀制瓷技术的消亡,而是标志着这种工艺向适合它的空间转移的开始。从南到北,无数生产青瓷的名窑和土窑,都曾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越窑的影响,然在越窑凋零之际,使越窑卓越的制瓷传统在异乡生根而获得新生的,则是浙江南部山区的龙泉窑。明人陆容的《菽园杂记》转录《龙泉县志》有关制瓷业的记载云:“青瓷初出于刘田,去县六十里。次则有金村窑,与刘田相去五里余。外则白雁、梧桐、安仁、安福,绿绕等处皆有之。然泥油精细,模范端巧,俱不若刘田。”“刘田”后来又写成“琉田”,即今龙泉大窑,是龙泉窑的中心产地。北宋晚期,龙泉窑的产量还不大,经过一个时期的发展,至北宋末年,龙泉窑才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因此,北宋晚期的龙泉窑青瓷在海外发现的数量极少。在越窑外销青瓷枯竭后,海外异族对青瓷的珍爱之情一直没有减退,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使得龙泉窑的施透明青釉的刻划花产品从南宋早期开始大量外销,从而恢复了中国外销青瓷的供求平衡。就国内的推动因素而言,是与内忧外患、偏安江南的南宋统治者对海外贸易的重视有关。南宋人熊克在《中兴小纪》中记载,宋高宗曾对大臣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耳。”《宋史》卷一百八十五《食货下七》记载,嘉定十二年(1219年),“臣僚言以金银博买,泄之远夷为可惜。乃命有司止以绢帛、锦绮、瓷、漆之属博易,听其来之多寡,若不至则任之,不必以为重也”。所以,越窑外销青瓷断档多年后,龙泉窑青瓷的倩影在东到日本、南达印度尼西亚、西至埃及的许多地区普遍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上述的内因和外因,不惟促进了龙泉及其周边地区制瓷业的迅猛发展,而且也使距离龙泉不远的福建北部的浦城、建阳、松溪、南平,以及福建沿海的同安、闽侯、连江、福清、莆田、仙游、泉州、南安、安溪、厦门、漳浦等地,纷纷建立起大量生产刻划花青瓷的窑场,因产品风格明显受龙泉窑影响而器物质量又逊于龙泉窑同类青瓷,被称为“土龙泉”。人们普遍认为,这类青瓷的年代上限为北宋中期,其最盛期为北宋晚期至南宋。由于龙泉窑兴起于北宋晚期,而文化从~地向另一地传播时,会出现程度不同的滞后现象,所以我认为福建等地窑口烧制的带有龙泉窑产品风格的刻划花青瓷之年代上限不会早于北宋晚期,这些窑口的极盛期则始于南宋早期。出土情况表明,福建一带出产的青釉刻划花粗瓷,主要是经泉州港销往海外经济不发达地区的。
  南宋时期,龙泉大窑等地的窑场还生产与传统透明釉青瓷形成鲜明对比的乳浊釉青瓷。这种技术上源于北宋汝窑的优质窑业制品的审美价值,很快得到世人的广泛认知。在良性的供求互动中,龙泉窑迎来了南宋中期以后乳浊釉青瓷生产的繁盛期。这种青瓷对制坯、配釉、施釉、烧成温度、焙烧气氛等均有严格的要求,故成本总体上高于透明釉青瓷,这也是它们一般都被运销到经济发达地区的主要原因。在日本镰仓出土的数以万计的中国瓷器残片中,南宋至元代的龙泉窑乳浊釉青瓷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这些青瓷胎质细腻白净,釉层滋润如玉,器形中规中矩。同时,还有一件南宋龙泉窑黑胎乳浊釉青瓷残片,属于龙泉官窑的产品,价值在白胎乳浊厚釉青瓷之上,不是一般官僚和百姓所能拥有的。镰仓为1192年至1333年日本的政治中心,该地出土的大量南宋和元代的龙泉窑乳浊釉青瓷,成了当时这一带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明证。在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国家,都出土过宋元时期的龙泉窑精品,出土地点之多,已超过了越窑青瓷的分布范围。
  单从数量上讲,龙泉窑乳浊釉青瓷外销的鼎盛期是在元代。1976年,在韩国新安海底发现了一条中国沉船,装有各类物品二万二千多件,其中瓷器有20691件,而龙泉窑青瓷的数量约占一半。船舱里遗存着7枚墨书“至治三年”字样的木质货签,据此可知沉船中的龙泉窑青瓷皆为元至治三年(1323年)之前所烧。从釉面特征看,这批瓷器主要有乳浊釉和半乳浊釉两大类,釉色除了纯正的粉青、梅子青外,还有青绿、青黄、青灰等多种。装饰技法非常丰富,有刻花、贴花、透雕、露胎贴花、印花、点彩、雕塑等。器形十分繁多,比较罕见的器物,有透雕莲花纹环耳瓶、方鼎形香炉、鼎形熏炉、长颈瓶、茶托等。因发现了带“使司帅府公用”铭文的龙泉窑青瓷盘,故可确定沉船中的龙泉窑精品大多产于龙泉大窑的窑场。   元至明代,龙泉窑优质青瓷不但被东亚、东南亚和印度洋周边的经济发达地区大量使用,并且还从红海北端跨越苏伊士地峡再经水路输送到了地中海沿岸各地以及更遥远的欧洲,以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比皇宫所藏最为著名。这座皇宫现已成为博物馆,保存在馆内的一万多件中国瓷器中,有元至明代的龙泉窑青瓷1350件,它们都是当年通过贸易的途径输入的。其中,元代的露胎贴花云龙纹盘、印花人物骑鲤鱼纹方形注子、刻花双鱼纹盘、贴花牡丹纹环耳瓶和葫芦瓶,明代的刻花柳树花卉纹盘、刻花葡萄纹盘、刻花莲花纹盘、刻花庭院纹注子等,均为稀有的瑰宝。还有不少器物的口与足用黄金镶边,有的瓶被装上了银制的嘴、柄、盖而成为注子,有的残破的瓶被截取一段与碗组合成高足碗,人们对龙泉窑青瓷的珍爱之情由此可见一斑。
  到了明代中期,龙泉窑渐渐衰微,而在此之前,其产品的输出仍有一定的规模,青瓷大盘为当时较常见的品种。明人马欢在《瀛涯胜览》一书中对爪哇国的饮食风俗叙述道:“国人坐卧无床凳,吃食无匙箸。男妇以槟榔著叶聚蜊灰不绝口,欲吃饭时,先将水嗽出口中槟榔渣,就洗两手干净,围坐,用盘满盛其饭,浇酥油汤汁,以手撮入口中而食,若渴,则饮水。”今人一般都据此将外销的龙泉窑青瓷大盘视为专门盛放供抓食的米饭的器具。但这种观点是片面的。输入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托普卡比皇宫的大瓷盘,既用于盛放烩肉饭,也用于盛放炖肉、蔬菜、水果和甜点。这足以说明,碗、盘之类的日常生活用瓷,其用途具有多样性,不能一概而论,更何况外销瓷的使用对象是信仰、观念、文化、风俗、嗜好千差万别的世界各族呢?
  历代龙泉窑青瓷之所以能永恒而普遍地激起世界各地人士的审美情趣,是由于它具有空前绝后的足以令人心醉神迷的独特魅力。南宋时,龙泉窑乳浊釉青瓷的釉色被统称为“粉青”,后来,“粉青”之名成为乳浊的淡天蓝色的代名词。明人陆容的《菽园杂记》所记的龙泉窑青瓷釉色有“绿豆色”、“生菜色”。明人高濂的《遵生八笺》将明代以前的龙泉窑青瓷釉色分为“粉青”、“深青”和“淡青”三类,而称明代龙泉窑上品的釉色为“葱色”,其余的均被视作“油青色”。清代,龙泉窑青瓷既沿用明代流行的“粉青色”、“翠青色”之名,又新增了“梅子青”、“冬青色”之称。其实,对龙泉窑青瓷釉色的看法,是因人因地而异的。古代阿拉伯人称运销到当地的龙泉窑青瓷的釉色为“海洋绿”;法国人则用舞台上牧羊人雪拉同(Celadon)所穿衣裳的美丽的青色来形容龙泉窑青瓷;而最富有诗情画意的,莫过于把龙泉窑青瓷的釉色形容为“秋季的天空和静静的蓝色的大海”。研究表明,人类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眼睛完全适应了自然界的蓝天、碧水、苍山、绿野的颜色,这种适应性通过基因遗传一直延续至今。人眼在明亮处对波长为555纳米的绿色光最敏感,在黑暗处则对波长为507纳米的青色光最敏感,而历代青瓷釉的分光反射率峰值波动于450-600纳米的波长范围之间,据此可知,世人对龙泉窑青瓷的喜爱,是由人的自然审美意识支配的,体现了人类对美丽大自然的依恋之情。龙泉窑在青瓷釉色上创造出的卓荦成就,使得“青莹”“滋润”“瑰丽”“类玉”“典雅”之类的尺度显得苍白和无效,因为龙泉窑瓷器的青釉所凝聚的是大自然宜人的万般青色,散发的是满目葱茏的春天的气息。
  世界因新事物的不断涌现显得永远年轻而神秘。在人文科学领域,最神秘的事物则是朝时间相反方向飞速逝去的昔日的文明——没有文字记载或记载不全的失落的文明。于是,承载着文明的实物便成为今人认识和复原已消失在茫茫时空里的人类社会的可靠依据,不朽的古陶瓷就是蕴涵着当时社会各种信息的重要实物和希望的象征。尽管无法知晓究竟还有多少龙泉窑青瓷静卧于世界各地的遗址、墓葬和沉船中,但它们却总是在各种情况下偶然或必然地跃入人们的视野,从而为当今的文明注入无可替代的生机。学者巴兰金在叙述奥秘无尽的生命现象后意味深长地写道:“世界在我们面前,也在我们自己内部沸腾,它年轻、生气勃勃、蒸蒸日上。感到自己在这个永远年轻的、无穷神秘的世界上永远做一个睁大着惊诧眼睛的孩子,恐怕正是一种最大的幸福。”对龙泉窑青瓷的爱好者和研究者来说,这种幸福就是期待着不断发现隐匿在大地和海洋怀抱中的龙泉窑青瓷,并将它们从悠悠的沉睡中唤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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