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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5-6月间，江苏省文联重新成立创作组。陆文夫从苏州机床厂调回省作协。那时省作协是省文联的下属机构，我正在那里工作。两人因此结识。由于文艺观点比较接近，一见如故。
陆文夫在调回创作组前和以后，以他1957年下放到苏州机床厂的生活积累为原料，进行艺术再加工，先后发表了《准备》､《葛师傅》､《向师傅告别的那天晚上》､《龙》､《修车记》､《没有想到》等六篇作品。可能因为他是“探求者”，《葛师傅》等作品发表后，虽受读者欢迎，但无人集中予以评论。我便以《看了陆文夫同志的近作所想到的》为题，集中评论了陆文夫的六篇作品。(载《雨花》1961年第12期)在文章中，我具体分析了《葛师傅》的艺术。文章最后说“从生活到艺术的途径则是多种多样的。作家应当和自己的好作品竞赛。”该文长约6000字，在《雨花》当时的评论文章中是不多见的。
1962年1月，经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钱静人的提名，我调到省委宣传部文艺处任指导员。1962年7月8日，我又在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上发表《生动､鲜明的工人阶级风貌——评陆文夫同志的几篇小说》一文，评述了陆文夫“是怎样在作品中艺术地表现了我国工人阶级的风貌”。该文4000多字，在党报副刊上发表这样的长文也极少。
1964年9､10月间，陆文夫再次在省文联受到错误批判。1965年10月，陆文夫又被处理回苏州，改在苏纶纱厂劳动。1966年5､6月间，我去常熟参加“四清”在苏州集训了几天。我在一个晚上看望了陆文夫，第一次见到了他的妻子管毓柔同志。
“文化大革命”一来，陆文夫在苏州苏纶纱厂里也受到冲击。后被下放到盐城射阳农村落户。我在遭受批斗､上五七干校劳动后也被下放在一个农村中学工作。彼此只是遥念而已。
“文革”结束，陆文夫归队。他的小说创作像“井喷”一样既高产又高质。他的《献身》､《小贩世家》相继获得1977—1978和1980年的优秀短篇小说奖；接着，《围墙》又获得1983年优秀短篇小说奖。《美食家》获1983—1984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陆文夫的知名度逐年升高。
对于陆文夫，我还是首先看他的作品。《献身》发表不久，我就写了《心理描写在<献身>中的巧手妙用》一文(先是在报纸副刊上发表，后收入《陈辽文学评论选》，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其后，我又写了《探求者的新探求——谈陆文夫在新时期的创作》(载《红旗》1984年第24期)､《陆文夫小说的创新和突破》(《江海学刊》1984年第3期)､《论徐丽莎之死——兼谈<井>在陆文夫创作发展中的意义》(载《当代文艺探索》1986年第1期)。发表这些文章的刊物档次很高，《红旗》更是党中央的机关刊物。应该说，我四评陆文夫，对扩大陆文夫在读者中的影响是起了促进作用的。
我不记得在文艺创作问题上与陆文夫有过什么分歧。根据我1980年5月以后的日记，二十几年间，我与陆文夫的个别接触在十次以上(公共场合的见面､点头不算)。两人对当时文艺形势的估计，创作现状的分析，对一些重要文艺问题的评论，观点往往一致或基本一致。但在对《人之窝》的评价上，我和陆文夫出现了落差。
也许是苦于在《井》以后未有突破1985年前中短篇小说思想艺术水平的力作，陆文夫以数年时间创作了长篇《人之窝》。1995年9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1999年，他将《人之窝》申报了“茅盾文学奖”。
作为读者，我认真阅读了这部长篇，认为《人之窝》写得不算成功，特别是《人之窝》里有一个常识性的失误。小说写“文革”期间，一些文物工作者为了保护文物，组织了一个战斗队，以“抄家”为名，把“全套宋版的经､史､子､集”保护了起来。全国解放后，如果被发现宋版书的残页，已是无价之宝，怎么会有“全套宋版的经､史､子､集”在世(按：近代人张元济辑印过四部丛刊，但宋版经､史､子､集即宋版四部丛刊从未有过)?
《人之窝》后来未被评上“茅盾文学奖”。
1985年，陆文夫(1928—2005)五十七岁，还是盛年。即使到了1988年，他也才六十岁。他的精力､体力仍很充沛。但是，人所共知，陆文夫从1986年起，虽然也写过《清高》等较好的作品，但在小说创作上再也没有实现对1978—1985年间优秀作品的超越。原因何在?就我所知，如下两点，似可探究：
一是1985年1月，陆文夫被安排为中国作协副主席，1992年9月被安排为江苏作协主席，陆文夫当上了“官”。从此以后，文学界的一些重要会议，一些重要社会活动，都得请陆文夫。外国文学界的知名人物，中国作协的领导人到苏州，都要去看望陆文夫，请他接待，或请他提供旅游､交通的方便。1991年4月22日晚上，我乘参加在苏州举行的“叶圣陶研究会”的机会，与叶至诚一起看望了陆文夫。他向我们诉了一通苦：中国作协领导人谁谁谁来，要我为他提供小车，他要到什么什么地方游览；谁谁谁来，请我参加什么会议，我不能不去；外国作家谁谁谁来，要我接待……怎能静下心来搞创作?他被安排为江苏作协主席后，社会活动更多。从新中国成立，郭沫若被安排为政务院副总理､茅盾被安排为文化部长开始，我国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谁要在文学艺术上有所成就，就得安排谁当“官”，担任政府部门或文艺团体的领导职务。现代发达国家都没有因为谁在文化､学术､艺术､科学上有了成就便给谁当官的事。实践证明，这种做法不一定好。假如让陆文夫一直当作家，不当“官”，1985年以后的陆文夫，正当盛年，完全可以写出超越自己以往作品水平的力作､杰作。当然，陆文夫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这个“官”，也有了办事方便的有利条件。陆文夫于1988年12月创办《苏州杂志》，任主编。经费问题，人员问题，房子(社址)问题，都由陆文夫出马解决。若不是陆文夫具有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身份和地位，这些问题，恐怕难以迅速得到解决的。在陆文夫的主持下，《苏州杂志》办成了一个颇有影响的刊物。
二是社会活动多了，会议多了，读书的时间相对少了。陆文夫是个聪明人，如果他在1986年后加强学养，益之以他对生活的“悟性”，他是能够实现对1985年前作品的超越的。至于他在七十多岁后得了严重的哮喘病，影响了文学生产力，那是另一个问题。
陆文夫走了，我深感悲痛，惋惜。假如他不当“官”；1986年后又有较多时间能过细读书；根据他的聪明､悟性､才气，一定会在1986年以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写出比1985年前更好的作品。凭我对陆文夫四十五年的认知，我坚信这一点。
(见陈辽《文缘：我和文坛百家》)
陆文夫在调回创作组前和以后，以他1957年下放到苏州机床厂的生活积累为原料，进行艺术再加工，先后发表了《准备》､《葛师傅》､《向师傅告别的那天晚上》､《龙》､《修车记》､《没有想到》等六篇作品。可能因为他是“探求者”，《葛师傅》等作品发表后，虽受读者欢迎，但无人集中予以评论。我便以《看了陆文夫同志的近作所想到的》为题，集中评论了陆文夫的六篇作品。(载《雨花》1961年第12期)在文章中，我具体分析了《葛师傅》的艺术。文章最后说“从生活到艺术的途径则是多种多样的。作家应当和自己的好作品竞赛。”该文长约6000字，在《雨花》当时的评论文章中是不多见的。
1962年1月，经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钱静人的提名，我调到省委宣传部文艺处任指导员。1962年7月8日，我又在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上发表《生动､鲜明的工人阶级风貌——评陆文夫同志的几篇小说》一文，评述了陆文夫“是怎样在作品中艺术地表现了我国工人阶级的风貌”。该文4000多字，在党报副刊上发表这样的长文也极少。
1964年9､10月间，陆文夫再次在省文联受到错误批判。1965年10月，陆文夫又被处理回苏州，改在苏纶纱厂劳动。1966年5､6月间，我去常熟参加“四清”在苏州集训了几天。我在一个晚上看望了陆文夫，第一次见到了他的妻子管毓柔同志。
“文化大革命”一来，陆文夫在苏州苏纶纱厂里也受到冲击。后被下放到盐城射阳农村落户。我在遭受批斗､上五七干校劳动后也被下放在一个农村中学工作。彼此只是遥念而已。
“文革”结束，陆文夫归队。他的小说创作像“井喷”一样既高产又高质。他的《献身》､《小贩世家》相继获得1977—1978和1980年的优秀短篇小说奖；接着，《围墙》又获得1983年优秀短篇小说奖。《美食家》获1983—1984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陆文夫的知名度逐年升高。
对于陆文夫，我还是首先看他的作品。《献身》发表不久，我就写了《心理描写在<献身>中的巧手妙用》一文(先是在报纸副刊上发表，后收入《陈辽文学评论选》，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其后，我又写了《探求者的新探求——谈陆文夫在新时期的创作》(载《红旗》1984年第24期)､《陆文夫小说的创新和突破》(《江海学刊》1984年第3期)､《论徐丽莎之死——兼谈<井>在陆文夫创作发展中的意义》(载《当代文艺探索》1986年第1期)。发表这些文章的刊物档次很高，《红旗》更是党中央的机关刊物。应该说，我四评陆文夫，对扩大陆文夫在读者中的影响是起了促进作用的。
我不记得在文艺创作问题上与陆文夫有过什么分歧。根据我1980年5月以后的日记，二十几年间，我与陆文夫的个别接触在十次以上(公共场合的见面､点头不算)。两人对当时文艺形势的估计，创作现状的分析，对一些重要文艺问题的评论，观点往往一致或基本一致。但在对《人之窝》的评价上，我和陆文夫出现了落差。
也许是苦于在《井》以后未有突破1985年前中短篇小说思想艺术水平的力作，陆文夫以数年时间创作了长篇《人之窝》。1995年9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1999年，他将《人之窝》申报了“茅盾文学奖”。
作为读者，我认真阅读了这部长篇，认为《人之窝》写得不算成功，特别是《人之窝》里有一个常识性的失误。小说写“文革”期间，一些文物工作者为了保护文物，组织了一个战斗队，以“抄家”为名，把“全套宋版的经､史､子､集”保护了起来。全国解放后，如果被发现宋版书的残页，已是无价之宝，怎么会有“全套宋版的经､史､子､集”在世(按：近代人张元济辑印过四部丛刊，但宋版经､史､子､集即宋版四部丛刊从未有过)?
《人之窝》后来未被评上“茅盾文学奖”。
1985年，陆文夫(1928—2005)五十七岁，还是盛年。即使到了1988年，他也才六十岁。他的精力､体力仍很充沛。但是，人所共知，陆文夫从1986年起，虽然也写过《清高》等较好的作品，但在小说创作上再也没有实现对1978—1985年间优秀作品的超越。原因何在?就我所知，如下两点，似可探究：
一是1985年1月，陆文夫被安排为中国作协副主席，1992年9月被安排为江苏作协主席，陆文夫当上了“官”。从此以后，文学界的一些重要会议，一些重要社会活动，都得请陆文夫。外国文学界的知名人物，中国作协的领导人到苏州，都要去看望陆文夫，请他接待，或请他提供旅游､交通的方便。1991年4月22日晚上，我乘参加在苏州举行的“叶圣陶研究会”的机会，与叶至诚一起看望了陆文夫。他向我们诉了一通苦：中国作协领导人谁谁谁来，要我为他提供小车，他要到什么什么地方游览；谁谁谁来，请我参加什么会议，我不能不去；外国作家谁谁谁来，要我接待……怎能静下心来搞创作?他被安排为江苏作协主席后，社会活动更多。从新中国成立，郭沫若被安排为政务院副总理､茅盾被安排为文化部长开始，我国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谁要在文学艺术上有所成就，就得安排谁当“官”，担任政府部门或文艺团体的领导职务。现代发达国家都没有因为谁在文化､学术､艺术､科学上有了成就便给谁当官的事。实践证明，这种做法不一定好。假如让陆文夫一直当作家，不当“官”，1985年以后的陆文夫，正当盛年，完全可以写出超越自己以往作品水平的力作､杰作。当然，陆文夫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这个“官”，也有了办事方便的有利条件。陆文夫于1988年12月创办《苏州杂志》，任主编。经费问题，人员问题，房子(社址)问题，都由陆文夫出马解决。若不是陆文夫具有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身份和地位，这些问题，恐怕难以迅速得到解决的。在陆文夫的主持下，《苏州杂志》办成了一个颇有影响的刊物。
二是社会活动多了，会议多了，读书的时间相对少了。陆文夫是个聪明人，如果他在1986年后加强学养，益之以他对生活的“悟性”，他是能够实现对1985年前作品的超越的。至于他在七十多岁后得了严重的哮喘病，影响了文学生产力，那是另一个问题。
陆文夫走了，我深感悲痛，惋惜。假如他不当“官”；1986年后又有较多时间能过细读书；根据他的聪明､悟性､才气，一定会在1986年以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写出比1985年前更好的作品。凭我对陆文夫四十五年的认知，我坚信这一点。
(见陈辽《文缘：我和文坛百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