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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解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组织建设情况，给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管理体系的开发与研制提供实践指导，采用文献资料、问卷调查和数理统计等研究方法，以苏州七大城区的社区为个案，从宏观角度出发，针对不同群体，对社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组织建设的宏观组织结构、决策机构、执行机构、监督机构、岗位职责体系等方面进行了差异性分析，并结合研究结果提出针对性建议。
关键词：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组织；组织建设；苏州社区
社区全民健身是我国群众体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发展中国特色体育事业的基础。但是，城市化使中国从一个农业的、乡村的、封闭和半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化社会转变和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社会的转型和经济的转轨必然加速城市的现代化，促进了城市社区的建设和发展，城市社区的成熟、完善，为城市社区体育的发展带来了从未有过的机遇，也对城市社区体育的管理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自2012年以来，江苏省将全民健身成功纳入《全省基本实现现代化指标体系》《基本公共服务发展规划》和年度重点工作，更是将苏州作为5个首批体育基本现代化试点单位，可以看出苏州在全面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中的示范作用。基于此，在新形势下完善苏州市社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组织建设，调和供需矛盾，使全民健身公共服务能够更好地满足社区居民的体育需求，这对苏州全民健身运动的发展以及打造生活品质之城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苏州市为研究领域，具体包括：沧浪区、平江区、金闾区、工业园区、高新区（虎丘区）、吴中区、相城区7个主要城区。以社区体育基层工作人员，全民健身活动的参与者为实证调查对象。
1.2研究方法
1.2.1文献资料法本研究通过梳理《国家体育总局贯彻落实（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实施方案》中“优化体育部门组织结构”的要求，并分析国内外的文献资料以及类似研究等第二手资料，梳理出宏观组织结构、决策机构、执行机构、监督机构、岗位职责体系等5个二级指标及对应的三级指标衡量社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组织建设现状。
1.2.2问卷调查法本研究对苏州市7个主要城区进行现场问卷调查，发放问卷2 000份，回收问卷1 822份问卷，回收率达到91.1%，通过对问卷的整理，实际应用到本研究中的有效问卷共1 737份，占发放问卷总数的86.85%。问卷在回收以后，按照研究的目的及其数据类型，剔除无效问卷。然后对有效问卷进行编码、存档，以便于进行研究分析。
1.2.3数理统计法
本研究采用WindowsSPSS17.0软件对问卷结果进行了统计处理。对实证调查得来的第一手材料，本研究采用了一下的统计方法：Frequency analysis、T-Test、one-wayANOVA。Post-hoc采用ceheffe方法。
2结果与分析
本研究充分考虑到被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男性（59.2%）所占比例比女性（40.8%）要高；年龄在20～29岁、30～39岁、40～49岁、50～59岁的人群共占被调查对象总数的89.7%；对被调查对象的职业背景进行分析，其他（21.4%）所占比重最大，其他职业人群的比例出现较为平均的情况；在被调查对象的学历背景中，本科（46.5%）和专科（含高职）（30.7%）所占比重较大；对被调查对象的月收入进行分析，3000～3999元（32.3%）和5000元以上（28.2%）所占比重较大，1500元以下（8.2%）主要集中在学生群体。因此从不同性别、年龄、职业、学历及收入的角度进行差异性分析更能看出苏州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组织建设情况。
2.1不同性别对社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组织建设情况的差异性分析
表1的统计结果显示，对“全民健身组织决策机构完善度、健全度”因素的评价，男、女之间呈现出显著性差异（P<0.05），从均值上看，男（M=2.9212）>女（M=2.8886）的平均数。这说明苏州社会公众在考虑“全民健身组织决策机构完善度、健全度”这一因素时，男性社会公众的评价要高于女性社会公众。由于决策机构是行政机构的中枢，因此全民健身组织决策机构关系到整个全民健身运动的发展。从古到今，不管是以前的帝王还是现在的领导人，都以男性居多，因此男性对于宏观方面的把握能力都要远远高于女性。由此可见，对于“决策机构”的决策能力的评价男性也会高于女性，因此，对于“全民健身组织决策机构完善度、健全度”的评价，男性社会公众要高于女性社会公众。
对“全民健身组织执行机构部门、人员配备情况”因素的评价，男、女之间呈现出显著性差异（P<0.05），女（M=2.8195）>男（M=2.7918）的平均数。这说明在苏州社会公众在考虑“全民健身组织执行机构部门、人员配备情況”这一因素时，女性社会公众的评价要普遍高于男性社会公众。众所周知，女性对事物的观察比男性更为细致、仔细，观察事物也更有耐心，而对部门人员配备情况的了解，是要通过对很多事物的细致观察，才能有所认识的，因此，对“全民健身组织执行机构部门、人员配备情况”因素的评价，女性社会公众的评价要普遍高于男性社会公众。
对“全民健身组织监督机构监督力度”因素的评价，男、女之间呈现出显著性差异（P<0.05），男（M=2.9193）>女（M=2.8773）的平均数。这说明苏州社会公众在考虑“全民健身组织监督机构监督力度”这一因素时，男性社会公众的评价要普遍高于女性社会公众。监督机构是对某一特定环节、过程进行监视、督促和管理，使其结果能达到预定目标的一个行政机构。而监督机构的监督力度，也恰恰关系到整个组织最后的成败，而男性对于事业成功的追求远远要高于女性，对于监督机构的关注程度也就会高于女性，因此，对“全民健身组织监督机构监督力度”这一因素时，男性社会公众的评价要普遍高于女性社会公众。 2.2不同年龄对社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组织建设情况的差异性分析
从表2中可以得知，“全民健身组织执行机构部门、人员配备情况”，F=2.694，P<0.05，呈现出显著性差异。事后分析发现，30～39岁组大于19岁以下组，30～39岁组大于20～29岁组，30～39岁组大于40～49岁组，30～39岁组大于50～59岁组，可以看出，30～39岁组对于“全民健身组织执行机构人员配备情况”的评价要普遍高于其于年龄组的社会公众。
“全民健身组织执行机构效度与效率”，F=3.065，P<0.05，呈现出显著性差异。进行事后分析发现，30～39岁组大于19岁以下组，30～39岁组大于20～29岁组，30～39岁组大于50～59岁组，30～39岁组大于60岁以上组，40～49岁组大于19岁以下组，可以看出，30～39岁组对“全民健身组织执行机构效度与效率”的关注度较高。
“全民健身组织监督机构的科学合理度”，F=3.367，P<0.05，呈现出显著性差异。事后分析可知，20～29岁组大于19岁以下组，40～49岁组大于19岁以下组，30～39岁组大于19岁以下组，30～39岁组大于20～29岁组，30～39岁组大于50～59岁组，可以看出，30～39岁组对于全民健身组织监督机构的科学合理度满意程度较高，相对而言，19岁以下组满意度较低，认为要加强监督机构的科学合理度，以便高提其的监督效度。
“全民健身组织监督机构监督力度”，F=2.452，P<0.05，呈现出显著性差异。进行事后分析发现，20～29岁组大于50～59岁组，20～29岁组大于60岁以上组，30～39岁组大于50～59岁组，30～39岁组大于60岁以上组，可以看出，20～29岁组和30～39岁组的社会公众对“全民健身组织监督机构的监督力度”的关注度较高。
“全民健身组织岗位职权明确程度”，F=2.320，P<0.05，呈现出显著性差异。事后分析可知，30～39岁组大于19岁以下组，30～39岁组大于50～59岁组，可以看出，30～39岁组认为全民健身组织岗位职权最明确，满意程度较高。
2.3不同职业对社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组织建设情况的差异性分析
从表3中可以得知，“全民健身组织使命及发展宗旨科学程度”，F=2.608，P<0.05，呈现出显著性差异。事后分析发现，管理人员组大于专业技术人员组，管理人员组大于离退休人员组，管理人员组大于教科文工作者组，管理人员组大于其他组，可以看出，管理人员在对于全民健身组织使命及发展宗旨科学程度满意程度较高。
“全民健身组织具体发展目标清晰程度”，F=2.410，P<0.05，呈现出显著性差异。管理人员组大于教科文工作者组，管理人员组大于其他组，普通员工组大于教科文工作者组，普通员工组大于其他组，商业及服务业普通职业组大于教科文工作者组，可以看出，管理人员对全民健身组织具体发展目标清晰度评价较高，而教科文工作者组对于全民健身组织具体发展目标清晰程度满意度较低。
“全民健身组织结构形式”，F=2.505，P<0.05，呈现出显著性差异。管理人员组大于专业技术人员组，管理人员组大于离退休人员组，管理人员组大于学生组，普通员工组大于专业技术人员组，普通员工组大于离退休人员组，普通员工组大于学生组，其他组大于学生组，可以看出，管理人员组和普通员工组对全民健身组织的结构形式评价较高，而学生组则对全民健身组织的结构形式不太满意。
“全民健身组织执行机构效度与效率”，F=2.622，P<0.05，呈现出显著性差异。管理人员组大于教科文工作者组，管理人员组大于离退休人员组，管理人员组大于学生组，普通员工组大于离退休人员组，普通员工组大于学生组，专业技术人员组大于离退休人员组，专业技术人员组大于学生组，商业及服务业普通职员组大于学生组，可以看出，管理人员组对于全民健身组织执行机构效度与效率满意程度较高。
“全民健身组织监督机构监督力度”，F=4.570，P<0.05，呈现出显著性差异。事后分析发现，管理人员组与普通员工组对于全民健身组织监督机构监督力度满意程度较高，而离退休人员组满意程度低，应该加强监督机构的监督力度。
“全民健身组织岗位职权明确程度”，F=2.491，P<0.05，呈现出显著性差异。且经过事后综合分析可知，管理人员组和商业及服务业普通职业对全民健身组织岗位职权明确程度的满意度和评价度较高。
2.4不同学历对社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组织建设情况的差异性分析
从表4中可以得知，“全民健身组织结构形式”，F=3.066，P<0.05，呈现出显著性差异。对全民健身组织结构形式如何的调查中，专科组大于高中及以下组，本科组大于高中及以下组，本科组大于博士组，硕士组大于高中及以下组，可以看出，本科组对于全民健身组织的结构形式满意程度较高。
“全民健身组织决策机构对发展方向的把握程度”，F=4.741，P<0.05，呈現出显著性差异。本科组高于高中及以下组，本科组高于专科（含高职）组，硕士组高于高中及以下组，硕士组高于专科（含高职）组，硕士组高于博士组，可以看出，硕士组和本科组对全民健身组织决策机构对未来发展方向把握的评价普遍较高。
“全民健身组织监督机构监督力度”，F=4.230，P<0.05，呈现出显著性差异。本科组对全民健身组织监督机构监督力度的关注度、满意度较高。而专科（含高职）组和博士组对于全民健身组织监督机构监督力度满意程度较低，认为要加强监督力度，从而更好的开展全民健身运动。
2.5不同月收入对社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组织建设情况的差异性分析
从表5中可以得知，“全民健身组织体现的价值意义”，F=2.443，P<0.05，呈现出显著性差异。事后分析发现，3000～3999元组大于1500元以下组，4000～4 999元组大于1500元以下组，5000元以上组大于1500元以下组，可以看出，1500元以下组对于全民健身组织体现的价值意义满意程度较低。 “全民健身组织结构形式”，F=7.428，P<0.05，呈现出显著性差异。事后分析发现，3000～3 999元组大于1500元以下组，3000～3999元组大于1501～2999元组，3000～3999元组大于4000～4999元组，5000元以上组大于1500元以下组，5000元以上组大于1501～2999元组，5000元以上组大于4000～4999元组，可以看出，3000～3999元组和5000元以上组更在意全民健身组织的结构形式。
“全民健身组织决策机构完善度、健全度”，F=4.149，P<0.05，呈现出显著性差异。事后分析可知，3 000～3 999元组大于1500元以下组，3000～3999元组大于1501～2999元组，3000～3999元组大于4000～4999元组，5000元以上组大于1500元以下组，可以看出，3000～3999元组对于全民健身组织决策机构完善度、健全度满意程度较高，而1500元以下组满意程度低，认为要加强决策机构的完善度、健全度。
“全民健身组织监督机构监督力度”，F=8.694，P<0.05，呈现出显著性差异。事后分析可知，1500元以下组大于4000～4999元组，3000～3999元组大于4000～4999元组，5000元以上组大于1501～2999元组，5000元以上组大于3000～3999元组，5000元以上组大于4000～4999元组，可以看出，5000元以上组对全民健身组织监督机构监督力度较高。
3结论与建议
3.1结论
（1）男性对于“全民健身组织决策机构完善度、健全度”“全民健身组织监督机构监督力度”因素的评价高于女性；而对于“全民健身组织执行机构部门、人员配备情况”因素的评价，女性则高于男性。
（2）30～39岁组对于“全民健身组织执行机构部门、人员配备情况”“全民健身组织执行机构效度与效率”“全民健身组织监督机构的科学合理”“全民健身组织岗位职权明确程度”因素的评价要普遍高于其余年龄组。
（3）管理人员组在“全民健身组织使命及发展宗旨科学程度”“具体发展目标清晰程度”等要远远高于其余职业组。
（4）本科组对于“全民健身组织结构形式如何”“全民健身组织监督机构监督力度”因素的评价要高于其余学历组。
（5）1500元以下组对于“全民健身组织结构形式如何”因素的评价最低；3000～3999元组和5000元以上组对于“全民健身组织决策机构完善度、健全度如何”因素的评价最高；对与“全民健身组织监督机构监督力度”因素的评价，5000元以上组最高，而4000～4999元组則最低。
3.2建议
（1）首先，要构建社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强大、科学、理性且具有高效率的组织体系一宏观组织结构、决策机构、执行机构、监督机构、岗位职责体系等。并不断加强社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组织的管理体系（物质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管理体制及机制等），为社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坚实后盾。
（2）其次，要做到真正的“以人为本”，根据全民健身受众人员的性别、年龄、职业、学历及收入等特征把社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管理人员、工作及服务人员放在主体地位上，尊重人、信任人、培养人，发展人，把提高员工素质与发挥员工的精神潜力作为工作的重点与核心，以“柔性”融合社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组织管理的“刚性”。
（3）再次，确立青少年体育以学校为重点，农村体育以乡镇为重点，城市体育以社区为重点，军队体育以连队为重点的战略任务，共享全民健身公共体育资源，像抓竞技体育那样抓全民健身活动。正确处理社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勇于承担社会责任与义务，实现公共关系和谐化。
（4）最后，我国全民健身中中老年占较大比例，未来全民健身应该更加重视老年健身人群的需求，建设针对老年人健身的适合场地，开发适合项目，设计适宜健身器材，建立完善老年体育健身组织，加强对老年健身的指导工作，以适应我国社会老龄化的到来。
关键词：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组织；组织建设；苏州社区
社区全民健身是我国群众体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发展中国特色体育事业的基础。但是，城市化使中国从一个农业的、乡村的、封闭和半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化社会转变和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社会的转型和经济的转轨必然加速城市的现代化，促进了城市社区的建设和发展，城市社区的成熟、完善，为城市社区体育的发展带来了从未有过的机遇，也对城市社区体育的管理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自2012年以来，江苏省将全民健身成功纳入《全省基本实现现代化指标体系》《基本公共服务发展规划》和年度重点工作，更是将苏州作为5个首批体育基本现代化试点单位，可以看出苏州在全面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中的示范作用。基于此，在新形势下完善苏州市社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组织建设，调和供需矛盾，使全民健身公共服务能够更好地满足社区居民的体育需求，这对苏州全民健身运动的发展以及打造生活品质之城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苏州市为研究领域，具体包括：沧浪区、平江区、金闾区、工业园区、高新区（虎丘区）、吴中区、相城区7个主要城区。以社区体育基层工作人员，全民健身活动的参与者为实证调查对象。
1.2研究方法
1.2.1文献资料法本研究通过梳理《国家体育总局贯彻落实（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实施方案》中“优化体育部门组织结构”的要求，并分析国内外的文献资料以及类似研究等第二手资料，梳理出宏观组织结构、决策机构、执行机构、监督机构、岗位职责体系等5个二级指标及对应的三级指标衡量社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组织建设现状。
1.2.2问卷调查法本研究对苏州市7个主要城区进行现场问卷调查，发放问卷2 000份，回收问卷1 822份问卷，回收率达到91.1%，通过对问卷的整理，实际应用到本研究中的有效问卷共1 737份，占发放问卷总数的86.85%。问卷在回收以后，按照研究的目的及其数据类型，剔除无效问卷。然后对有效问卷进行编码、存档，以便于进行研究分析。
1.2.3数理统计法
本研究采用WindowsSPSS17.0软件对问卷结果进行了统计处理。对实证调查得来的第一手材料，本研究采用了一下的统计方法：Frequency analysis、T-Test、one-wayANOVA。Post-hoc采用ceheffe方法。
2结果与分析
本研究充分考虑到被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男性（59.2%）所占比例比女性（40.8%）要高；年龄在20～29岁、30～39岁、40～49岁、50～59岁的人群共占被调查对象总数的89.7%；对被调查对象的职业背景进行分析，其他（21.4%）所占比重最大，其他职业人群的比例出现较为平均的情况；在被调查对象的学历背景中，本科（46.5%）和专科（含高职）（30.7%）所占比重较大；对被调查对象的月收入进行分析，3000～3999元（32.3%）和5000元以上（28.2%）所占比重较大，1500元以下（8.2%）主要集中在学生群体。因此从不同性别、年龄、职业、学历及收入的角度进行差异性分析更能看出苏州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组织建设情况。
2.1不同性别对社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组织建设情况的差异性分析
表1的统计结果显示，对“全民健身组织决策机构完善度、健全度”因素的评价，男、女之间呈现出显著性差异（P<0.05），从均值上看，男（M=2.9212）>女（M=2.8886）的平均数。这说明苏州社会公众在考虑“全民健身组织决策机构完善度、健全度”这一因素时，男性社会公众的评价要高于女性社会公众。由于决策机构是行政机构的中枢，因此全民健身组织决策机构关系到整个全民健身运动的发展。从古到今，不管是以前的帝王还是现在的领导人，都以男性居多，因此男性对于宏观方面的把握能力都要远远高于女性。由此可见，对于“决策机构”的决策能力的评价男性也会高于女性，因此，对于“全民健身组织决策机构完善度、健全度”的评价，男性社会公众要高于女性社会公众。
对“全民健身组织执行机构部门、人员配备情况”因素的评价，男、女之间呈现出显著性差异（P<0.05），女（M=2.8195）>男（M=2.7918）的平均数。这说明在苏州社会公众在考虑“全民健身组织执行机构部门、人员配备情況”这一因素时，女性社会公众的评价要普遍高于男性社会公众。众所周知，女性对事物的观察比男性更为细致、仔细，观察事物也更有耐心，而对部门人员配备情况的了解，是要通过对很多事物的细致观察，才能有所认识的，因此，对“全民健身组织执行机构部门、人员配备情况”因素的评价，女性社会公众的评价要普遍高于男性社会公众。
对“全民健身组织监督机构监督力度”因素的评价，男、女之间呈现出显著性差异（P<0.05），男（M=2.9193）>女（M=2.8773）的平均数。这说明苏州社会公众在考虑“全民健身组织监督机构监督力度”这一因素时，男性社会公众的评价要普遍高于女性社会公众。监督机构是对某一特定环节、过程进行监视、督促和管理，使其结果能达到预定目标的一个行政机构。而监督机构的监督力度，也恰恰关系到整个组织最后的成败，而男性对于事业成功的追求远远要高于女性，对于监督机构的关注程度也就会高于女性，因此，对“全民健身组织监督机构监督力度”这一因素时，男性社会公众的评价要普遍高于女性社会公众。 2.2不同年龄对社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组织建设情况的差异性分析
从表2中可以得知，“全民健身组织执行机构部门、人员配备情况”，F=2.694，P<0.05，呈现出显著性差异。事后分析发现，30～39岁组大于19岁以下组，30～39岁组大于20～29岁组，30～39岁组大于40～49岁组，30～39岁组大于50～59岁组，可以看出，30～39岁组对于“全民健身组织执行机构人员配备情况”的评价要普遍高于其于年龄组的社会公众。
“全民健身组织执行机构效度与效率”，F=3.065，P<0.05，呈现出显著性差异。进行事后分析发现，30～39岁组大于19岁以下组，30～39岁组大于20～29岁组，30～39岁组大于50～59岁组，30～39岁组大于60岁以上组，40～49岁组大于19岁以下组，可以看出，30～39岁组对“全民健身组织执行机构效度与效率”的关注度较高。
“全民健身组织监督机构的科学合理度”，F=3.367，P<0.05，呈现出显著性差异。事后分析可知，20～29岁组大于19岁以下组，40～49岁组大于19岁以下组，30～39岁组大于19岁以下组，30～39岁组大于20～29岁组，30～39岁组大于50～59岁组，可以看出，30～39岁组对于全民健身组织监督机构的科学合理度满意程度较高，相对而言，19岁以下组满意度较低，认为要加强监督机构的科学合理度，以便高提其的监督效度。
“全民健身组织监督机构监督力度”，F=2.452，P<0.05，呈现出显著性差异。进行事后分析发现，20～29岁组大于50～59岁组，20～29岁组大于60岁以上组，30～39岁组大于50～59岁组，30～39岁组大于60岁以上组，可以看出，20～29岁组和30～39岁组的社会公众对“全民健身组织监督机构的监督力度”的关注度较高。
“全民健身组织岗位职权明确程度”，F=2.320，P<0.05，呈现出显著性差异。事后分析可知，30～39岁组大于19岁以下组，30～39岁组大于50～59岁组，可以看出，30～39岁组认为全民健身组织岗位职权最明确，满意程度较高。
2.3不同职业对社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组织建设情况的差异性分析
从表3中可以得知，“全民健身组织使命及发展宗旨科学程度”，F=2.608，P<0.05，呈现出显著性差异。事后分析发现，管理人员组大于专业技术人员组，管理人员组大于离退休人员组，管理人员组大于教科文工作者组，管理人员组大于其他组，可以看出，管理人员在对于全民健身组织使命及发展宗旨科学程度满意程度较高。
“全民健身组织具体发展目标清晰程度”，F=2.410，P<0.05，呈现出显著性差异。管理人员组大于教科文工作者组，管理人员组大于其他组，普通员工组大于教科文工作者组，普通员工组大于其他组，商业及服务业普通职业组大于教科文工作者组，可以看出，管理人员对全民健身组织具体发展目标清晰度评价较高，而教科文工作者组对于全民健身组织具体发展目标清晰程度满意度较低。
“全民健身组织结构形式”，F=2.505，P<0.05，呈现出显著性差异。管理人员组大于专业技术人员组，管理人员组大于离退休人员组，管理人员组大于学生组，普通员工组大于专业技术人员组，普通员工组大于离退休人员组，普通员工组大于学生组，其他组大于学生组，可以看出，管理人员组和普通员工组对全民健身组织的结构形式评价较高，而学生组则对全民健身组织的结构形式不太满意。
“全民健身组织执行机构效度与效率”，F=2.622，P<0.05，呈现出显著性差异。管理人员组大于教科文工作者组，管理人员组大于离退休人员组，管理人员组大于学生组，普通员工组大于离退休人员组，普通员工组大于学生组，专业技术人员组大于离退休人员组，专业技术人员组大于学生组，商业及服务业普通职员组大于学生组，可以看出，管理人员组对于全民健身组织执行机构效度与效率满意程度较高。
“全民健身组织监督机构监督力度”，F=4.570，P<0.05，呈现出显著性差异。事后分析发现，管理人员组与普通员工组对于全民健身组织监督机构监督力度满意程度较高，而离退休人员组满意程度低，应该加强监督机构的监督力度。
“全民健身组织岗位职权明确程度”，F=2.491，P<0.05，呈现出显著性差异。且经过事后综合分析可知，管理人员组和商业及服务业普通职业对全民健身组织岗位职权明确程度的满意度和评价度较高。
2.4不同学历对社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组织建设情况的差异性分析
从表4中可以得知，“全民健身组织结构形式”，F=3.066，P<0.05，呈现出显著性差异。对全民健身组织结构形式如何的调查中，专科组大于高中及以下组，本科组大于高中及以下组，本科组大于博士组，硕士组大于高中及以下组，可以看出，本科组对于全民健身组织的结构形式满意程度较高。
“全民健身组织决策机构对发展方向的把握程度”，F=4.741，P<0.05，呈現出显著性差异。本科组高于高中及以下组，本科组高于专科（含高职）组，硕士组高于高中及以下组，硕士组高于专科（含高职）组，硕士组高于博士组，可以看出，硕士组和本科组对全民健身组织决策机构对未来发展方向把握的评价普遍较高。
“全民健身组织监督机构监督力度”，F=4.230，P<0.05，呈现出显著性差异。本科组对全民健身组织监督机构监督力度的关注度、满意度较高。而专科（含高职）组和博士组对于全民健身组织监督机构监督力度满意程度较低，认为要加强监督力度，从而更好的开展全民健身运动。
2.5不同月收入对社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组织建设情况的差异性分析
从表5中可以得知，“全民健身组织体现的价值意义”，F=2.443，P<0.05，呈现出显著性差异。事后分析发现，3000～3999元组大于1500元以下组，4000～4 999元组大于1500元以下组，5000元以上组大于1500元以下组，可以看出，1500元以下组对于全民健身组织体现的价值意义满意程度较低。 “全民健身组织结构形式”，F=7.428，P<0.05，呈现出显著性差异。事后分析发现，3000～3 999元组大于1500元以下组，3000～3999元组大于1501～2999元组，3000～3999元组大于4000～4999元组，5000元以上组大于1500元以下组，5000元以上组大于1501～2999元组，5000元以上组大于4000～4999元组，可以看出，3000～3999元组和5000元以上组更在意全民健身组织的结构形式。
“全民健身组织决策机构完善度、健全度”，F=4.149，P<0.05，呈现出显著性差异。事后分析可知，3 000～3 999元组大于1500元以下组，3000～3999元组大于1501～2999元组，3000～3999元组大于4000～4999元组，5000元以上组大于1500元以下组，可以看出，3000～3999元组对于全民健身组织决策机构完善度、健全度满意程度较高，而1500元以下组满意程度低，认为要加强决策机构的完善度、健全度。
“全民健身组织监督机构监督力度”，F=8.694，P<0.05，呈现出显著性差异。事后分析可知，1500元以下组大于4000～4999元组，3000～3999元组大于4000～4999元组，5000元以上组大于1501～2999元组，5000元以上组大于3000～3999元组，5000元以上组大于4000～4999元组，可以看出，5000元以上组对全民健身组织监督机构监督力度较高。
3结论与建议
3.1结论
（1）男性对于“全民健身组织决策机构完善度、健全度”“全民健身组织监督机构监督力度”因素的评价高于女性；而对于“全民健身组织执行机构部门、人员配备情况”因素的评价，女性则高于男性。
（2）30～39岁组对于“全民健身组织执行机构部门、人员配备情况”“全民健身组织执行机构效度与效率”“全民健身组织监督机构的科学合理”“全民健身组织岗位职权明确程度”因素的评价要普遍高于其余年龄组。
（3）管理人员组在“全民健身组织使命及发展宗旨科学程度”“具体发展目标清晰程度”等要远远高于其余职业组。
（4）本科组对于“全民健身组织结构形式如何”“全民健身组织监督机构监督力度”因素的评价要高于其余学历组。
（5）1500元以下组对于“全民健身组织结构形式如何”因素的评价最低；3000～3999元组和5000元以上组对于“全民健身组织决策机构完善度、健全度如何”因素的评价最高；对与“全民健身组织监督机构监督力度”因素的评价，5000元以上组最高，而4000～4999元组則最低。
3.2建议
（1）首先，要构建社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强大、科学、理性且具有高效率的组织体系一宏观组织结构、决策机构、执行机构、监督机构、岗位职责体系等。并不断加强社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组织的管理体系（物质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管理体制及机制等），为社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坚实后盾。
（2）其次，要做到真正的“以人为本”，根据全民健身受众人员的性别、年龄、职业、学历及收入等特征把社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管理人员、工作及服务人员放在主体地位上，尊重人、信任人、培养人，发展人，把提高员工素质与发挥员工的精神潜力作为工作的重点与核心，以“柔性”融合社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组织管理的“刚性”。
（3）再次，确立青少年体育以学校为重点，农村体育以乡镇为重点，城市体育以社区为重点，军队体育以连队为重点的战略任务，共享全民健身公共体育资源，像抓竞技体育那样抓全民健身活动。正确处理社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勇于承担社会责任与义务，实现公共关系和谐化。
（4）最后，我国全民健身中中老年占较大比例，未来全民健身应该更加重视老年健身人群的需求，建设针对老年人健身的适合场地，开发适合项目，设计适宜健身器材，建立完善老年体育健身组织，加强对老年健身的指导工作，以适应我国社会老龄化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