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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专书研究或者专题研究是汉语史研究的基础，意义重大。对古代典籍进行专书研究，调查分析每部书中语法现象，能够使我们更好地了解古代汉语的语法规律。本文将在前人总结的关于名词活用现象的诸多理论基础之上吸收传统训诂学，现代语言学的理论方法，以《战国策》为例浅谈“词类活用”与“词的兼类”的关系。
关键词：《战国策》；词类活用；词的兼类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2-090-02
《战国策》全书按国别编排，讲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十二国事，共三十三策，两百七十五篇。卷帙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其中名词数目虽不是不可计数，但亦可比作繁星点点。单说其分类就异常繁琐，涉及衣、食、住、行；婚、丧、礼、俗；金、玉、财、货……故此处对其未加统计，只就其中或用作动词，或作状语的名词，据在全书中所搜的结果，加以整理分析。通读《战国策》全书，共找出名词活用用例299条，记录了先秦时期君臣之间对话和事迹的大量语言事实，反映在语言运用方面，《战国策》的语言警策动人，富于个性特征，策士们不仅巧比善喻，运用形形色色的比喻语言，而且多用排比，夸张等手法，这是就修辞学角度说明《战国策》语言的特色所在，本文将从另一角度，依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的《战国策》，阐明其作为先秦汉语一部重要语料的语法研究价值，在论述过程中，本文将对其中用例进行横向或纵向的比较，在掌握前人总结的诸多基本理论的基础之上，以《战国策》为例浅谈“词类活用”与“词的兼类”的关系。
词类活用和词的兼类的辨析，一直是词类活用现象研究不能绕开的难点。我们在正确认识词类活用的同时不能忽视与之相联系的词的兼类现象。词类活用的前提是“词有定类”，“类有定职”。[1]活用只是有“定类”和“定职”的词的一种临时变化，所以活用不是词所固有的，而是游离于词之外的，是随文异用的，具有灵活性和临时性的特点；而兼类是指一个词同时兼具若干词类的语法功能和语义内涵，一个兼类词所兼具的若干词类的特性都是它自身所固有的，是词类的本用。与“活用”词灵活性与临时性的语法功能和语义内涵相比，兼类词具有稳定性和长久性的特点。如：《战国策•赵策四》“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与《史记》：“谁为大王为此计者？”中的“计”子分别为动词和名词，两种词类都是固定存在的 ，是由词义的引申而产生的兼类，不属于活用。词类活用与词的兼类有本质上的区别。
但是，词的活用有可能转化为词的兼类，因为词语，句子都是在一定的语境中才能得到实现，静态中的语义在语境制约下会产生超常变异，从而产生词的临时义，词的临时义与其语音形式的联系是暂时的，非固定的，对语境有很强的依赖性。换言之，某一个词在开始时是活用的，但活用后的使用频率逐渐提高，并被人们接受和认可，而且相对固定了，具备了常用性的特点，便构成了兼类词。由此，在不断演变的语言历史中，要考察一个词是兼类还是活用，必须把使用频率这个标准放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对同一时期的语法现象进行综合比较，辨析，才能得出较为可信的结论，以免人们从现代人的角度去看古文中的词语应用，犯以今律古的毛病。然而，这种错误在今研究中并不鲜见，如：“军”字在现代汉语中都是名词，因而人们把先秦典籍中常作动词的“军”都看作名词活用作动词，《战国策》有“军于邯郸之郊”（齐策四），“楚令昭鼠以十万军汉中”（楚策二）；《左传》有“晋军函陵，秦军氾南”（僖公三十年），“军于瑕以待之”（桓公五年），“晋之余师不能军”（宣公十二年），杜预注：“不能成营屯”；《国语》有“军于庐柳”（晋语），韦昭注：“军犹屯也”；《说文解字》注：“军，环围也”，等等。“军”在古汉语中动词性的常用性表明它本身就是一个兼具名词和动词的兼类词。另外《战国策》中“魏桓子肘韩康子”（秦策四）宋鲍彪注：“不敢正语，以肘筑之”，《左传》有“从左右，皆肘之”（成公二年），《辞源》解：“肘用作动词，以肘触人。有止使勿动之意。”它显示的语法功能，是动词的语法功能。与“军”字一样，同为兼类词。而不是很多研究者都认为的名词活用。从古代汉语的语言实际出发去调查分析总结“词类活用”和“词的兼类”的关系至关重要，要避免无限扩大“词类活用”的外延，否则词的兼类现象或许会不复存在了。
在词类活用和词的兼类的辨识中，还涉及到一个“破读”问题值得注意。古代汉语里有些词在其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用改变读音的方法来区别不同的词性、词义，这种情况即被称为“破读”。“破读”词虽然词形相同，但破读后，原音词与破读词应理解为不完全相同的词，也就不存在“活用”关系，目前有不少语法著作把一些破读词作为“活用”的理解，这是不妥的。从符号学角度讲，词是由能指和所指两部分构成的，两者有一不同即为不同的词，有些“破读词”音变前后所表示的意义有联系，则应被视为兼类词，应“看做一种稳定的语法现象更合适，如果意义之间没有联系，还是将它们看作不同的词更好”。[2]“衣”即为常见的一个破读字，“衣”有yī（平声）和yì（去声）两读，当读平声是作名词，表示“人所以蔽体也。”（《说文解字注•衣部》）读去声时作动词，表示“衣着”（《广韵•未韵》）即“穿”。《战国策》有用例如：“靖郭君衣威王之衣。”（齐策一）“后宫十妃，皆衣缟纻。”（齐策四）“孟尝君客我，衣冠而见之。”（齐策四）“有衣者亦衣，无衣者亦衣。”（齐策四）“西施衣褐而天下为美。”（楚策三）等。王力先生，郭锡良先生在各自主编的古代汉语教材中都有引“衣”字作名词活用例。而郭锡良先生在统计了《诗经》《论语》等十一部先秦典籍中“衣”的用例情况之后，发现“衣”的动词用例已达百分之四十，属常用情况；另有李林浩2007年《从（十三经）看秦汉时期“衣”的谓词用法》，二人都承认了“衣”在上古汉语中谓词用法的成熟性，它是一个兼具名词和动词的兼类词，用作动词并非活用，而属本用。由此，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用词实践上，都应坚持“破读”并非活用，而与兼类靠的更近。
总之，“词类活用”和“词的兼类”虽有联系，但本质上存在差异，二者的界限存在较大的模糊性，这就要求我们具备辨识的能力，绝不可将二者混淆。
本文虽名为《以〈战国策〉为例浅谈“词类活用”与“词的兼类”的关系》，但又不可能将其用例全部进行分析，只能在前人理论与经验的基础上，将其部分用例进行归类，但由此亦能发现《战国策》作为我国一部重要的散文名著，对于先秦语言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在分析用例的过程中，更能发现诸多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而并非只是“词类活用”和“词的兼类”的关系，这很值得我们后辈人来进一步研究和进步。
参考文献：
[1]罗竹莲.词类活用和词的兼类论析[J].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
[2]池昌海.《左传》名词“活用”情况的调查与分析[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
关键词：《战国策》；词类活用；词的兼类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2-090-02
《战国策》全书按国别编排，讲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十二国事，共三十三策，两百七十五篇。卷帙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其中名词数目虽不是不可计数，但亦可比作繁星点点。单说其分类就异常繁琐，涉及衣、食、住、行；婚、丧、礼、俗；金、玉、财、货……故此处对其未加统计，只就其中或用作动词，或作状语的名词，据在全书中所搜的结果，加以整理分析。通读《战国策》全书，共找出名词活用用例299条，记录了先秦时期君臣之间对话和事迹的大量语言事实，反映在语言运用方面，《战国策》的语言警策动人，富于个性特征，策士们不仅巧比善喻，运用形形色色的比喻语言，而且多用排比，夸张等手法，这是就修辞学角度说明《战国策》语言的特色所在，本文将从另一角度，依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的《战国策》，阐明其作为先秦汉语一部重要语料的语法研究价值，在论述过程中，本文将对其中用例进行横向或纵向的比较，在掌握前人总结的诸多基本理论的基础之上，以《战国策》为例浅谈“词类活用”与“词的兼类”的关系。
词类活用和词的兼类的辨析，一直是词类活用现象研究不能绕开的难点。我们在正确认识词类活用的同时不能忽视与之相联系的词的兼类现象。词类活用的前提是“词有定类”，“类有定职”。[1]活用只是有“定类”和“定职”的词的一种临时变化，所以活用不是词所固有的，而是游离于词之外的，是随文异用的，具有灵活性和临时性的特点；而兼类是指一个词同时兼具若干词类的语法功能和语义内涵，一个兼类词所兼具的若干词类的特性都是它自身所固有的，是词类的本用。与“活用”词灵活性与临时性的语法功能和语义内涵相比，兼类词具有稳定性和长久性的特点。如：《战国策•赵策四》“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与《史记》：“谁为大王为此计者？”中的“计”子分别为动词和名词，两种词类都是固定存在的 ，是由词义的引申而产生的兼类，不属于活用。词类活用与词的兼类有本质上的区别。
但是，词的活用有可能转化为词的兼类，因为词语，句子都是在一定的语境中才能得到实现，静态中的语义在语境制约下会产生超常变异，从而产生词的临时义，词的临时义与其语音形式的联系是暂时的，非固定的，对语境有很强的依赖性。换言之，某一个词在开始时是活用的，但活用后的使用频率逐渐提高，并被人们接受和认可，而且相对固定了，具备了常用性的特点，便构成了兼类词。由此，在不断演变的语言历史中，要考察一个词是兼类还是活用，必须把使用频率这个标准放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对同一时期的语法现象进行综合比较，辨析，才能得出较为可信的结论，以免人们从现代人的角度去看古文中的词语应用，犯以今律古的毛病。然而，这种错误在今研究中并不鲜见，如：“军”字在现代汉语中都是名词，因而人们把先秦典籍中常作动词的“军”都看作名词活用作动词，《战国策》有“军于邯郸之郊”（齐策四），“楚令昭鼠以十万军汉中”（楚策二）；《左传》有“晋军函陵，秦军氾南”（僖公三十年），“军于瑕以待之”（桓公五年），“晋之余师不能军”（宣公十二年），杜预注：“不能成营屯”；《国语》有“军于庐柳”（晋语），韦昭注：“军犹屯也”；《说文解字》注：“军，环围也”，等等。“军”在古汉语中动词性的常用性表明它本身就是一个兼具名词和动词的兼类词。另外《战国策》中“魏桓子肘韩康子”（秦策四）宋鲍彪注：“不敢正语，以肘筑之”，《左传》有“从左右，皆肘之”（成公二年），《辞源》解：“肘用作动词，以肘触人。有止使勿动之意。”它显示的语法功能，是动词的语法功能。与“军”字一样，同为兼类词。而不是很多研究者都认为的名词活用。从古代汉语的语言实际出发去调查分析总结“词类活用”和“词的兼类”的关系至关重要，要避免无限扩大“词类活用”的外延，否则词的兼类现象或许会不复存在了。
在词类活用和词的兼类的辨识中，还涉及到一个“破读”问题值得注意。古代汉语里有些词在其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用改变读音的方法来区别不同的词性、词义，这种情况即被称为“破读”。“破读”词虽然词形相同，但破读后，原音词与破读词应理解为不完全相同的词，也就不存在“活用”关系，目前有不少语法著作把一些破读词作为“活用”的理解，这是不妥的。从符号学角度讲，词是由能指和所指两部分构成的，两者有一不同即为不同的词，有些“破读词”音变前后所表示的意义有联系，则应被视为兼类词，应“看做一种稳定的语法现象更合适，如果意义之间没有联系，还是将它们看作不同的词更好”。[2]“衣”即为常见的一个破读字，“衣”有yī（平声）和yì（去声）两读，当读平声是作名词，表示“人所以蔽体也。”（《说文解字注•衣部》）读去声时作动词，表示“衣着”（《广韵•未韵》）即“穿”。《战国策》有用例如：“靖郭君衣威王之衣。”（齐策一）“后宫十妃，皆衣缟纻。”（齐策四）“孟尝君客我，衣冠而见之。”（齐策四）“有衣者亦衣，无衣者亦衣。”（齐策四）“西施衣褐而天下为美。”（楚策三）等。王力先生，郭锡良先生在各自主编的古代汉语教材中都有引“衣”字作名词活用例。而郭锡良先生在统计了《诗经》《论语》等十一部先秦典籍中“衣”的用例情况之后，发现“衣”的动词用例已达百分之四十，属常用情况；另有李林浩2007年《从（十三经）看秦汉时期“衣”的谓词用法》，二人都承认了“衣”在上古汉语中谓词用法的成熟性，它是一个兼具名词和动词的兼类词，用作动词并非活用，而属本用。由此，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用词实践上，都应坚持“破读”并非活用，而与兼类靠的更近。
总之，“词类活用”和“词的兼类”虽有联系，但本质上存在差异，二者的界限存在较大的模糊性，这就要求我们具备辨识的能力，绝不可将二者混淆。
本文虽名为《以〈战国策〉为例浅谈“词类活用”与“词的兼类”的关系》，但又不可能将其用例全部进行分析，只能在前人理论与经验的基础上，将其部分用例进行归类，但由此亦能发现《战国策》作为我国一部重要的散文名著，对于先秦语言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在分析用例的过程中，更能发现诸多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而并非只是“词类活用”和“词的兼类”的关系，这很值得我们后辈人来进一步研究和进步。
参考文献：
[1]罗竹莲.词类活用和词的兼类论析[J].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
[2]池昌海.《左传》名词“活用”情况的调查与分析[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