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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问候是交往的开始，但它本身并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交往行为，更不是一种产生并完成自我目的的习惯。然而从1933年起，“德意志问候”却成为了第三帝国人民的一种日常行为规范，被强加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从这一问候礼中，我们可以窥探出希特勒当政时期德国纳粹文化的基本特征。
【关键词】德意志问候；窥探；纳粹文化；基本特征
一、“德意志問候”为何物
问候是给他人的一种象征性馈赠，是付出的一种抽象性形式。当问候产生一连串适用于每一个社会成员的义务时，它体现出的就是一个普遍的社会事实。从1933年起，德意志第三帝国的每一个角落，都会看到德国人最富夸张的表演形式：两腿并拢、立正直立、手掌向下、右臂倾斜、高举至眉梢的动作，伴随着这个颇有些滑稽的动作，都会听到整齐划一的“希特勒万岁”的呼喊。
在如此畸形的循环往复中，这种怪异的交往方式逐渐演变为一种日常“问候礼”，也就是希特勒所宣称的“德意志问候”。所谓“德意志问候”就是人与人相遇时以“希特勒万岁”互致问候，伴以怪诞的姿势：摊开手心，伸展右臂举至眉梢，右臂残疾者，举左臂致意。[1]而之所以给它冠以“德意志”的头衔，不仅是因为它产生于德意志第三帝国，而且还跟它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强调语言和身体姿势并用，明显区分于墨索里尼的“罗马礼”有关。[1]在纳粹德国时期，这种怪诞的问候方式不但没被讥讽为笑话，反而被德国人当成是自豪与荣耀的感受，当成是对希特勒效忠的表现。
二、“德意志问候”折射出的纳粹文化
问候本身是一种文化现象。作为文化，通常包括了两个部分：内在的价值观；外显的和内隐的行为与思维模式。因此，希特勒统治下的“德意志问候礼”，从本质上说就是纳粹文化，是以法西斯主义的价值观为基础支撑而成的思维方式、话语系统及行为模式。它既包含了纳粹所强行建构和灌输的法西斯文化，也包含了在希特勒政权暴力与谎言统治下广大人民群众为了生存和自保而不得不接受和使用的变异文化。那么这种怪诞的问候礼又折射出纳粹文化什么样的特征呢？
（一）纳粹文化的专制性
在纳粹统治时期，“德意志问候”基本成为了人们见面时必备的问候动作，甚至主宰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这种主宰反映了德国纳粹文化的专制性，而这种专制性正是德国纳粹统治专断独裁的体现。
文化的专制性首先体现在思想控制上，并由此形成一种文化的威慑力。在纳粹统治时期，行希特勒问候礼是一种效忠的表示，它的贯彻与推广体现了纳粹文化的控制力。这种文化的控制力要求在它统治下的所有国民都听命于它，否则则以残酷的手段予以回击。因此在党卫军和盖世太保如狼似虎般的监视下，没有人可以预料怠慢行礼或者根本不行礼会遭到怎样的下场。这种对于前途未卜的恐惧感足以使人们对“德意志问候”产生一种觳觫恐惧的臣服。
文化的专制性除了体现在思想控制力之外，还体现在文化向心力上，并由此产生个人崇拜。纳粹机关报《人民观察者》曾有过这样一段评价：“我们的任务是把崇高的希特勒问候……变成德国民众充满信仰的一种问候……它时时提醒着我们：阿道夫·希特勒赋予我们的目标和任务。它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一种实践形式，我们每个人都应当践行之。”①由此可见，在长期的日常生活中，“德意志问候”逐渐形成一种文化向心力，即表现为对一种文化认同感，而这种认同反过来又成为了其进行思想控制的“利器”！
当然，这种文化的专制性是不可能一个人实现的，它必须有实现它的群众基础。通过德意志问候语这一带来无穷灾难的身体姿势，不难看出专制绝非仅仅是一个人的战斗，而是一种群体性行为。当人们自愿或是被迫向帝国元首做出无条件服从的时候，就意味人们最终放弃了道德的自我考量，不仅将个人的尊严与价值完全抛弃，而且也将个人自由和民主的权利拱手相送。可以说，纳粹文化是在群众狂热的欢呼声中推行的，不可理喻的群众意志就将自己的民族和整个世界拽入了灾难的深渊。
（二）纳粹文化的神圣性
“德意志问候”得到大众认同的原因除了纳粹文化的专制性之外，在剖析希特勒问候被民众所接受的前提时，有人提出了自认为最原始原因的观点：“通过在问候中明确表达出来的同希特勒的关联，宣誓人把表决心的诺言变成了一种自我的内在义务，它深入肺腑，它的施行甚至不需要依靠惩罚措施巩固的威慑力。在很多人的心里，效忠意味着把自己融入神圣化了的现实当中。”[1]
由上文笔者认为，“德意志问候”除了因其专制性而让大众被迫接受之外，还在于这种问候被赋予了一种神圣性，即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标准被设置了第三者——上帝。在德国这个一神论的国家，希特勒借用“上帝”这一“幌子”，用来保障人与人之间的“和平”相遇，将人和人之间的交往与人和上帝的交往联系起来。而通过这一联系，希特勒将自己以及纳粹文化的神授魅力构建起来，并把自己神化为一位超越一切现实纠纷，代表普世性信仰价值，影响交往双方期待解读的“超人”。而在西方人的文化观念中，人神之间的鸿沟是巨大的，因此需要一个“第三者”来为德国人“申诉”，此时德意志问候的“神授魅力”迎合了西方宗教信仰，具备了一定的宗教基础。神授魅力成了凌驾于群众之上的一个空架子，在依靠强制性的同时带来了群众社会性的弱化。
如同纳粹文化的专制性一样，群众对拯救的期待成了这种“情感瘟疫”滋生的温床，如赖希所言：“这种组织群众的成功应归功于群众，而不是希特勒。”[2]“上帝”的存在使他们有了改变现状的信心，“上帝”的诱惑更是使他们俯首称臣，而这种妥协也使这一灾难性的动作和文化成为了德国的主旋律。
（三）纳粹文化的排他性
当纳粹夺取政权之后，希特勒正确地分析了以前德国官方宣传失败的原因：那就是权力当局未能意识到有效的宣传是执政当局控制政局、引导民众、消灭敌对势力的手段。正如希特勒所设想的，纳粹的宣传就是要对群众提出一些要点，并且强制他们无休止地重复它们。琐碎或烦琐的解释是没有价值的，宣传必须是肯定的或否定的，非敌即友，非对即错。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循环往复的重复中，“德意志问候礼”成为了纳粹文化排挤其他文化的“利器”，笔者也由此感受到了纳粹文化的排他性。
纳粹文化通过“德意志问候”这一怪诞的宣传途径，在不断地制造和攻击敌对分子的过程中树立自己的舆论权威。而凡是不与之同流合污的文化内容，都会被作为敌对势力铲除。与此同时，它还凭借大规模的宏观控制和无孔不入的细微渗透，不断地内化与之敌对的文化。
回顾第三帝国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纳粹专制政权就是通过各种不同的手段对社会各个领域，对与之为敌的文化现象进行压制。如1937年，希特勒颁布了明令禁止犹太人行德意志礼的命令。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德意志问候既被神圣化了又具有强烈的社会排他性。它通过颁布救世主式的禁令，把它最终变成民族共同体成员专享的特权。[1]纳粹统治时期的德国戏剧协会主席汉约斯特曾借其作品中的主角表达了纳粹当局对待文化的心声：“当我一听见‘文化’这个词，我就想立刻掏出手枪。”
（四）纳粹文化的欺骗性
在历史上许多黑暗的时代，在其中公共领域被遮蔽，而世界变得如此不确定以至于人们不再过问政治，而只关心对他们的生命利益和私人自由来说值得考虑的问题。[3]出于这样的原因，要想把民众引入纳粹“党文化”的轨道，在舆论宣传方面必须要有打动他们的地方。阿伦特分析说，纳粹的宣传不同于教会的宣传，希特勒的弥天大谎往往有某种可信的力量，就在于它具有谎言加恐怖的特点。
首先这种欺骗性体现在它虚构了其自身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它必须通过一个“万能的上帝”，使人们意识到行“德意志问候礼”、归顺纳粹文化的必要性，以此来满足人们精神上的需求。然而，纳粹文化并不具备消除一切不稳定因素的能力，而且所谓的与“上帝”沟通也只是纳粹党人的一厢情愿，事实上他们与“上帝”并没有哪怕一丝的交流。因此纳粹文化以其所谓的“神圣性”欺骗了当时的所有民众，使之成为归顺它的力量。
其次这种欺骗性还体现在对生活需求的承诺。按照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生存是人们最基本的需求。希特勒上台之后，就通过国家领导和组织各种专业的方式，从物质上来控制民众的生活。然后纳粹文化对人们生活的承诺：凡在日常生活中坚持行“德意志问候礼”来表示效忠的人们，生活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而对于任何不服从纳粹宣传准则的公民，轻则丢饭碗，重则进监狱。阿伦特揭示了这种宣传的实质：“它不仅是“‘心理战’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还要“统治一群完全沉默的居民。”[5]因此，在大部分德意志人愚蠢地重复着“德意志问候礼”，享受着纳粹政权为其许诺的所谓的“生存需求”时，还不知道在国内的某些角落，有一部分人在接受着纳粹极权主义者丧心病狂的折磨和惩罚。
三、结语
从“德意志问候礼”中笔者窥探出了德国纳粹文化的特性，并揭露了纳粹文化最原始的邪恶性。这种邪恶性的宣传是由极权主义性质所决定的，因为在立宪政府和自由言论的条件下，公众有其他的信息来源，有可供选择和判断的多种资讯。但在极权主义下，人们的思想不允许有异端，他们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当代思想与文化，否则降临他们的将是灾难和折磨。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德意志问候礼”在某些地区仍然存在着，只要它还存在极权专制制度，就必然还会存在用谎言和恐怖将人们引入自我欺骗和自我愚昧的可能，并将这一“瘟疫”扩展至全球。因此我们应该正确对待这一文化现象，让灾难和痛苦远离我们。
注释：
①《人民觀察者》,1935年3月20日.转引自阿勒特：《德意志问候——关于一个灾难性姿势的历史》，孟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41。
参考文献
[1]阿勒特.德意志问候——关于一个灾难性姿势的历史[M].孟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2]赖希.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M].张峰译.重庆出版社,1990,6.
[3]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M].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
[4]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上册)[M].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
[5]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08.
作者简介：姚霖，大学本科，现就读于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关键词】德意志问候；窥探；纳粹文化；基本特征
一、“德意志問候”为何物
问候是给他人的一种象征性馈赠，是付出的一种抽象性形式。当问候产生一连串适用于每一个社会成员的义务时，它体现出的就是一个普遍的社会事实。从1933年起，德意志第三帝国的每一个角落，都会看到德国人最富夸张的表演形式：两腿并拢、立正直立、手掌向下、右臂倾斜、高举至眉梢的动作，伴随着这个颇有些滑稽的动作，都会听到整齐划一的“希特勒万岁”的呼喊。
在如此畸形的循环往复中，这种怪异的交往方式逐渐演变为一种日常“问候礼”，也就是希特勒所宣称的“德意志问候”。所谓“德意志问候”就是人与人相遇时以“希特勒万岁”互致问候，伴以怪诞的姿势：摊开手心，伸展右臂举至眉梢，右臂残疾者，举左臂致意。[1]而之所以给它冠以“德意志”的头衔，不仅是因为它产生于德意志第三帝国，而且还跟它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强调语言和身体姿势并用，明显区分于墨索里尼的“罗马礼”有关。[1]在纳粹德国时期，这种怪诞的问候方式不但没被讥讽为笑话，反而被德国人当成是自豪与荣耀的感受，当成是对希特勒效忠的表现。
二、“德意志问候”折射出的纳粹文化
问候本身是一种文化现象。作为文化，通常包括了两个部分：内在的价值观；外显的和内隐的行为与思维模式。因此，希特勒统治下的“德意志问候礼”，从本质上说就是纳粹文化，是以法西斯主义的价值观为基础支撑而成的思维方式、话语系统及行为模式。它既包含了纳粹所强行建构和灌输的法西斯文化，也包含了在希特勒政权暴力与谎言统治下广大人民群众为了生存和自保而不得不接受和使用的变异文化。那么这种怪诞的问候礼又折射出纳粹文化什么样的特征呢？
（一）纳粹文化的专制性
在纳粹统治时期，“德意志问候”基本成为了人们见面时必备的问候动作，甚至主宰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这种主宰反映了德国纳粹文化的专制性，而这种专制性正是德国纳粹统治专断独裁的体现。
文化的专制性首先体现在思想控制上，并由此形成一种文化的威慑力。在纳粹统治时期，行希特勒问候礼是一种效忠的表示，它的贯彻与推广体现了纳粹文化的控制力。这种文化的控制力要求在它统治下的所有国民都听命于它，否则则以残酷的手段予以回击。因此在党卫军和盖世太保如狼似虎般的监视下，没有人可以预料怠慢行礼或者根本不行礼会遭到怎样的下场。这种对于前途未卜的恐惧感足以使人们对“德意志问候”产生一种觳觫恐惧的臣服。
文化的专制性除了体现在思想控制力之外，还体现在文化向心力上，并由此产生个人崇拜。纳粹机关报《人民观察者》曾有过这样一段评价：“我们的任务是把崇高的希特勒问候……变成德国民众充满信仰的一种问候……它时时提醒着我们：阿道夫·希特勒赋予我们的目标和任务。它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一种实践形式，我们每个人都应当践行之。”①由此可见，在长期的日常生活中，“德意志问候”逐渐形成一种文化向心力，即表现为对一种文化认同感，而这种认同反过来又成为了其进行思想控制的“利器”！
当然，这种文化的专制性是不可能一个人实现的，它必须有实现它的群众基础。通过德意志问候语这一带来无穷灾难的身体姿势，不难看出专制绝非仅仅是一个人的战斗，而是一种群体性行为。当人们自愿或是被迫向帝国元首做出无条件服从的时候，就意味人们最终放弃了道德的自我考量，不仅将个人的尊严与价值完全抛弃，而且也将个人自由和民主的权利拱手相送。可以说，纳粹文化是在群众狂热的欢呼声中推行的，不可理喻的群众意志就将自己的民族和整个世界拽入了灾难的深渊。
（二）纳粹文化的神圣性
“德意志问候”得到大众认同的原因除了纳粹文化的专制性之外，在剖析希特勒问候被民众所接受的前提时，有人提出了自认为最原始原因的观点：“通过在问候中明确表达出来的同希特勒的关联，宣誓人把表决心的诺言变成了一种自我的内在义务，它深入肺腑，它的施行甚至不需要依靠惩罚措施巩固的威慑力。在很多人的心里，效忠意味着把自己融入神圣化了的现实当中。”[1]
由上文笔者认为，“德意志问候”除了因其专制性而让大众被迫接受之外，还在于这种问候被赋予了一种神圣性，即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标准被设置了第三者——上帝。在德国这个一神论的国家，希特勒借用“上帝”这一“幌子”，用来保障人与人之间的“和平”相遇，将人和人之间的交往与人和上帝的交往联系起来。而通过这一联系，希特勒将自己以及纳粹文化的神授魅力构建起来，并把自己神化为一位超越一切现实纠纷，代表普世性信仰价值，影响交往双方期待解读的“超人”。而在西方人的文化观念中，人神之间的鸿沟是巨大的，因此需要一个“第三者”来为德国人“申诉”，此时德意志问候的“神授魅力”迎合了西方宗教信仰，具备了一定的宗教基础。神授魅力成了凌驾于群众之上的一个空架子，在依靠强制性的同时带来了群众社会性的弱化。
如同纳粹文化的专制性一样，群众对拯救的期待成了这种“情感瘟疫”滋生的温床，如赖希所言：“这种组织群众的成功应归功于群众，而不是希特勒。”[2]“上帝”的存在使他们有了改变现状的信心，“上帝”的诱惑更是使他们俯首称臣，而这种妥协也使这一灾难性的动作和文化成为了德国的主旋律。
（三）纳粹文化的排他性
当纳粹夺取政权之后，希特勒正确地分析了以前德国官方宣传失败的原因：那就是权力当局未能意识到有效的宣传是执政当局控制政局、引导民众、消灭敌对势力的手段。正如希特勒所设想的，纳粹的宣传就是要对群众提出一些要点，并且强制他们无休止地重复它们。琐碎或烦琐的解释是没有价值的，宣传必须是肯定的或否定的，非敌即友，非对即错。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循环往复的重复中，“德意志问候礼”成为了纳粹文化排挤其他文化的“利器”，笔者也由此感受到了纳粹文化的排他性。
纳粹文化通过“德意志问候”这一怪诞的宣传途径，在不断地制造和攻击敌对分子的过程中树立自己的舆论权威。而凡是不与之同流合污的文化内容，都会被作为敌对势力铲除。与此同时，它还凭借大规模的宏观控制和无孔不入的细微渗透，不断地内化与之敌对的文化。
回顾第三帝国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纳粹专制政权就是通过各种不同的手段对社会各个领域，对与之为敌的文化现象进行压制。如1937年，希特勒颁布了明令禁止犹太人行德意志礼的命令。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德意志问候既被神圣化了又具有强烈的社会排他性。它通过颁布救世主式的禁令，把它最终变成民族共同体成员专享的特权。[1]纳粹统治时期的德国戏剧协会主席汉约斯特曾借其作品中的主角表达了纳粹当局对待文化的心声：“当我一听见‘文化’这个词，我就想立刻掏出手枪。”
（四）纳粹文化的欺骗性
在历史上许多黑暗的时代，在其中公共领域被遮蔽，而世界变得如此不确定以至于人们不再过问政治，而只关心对他们的生命利益和私人自由来说值得考虑的问题。[3]出于这样的原因，要想把民众引入纳粹“党文化”的轨道，在舆论宣传方面必须要有打动他们的地方。阿伦特分析说，纳粹的宣传不同于教会的宣传，希特勒的弥天大谎往往有某种可信的力量，就在于它具有谎言加恐怖的特点。
首先这种欺骗性体现在它虚构了其自身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它必须通过一个“万能的上帝”，使人们意识到行“德意志问候礼”、归顺纳粹文化的必要性，以此来满足人们精神上的需求。然而，纳粹文化并不具备消除一切不稳定因素的能力，而且所谓的与“上帝”沟通也只是纳粹党人的一厢情愿，事实上他们与“上帝”并没有哪怕一丝的交流。因此纳粹文化以其所谓的“神圣性”欺骗了当时的所有民众，使之成为归顺它的力量。
其次这种欺骗性还体现在对生活需求的承诺。按照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生存是人们最基本的需求。希特勒上台之后，就通过国家领导和组织各种专业的方式，从物质上来控制民众的生活。然后纳粹文化对人们生活的承诺：凡在日常生活中坚持行“德意志问候礼”来表示效忠的人们，生活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而对于任何不服从纳粹宣传准则的公民，轻则丢饭碗，重则进监狱。阿伦特揭示了这种宣传的实质：“它不仅是“‘心理战’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还要“统治一群完全沉默的居民。”[5]因此，在大部分德意志人愚蠢地重复着“德意志问候礼”，享受着纳粹政权为其许诺的所谓的“生存需求”时，还不知道在国内的某些角落，有一部分人在接受着纳粹极权主义者丧心病狂的折磨和惩罚。
三、结语
从“德意志问候礼”中笔者窥探出了德国纳粹文化的特性，并揭露了纳粹文化最原始的邪恶性。这种邪恶性的宣传是由极权主义性质所决定的，因为在立宪政府和自由言论的条件下，公众有其他的信息来源，有可供选择和判断的多种资讯。但在极权主义下，人们的思想不允许有异端，他们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当代思想与文化，否则降临他们的将是灾难和折磨。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德意志问候礼”在某些地区仍然存在着，只要它还存在极权专制制度，就必然还会存在用谎言和恐怖将人们引入自我欺骗和自我愚昧的可能，并将这一“瘟疫”扩展至全球。因此我们应该正确对待这一文化现象，让灾难和痛苦远离我们。
注释：
①《人民觀察者》,1935年3月20日.转引自阿勒特：《德意志问候——关于一个灾难性姿势的历史》，孟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41。
参考文献
[1]阿勒特.德意志问候——关于一个灾难性姿势的历史[M].孟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2]赖希.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M].张峰译.重庆出版社,1990,6.
[3]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M].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
[4]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上册)[M].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
[5]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08.
作者简介：姚霖，大学本科，现就读于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