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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国家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毅然在西安举行兵谏，扣留了蒋介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在中国共产党和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努力下，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团结抗日的要求，从而结束了十年内战，为进行全面抗战奠定了政治基础。纵观西安事变的全过程，体现了一个“逼”字。先有蒋介石以武力“逼”张学良、杨虎城“剿共”，后有张学良、杨虎城被“逼”兵谏，最后阶段则是共产党和张学良、杨虎城共同“逼”蒋介石抗日。正如周恩来同志指出的：“西安事变是蒋介石自己逼成的，蒋介石抗战是张学良、杨虎城顺从民意逼成的。”
蒋介石“逼”张学良、杨虎城“剿共”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并不断在各地制造事端，企图全部占领中国。通过华北事件，日本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华北大部分地区。这让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35年，北平发生了一二九运动，掀起了全国抗日运动的新高潮。但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不顾中国共产党多次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顽固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卖国政策。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他仍然积极进行军事部署，企图彻底消灭红军。蒋介石除将他的嫡系部队开往西北外，还逼迫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十七路军继续“围剿”红军。
当时，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抗日，对驻防在西北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展开了统战工作，团结他们共同抗日。特别是东北军广大官兵，他们身受家乡沦陷的痛苦，不愿同主张抗日的红军作战，强烈要求打回老家去。经过我党做工作，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萌生了与中国共产党携手抗日的想法。红军与张学良、杨虎城多次接触后，实现了停战，并秘密携手决定共同抗日。对于这些情况，蒋介石早有所闻，于是他策划一系列活动来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继续与红军作战，来达到既可以削弱地方派实力，又可以打击红军的目的。10月22日，蒋介石第一次飞赴西安督战。在临潼华清池，蒋介石分别召见了张学良与杨虎城，宣布他的“剿共”计划。张学良不赞成，并说东北军将士不同意继续“剿共”打内战，他建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大发雷霆，厉声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叫你向东，你就应该向东，……我叫你去死，你就得去死。不要问为什么。”在接见杨虎城时，蒋介石说：“剿共势在必行”。
蒋介石见与张学良、杨虎城的谈话都不尽如意，决定以领袖的身份到王曲军官训练团去训话，以宣扬他“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对张学良、杨虎城及其部下施加压力。10月27日，张学良、杨虎城等五六百名军官列队站在台下，蒋介石登上讲台，先说了一通明礼仪、知廉耻、在家尽孝、为国尽忠等，接着就讲：日寇是外敌，共产党是内患，内患是心腹之痛，外敌是皮肤之疾，内患危害大于外敌，内患不除无法抗敌。最后蒋介石说：不积极“剿共”而主张抗日的人，是内外不分，缓急不辨，是非不明，先后倒置，不积极“剿共”而主张抗日的人，一定要危害国家，成为不忠不孝的人。对这种不忠不孝之人，国家有法纪，一定要予以制裁等等。军官训练团的军官对蒋介石的这个讲话，都感到十分气愤。
10月29日，蒋介石以躲避五十大寿为名，由西安来到了洛阳。蒋介石在洛阳住了一个多月，为着手解决张学良、杨虎城和西北大举“剿共”的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和部署。他调集嫡系部队，摆在汉口至郑州、郑州至灵宝的铁路线上，共约30个师。他下令扩建西安、兰州两地的飞机场，要求具备容纳100架轰炸机的战时地勤设备。10月30日，张学良约阎锡山一起去洛阳见蒋介石，阵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必要性，再次呼吁停战。蒋介石回答说，红军已成强弩之末，只要大家努力，短期内不难彻底消灭。张学良反复申述自己的意见，蒋介石就是不接受，板起面孔说：“是我服从你呢，还是你服从我！”11月1日，在洛阳军分校纪念周上，蒋介石不指名地对张学良大加训斥。张学良听了极为沮丧。
在这个阶段，蒋介石以强大的实力为后盾，采取了一副咄咄逼人的姿态，逼张学良、杨虎城“剿共”。蒋介石这一“逼”，更加剧了张学良、杨虎城与蒋介石的矛盾，最后导致了西安事变的发生。因此，蒋介石逼张学良、杨虎城“剿共”，是西安事变发生的内在原因或根本原因。
张学良、杨虎城被“逼”兵谏
蒋介石在洛阳作了一系列军事部署之后，于12月4日又到了西安，住在临潼华清池。一到华清池他就紧张地分别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师长以上军官进行谈话，要他们服从命令，继续“剿共”。随后，蒋介石就对张学良、杨虎城摊牌，向他们提出两个办法，逼迫他们明确表示态度。第一个办法是：服从“剿共”命令，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部开向陕北前线，向陕北红军“进剿”，中央大军在后面接应督战；第二个办法是：如张学良、杨虎城不愿在陕甘“剿共”，则将东北军调到福建，十七路军调到安徽，将 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自己“剿共”。这两个办法都是张学良、杨虎城所绝对不能接受的。12月7日，张学良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再次试图说服蒋介石，两人争议达二三小时之久。最后蒋介石把桌子一拍，厉声说：“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张学良当晚回西安找到杨虎城商议，一见面就说：“失败了！”在劝说不成的情况下，张学良、杨虎城被迫选择了兵谏。12月8日晚上，张学良、杨虎城两人再次商定：由东北军负责在华清池捉蒋，十七路军负责拘禁在西安的南京军政人员，并解除西安蒋系势力的武装。
还有一件事加快了张学良、杨虎城实行兵谏的行动。12月9日，西安一万多名学生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冒着凛冽的寒风举行示威大游行。当游行队伍在清晨集合的时候，特务警察竟然在东大街向东北旅陕同乡所办的竞存小学学生开枪射击，并打伤一名12岁的小学生。这一事件更加激起了游行群众的愤怒，于是整队向“剿匪”总部、省政府、绥靖公署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惩办枪杀爱国小学生的特务警察。最后游行队伍决定要到临潼华清池向蒋介石请愿。蒋介石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让待从室主任钱大钧给张学良打电话，命令他制止学生的“胡闹”，不准到华清池来。张学良接到电话后，亲自驾驶汽车追到灞桥，赶上游行队伍，极力劝说学生群众回去。学生群众怀着满腔悲愤，痛哭流涕地向张学良请愿。张学良深受感染，激动地对学生群众说：“我与你们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你们的要求，在一星期之内，我一定用事实来答复你们！”学生群众才整队而归。当天晚上张学良把学生的要求转达给蒋介石。但蒋介石不但丝毫不予考虑，反而怒气冲冲地指着张学良说：“你到底是代表学生呢，还是代表我？你到底是学生的立场呢，还是国家大员的立场？”这一天，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和蒋介石的顽固态度，给张学良很大刺激，进一步坚定了他实行兵谏的决心。过了3天，他就以惊天动地的非常举动实践了他对学生群众的诺言。
12月12日凌晨5时，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被押往西安新城大楼。随后，张学良、杨虎城向全国和南京政府发出通电，说明发动兵谏的意图，提出了八项救国政治主张。同时，张学良、杨虎城给陕北红军发电，请中共中央和红军立即派出代表团赴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
西安事变的发生，是有计划的预谋，还是临时的偶发事件，学术界一直持有不同意见，而且，双方各有其可信的史实作为依据。笔者认为，就西安事变的全过程来说，西安事变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从红军北上抗日——张学良、杨虎城与红军达成停战协定——蒋介石逼张学良、杨虎城“剿共”——张学良、杨虎城被迫进行兵谏这个历史脉络来看，西安事变的发生是迟早的事；就引发西安事变的直接原因或导火索来说，事件的发生则是偶然的。
共产党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逼”蒋抗日
西安事变爆发后，整个中国都面临着错综复杂的紧张局势，西安事变如何解决？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紧迫而又复杂的问题，这既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契机！中共中央立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统一认识，作出力争和平解决事变的决定。12日，中共中央电告张学良，主要内容是：建议他以可靠部队守卫蒋介石，应倾全力团结好东北军与十七路军，拟派周恩来去西安共商大计，征求张学良的意见；红军立即南下，向东北军与十七路军靠拢，以应付各种事变。中共中央电告中共北方局、上海分局及西安等地党组织贯彻中央和平解决的主张，动员群众和舆论界支持，并联络名流及地方实力派响应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八项政治主张。12月15日，毛泽东、朱德等15人致电南京政府，指出事变爆发“实蒋氏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如扩大内战，将“国亡种灭”，恳切希望采纳张学良、杨虎城八项救国主张，变内战为抗战，红军愿“与贵党军队联袂偕行，共赴民族革命之战场”。
蒋介石被抓起来以后，怎样处理他？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内部的思想认识很不一致，有的主张只要蒋介石接受抗日主张，即可放他；广大官兵却主张杀掉蒋介石，打出潼关去。因此，张学良、杨虎城急切盼望中共代表团和周恩来早日到来。12月16日下午，中共代表团乘坐飞机到达西安，便投入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紧张战斗之中。当晚和次日，周恩来先后与张学良、杨虎城将军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周恩来按照党中央制定的方针与政策，充分地肯定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是爱国的正义举动，同时指出，为了全民族的利益，我们共产党不记旧恶，主张只要蒋介石答应抗日，就应该和平解决，释放蒋介石。周恩来对形势的精辟分析，至情至理的谈话，使张学良、杨虎城深为感动和佩服。于是张学良、杨虎城接受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坚定了逼蒋抗日的信心。
12月22日，宋子文、宋美龄到达西安。中共方面代表周恩来，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同南京政府代表宋子文开始谈判。周恩来既坚持坚定的革命原则性，又注重斗争艺术的灵活性，对宋子文、宋美龄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宋氏兄妹急于救蒋，又有英美的意图为背景，所以他们也不敢节外生枝，经过两天谈判达成六项协议。即：（一）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国方针；（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六）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这六条同中共的六条主张基本相同，宋氏兄妹答应这些条件，说明蒋介石已经被迫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
24日晚，周恩来和张学良、杨虎城会见了蒋介石。蒋介石见到周恩来，吓得脸色发白，低着头，显出一副窘态。周恩来对他说：我们是十年内战的对手，现在在这里见面了。我不是来算旧账的，我是来同你商谈今后救国大计的。周恩来向他说明了我党抗日救国的主张和西安方面的意图，痛斥“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敦促蒋介石执行已经达成的协议。面对周恩来有理有据的言词，蒋介石张口结舌，狼狈不堪，表示双方谈的条件全可接受，并要周恩来前往南京继续谈判。至此，和平谈判初获胜利。蒋介石在表示接受联共抗日主张的第二天被释放。
西安事变的确是非凡的壮举，但事变本身不能立即使国民党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张学良以兵谏的方式，扣留了蒋介石，但蒋介石的实力并未受到打击。因此，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的作用显得非常重要。中共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才是解决西安事变的最佳方案，使中国避免了一场大内乱。同时，由于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联合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开展的积极有效的一系列活动，才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接受“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因此，西安事变的解决是张学良、杨虎城与共产党共同逼蒋抗日的结果。
蒋介石“逼”张学良、杨虎城“剿共”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并不断在各地制造事端，企图全部占领中国。通过华北事件，日本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华北大部分地区。这让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35年，北平发生了一二九运动，掀起了全国抗日运动的新高潮。但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不顾中国共产党多次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顽固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卖国政策。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他仍然积极进行军事部署，企图彻底消灭红军。蒋介石除将他的嫡系部队开往西北外，还逼迫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十七路军继续“围剿”红军。
当时，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抗日，对驻防在西北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展开了统战工作，团结他们共同抗日。特别是东北军广大官兵，他们身受家乡沦陷的痛苦，不愿同主张抗日的红军作战，强烈要求打回老家去。经过我党做工作，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萌生了与中国共产党携手抗日的想法。红军与张学良、杨虎城多次接触后，实现了停战，并秘密携手决定共同抗日。对于这些情况，蒋介石早有所闻，于是他策划一系列活动来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继续与红军作战，来达到既可以削弱地方派实力，又可以打击红军的目的。10月22日，蒋介石第一次飞赴西安督战。在临潼华清池，蒋介石分别召见了张学良与杨虎城，宣布他的“剿共”计划。张学良不赞成，并说东北军将士不同意继续“剿共”打内战，他建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大发雷霆，厉声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叫你向东，你就应该向东，……我叫你去死，你就得去死。不要问为什么。”在接见杨虎城时，蒋介石说：“剿共势在必行”。
蒋介石见与张学良、杨虎城的谈话都不尽如意，决定以领袖的身份到王曲军官训练团去训话，以宣扬他“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对张学良、杨虎城及其部下施加压力。10月27日，张学良、杨虎城等五六百名军官列队站在台下，蒋介石登上讲台，先说了一通明礼仪、知廉耻、在家尽孝、为国尽忠等，接着就讲：日寇是外敌，共产党是内患，内患是心腹之痛，外敌是皮肤之疾，内患危害大于外敌，内患不除无法抗敌。最后蒋介石说：不积极“剿共”而主张抗日的人，是内外不分，缓急不辨，是非不明，先后倒置，不积极“剿共”而主张抗日的人，一定要危害国家，成为不忠不孝的人。对这种不忠不孝之人，国家有法纪，一定要予以制裁等等。军官训练团的军官对蒋介石的这个讲话，都感到十分气愤。
10月29日，蒋介石以躲避五十大寿为名，由西安来到了洛阳。蒋介石在洛阳住了一个多月，为着手解决张学良、杨虎城和西北大举“剿共”的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和部署。他调集嫡系部队，摆在汉口至郑州、郑州至灵宝的铁路线上，共约30个师。他下令扩建西安、兰州两地的飞机场，要求具备容纳100架轰炸机的战时地勤设备。10月30日，张学良约阎锡山一起去洛阳见蒋介石，阵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必要性，再次呼吁停战。蒋介石回答说，红军已成强弩之末，只要大家努力，短期内不难彻底消灭。张学良反复申述自己的意见，蒋介石就是不接受，板起面孔说：“是我服从你呢，还是你服从我！”11月1日，在洛阳军分校纪念周上，蒋介石不指名地对张学良大加训斥。张学良听了极为沮丧。
在这个阶段，蒋介石以强大的实力为后盾，采取了一副咄咄逼人的姿态，逼张学良、杨虎城“剿共”。蒋介石这一“逼”，更加剧了张学良、杨虎城与蒋介石的矛盾，最后导致了西安事变的发生。因此，蒋介石逼张学良、杨虎城“剿共”，是西安事变发生的内在原因或根本原因。
张学良、杨虎城被“逼”兵谏
蒋介石在洛阳作了一系列军事部署之后，于12月4日又到了西安，住在临潼华清池。一到华清池他就紧张地分别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师长以上军官进行谈话，要他们服从命令，继续“剿共”。随后，蒋介石就对张学良、杨虎城摊牌，向他们提出两个办法，逼迫他们明确表示态度。第一个办法是：服从“剿共”命令，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部开向陕北前线，向陕北红军“进剿”，中央大军在后面接应督战；第二个办法是：如张学良、杨虎城不愿在陕甘“剿共”，则将东北军调到福建，十七路军调到安徽，将 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自己“剿共”。这两个办法都是张学良、杨虎城所绝对不能接受的。12月7日，张学良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再次试图说服蒋介石，两人争议达二三小时之久。最后蒋介石把桌子一拍，厉声说：“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张学良当晚回西安找到杨虎城商议，一见面就说：“失败了！”在劝说不成的情况下，张学良、杨虎城被迫选择了兵谏。12月8日晚上，张学良、杨虎城两人再次商定：由东北军负责在华清池捉蒋，十七路军负责拘禁在西安的南京军政人员，并解除西安蒋系势力的武装。
还有一件事加快了张学良、杨虎城实行兵谏的行动。12月9日，西安一万多名学生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冒着凛冽的寒风举行示威大游行。当游行队伍在清晨集合的时候，特务警察竟然在东大街向东北旅陕同乡所办的竞存小学学生开枪射击，并打伤一名12岁的小学生。这一事件更加激起了游行群众的愤怒，于是整队向“剿匪”总部、省政府、绥靖公署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惩办枪杀爱国小学生的特务警察。最后游行队伍决定要到临潼华清池向蒋介石请愿。蒋介石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让待从室主任钱大钧给张学良打电话，命令他制止学生的“胡闹”，不准到华清池来。张学良接到电话后，亲自驾驶汽车追到灞桥，赶上游行队伍，极力劝说学生群众回去。学生群众怀着满腔悲愤，痛哭流涕地向张学良请愿。张学良深受感染，激动地对学生群众说：“我与你们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你们的要求，在一星期之内，我一定用事实来答复你们！”学生群众才整队而归。当天晚上张学良把学生的要求转达给蒋介石。但蒋介石不但丝毫不予考虑，反而怒气冲冲地指着张学良说：“你到底是代表学生呢，还是代表我？你到底是学生的立场呢，还是国家大员的立场？”这一天，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和蒋介石的顽固态度，给张学良很大刺激，进一步坚定了他实行兵谏的决心。过了3天，他就以惊天动地的非常举动实践了他对学生群众的诺言。
12月12日凌晨5时，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被押往西安新城大楼。随后，张学良、杨虎城向全国和南京政府发出通电，说明发动兵谏的意图，提出了八项救国政治主张。同时，张学良、杨虎城给陕北红军发电，请中共中央和红军立即派出代表团赴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
西安事变的发生，是有计划的预谋，还是临时的偶发事件，学术界一直持有不同意见，而且，双方各有其可信的史实作为依据。笔者认为，就西安事变的全过程来说，西安事变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从红军北上抗日——张学良、杨虎城与红军达成停战协定——蒋介石逼张学良、杨虎城“剿共”——张学良、杨虎城被迫进行兵谏这个历史脉络来看，西安事变的发生是迟早的事；就引发西安事变的直接原因或导火索来说，事件的发生则是偶然的。
共产党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逼”蒋抗日
西安事变爆发后，整个中国都面临着错综复杂的紧张局势，西安事变如何解决？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紧迫而又复杂的问题，这既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契机！中共中央立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统一认识，作出力争和平解决事变的决定。12日，中共中央电告张学良，主要内容是：建议他以可靠部队守卫蒋介石，应倾全力团结好东北军与十七路军，拟派周恩来去西安共商大计，征求张学良的意见；红军立即南下，向东北军与十七路军靠拢，以应付各种事变。中共中央电告中共北方局、上海分局及西安等地党组织贯彻中央和平解决的主张，动员群众和舆论界支持，并联络名流及地方实力派响应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八项政治主张。12月15日，毛泽东、朱德等15人致电南京政府，指出事变爆发“实蒋氏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如扩大内战，将“国亡种灭”，恳切希望采纳张学良、杨虎城八项救国主张，变内战为抗战，红军愿“与贵党军队联袂偕行，共赴民族革命之战场”。
蒋介石被抓起来以后，怎样处理他？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内部的思想认识很不一致，有的主张只要蒋介石接受抗日主张，即可放他；广大官兵却主张杀掉蒋介石，打出潼关去。因此，张学良、杨虎城急切盼望中共代表团和周恩来早日到来。12月16日下午，中共代表团乘坐飞机到达西安，便投入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紧张战斗之中。当晚和次日，周恩来先后与张学良、杨虎城将军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周恩来按照党中央制定的方针与政策，充分地肯定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是爱国的正义举动，同时指出，为了全民族的利益，我们共产党不记旧恶，主张只要蒋介石答应抗日，就应该和平解决，释放蒋介石。周恩来对形势的精辟分析，至情至理的谈话，使张学良、杨虎城深为感动和佩服。于是张学良、杨虎城接受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坚定了逼蒋抗日的信心。
12月22日，宋子文、宋美龄到达西安。中共方面代表周恩来，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同南京政府代表宋子文开始谈判。周恩来既坚持坚定的革命原则性，又注重斗争艺术的灵活性，对宋子文、宋美龄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宋氏兄妹急于救蒋，又有英美的意图为背景，所以他们也不敢节外生枝，经过两天谈判达成六项协议。即：（一）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国方针；（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六）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这六条同中共的六条主张基本相同，宋氏兄妹答应这些条件，说明蒋介石已经被迫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
24日晚，周恩来和张学良、杨虎城会见了蒋介石。蒋介石见到周恩来，吓得脸色发白，低着头，显出一副窘态。周恩来对他说：我们是十年内战的对手，现在在这里见面了。我不是来算旧账的，我是来同你商谈今后救国大计的。周恩来向他说明了我党抗日救国的主张和西安方面的意图，痛斥“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敦促蒋介石执行已经达成的协议。面对周恩来有理有据的言词，蒋介石张口结舌，狼狈不堪，表示双方谈的条件全可接受，并要周恩来前往南京继续谈判。至此，和平谈判初获胜利。蒋介石在表示接受联共抗日主张的第二天被释放。
西安事变的确是非凡的壮举，但事变本身不能立即使国民党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张学良以兵谏的方式，扣留了蒋介石，但蒋介石的实力并未受到打击。因此，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的作用显得非常重要。中共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才是解决西安事变的最佳方案，使中国避免了一场大内乱。同时，由于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联合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开展的积极有效的一系列活动，才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接受“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因此，西安事变的解决是张学良、杨虎城与共产党共同逼蒋抗日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