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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武汉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同时为李达老校长当了13年学术助手；他24岁时发表文章，大胆批评前苏联尤金院士和罗森塔尔院士编著的权威著作《简明哲学词典》；他1978年出席全国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会，以高度的理论勇气在大会发言中旗帜鲜明地批驳“两个凡是”……
他就是步入知天命之年以后，又相继担任武汉大学哲学系系主任、研究生院院长、常务副校长和校长长达14年的人文社科资深教授，湖北省首届荆楚社科名家之一的陶德麟。陶教授60年的哲学人生，可谓波澜壮阔，著名美学家、哲学家、北京大学叶朗教授在读了《陶德麟文集》后给陶先生的信中说：“杜甫的诗，是‘诗史’，您的文集，可以说是现代当代哲学史，不仅有理论价值，而且有历史的价值。”但陶德麟本人却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在荆棘丛生的小路上蹒跚前进”的“平庸的探求者”。
少年英才，结缘武汉大学
陶德麟先生出生于一个文化氛围浓郁的家庭。他的祖父是一位不愿参加科举考试的清末儒生。他的父亲幼承家学，国学功底深厚，少年投身辛亥革命，毕业于保定军校，青年时期曾任孙中山先生大本营参谋等职，参加北伐战争。母亲黄鑑文毕业于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曾任中小学国文、数学、音乐教师。
陶德麟先生没有上过小学，他的国、英、数诸科知识主要是由父母在家教授的。他天赋过人，五岁起就开始学习《四书》、《诗经》和《古文观止》，进中学之前就能背诵不少国学经典和文学名著，学会了文言文写作和旧体诗词格律。他16岁时就能写一手老练的文言文和古典诗词，老师在批语中称赞他“文如斲轮老手，无懈可击，而情韵悠扬，令人神往”，“论允理足”，“所评极抑扬之能事”。这些作品至今还保存着。
1948年春他的父亲患重病卧床不起，缺医少药，家中生活困难，他仍然坚持学习到高中毕业。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他报考了清华大学外文系、武汉大学经济系和华中大学外文系，以优异的成绩同时录取并获得了三校的助学金。这时他父亲病逝，母亲无人照料，不便远行；加以武大当时也是与清华齐名的学府，经济系尤其享有盛誉，于是他放弃了去清华的打算，入武汉大学经济系学习。
他进武大时还不到18岁，正是世界观形成的关键年龄，又恰逢新中国成立、社会大变革开始的时期，全国都沉浸在一片解放的喜悦之中，武汉大学也成为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熔炉。师生员工都在学习革命理论，热火朝天地投入一个接着一个的政治运动。在他面前展现的是无限光明的前景。他积极投身于土地改革等各种实践活动，参加各种社会工作，成为学生中的积极分子之一，当选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武汉市第一届团员代表大会代表。他担任了武汉大学校刊《新武大》的编辑组组长，撰写社论和短评，还在职工夜校讲授语文课。同时，他奋力学习专业理论，扩大知识面。除了经济系的课程他都名列前茅外，还到外系选修了哲学、社会学、普通物理、数学分析、形式逻辑、文艺学、中国通史、西洋通史等课程，硬啃了《资本论》第1卷并做了笔记。当时教社会学的刘绪贻教授用的教材是李达的《新社会学大纲》，实际上就是被毛泽东赞誉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社会学大纲》的历史唯物主义部分，这使陶德麟初步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这短短的四年使他打下了一生事业的基础。
恩师指引，走上哲学之路
1953年2月李达同志就任武汉大学校长，到校不久就在即将毕业的学生中发现了陶德麟，决定把他作为理论家培养，选定他留校任教，做自己的学术助手。比陶德麟年长四十岁的李达校长以父辈的深情约他到家里长谈，讲了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伟大作用，讲了自己为传播马克思主义而长期奋斗的历程，强调培养新一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深远意义，李达校长语重心长地说：研究马克思主义就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不能拿它当饭碗，不能像小贩，天晴就摆摊子，下雨就收摊子。我相信你能成为理论家。这位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满腔热情的肺腑之言使他深为感动和折服，这也决定了他后来的人生道路。几十年后他谈到自己的经历时说：“李达老师是我的恩师和引路人。”
1953年8月陶德麟留校转攻哲学。他对哲学虽然早有涉猎，但不是哲学专业的科班出身，他知道自己的哲学功底并不深厚，急需补课。他在协助李达校长工作的同时夜以继日地钻研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自学中外哲学史，到华中师范大学（当时叫华中师范学院）听韦卓民先生讲康德、黑格尔哲学（那时武大哲学系在全国院系调整中已合并到北京大学，1956年才由李达校长主持重建）。他进步很快，两年后就开始发表哲学论文。
1955年夏天，24岁的陶德麟写了一篇题为《关于“矛盾同一性”的一点意见》的论文，批评苏联罗森塔尔、尤金合著的《简明哲学词典》对“同一性”的解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原意。那时正在强调学习苏联，《简明哲学词典》也被视为不容置疑的权威。但《哲学研究》编辑部支持了这位向权威的挑战的“初生之犊”，在1956年第2期发表了这篇文章，立即在国内、苏联和东欧理论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词典》再版时也据此作了修改。
1956年李达同志主持重建武大哲学系时，年仅25岁的陶德麟作为第一批任课教师之一，登上了讲台。当他28岁时，他又受中共湖北省委之聘，连续四年为全省高中级干部讲授《实践论》和《矛盾论》，深受欢迎，听众达十万人以上，他的讲稿《实践论浅释》被省委印发全省，广为流传。1961年起他为武大哲学系的李达试验班系统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为全校研究生开哲学课。他的讲课系统周密，形象生动，被学生们称赞为“字字珠玑，出神入化”。 1961年李达校长受毛泽东主席的委托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指定他为全书的执笔人。他在李达校长指导下用4年时间精心写成了38万字的上卷送审稿，因“文化大革命”爆发而未能出版。12年之后，陶德麟受人民出版社委托修订了此稿，以李达主编的《唯物辩证法大纲》的书名于1978年出版，这是“文革”后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获得了首批国家优秀教材一等奖。 灾难与沉思后的破冰之旅
1966年“文化大革命”突然到来，李达同志横遭诬陷，遭到残酷批斗而含冤去世，陶德麟也受到牵连，被囚禁起来批斗审查，随后被送到襄阳劳动改造。在十年的惨苦环境中，他九死一生，也曾一度迷惘悲观，但他在“文革”中期终于逐渐清醒，坚信党的错误总会纠正，中国不会就此沉沦。他在偷偷写下的一首小诗中表达了这种信念：“临歧自古易彷徨，我到歧前不自伤。心境常随天上月，如环如玦总清光。”
1976年10“四人帮”被粉碎，举国一片欢腾，陶德麟自然也非常兴奋。但过了还不到四个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就在1977年2月7日发表了社论，宣布了著名的“两个凡是”，这等于说“文革”并没有错，错的只是林彪、“四人帮”歪曲了“文革”。可是，按“文革”的老路走下去，中国还有希望实现周总理生前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吗？中国还有光明的前途吗？陶德麟陷入了新的苦闷，不能不进一步思考问题的症结。1977年他冲破重重阻力，应邀到北京参加了一个会议。劫后重逢的师友们热泪盈眶地相互倾诉，也交流了对祖国前途命运的看法。许多同志达成了共识：要防止“文化大革命”的重演或变相重演，关键在恢复真理问题上的实践标准，从哲学上驳倒“两个凡是”的理论基础。但是，“两个凡是”当时还是不能触动的禁区，任何非议都会担当极大的罪名。
真像绝处逢生一样，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了。过了一个多月，1978年7月4日，陶德麟收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发给他的请柬，说7月17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理论与实践问题哲学讨论会”（这是当时为了避免受阻而用的一个含糊名称，实际上就是真理标准讨论会），请他出席并准备论文和发言。又经过非常复杂的抗争，他才被允许出席。 7月16日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邢贲思同志找他去开了领导小组会，要他与胡福明同志共同主持一个大组的讨论。在23日下午闭幕式上，陶德麟作了大会发言，题目是《关于真理标准的几个问题》，旗帜鲜明地论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批驳了“两个凡是”，得到了绝大多数与会同志的好评。《哲学研究》很快就在同年第 10期发表了这篇文章（鉴于当时形势还不明朗，删去了其中最尖锐的一部分）。会议期间，陶德麟还向《哲学研究》编辑部提供了50年代毛泽东主席致李达同志的三封信复印件，经中国社会科学院报请党中央批准，在同年《哲学研究》第12期发表，全国各大报刊转载，对破除“两个凡是”、澄清理论是非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陶德麟参加这次讨论会后仿佛从阴暗狭窄的囚笼里一下跨到了晴明宽阔的原野。他在当晚情不自禁地写下了一首《西江月》词：
“山外骄阳暗下，林间好月初悬。微风过处听鸣蝉，一派清光如鉴。
回首人间颠倒，消磨多少华年。凭他沧海起狂澜，我自冰心一片！”
12月13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明确地肯定了真理标准讨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看，越看越重要”，“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紧接着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这才在政治上“乾坤定矣”。陶德麟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不是“常识”，而是需要严密论证的科学命题。为此，他针对学术界还存在的保留和疑问，又接连发表了系列论文，从学理上对真理标准问题作了系统细致的阐发。其中《逻辑证明与真理标准》一文在《哲学研究》发表14年后获得了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为学、为师、为人
陶德麟先生在35岁的盛年失去了自由，10多年的青春被“文革”及其后遗症所消耗；步入知天命之年以后，又相继担任系、校主要领导职务长达14年，把人文学者最宝贵的年华奉献给了武汉大学的建设和发展。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凭着爱智忧民的情怀和奋力求索的精神，陶德麟先生在学术研究上卓有建树。他继承发扬了李达先生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研究和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把主要研究领域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方面，对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实现了多方面的理论创新。他多年来担任了许多重要的全国性学术兼职，他的论著曾获得十多种高级别的奖励，他本人也入选湖北省“新中国成立60年 功勋人物100人”和“改革开放三十年 影响湖北三十人”。
陶德麟先生也是一位教育家。他强调“不拘一格育人才”，强调“一将难求，三军亦不易得”。他强调为人的大“格”必须恪守，但个性不能压抑。人才不是工业产品，不能像流水线那样生产，必须使他们各有特点，各展所长，然后才能千姿百态，群星灿烂。他既精心授业解惑，又倾力传道育人，注重因材施教、循循善诱，与学生共同探讨，虚心听取不同意见，从不强加于人。他数十年来培养了大量德才兼备的高层次创造性人才。他的学术气度和为人品质，他爱智求真、爱才惜贤、乃至以德报怨的许多事例已在学界传为美谈。
陶德麟先生的学术成就和人格魅力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赞誉，被称为我国哲学界“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的领路人”之一、“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最前沿的、最有影响的前辈学人之一”，被称为“德高学范”的“学界泰斗”和“哲学宗师”。2010年10月31日，武汉大学隆重举行典礼庆祝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理论家和教育家陶德麟先生80华诞。大批知名专家学者云集珞珈山，一同庆贺陶先生的寿辰。有关领导同志、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出版机构来函致贺，许多学者撰文高度评价了陶先生的成就，已集结成书。
陶德麟先生把人们的赞誉看成对自己的鼓励和鞭策，一再表示“愧不敢当”。他用一首诗答谢大家：“浮生能得几回春？八秩难抛赤子心。樗栎自惭非‘壮士’，河山只盼有才人。莫愁险隘常横路，且喜繁枝渐满林。我愿天公重抖擞，云开万里月华新。”他说他只是一名“小兵”，年事越高越深感自己的“无知”，只不过“赤子之心还没有泯灭”，明知“老之已至”而“不敢懈怠”， 愿意跟在大家后面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而已。
陶德麟先生已在武汉大学度过了64个春秋，他对培育了他的母校怀着特别深厚的感情，常说武大是他的母亲。为了培养出一代代杰出的武大人，陶德麟先生现在仍在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精神奋斗不已。他引以自励的座右铭是：求是拓新，积厚发薄，言必己出，过勿惮改。
（本文根据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长江学者汪信砚为中国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概览·哲学卷》撰写的《陶德麟先生的哲学探索之路》等资料整理成文，对资料提供表示感谢）
责任编辑 王海珍
他就是步入知天命之年以后，又相继担任武汉大学哲学系系主任、研究生院院长、常务副校长和校长长达14年的人文社科资深教授，湖北省首届荆楚社科名家之一的陶德麟。陶教授60年的哲学人生，可谓波澜壮阔，著名美学家、哲学家、北京大学叶朗教授在读了《陶德麟文集》后给陶先生的信中说：“杜甫的诗，是‘诗史’，您的文集，可以说是现代当代哲学史，不仅有理论价值，而且有历史的价值。”但陶德麟本人却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在荆棘丛生的小路上蹒跚前进”的“平庸的探求者”。
少年英才，结缘武汉大学
陶德麟先生出生于一个文化氛围浓郁的家庭。他的祖父是一位不愿参加科举考试的清末儒生。他的父亲幼承家学，国学功底深厚，少年投身辛亥革命，毕业于保定军校，青年时期曾任孙中山先生大本营参谋等职，参加北伐战争。母亲黄鑑文毕业于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曾任中小学国文、数学、音乐教师。
陶德麟先生没有上过小学，他的国、英、数诸科知识主要是由父母在家教授的。他天赋过人，五岁起就开始学习《四书》、《诗经》和《古文观止》，进中学之前就能背诵不少国学经典和文学名著，学会了文言文写作和旧体诗词格律。他16岁时就能写一手老练的文言文和古典诗词，老师在批语中称赞他“文如斲轮老手，无懈可击，而情韵悠扬，令人神往”，“论允理足”，“所评极抑扬之能事”。这些作品至今还保存着。
1948年春他的父亲患重病卧床不起，缺医少药，家中生活困难，他仍然坚持学习到高中毕业。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他报考了清华大学外文系、武汉大学经济系和华中大学外文系，以优异的成绩同时录取并获得了三校的助学金。这时他父亲病逝，母亲无人照料，不便远行；加以武大当时也是与清华齐名的学府，经济系尤其享有盛誉，于是他放弃了去清华的打算，入武汉大学经济系学习。
他进武大时还不到18岁，正是世界观形成的关键年龄，又恰逢新中国成立、社会大变革开始的时期，全国都沉浸在一片解放的喜悦之中，武汉大学也成为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熔炉。师生员工都在学习革命理论，热火朝天地投入一个接着一个的政治运动。在他面前展现的是无限光明的前景。他积极投身于土地改革等各种实践活动，参加各种社会工作，成为学生中的积极分子之一，当选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武汉市第一届团员代表大会代表。他担任了武汉大学校刊《新武大》的编辑组组长，撰写社论和短评，还在职工夜校讲授语文课。同时，他奋力学习专业理论，扩大知识面。除了经济系的课程他都名列前茅外，还到外系选修了哲学、社会学、普通物理、数学分析、形式逻辑、文艺学、中国通史、西洋通史等课程，硬啃了《资本论》第1卷并做了笔记。当时教社会学的刘绪贻教授用的教材是李达的《新社会学大纲》，实际上就是被毛泽东赞誉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社会学大纲》的历史唯物主义部分，这使陶德麟初步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这短短的四年使他打下了一生事业的基础。
恩师指引，走上哲学之路
1953年2月李达同志就任武汉大学校长，到校不久就在即将毕业的学生中发现了陶德麟，决定把他作为理论家培养，选定他留校任教，做自己的学术助手。比陶德麟年长四十岁的李达校长以父辈的深情约他到家里长谈，讲了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伟大作用，讲了自己为传播马克思主义而长期奋斗的历程，强调培养新一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深远意义，李达校长语重心长地说：研究马克思主义就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不能拿它当饭碗，不能像小贩，天晴就摆摊子，下雨就收摊子。我相信你能成为理论家。这位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满腔热情的肺腑之言使他深为感动和折服，这也决定了他后来的人生道路。几十年后他谈到自己的经历时说：“李达老师是我的恩师和引路人。”
1953年8月陶德麟留校转攻哲学。他对哲学虽然早有涉猎，但不是哲学专业的科班出身，他知道自己的哲学功底并不深厚，急需补课。他在协助李达校长工作的同时夜以继日地钻研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自学中外哲学史，到华中师范大学（当时叫华中师范学院）听韦卓民先生讲康德、黑格尔哲学（那时武大哲学系在全国院系调整中已合并到北京大学，1956年才由李达校长主持重建）。他进步很快，两年后就开始发表哲学论文。
1955年夏天，24岁的陶德麟写了一篇题为《关于“矛盾同一性”的一点意见》的论文，批评苏联罗森塔尔、尤金合著的《简明哲学词典》对“同一性”的解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原意。那时正在强调学习苏联，《简明哲学词典》也被视为不容置疑的权威。但《哲学研究》编辑部支持了这位向权威的挑战的“初生之犊”，在1956年第2期发表了这篇文章，立即在国内、苏联和东欧理论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词典》再版时也据此作了修改。
1956年李达同志主持重建武大哲学系时，年仅25岁的陶德麟作为第一批任课教师之一，登上了讲台。当他28岁时，他又受中共湖北省委之聘，连续四年为全省高中级干部讲授《实践论》和《矛盾论》，深受欢迎，听众达十万人以上，他的讲稿《实践论浅释》被省委印发全省，广为流传。1961年起他为武大哲学系的李达试验班系统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为全校研究生开哲学课。他的讲课系统周密，形象生动，被学生们称赞为“字字珠玑，出神入化”。 1961年李达校长受毛泽东主席的委托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指定他为全书的执笔人。他在李达校长指导下用4年时间精心写成了38万字的上卷送审稿，因“文化大革命”爆发而未能出版。12年之后，陶德麟受人民出版社委托修订了此稿，以李达主编的《唯物辩证法大纲》的书名于1978年出版，这是“文革”后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获得了首批国家优秀教材一等奖。 灾难与沉思后的破冰之旅
1966年“文化大革命”突然到来，李达同志横遭诬陷，遭到残酷批斗而含冤去世，陶德麟也受到牵连，被囚禁起来批斗审查，随后被送到襄阳劳动改造。在十年的惨苦环境中，他九死一生，也曾一度迷惘悲观，但他在“文革”中期终于逐渐清醒，坚信党的错误总会纠正，中国不会就此沉沦。他在偷偷写下的一首小诗中表达了这种信念：“临歧自古易彷徨，我到歧前不自伤。心境常随天上月，如环如玦总清光。”
1976年10“四人帮”被粉碎，举国一片欢腾，陶德麟自然也非常兴奋。但过了还不到四个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就在1977年2月7日发表了社论，宣布了著名的“两个凡是”，这等于说“文革”并没有错，错的只是林彪、“四人帮”歪曲了“文革”。可是，按“文革”的老路走下去，中国还有希望实现周总理生前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吗？中国还有光明的前途吗？陶德麟陷入了新的苦闷，不能不进一步思考问题的症结。1977年他冲破重重阻力，应邀到北京参加了一个会议。劫后重逢的师友们热泪盈眶地相互倾诉，也交流了对祖国前途命运的看法。许多同志达成了共识：要防止“文化大革命”的重演或变相重演，关键在恢复真理问题上的实践标准，从哲学上驳倒“两个凡是”的理论基础。但是，“两个凡是”当时还是不能触动的禁区，任何非议都会担当极大的罪名。
真像绝处逢生一样，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了。过了一个多月，1978年7月4日，陶德麟收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发给他的请柬，说7月17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理论与实践问题哲学讨论会”（这是当时为了避免受阻而用的一个含糊名称，实际上就是真理标准讨论会），请他出席并准备论文和发言。又经过非常复杂的抗争，他才被允许出席。 7月16日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邢贲思同志找他去开了领导小组会，要他与胡福明同志共同主持一个大组的讨论。在23日下午闭幕式上，陶德麟作了大会发言，题目是《关于真理标准的几个问题》，旗帜鲜明地论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批驳了“两个凡是”，得到了绝大多数与会同志的好评。《哲学研究》很快就在同年第 10期发表了这篇文章（鉴于当时形势还不明朗，删去了其中最尖锐的一部分）。会议期间，陶德麟还向《哲学研究》编辑部提供了50年代毛泽东主席致李达同志的三封信复印件，经中国社会科学院报请党中央批准，在同年《哲学研究》第12期发表，全国各大报刊转载，对破除“两个凡是”、澄清理论是非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陶德麟参加这次讨论会后仿佛从阴暗狭窄的囚笼里一下跨到了晴明宽阔的原野。他在当晚情不自禁地写下了一首《西江月》词：
“山外骄阳暗下，林间好月初悬。微风过处听鸣蝉，一派清光如鉴。
回首人间颠倒，消磨多少华年。凭他沧海起狂澜，我自冰心一片！”
12月13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明确地肯定了真理标准讨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看，越看越重要”，“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紧接着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这才在政治上“乾坤定矣”。陶德麟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不是“常识”，而是需要严密论证的科学命题。为此，他针对学术界还存在的保留和疑问，又接连发表了系列论文，从学理上对真理标准问题作了系统细致的阐发。其中《逻辑证明与真理标准》一文在《哲学研究》发表14年后获得了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为学、为师、为人
陶德麟先生在35岁的盛年失去了自由，10多年的青春被“文革”及其后遗症所消耗；步入知天命之年以后，又相继担任系、校主要领导职务长达14年，把人文学者最宝贵的年华奉献给了武汉大学的建设和发展。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凭着爱智忧民的情怀和奋力求索的精神，陶德麟先生在学术研究上卓有建树。他继承发扬了李达先生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研究和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把主要研究领域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方面，对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实现了多方面的理论创新。他多年来担任了许多重要的全国性学术兼职，他的论著曾获得十多种高级别的奖励，他本人也入选湖北省“新中国成立60年 功勋人物100人”和“改革开放三十年 影响湖北三十人”。
陶德麟先生也是一位教育家。他强调“不拘一格育人才”，强调“一将难求，三军亦不易得”。他强调为人的大“格”必须恪守，但个性不能压抑。人才不是工业产品，不能像流水线那样生产，必须使他们各有特点，各展所长，然后才能千姿百态，群星灿烂。他既精心授业解惑，又倾力传道育人，注重因材施教、循循善诱，与学生共同探讨，虚心听取不同意见，从不强加于人。他数十年来培养了大量德才兼备的高层次创造性人才。他的学术气度和为人品质，他爱智求真、爱才惜贤、乃至以德报怨的许多事例已在学界传为美谈。
陶德麟先生的学术成就和人格魅力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赞誉，被称为我国哲学界“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的领路人”之一、“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最前沿的、最有影响的前辈学人之一”，被称为“德高学范”的“学界泰斗”和“哲学宗师”。2010年10月31日，武汉大学隆重举行典礼庆祝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理论家和教育家陶德麟先生80华诞。大批知名专家学者云集珞珈山，一同庆贺陶先生的寿辰。有关领导同志、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出版机构来函致贺，许多学者撰文高度评价了陶先生的成就，已集结成书。
陶德麟先生把人们的赞誉看成对自己的鼓励和鞭策，一再表示“愧不敢当”。他用一首诗答谢大家：“浮生能得几回春？八秩难抛赤子心。樗栎自惭非‘壮士’，河山只盼有才人。莫愁险隘常横路，且喜繁枝渐满林。我愿天公重抖擞，云开万里月华新。”他说他只是一名“小兵”，年事越高越深感自己的“无知”，只不过“赤子之心还没有泯灭”，明知“老之已至”而“不敢懈怠”， 愿意跟在大家后面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而已。
陶德麟先生已在武汉大学度过了64个春秋，他对培育了他的母校怀着特别深厚的感情，常说武大是他的母亲。为了培养出一代代杰出的武大人，陶德麟先生现在仍在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精神奋斗不已。他引以自励的座右铭是：求是拓新，积厚发薄，言必己出，过勿惮改。
（本文根据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长江学者汪信砚为中国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概览·哲学卷》撰写的《陶德麟先生的哲学探索之路》等资料整理成文，对资料提供表示感谢）
责任编辑 王海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