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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冬天冷，出门少，腿脚都闲出了病，走路有些跛，一定要出去走一走了。
我与老三都住隆康路，得闲时总是约好一同买菜、逛街、去福利院看望姑妈。两人年龄、高矮、胖瘦均相差无几。区别就是一个脸尖一个脸圆，可活着活着就活成了一个样子，她的圆下巴尖了，我的尖下巴圆了;她的高跟鞋矮了半截，我的长头发短了五寸;我俩从一个理发师手中出来的发型，可作双胞胎样板工程。
我说你最近看到一个新闻吗？题目像句诗——我于昨晚去世，走时心如止水！说的是一个老人死了几个月才发现。老三迟疑一下，不接话。在我们家，有些话是敏感词，如“孤老人”“离婚”“某某没生小孩”，进而就是相关词“养儿防老”、相关新闻如“某人老死家中”等等，我没能生孩子这件事儿，家里人一直小心翼翼，像揣着一件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尽管我自己看起来漫不经心，但她们认为这漫不经心是杂草丛生的掩体，它背后隐藏着巨大的黑洞，说不定哪一天我就咕咚一声掉下去了，我的娘家人为此隐隐不安。姐妹们也都仿佛自己分到了一份丰厚的遗产，独我没有而心怀内疚。过去几年，我总会在夜半时分接到一个电话：“二姐呀！恭喜呀！你又有了一个侄女（我们家总是生女儿），你有文化，帮取个名儿吧！”我真的是很讨厌孩子们总是在夜晚出生。为了家里孩子们的美好前程，六个孩子的名字取下来，举手投足间我颇有些算命先生的架式了。我的父亲隔三差五在翻一本老黄历，他说：“老子活着，你们都不得过生（日），老人在儿们还想当大人？”（此处声音高八度）但我是个例外，每年生日，一路侄儿们像经过了彩排，依次祝我生日快乐！让我油然而生家族兴旺，香火永存的成就感。
老三去摸了摸一件焦糖色的双面绒大衣，径直往前走，我说：“喂！你以为就我将来可能于昨晚去世啊！”我开始对她喋喋不休，我们每一个人都会于昨晚去世。你想想你要死了，要姑娘回来，她先要预订票，然后要坐飞机坐火车，回来了，也许你已经死了，当然你可能心中有个念想，悠着一口气，她一到家你一兴奋，又不死了，但她又没那么多假期守着等你死呀！何况你到底几时死也算不准啦！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会于“昨晚去世”，去世时身边也许有人，也许没有人，也许是个八杆子打不着的陌生人。你以为……“二姐，你来看看，这件衣服怎么样？”我硬是跛着脚追上她，还要拉着她讲，我认为道理一定要讲明白，只有明白了道理才能过好人生。显而易见，老三不想与我谈这个话题，尤其年关将至，她要忙的正经事很多。她说：“二姐，过年了我们换一个理发师吧？”我说：“你以为换了理发师我俩就不像了，当像还是像”。
大姐拖着一个巨大的旅行箱，里面放着腊肉、香肠、卤猪蹄、干辣椒皮、干土豆、自制的豆瓣酱，她要去深圳儿子媳妇家过年。我把她堵在医院门口说“你最近看到一个新闻吗？题目像句诗——我于昨晚去世，走时心如止水”“看了看了！这有什么稀奇的，我们医院好些老人一年到头住在医院，没见子女来过，人死了管子一拔就去火葬场，处理一个人比清洁工打扫一间屋子还快！”什么事情在我大姐那里都是稀松平常，她在医院上班，她那个科室似乎包治百病，骨折不能动的，胃癌不能吃的，肺癌不能喘气的。就是不接生孩子，当然生孩子也不是一种病。一进病房就是一股浓浓的中药味，据说凡是看不好的病都适合中西医结合治疗。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步态蹒跚，在医院门口她看到我大姐，没有表情的干巴的脸愈发苦涩，“护士长，您几时回来，我妈她不让别人打针，这可怎么好？”接大姐的车已经停在了路边，她边上车边说，“您放心，您妈那个针不打也行，就是招呼好别让她再往江边跑了。”大姐昨晚上第三次从江边把那个九十多岁的老太太找了回来，老太太说儿子一直不来，她不想活了。大姐愤愤地说她的病人总想去长江寻死，都是政府把医院建在江边的错。她对站在车边的我再一次交代，记得接姑妈出来过年啦。
隆康路的路，该叫街，一顺溜儿的店铺。正街的店面挂着时下流行的双面绒大衣，还有劣质的貂，它们有些灰头土脸，失去了水分的毛发根根直立，死前的愤怒软下来，貂的头紧紧服帖在光溜溜的女模特胸前。走过去，要慢下来，慢下来你會闻到动物残存的腥味与自己内心涌动的贪婪。再慢一点，脚步轻一点，走过三五步你可能会遇见一枚锡制的钩衣针、几袋乌黑的正宗槟郎、一碗热气腾腾的云南过桥米线。只有经过隆康路，才能到达峡谷一样幽暗的心苑街，姑妈在心苑街老年公寓已经待了两年了。
心苑街的黄昏暗下来，我走向巷道的更深处，更深处的巷道也向我走来，越来越近，越来越熟悉。正前方出现一面斑驳的铅灰色水泥墙，带着从八十年代，或者更早一些岁月里裹挟的力量，推向我，要把一个路盲、一个冒失鬼推出这天地逼仄的巷道。再近一些，看清是一个人，嵌在墙的中间，她迎向我，像是我自己？还是我的妹妹？一块过时的穿衣镜孤零零地立在一面水泥墙下，它照见了我，穿衣镜有着木质的雕花边框，它曾经也有过妖娆的岁月。这样的巷道，花半个时辰足以遇见你一生的时光。八十年代五峰县的老县城，冬天的街边拥挤着各种小店，冒着热气的茶叶蛋，长长的喇叭裤，针织的毛线围脖五颜六色，废旧的汽油桶里填充着泥土，上面烤着红薯，还有女人冬天穿的长统靴，红色的长统靴。姑妈拉着我冻得发黑的手紧紧贴着墙边走，我一直想把冻得乌黑的手从姑妈手中抽出来，我要把它藏在背后。那一年我十四岁，被姑妈从长阳土家山寨子的高山上带到五峰县来读书。第一次进县城，记得是雪花飞舞，记得是热气腾腾，一架洗衣机当街摆放，衣服从一个桶里进去，洗好后拧到另一个桶里甩干，姑妈说这就是双缸洗衣机，洗出来的衣服干得快，真好啊！“姑妈，等我将来工作了，我一定送你一个双缸洗衣机！”
姑妈是我父亲唯一的姐姐，她没有子女。姑妈说他们的某一个姑妈也没有子女，姑妈又说，我们家每一代有一个女儿没有子女。这样的怪事发生在我们家，都是祖上做屋时被一个不良的师傅做了手脚。当夜深人静，整栋四合院安静下来，月亮向西，你一个人坐在正屋的中间，闭上眼睛，心要静下来，静到能听见一枚针落在地上的声音，你就会听见一颗珠子从屋顶向下滚落，你能感到这颗珠子在黑暗的屋顶通体发光，它顺着倾斜的屋面的滴水沟，叮当叮当，弹跳着发出清脆悦耳的声响，接近屋檐时，你越发紧张，透不过气来，等它摔下来，那声音突然就戛然而止了。半个时辰后那珠子又从屋顶开始弹跳，还是那颗珠子。我对这颗屋顶上的珠子一直心怀好奇，小时候半夜醒来，努力闭上眼睛，想听一听珠子从屋顶上跳动的声音，听着听着就睡过去了。第二天会缠着母亲问怎么我没听到珠子在跳，母亲会非常生气，说都是你姑妈瞎讲的吧，再讲我就打嘴。我的母亲曾经动了心思，是不是把我送给外姓人家命会更好，但她还没来得及谋划我的命运她就死了，如此仓促，什么也没来得及交代。二十二岁时，我在医院的病床上躺了一个月，半夜爬起来头嗡嗡直响，我听见老家屋顶上的珠子在跳动，像姑妈描述的一样清脆、悦耳，甚至很欢畅！我就知道了，我的姑妈的姑妈是那颗珠子，我姑妈是那颗珠子，现在我也是那颗珠子，一颗滚不下来、落不到地、生不了根的珠子。 姑妈从不相信自己是那颗珠子。她怀过两次孕，两次从生死线上一个人伤痕累累地回来，一点也不伤悲。她把姑爹那些没有长大的弟弟妹妹当作自己的孩子，送他们读书、为他们找工作。母亲死后我去姑妈家读书生活，她家里已经有了姑爹弟弟的一个女儿，还有不知哪个兄弟的儿子也在家里出入，镇上三个失去母亲的孩子也常来常往，她歇息下来端碗吃饭时，二楼的墙角转弯处，不时有人在喊“田妈田妈，米酒不甜……豆腐要下石膏水了”，于是半碗饭又凉在灶台上。八十年代挣钱成为一件刻不容缓的事，五十岁的姑妈开始冲锋陷阵，她开起了包罗万象的门市部，夏天下乡收魔芋、收黄豆、收土豆粉。冬天来了，农事闲下来，四里八乡的农民要修公路挖水渠，她去工地卖香烟。她成为五峰县最早去省城做生意的那批人，大热天雇车拖了绿油油的蒜薹到汉正街去卖，从五峰去武汉要走两天，等蒜薹拖到武汉时，已经蔫成了一把稻草。最后一次去武汉做生意，她从镇上带去了一班人，有的去进布料，有的去进帆布鞋，她专门进扣子别针打火机，她说生意越小利润越大，其实她是已经背不动那些大的物件了。她最大的理想是有一栋大房子，亲戚多，晚辈多，来了怎么能没有地方住呢？她把我们孝敬她的烟、酒、点心都在自己的门市部卖了，六十岁那年她在镇上建起了一栋大房子，四层楼，一楼两大门面正对街中心，用来出租，负一楼后门外紧接着一片农田，是她的菜园。每一层楼布局卫生间、烤火屋、阳台、水池，甚至有独立的洗衣房、熏肉房，房子由她亲自设计，一班瓦匠被她吆喝着这里要砌墙那里要平地。四楼是非常大的客房，用来接待众多亲戚，她以为她老了依然会门厅热闹。
柯医生是我的主刀医生，大姐送了一篮子鸡蛋给她，请她好好给我做手术。手术后七天，柯医生来查房，她说以个人二十多年的经验来看，以后怀孕的机会很小，当然也不是绝对的，总有些奇迹。医生说这话的时候，姑妈坐在我的床前平静地翻看她的钱包，大姐在看我的病历，我坐在床头整理我的绒线帽，我的丈夫好像站在门边，记不清了。旁边病床一对年轻的四川夫妻盯着我的脸看，我问：“你们四川人用鸡汤来炒肉丝吗？”“啊？不炒，哦，也许炒吧。”那天中午，我们吃了鸡汤炒肉丝，晚上大姐把我的丈夫喊到床前，说你可要想清楚啊！这就是结局。我年轻的丈夫只有二十三岁，他爱的是战争片与《参考消息》，他认真地说：“医生说有奇迹！”四川人的妻子晚上才从手术室下来，哭天抹泪，医生说你要想生孩子就得早点下床走，第二天她就扶着床沿开始折腾自己的大肠小肠与子宫，疼的五官变了形，一直咬着牙，汗珠直滴。我内心真的很羞耻，我一点儿也不想下床走，走了没有用不是格外多吃苦？何况……也许……岂不是一身轻松。
姑妈的大房子做好以后，我们接二连三各自结婚，添了更多杂事，要去姑妈家往往两年才能成行一次。姑妈的大房子里几乎只有姑爹一个人守着，她在我们生活的城市轮流玩，更多地随着大姐住，开始是住一个月，慢慢住两个月，然后住到半年，但到年底她一定要回到自己家去，如此反复，总是心神不宁。姑妈七十岁时，大姐提出卖了她的大屋，搬出来换一套房子，这样照顾更方便。姑妈立马要行动，我有些迟疑地说姑爹不会答应吧？姑妈断然地说，他又不会自己弄个饭吃，肯定答应。但这件事却成为压死姑爹姑妈婚姻的最后一根稻草。一向不管家事，逆来顺受的姑爹拿出拼老命的架式反对，他怎么可以靠老婆娘家的后人呢！这是愧对祖宗！姑爹越反对，姑妈的斗志越坚强，扯了三年多，法院去了无数趟，姑妈逮住法院调解员，“你们再不判我离我就喝口药得了。”于是两人真的离了婚，离婚办下来姑妈已经七十三岁，姑爹快八十岁了。法院出来，两人都像是赢家，姑妈立刻在镇上喊了一辆车，呼啸着向我们出发了，姑爹扶着自己两千度的近视眼镜，跌跌撞撞回到大房子，长叹一口气，终于守住了半边房子，还有钱再也不用交给那个死婆子了，一辈子受她的气，让我也快活几天。那一年是我姑妈十八岁时穿着学生装，义无反顾跟着姑爹私奔的五十五周年。
奇跡如果都发生，那就叫平常。丈夫在阳台上看了五年《参考消息》，安静地期待了五年奇迹，吃着西红柿炒鸡蛋，偶然也吃鸡汤炒肉丝。他说我们去收养一个孩子吧？他的家人说你们有病治病，治不好就收养几兄弟的孩子。那是江北平原一个大家庭的团年夜，大门早早关上了，两扇并不陈旧的门怎么也合不拢，钻进来的风像刀子一样，墙角处用灰砖垒起三角形，生起了一堆火，两段梨子树半干半湿，发出阵阵浓烟。兄弟六人平时难得一聚，有的终年在外做点小本生意，有的在父母的正房边搭建两间偏房，老二去表亲家做了上门女婿，亲上加亲，再说还有一份现成的产业。难得老幺读书进了城，老幺无子嗣就活生生断送了家族拼进城市的最后希望，于是趁过年的好时光，大家一起合计合计。家里每一个孩子拿出来排队，老大的孩子好像不适合叫我妈了，与我年纪差不多，进门我就得给他娶媳妇儿。老三的孩子是个女儿，终归还是要过继一个儿子好。老二发话了，你们都是在父母的帮衬下成的家，我年纪轻轻就出了门，亲上加亲生的儿子你们也知道，学校不收，做事不会，他将来在农村我死后谁来管？老二说着说着眼都红了，已经年迈的父母一言不发，老大说老幺你表个态呀！年夜如此地安静，像是末日，像是新生！隔着一段半拉子门帘，梨子树终于燃烧起来，噼啪声很响，外面的风静了下来，我在剩着半边喜字的新房里大声说“不”，这一声“不”熄灭了这庄户人家积攒了一年的好心情，所有的拯救方案像燃放的烟花瞬间凋落。
如愿离婚的姑妈当是要安定下来了。姑妈得到了房子的一半产权以及所有门面的收益权，这是她一门心思要维护的最底线的权利。她说你姑爹死在我前头了，什么都是我的，而且她坚信姑爹也是这么想的，她把喝水的杯子锁在碗柜里，“怕你姑爹给我下毒”，她把卧室搬到了更加独立的房间，“怕你姑爹烧死我”。她离婚后，我们为她感到轻松，为她设计好生活，要把她在离婚中分得的一半房子处理掉，以后过年她就不用回到那个大山里去了，也不用总是在路上跑来跑去。她说“好，要得！给你们每个人分两个钱儿”，听起来满心欢喜，过两天她补充说这房子半边怎么卖？再说再说。又到年底了，她开始收拾行李，像过去很多年一样说回去过年后再来。她理直气壮地说我为什么不能回去？我有屋在那里，我的棺材在那里，我有退休工资，我又没想靠你们。耐心地劝她，你已经离了婚，再回去过年，人家笑话我们没照顾好你。她说我要回去收门面租金，要回去熏腊肉、灌香肠，要回去看除了你姑爹以外的张三李四，你们不用担心，过了正月十五就来。离婚前她找出一千个理由要离开姑爹，多次狠狠地说“如果不是怕坐牢就要掐死他”，离婚后她又能找出一千条理由还是回到姑爹身边过日子，但她回去待不了十天，就又要走了，她拿起电话给我们三个侄女分别打电话：“你们别催我呀！我最迟后天动身走！” 我待到正月初三，从那个风像刀子的江北平原乡村走出来，回望冬日平原的荒凉。我长长呼出一口热气，终于不用再来这个地方了。六年了，这个地方依然那么陌生，辨不清东南西北，大片大片的梨树，款式大致相同的房子，甚至于卧在门前的狗都是一个长相。回到大姐家，直扑她的大床，睡了一觉醒来，站在二楼楼梯口，看着她的头顶说：“姐，听好！站稳啦！我要离婚！”大姐说：“下楼，洗脸！”她生气我为什么不当时就回来，又不是没有地方过年！就是没有地方过年，也不能再在那里过三天。我说：“我认不得路！那里一眼望出去什么标识也没有！”然而，即便认得路，一个村庄的人都喜形于色往村里走，家家户户在团圆，我若离开，不是出走，亦像要与自己去私奔。何况人家的要求又有什么错呢？任何时代鲤鱼跳龙门都背负着几代人的厚望，兄弟间过继孩子更是理所当然，虽然孩子有点毛病，可如果那孩子就是我亲生，我还不是一样要疼他爱他？如此想来，反倒是我自私且狭隘。
我的姑妈不一样，她披荆斩棘，从不委屈自己。解放前她上了几年私塾，解放后村里办了学堂，她适合又当学生又当老师，于是她又上学去了。年轻的吴老师戴着眼镜，穿着白衬衣中山装走在村子里，举手投足都是斯文，于是姑妈要退山上定的娃娃亲，这还了得！爷爷举着土改时政府留给他的唯一铜器——一根铜烟棍要打断姑妈的腿，姑妈为了保住腿与老师夜行几十里山路，从资丘一口气跑到渔峡口，吴老师成了我姑爹，继续当老师，姑妈去学裁缝，可她实在不适合做静心的事，终是裁剪不好衣服，只好当了服装厂的副厂长，去管理会裁剪衣服的人。她风风火火把一家乡镇的服装厂与农具厂合在一起，打理得井然有序，把那个正而八经的厂长叫着“谭会计”。退休前，她表示不要厂里退休工资，要“谭会计”以她当时住的服装厂的房子地基相抵，那是1985年，不知道我的姑妈是不是中国后来如火如荼的房地产业最早的开拓者，总之她大赚了一笔，在这镇上最黄金的地段上做了房子，开起了超市。
对待离婚，姑妈像做一门新入行的生意，一心只想赢。她去法院像是上战场，骂骂咧咧、怒气冲冲，离婚的战争结束以后，她突然显出老态来，不再为我们的一句话，为家里的一件小事发脾气了，也不再天天念经一样诅咒姑爹早死了。姑爹某一天在他们的大房子里独自醒来，大呼上当，说政府骗了他，他根本没有离婚，他跑到政府去上访，说他与姑妈本来就没结婚证，怎么能判离婚，他一定要上访。姑爹几乎天天给姑妈打电话，姑妈再接姑爹的电话，总是躲在一边，小声小气地说话，平静地讲一些三亲六戚的琐事。她从不提她已经与姑爹离了婚，每天喜欢一个人出门逛街，急冲冲地像是去救火，有时刚刚去过了，忘了又再去一次。喜欢给家里买东西，破损的柑橘、发黑的香焦摆在茶几上，她一遍又一遍要我们多吃。她说，我有钱，我没靠你大姐养活我。渐渐她记不得自己是不是吃过饭，是不是洗过澡，你不能提醒她，她会大声说你姑妈又不是傻子。我们商量还是送她回到姑爹身边去，姑爹头脑清醒，很高兴，他说就在镇上请个人照顾姑妈。驱车四个小时到达镇上，镇子已经不是十年前的样子，在周围的高楼中去打听“吴老师住在哪儿？”，没有一个人认识吴老师。姑妈自己下车来，站在街中间，茫然无措，她也找不到自己的大房子了，终于有个高大健壮的中年妇女急冲冲跑过来，大喊一声“这不是我的田妈妈吗！”一把抱住瘦小的姑妈，急切地诉说当年妈妈死的早，三姐妹全靠姑妈关怀。房子比我记忆中矮了很多，破败陈旧，屋外青草菲菲，屋内阴森至斯，一把旧的木椅子像是长了数不清的腿，近九十岁的姑爹手拄着一根木质拐杖，像老树根一样嵌进木椅子里。姑妈楼上楼下看了一遍，翻翻找找，双手抓满灰尘，脸上挂着蜘蛛网。然后，她催大家，快走啊！怕天黑了，她站在车旁，比我们还急着离开她的大房子，黑暗的屋子里姑爹继续留下，守着姑妈留下的一堆经年不用的发黑发硬的破棉絮。
读到一首诗“抬起深埋的头，自己与自己握手，从头收拾所有”，这不是来开悟我吗？于是去矫正了有些错落的门牙，戴着一口金属的牙套，穿着一条背带裤，带着寻呼机，像个壮士出门去旅行。那时老三刚刚新婚，二姐这个路盲一个人出门着实担心，她说你带好指南针，去北方吧！那边的大街方位特别好找。到了西安，下了火车，打电话给老三，这指南针怎么看啦？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话去招惹了一个小伙子，运气真好，这个十九岁的小伙子说自己认得西安的上百条大街小巷，每一个兵马俑都认识他！在华山上，他说姐你说你是四川人？你是刚从湖北过来的吗？你的口音好像湖北人啰！我坐火车离开西安时，轻盈愉悦，脚指头都想唱歌。年底，收到一张没有署名的贺年卡，上面只有一句话“此刻万家灯火，我去找消失已久的邮箱”，看邮戳，是陕西南边的一个小镇。
几年前大姐商量姑妈去福利院，她哭了。她对大姐说：“我就是想看到你们才出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我不去。”于是大姐带着她上班，她每天都在大姐医院里溜达，特别喜欢陪病人聊天，一个个病房门推开，找那些老太太说话，关心她们是不是好了些，有什么问题告诉她，她的大姑娘是护士长。渐渐地，她无法再区分什么是一些日常的事物了，上午或下午，洗脸的毛巾，地上的抹布，一切的秩序都混乱起来，她的小脑加速衰老时，身体依然硬朗，八十三岁的腰板挺直，耳目清晰，甚至于她可以帮我穿针引线。我们决定送她去福利院了，大姐告诉她这个地方是老年人公寓，不是福利院，住的都是干部，她可以住在这里工作。于是姑妈认为自己对这些老同志，这些行动不方便的干部有一份责任，每天很忙，忙于给下不了床的老人端水倒尿，忙于找自己的假牙，忙于数她枕头下的钱，那张被一个精明的老太太换成假钱的百元大钞已经很旧了。她有一个小包随身带着，里面有两张假的银行卡，一些假的黄金首饰，还有一串劣质的珍珠项链，只有那把梳头的梳子是真的，油光发亮。那个小包也已经很久没见了，找不到的东西她都告诉我们“放在我的大房子里”。她一生勇往直前，不是无所畏惧，而是心存恐惧，没有足够的爱对她的生活托底，于是她冲动、慌张、不断走在寻找的路上。走的越远她越发恐惧，思维更加凌乱，命运不能让她折服，只好拿走她的记忆，一点一点，一滴一滴，不动声色，像抽丝剥茧，像涅槃重生……除夕之夜，接她到我家中，为她洗澡，她八十三岁的身体洁白干静，她一生都有玲珑的腰身，紧实的小腿。我带她到卧室，说这就是她的家，她说好，把外面的灯关了，费电。我说不关，没有您我怎么能读书有工作，我当为您花钱。她用极缓慢的语调说：“我都不记得了！”
我不再是个路盲了，我找到了我路盲症的解药，小狗憨子。九年了，这条狗已经活到了人的七十岁，它从三个月大时就会跑在我的前面看着我过马路，会一步三回头提示我要转弯了，会去我经过的十字路口安静地坐下来，仔细看着人来人往，怕把我丢了。没有了闲下来的时光，读书、记录、救那些生死线上挣扎的憨子的同类，用瑜伽平息身心偶然的倦怠，很多事已经久遠了，如梨子树燃烧的噼啪声渐渐熄灭，直到灰飞烟灭。
正月里，老家传来消息，那已经二十多年没人居住的铅灰色的四合院，终于在大雪中垮塌了。四面的墙体哄然倒下，高贵的屋顶匍匐下来，砖瓦四处散落，一帮乡野的孩子们踏着积雪前去寻宝。那颗滚动了三百多年的珠子，想必是无声无息地埋进雪地了。
责任编辑 乔 霞
我与老三都住隆康路，得闲时总是约好一同买菜、逛街、去福利院看望姑妈。两人年龄、高矮、胖瘦均相差无几。区别就是一个脸尖一个脸圆，可活着活着就活成了一个样子，她的圆下巴尖了，我的尖下巴圆了;她的高跟鞋矮了半截，我的长头发短了五寸;我俩从一个理发师手中出来的发型，可作双胞胎样板工程。
我说你最近看到一个新闻吗？题目像句诗——我于昨晚去世，走时心如止水！说的是一个老人死了几个月才发现。老三迟疑一下，不接话。在我们家，有些话是敏感词，如“孤老人”“离婚”“某某没生小孩”，进而就是相关词“养儿防老”、相关新闻如“某人老死家中”等等，我没能生孩子这件事儿，家里人一直小心翼翼，像揣着一件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尽管我自己看起来漫不经心，但她们认为这漫不经心是杂草丛生的掩体，它背后隐藏着巨大的黑洞，说不定哪一天我就咕咚一声掉下去了，我的娘家人为此隐隐不安。姐妹们也都仿佛自己分到了一份丰厚的遗产，独我没有而心怀内疚。过去几年，我总会在夜半时分接到一个电话：“二姐呀！恭喜呀！你又有了一个侄女（我们家总是生女儿），你有文化，帮取个名儿吧！”我真的是很讨厌孩子们总是在夜晚出生。为了家里孩子们的美好前程，六个孩子的名字取下来，举手投足间我颇有些算命先生的架式了。我的父亲隔三差五在翻一本老黄历，他说：“老子活着，你们都不得过生（日），老人在儿们还想当大人？”（此处声音高八度）但我是个例外，每年生日，一路侄儿们像经过了彩排，依次祝我生日快乐！让我油然而生家族兴旺，香火永存的成就感。
老三去摸了摸一件焦糖色的双面绒大衣，径直往前走，我说：“喂！你以为就我将来可能于昨晚去世啊！”我开始对她喋喋不休，我们每一个人都会于昨晚去世。你想想你要死了，要姑娘回来，她先要预订票，然后要坐飞机坐火车，回来了，也许你已经死了，当然你可能心中有个念想，悠着一口气，她一到家你一兴奋，又不死了，但她又没那么多假期守着等你死呀！何况你到底几时死也算不准啦！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会于“昨晚去世”，去世时身边也许有人，也许没有人，也许是个八杆子打不着的陌生人。你以为……“二姐，你来看看，这件衣服怎么样？”我硬是跛着脚追上她，还要拉着她讲，我认为道理一定要讲明白，只有明白了道理才能过好人生。显而易见，老三不想与我谈这个话题，尤其年关将至，她要忙的正经事很多。她说：“二姐，过年了我们换一个理发师吧？”我说：“你以为换了理发师我俩就不像了，当像还是像”。
大姐拖着一个巨大的旅行箱，里面放着腊肉、香肠、卤猪蹄、干辣椒皮、干土豆、自制的豆瓣酱，她要去深圳儿子媳妇家过年。我把她堵在医院门口说“你最近看到一个新闻吗？题目像句诗——我于昨晚去世，走时心如止水”“看了看了！这有什么稀奇的，我们医院好些老人一年到头住在医院，没见子女来过，人死了管子一拔就去火葬场，处理一个人比清洁工打扫一间屋子还快！”什么事情在我大姐那里都是稀松平常，她在医院上班，她那个科室似乎包治百病，骨折不能动的，胃癌不能吃的，肺癌不能喘气的。就是不接生孩子，当然生孩子也不是一种病。一进病房就是一股浓浓的中药味，据说凡是看不好的病都适合中西医结合治疗。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步态蹒跚，在医院门口她看到我大姐，没有表情的干巴的脸愈发苦涩，“护士长，您几时回来，我妈她不让别人打针，这可怎么好？”接大姐的车已经停在了路边，她边上车边说，“您放心，您妈那个针不打也行，就是招呼好别让她再往江边跑了。”大姐昨晚上第三次从江边把那个九十多岁的老太太找了回来，老太太说儿子一直不来，她不想活了。大姐愤愤地说她的病人总想去长江寻死，都是政府把医院建在江边的错。她对站在车边的我再一次交代，记得接姑妈出来过年啦。
隆康路的路，该叫街，一顺溜儿的店铺。正街的店面挂着时下流行的双面绒大衣，还有劣质的貂，它们有些灰头土脸，失去了水分的毛发根根直立，死前的愤怒软下来，貂的头紧紧服帖在光溜溜的女模特胸前。走过去，要慢下来，慢下来你會闻到动物残存的腥味与自己内心涌动的贪婪。再慢一点，脚步轻一点，走过三五步你可能会遇见一枚锡制的钩衣针、几袋乌黑的正宗槟郎、一碗热气腾腾的云南过桥米线。只有经过隆康路，才能到达峡谷一样幽暗的心苑街，姑妈在心苑街老年公寓已经待了两年了。
心苑街的黄昏暗下来，我走向巷道的更深处，更深处的巷道也向我走来，越来越近，越来越熟悉。正前方出现一面斑驳的铅灰色水泥墙，带着从八十年代，或者更早一些岁月里裹挟的力量，推向我，要把一个路盲、一个冒失鬼推出这天地逼仄的巷道。再近一些，看清是一个人，嵌在墙的中间，她迎向我，像是我自己？还是我的妹妹？一块过时的穿衣镜孤零零地立在一面水泥墙下，它照见了我，穿衣镜有着木质的雕花边框，它曾经也有过妖娆的岁月。这样的巷道，花半个时辰足以遇见你一生的时光。八十年代五峰县的老县城，冬天的街边拥挤着各种小店，冒着热气的茶叶蛋，长长的喇叭裤，针织的毛线围脖五颜六色，废旧的汽油桶里填充着泥土，上面烤着红薯，还有女人冬天穿的长统靴，红色的长统靴。姑妈拉着我冻得发黑的手紧紧贴着墙边走，我一直想把冻得乌黑的手从姑妈手中抽出来，我要把它藏在背后。那一年我十四岁，被姑妈从长阳土家山寨子的高山上带到五峰县来读书。第一次进县城，记得是雪花飞舞，记得是热气腾腾，一架洗衣机当街摆放，衣服从一个桶里进去，洗好后拧到另一个桶里甩干，姑妈说这就是双缸洗衣机，洗出来的衣服干得快，真好啊！“姑妈，等我将来工作了，我一定送你一个双缸洗衣机！”
姑妈是我父亲唯一的姐姐，她没有子女。姑妈说他们的某一个姑妈也没有子女，姑妈又说，我们家每一代有一个女儿没有子女。这样的怪事发生在我们家，都是祖上做屋时被一个不良的师傅做了手脚。当夜深人静，整栋四合院安静下来，月亮向西，你一个人坐在正屋的中间，闭上眼睛，心要静下来，静到能听见一枚针落在地上的声音，你就会听见一颗珠子从屋顶向下滚落，你能感到这颗珠子在黑暗的屋顶通体发光，它顺着倾斜的屋面的滴水沟，叮当叮当，弹跳着发出清脆悦耳的声响，接近屋檐时，你越发紧张，透不过气来，等它摔下来，那声音突然就戛然而止了。半个时辰后那珠子又从屋顶开始弹跳，还是那颗珠子。我对这颗屋顶上的珠子一直心怀好奇，小时候半夜醒来，努力闭上眼睛，想听一听珠子从屋顶上跳动的声音，听着听着就睡过去了。第二天会缠着母亲问怎么我没听到珠子在跳，母亲会非常生气，说都是你姑妈瞎讲的吧，再讲我就打嘴。我的母亲曾经动了心思，是不是把我送给外姓人家命会更好，但她还没来得及谋划我的命运她就死了，如此仓促，什么也没来得及交代。二十二岁时，我在医院的病床上躺了一个月，半夜爬起来头嗡嗡直响，我听见老家屋顶上的珠子在跳动，像姑妈描述的一样清脆、悦耳，甚至很欢畅！我就知道了，我的姑妈的姑妈是那颗珠子，我姑妈是那颗珠子，现在我也是那颗珠子，一颗滚不下来、落不到地、生不了根的珠子。 姑妈从不相信自己是那颗珠子。她怀过两次孕，两次从生死线上一个人伤痕累累地回来，一点也不伤悲。她把姑爹那些没有长大的弟弟妹妹当作自己的孩子，送他们读书、为他们找工作。母亲死后我去姑妈家读书生活，她家里已经有了姑爹弟弟的一个女儿，还有不知哪个兄弟的儿子也在家里出入，镇上三个失去母亲的孩子也常来常往，她歇息下来端碗吃饭时，二楼的墙角转弯处，不时有人在喊“田妈田妈，米酒不甜……豆腐要下石膏水了”，于是半碗饭又凉在灶台上。八十年代挣钱成为一件刻不容缓的事，五十岁的姑妈开始冲锋陷阵，她开起了包罗万象的门市部，夏天下乡收魔芋、收黄豆、收土豆粉。冬天来了，农事闲下来，四里八乡的农民要修公路挖水渠，她去工地卖香烟。她成为五峰县最早去省城做生意的那批人，大热天雇车拖了绿油油的蒜薹到汉正街去卖，从五峰去武汉要走两天，等蒜薹拖到武汉时，已经蔫成了一把稻草。最后一次去武汉做生意，她从镇上带去了一班人，有的去进布料，有的去进帆布鞋，她专门进扣子别针打火机，她说生意越小利润越大，其实她是已经背不动那些大的物件了。她最大的理想是有一栋大房子，亲戚多，晚辈多，来了怎么能没有地方住呢？她把我们孝敬她的烟、酒、点心都在自己的门市部卖了，六十岁那年她在镇上建起了一栋大房子，四层楼，一楼两大门面正对街中心，用来出租，负一楼后门外紧接着一片农田，是她的菜园。每一层楼布局卫生间、烤火屋、阳台、水池，甚至有独立的洗衣房、熏肉房，房子由她亲自设计，一班瓦匠被她吆喝着这里要砌墙那里要平地。四楼是非常大的客房，用来接待众多亲戚，她以为她老了依然会门厅热闹。
柯医生是我的主刀医生，大姐送了一篮子鸡蛋给她，请她好好给我做手术。手术后七天，柯医生来查房，她说以个人二十多年的经验来看，以后怀孕的机会很小，当然也不是绝对的，总有些奇迹。医生说这话的时候，姑妈坐在我的床前平静地翻看她的钱包，大姐在看我的病历，我坐在床头整理我的绒线帽，我的丈夫好像站在门边，记不清了。旁边病床一对年轻的四川夫妻盯着我的脸看，我问：“你们四川人用鸡汤来炒肉丝吗？”“啊？不炒，哦，也许炒吧。”那天中午，我们吃了鸡汤炒肉丝，晚上大姐把我的丈夫喊到床前，说你可要想清楚啊！这就是结局。我年轻的丈夫只有二十三岁，他爱的是战争片与《参考消息》，他认真地说：“医生说有奇迹！”四川人的妻子晚上才从手术室下来，哭天抹泪，医生说你要想生孩子就得早点下床走，第二天她就扶着床沿开始折腾自己的大肠小肠与子宫，疼的五官变了形，一直咬着牙，汗珠直滴。我内心真的很羞耻，我一点儿也不想下床走，走了没有用不是格外多吃苦？何况……也许……岂不是一身轻松。
姑妈的大房子做好以后，我们接二连三各自结婚，添了更多杂事，要去姑妈家往往两年才能成行一次。姑妈的大房子里几乎只有姑爹一个人守着，她在我们生活的城市轮流玩，更多地随着大姐住，开始是住一个月，慢慢住两个月，然后住到半年，但到年底她一定要回到自己家去，如此反复，总是心神不宁。姑妈七十岁时，大姐提出卖了她的大屋，搬出来换一套房子，这样照顾更方便。姑妈立马要行动，我有些迟疑地说姑爹不会答应吧？姑妈断然地说，他又不会自己弄个饭吃，肯定答应。但这件事却成为压死姑爹姑妈婚姻的最后一根稻草。一向不管家事，逆来顺受的姑爹拿出拼老命的架式反对，他怎么可以靠老婆娘家的后人呢！这是愧对祖宗！姑爹越反对，姑妈的斗志越坚强，扯了三年多，法院去了无数趟，姑妈逮住法院调解员，“你们再不判我离我就喝口药得了。”于是两人真的离了婚，离婚办下来姑妈已经七十三岁，姑爹快八十岁了。法院出来，两人都像是赢家，姑妈立刻在镇上喊了一辆车，呼啸着向我们出发了，姑爹扶着自己两千度的近视眼镜，跌跌撞撞回到大房子，长叹一口气，终于守住了半边房子，还有钱再也不用交给那个死婆子了，一辈子受她的气，让我也快活几天。那一年是我姑妈十八岁时穿着学生装，义无反顾跟着姑爹私奔的五十五周年。
奇跡如果都发生，那就叫平常。丈夫在阳台上看了五年《参考消息》，安静地期待了五年奇迹，吃着西红柿炒鸡蛋，偶然也吃鸡汤炒肉丝。他说我们去收养一个孩子吧？他的家人说你们有病治病，治不好就收养几兄弟的孩子。那是江北平原一个大家庭的团年夜，大门早早关上了，两扇并不陈旧的门怎么也合不拢，钻进来的风像刀子一样，墙角处用灰砖垒起三角形，生起了一堆火，两段梨子树半干半湿，发出阵阵浓烟。兄弟六人平时难得一聚，有的终年在外做点小本生意，有的在父母的正房边搭建两间偏房，老二去表亲家做了上门女婿，亲上加亲，再说还有一份现成的产业。难得老幺读书进了城，老幺无子嗣就活生生断送了家族拼进城市的最后希望，于是趁过年的好时光，大家一起合计合计。家里每一个孩子拿出来排队，老大的孩子好像不适合叫我妈了，与我年纪差不多，进门我就得给他娶媳妇儿。老三的孩子是个女儿，终归还是要过继一个儿子好。老二发话了，你们都是在父母的帮衬下成的家，我年纪轻轻就出了门，亲上加亲生的儿子你们也知道，学校不收，做事不会，他将来在农村我死后谁来管？老二说着说着眼都红了，已经年迈的父母一言不发，老大说老幺你表个态呀！年夜如此地安静，像是末日，像是新生！隔着一段半拉子门帘，梨子树终于燃烧起来，噼啪声很响，外面的风静了下来，我在剩着半边喜字的新房里大声说“不”，这一声“不”熄灭了这庄户人家积攒了一年的好心情，所有的拯救方案像燃放的烟花瞬间凋落。
如愿离婚的姑妈当是要安定下来了。姑妈得到了房子的一半产权以及所有门面的收益权，这是她一门心思要维护的最底线的权利。她说你姑爹死在我前头了，什么都是我的，而且她坚信姑爹也是这么想的，她把喝水的杯子锁在碗柜里，“怕你姑爹给我下毒”，她把卧室搬到了更加独立的房间，“怕你姑爹烧死我”。她离婚后，我们为她感到轻松，为她设计好生活，要把她在离婚中分得的一半房子处理掉，以后过年她就不用回到那个大山里去了，也不用总是在路上跑来跑去。她说“好，要得！给你们每个人分两个钱儿”，听起来满心欢喜，过两天她补充说这房子半边怎么卖？再说再说。又到年底了，她开始收拾行李，像过去很多年一样说回去过年后再来。她理直气壮地说我为什么不能回去？我有屋在那里，我的棺材在那里，我有退休工资，我又没想靠你们。耐心地劝她，你已经离了婚，再回去过年，人家笑话我们没照顾好你。她说我要回去收门面租金，要回去熏腊肉、灌香肠，要回去看除了你姑爹以外的张三李四，你们不用担心，过了正月十五就来。离婚前她找出一千个理由要离开姑爹，多次狠狠地说“如果不是怕坐牢就要掐死他”，离婚后她又能找出一千条理由还是回到姑爹身边过日子，但她回去待不了十天，就又要走了，她拿起电话给我们三个侄女分别打电话：“你们别催我呀！我最迟后天动身走！” 我待到正月初三，从那个风像刀子的江北平原乡村走出来，回望冬日平原的荒凉。我长长呼出一口热气，终于不用再来这个地方了。六年了，这个地方依然那么陌生，辨不清东南西北，大片大片的梨树，款式大致相同的房子，甚至于卧在门前的狗都是一个长相。回到大姐家，直扑她的大床，睡了一觉醒来，站在二楼楼梯口，看着她的头顶说：“姐，听好！站稳啦！我要离婚！”大姐说：“下楼，洗脸！”她生气我为什么不当时就回来，又不是没有地方过年！就是没有地方过年，也不能再在那里过三天。我说：“我认不得路！那里一眼望出去什么标识也没有！”然而，即便认得路，一个村庄的人都喜形于色往村里走，家家户户在团圆，我若离开，不是出走，亦像要与自己去私奔。何况人家的要求又有什么错呢？任何时代鲤鱼跳龙门都背负着几代人的厚望，兄弟间过继孩子更是理所当然，虽然孩子有点毛病，可如果那孩子就是我亲生，我还不是一样要疼他爱他？如此想来，反倒是我自私且狭隘。
我的姑妈不一样，她披荆斩棘，从不委屈自己。解放前她上了几年私塾，解放后村里办了学堂，她适合又当学生又当老师，于是她又上学去了。年轻的吴老师戴着眼镜，穿着白衬衣中山装走在村子里，举手投足都是斯文，于是姑妈要退山上定的娃娃亲，这还了得！爷爷举着土改时政府留给他的唯一铜器——一根铜烟棍要打断姑妈的腿，姑妈为了保住腿与老师夜行几十里山路，从资丘一口气跑到渔峡口，吴老师成了我姑爹，继续当老师，姑妈去学裁缝，可她实在不适合做静心的事，终是裁剪不好衣服，只好当了服装厂的副厂长，去管理会裁剪衣服的人。她风风火火把一家乡镇的服装厂与农具厂合在一起，打理得井然有序，把那个正而八经的厂长叫着“谭会计”。退休前，她表示不要厂里退休工资，要“谭会计”以她当时住的服装厂的房子地基相抵，那是1985年，不知道我的姑妈是不是中国后来如火如荼的房地产业最早的开拓者，总之她大赚了一笔，在这镇上最黄金的地段上做了房子，开起了超市。
对待离婚，姑妈像做一门新入行的生意，一心只想赢。她去法院像是上战场，骂骂咧咧、怒气冲冲，离婚的战争结束以后，她突然显出老态来，不再为我们的一句话，为家里的一件小事发脾气了，也不再天天念经一样诅咒姑爹早死了。姑爹某一天在他们的大房子里独自醒来，大呼上当，说政府骗了他，他根本没有离婚，他跑到政府去上访，说他与姑妈本来就没结婚证，怎么能判离婚，他一定要上访。姑爹几乎天天给姑妈打电话，姑妈再接姑爹的电话，总是躲在一边，小声小气地说话，平静地讲一些三亲六戚的琐事。她从不提她已经与姑爹离了婚，每天喜欢一个人出门逛街，急冲冲地像是去救火，有时刚刚去过了，忘了又再去一次。喜欢给家里买东西，破损的柑橘、发黑的香焦摆在茶几上，她一遍又一遍要我们多吃。她说，我有钱，我没靠你大姐养活我。渐渐她记不得自己是不是吃过饭，是不是洗过澡，你不能提醒她，她会大声说你姑妈又不是傻子。我们商量还是送她回到姑爹身边去，姑爹头脑清醒，很高兴，他说就在镇上请个人照顾姑妈。驱车四个小时到达镇上，镇子已经不是十年前的样子，在周围的高楼中去打听“吴老师住在哪儿？”，没有一个人认识吴老师。姑妈自己下车来，站在街中间，茫然无措，她也找不到自己的大房子了，终于有个高大健壮的中年妇女急冲冲跑过来，大喊一声“这不是我的田妈妈吗！”一把抱住瘦小的姑妈，急切地诉说当年妈妈死的早，三姐妹全靠姑妈关怀。房子比我记忆中矮了很多，破败陈旧，屋外青草菲菲，屋内阴森至斯，一把旧的木椅子像是长了数不清的腿，近九十岁的姑爹手拄着一根木质拐杖，像老树根一样嵌进木椅子里。姑妈楼上楼下看了一遍，翻翻找找，双手抓满灰尘，脸上挂着蜘蛛网。然后，她催大家，快走啊！怕天黑了，她站在车旁，比我们还急着离开她的大房子，黑暗的屋子里姑爹继续留下，守着姑妈留下的一堆经年不用的发黑发硬的破棉絮。
读到一首诗“抬起深埋的头，自己与自己握手，从头收拾所有”，这不是来开悟我吗？于是去矫正了有些错落的门牙，戴着一口金属的牙套，穿着一条背带裤，带着寻呼机，像个壮士出门去旅行。那时老三刚刚新婚，二姐这个路盲一个人出门着实担心，她说你带好指南针，去北方吧！那边的大街方位特别好找。到了西安，下了火车，打电话给老三，这指南针怎么看啦？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话去招惹了一个小伙子，运气真好，这个十九岁的小伙子说自己认得西安的上百条大街小巷，每一个兵马俑都认识他！在华山上，他说姐你说你是四川人？你是刚从湖北过来的吗？你的口音好像湖北人啰！我坐火车离开西安时，轻盈愉悦，脚指头都想唱歌。年底，收到一张没有署名的贺年卡，上面只有一句话“此刻万家灯火，我去找消失已久的邮箱”，看邮戳，是陕西南边的一个小镇。
几年前大姐商量姑妈去福利院，她哭了。她对大姐说：“我就是想看到你们才出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我不去。”于是大姐带着她上班，她每天都在大姐医院里溜达，特别喜欢陪病人聊天，一个个病房门推开，找那些老太太说话，关心她们是不是好了些，有什么问题告诉她，她的大姑娘是护士长。渐渐地，她无法再区分什么是一些日常的事物了，上午或下午，洗脸的毛巾，地上的抹布，一切的秩序都混乱起来，她的小脑加速衰老时，身体依然硬朗，八十三岁的腰板挺直，耳目清晰，甚至于她可以帮我穿针引线。我们决定送她去福利院了，大姐告诉她这个地方是老年人公寓，不是福利院，住的都是干部，她可以住在这里工作。于是姑妈认为自己对这些老同志，这些行动不方便的干部有一份责任，每天很忙，忙于给下不了床的老人端水倒尿，忙于找自己的假牙，忙于数她枕头下的钱，那张被一个精明的老太太换成假钱的百元大钞已经很旧了。她有一个小包随身带着，里面有两张假的银行卡，一些假的黄金首饰，还有一串劣质的珍珠项链，只有那把梳头的梳子是真的，油光发亮。那个小包也已经很久没见了，找不到的东西她都告诉我们“放在我的大房子里”。她一生勇往直前，不是无所畏惧，而是心存恐惧，没有足够的爱对她的生活托底，于是她冲动、慌张、不断走在寻找的路上。走的越远她越发恐惧，思维更加凌乱，命运不能让她折服，只好拿走她的记忆，一点一点，一滴一滴，不动声色，像抽丝剥茧，像涅槃重生……除夕之夜，接她到我家中，为她洗澡，她八十三岁的身体洁白干静，她一生都有玲珑的腰身，紧实的小腿。我带她到卧室，说这就是她的家，她说好，把外面的灯关了，费电。我说不关，没有您我怎么能读书有工作，我当为您花钱。她用极缓慢的语调说：“我都不记得了！”
我不再是个路盲了，我找到了我路盲症的解药，小狗憨子。九年了，这条狗已经活到了人的七十岁，它从三个月大时就会跑在我的前面看着我过马路，会一步三回头提示我要转弯了，会去我经过的十字路口安静地坐下来，仔细看着人来人往，怕把我丢了。没有了闲下来的时光，读书、记录、救那些生死线上挣扎的憨子的同类，用瑜伽平息身心偶然的倦怠，很多事已经久遠了，如梨子树燃烧的噼啪声渐渐熄灭，直到灰飞烟灭。
正月里，老家传来消息，那已经二十多年没人居住的铅灰色的四合院，终于在大雪中垮塌了。四面的墙体哄然倒下，高贵的屋顶匍匐下来，砖瓦四处散落，一帮乡野的孩子们踏着积雪前去寻宝。那颗滚动了三百多年的珠子，想必是无声无息地埋进雪地了。
责任编辑 乔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