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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航海时代的开启，让世界经济体系逐渐构建完成。19世纪中叶，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也被卷入进来，资本最终推动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完成。在此期间，一个又一个的世界帝国诞生，其兴衰荣枯映照了世界权力结构的变化。
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大国无时无刻不面临着衰落的危机，而那些能够保持平衡的国家可以长治久安，“衰落”未必是宿命，崛起也未必是命定的，尤其是大国衰落的主因并非外战，而是内部制度僵化，失去平衡和活力，在一片莺歌燕舞中，跌入了衰落甚至灭亡的深渊。
世界体系的构建
近代世界体系发源于15世纪，成熟于19世纪中叶，其核心构建力量是西欧国家。西班牙帝国开启了世界体系构建的序幕，大英帝国以工业革命和资本的野蛮征战让世界真正成为一个整体。19世纪是欧洲的世纪，更是大英帝国的世纪，以产业效率为中心，英国创造了一个贸易的而非领土的帝国，那时候，世界的中心是伦敦。
1870年以后英国开始走向由盛而衰，一个原因在于资本的流出与对外投资的加速发展。1870年至1913年间，英国的对外投资增长了近250%，1913年达到了40亿英镑，相当于近一半的英国储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除了土地之外，英国资产的一半多在海外。
一战以后美国从债务国成为年轻的债权国，从资本输入国成为输出国，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14点计划，试图带领美国走向国际政治舞台中心，但遭到欧洲列强的抵制。
此后美国选择重返孤立主义政策，把精力用于国内发展，提出美国的政治就是做生意，由此在美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大转型，大变革和大繁荣的时期，史称“柯立芝繁荣”，它使美国经济得到了十足的发展，美国人民达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幸福境界”，为后来美国走向国际舞台创造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好景不长，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差点要了美国的命。接下来就是罗斯福新政以及二战后美国经济的再一次繁荣，其基础在于战时经济向民用经济的转型，福利制度的建立扩大了国内消费市场，还有马歇尔计划为美国创造了一个巨大的世界市场。美国成为世界的中心。
当时的欧洲人惊呼“美国入侵”，如今看来与抱怨中国的声音有些类似。他们牢骚满腹的抱怨每天早晨每一位普通公民都在美国制造的闹钟声音中醒来；从产自美国新英格兰的床单上爬起床，用纽约的肥皂和扬基安全剃须刀刮脸。然后穿上产自西卡罗来纳的袜子，外面再蹬上一双波士顿长靴；系紧康涅狄克州产的背带裤等等……欧洲人发现生活已经离不开美国制造，正如今天西方人的生活已经离不开中国制造。
全球化时代，市场与国家的矛盾
如果说19世纪世界体系的中心在欧洲，并由此形成了以大英帝国为核心的三个同心圆，即核心地带，半边缘地带与边缘地带，那么20世纪世界体系的中心显然已经偏移至美国，并由此形成了以美国为核心的三个同心圆。
但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世界体系发生了位移，对美国的挑战首先来自于崛起的德国与日本，其中特别是日本，所以上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崛起，美国一度视日本为主要威胁，只不过日本不久就迷失了，所以美国心理也就平衡了。但是令美国没有想到的是日本之后又来了中国，中美矛盾的根源在于全球化时代市场逻辑与国家逻辑的矛盾。
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主要是接触战略，即将中国融入现有世界经济体系，认为通过市场化可以推动中国民主化的进程，进而达到和平演变中国的目的。同时认为打开中国市场，可以拉动美国的出口与就业，这是美国的如意算盘。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后来的发展出乎意料。由于大量外资的涌入，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平均增长率达到9.5%以上，是美国经济增长率的3倍。
美国许多人认为美国对华接触战略是一个错误，让中国加入WTO更是美国和西方的一个悲剧。因为由此中国掏空了美国的制造业，抢走了美国人的工作与饭碗，钱都给中国赚走了。所以，中国人富了，美国人穷了，中国崛起了，美国衰退了。
那么，怎么办呢？美国国际关系研究学者罗伯特·吉尔平曾分析到，衰退中的大国有三种战略可选择，最激烈的做法是利用自己的军事力量排除新兴国家的经济挑战和军事威胁；二是后退到贸易保护中去，以削弱新兴国家的经济；三是采取使本国日趋衰退的经济振兴起来的政策措施。通常受到挑战的国家是把各种战略结合起来贯彻。
目前，美国对华政策基本上遵循了这一原则，如重返亚太，就是遵循了第一条原则。组建TPP，将中国排挤出去，就是遵循了第二条原则。推动再工业化政策，则是遵循了第三条原则。
衰落的压力主要源于内部
一战和二战，加速了英国的衰落和美国的崛起。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是检验大国成色的试金石，但我们不能把战争看做大国兴衰的唯一考量标准。
帝国衰落的原因各有不同，就像罗马帝国，其衰落并非源于罗马城的陷落，而始于哈德良时期，不但结束了征伐，还废除了各种债务，恰恰是这种“善政”让罗马帝国走向了衰落。
罗马帝国结束扩张之后，在英格兰筑起了长城，因扩张而带来的规模经济和分工体系受到限制；烧毁账本让债务的链条断裂，信用经济开始破产，加上货币不断贬值，最终，经济回到了以物易物的原始状态，贸易停止了。而罗马帝国的军队尤其是近卫军控制了皇帝，也就“俘获”了国家，这些长期的病因积累到一起，让罗马帝国“空心”，蛮族的入侵不过是“印证”了罗马帝国的衰落。
而明代中國的衰落则始于郑和下西洋的终结，为什么郑和七下西洋却戛然而止，没有开启一个中国的大航海时代？因为中国的政治制度没有解决“坏皇帝”的问题，而统治集团内部存在着士大夫和宦官集团之间的利益之争，“好皇帝”可以让两个集团各安其位：宦官负责军事和贸易，士大夫管理朝政，但当皇帝倾向于士大夫所推崇的“认证”和“重农抑商”政策之后，郑和的船队就再也出不了海了。
西班牙帝国被来自美洲的黄金和白银给“撑破”了，从天上掉下来的钱就像盐水一样，越喝越渴，最终让西班牙帝国死于“失水”。
在当下的世界中，衰落的压力主要来自内部，尤其是统治精英之间的权力安排，能不能约束源于人性中的贪婪、懦弱和懒惰。每个大国对照着既往大国衰落的“诊断书”，足以找到自己的软肋，对于“崛起时代”的人们而言，这或许能从中找到“治未病”的一剂良方。
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大国无时无刻不面临着衰落的危机，而那些能够保持平衡的国家可以长治久安，“衰落”未必是宿命，崛起也未必是命定的，尤其是大国衰落的主因并非外战，而是内部制度僵化，失去平衡和活力，在一片莺歌燕舞中，跌入了衰落甚至灭亡的深渊。
世界体系的构建
近代世界体系发源于15世纪，成熟于19世纪中叶，其核心构建力量是西欧国家。西班牙帝国开启了世界体系构建的序幕，大英帝国以工业革命和资本的野蛮征战让世界真正成为一个整体。19世纪是欧洲的世纪，更是大英帝国的世纪，以产业效率为中心，英国创造了一个贸易的而非领土的帝国，那时候，世界的中心是伦敦。
1870年以后英国开始走向由盛而衰，一个原因在于资本的流出与对外投资的加速发展。1870年至1913年间，英国的对外投资增长了近250%，1913年达到了40亿英镑，相当于近一半的英国储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除了土地之外，英国资产的一半多在海外。
一战以后美国从债务国成为年轻的债权国，从资本输入国成为输出国，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14点计划，试图带领美国走向国际政治舞台中心，但遭到欧洲列强的抵制。
此后美国选择重返孤立主义政策，把精力用于国内发展，提出美国的政治就是做生意，由此在美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大转型，大变革和大繁荣的时期，史称“柯立芝繁荣”，它使美国经济得到了十足的发展，美国人民达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幸福境界”，为后来美国走向国际舞台创造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好景不长，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差点要了美国的命。接下来就是罗斯福新政以及二战后美国经济的再一次繁荣，其基础在于战时经济向民用经济的转型，福利制度的建立扩大了国内消费市场，还有马歇尔计划为美国创造了一个巨大的世界市场。美国成为世界的中心。
当时的欧洲人惊呼“美国入侵”，如今看来与抱怨中国的声音有些类似。他们牢骚满腹的抱怨每天早晨每一位普通公民都在美国制造的闹钟声音中醒来；从产自美国新英格兰的床单上爬起床，用纽约的肥皂和扬基安全剃须刀刮脸。然后穿上产自西卡罗来纳的袜子，外面再蹬上一双波士顿长靴；系紧康涅狄克州产的背带裤等等……欧洲人发现生活已经离不开美国制造，正如今天西方人的生活已经离不开中国制造。
全球化时代，市场与国家的矛盾
如果说19世纪世界体系的中心在欧洲，并由此形成了以大英帝国为核心的三个同心圆，即核心地带，半边缘地带与边缘地带，那么20世纪世界体系的中心显然已经偏移至美国，并由此形成了以美国为核心的三个同心圆。
但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世界体系发生了位移，对美国的挑战首先来自于崛起的德国与日本，其中特别是日本，所以上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崛起，美国一度视日本为主要威胁，只不过日本不久就迷失了，所以美国心理也就平衡了。但是令美国没有想到的是日本之后又来了中国，中美矛盾的根源在于全球化时代市场逻辑与国家逻辑的矛盾。
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主要是接触战略，即将中国融入现有世界经济体系，认为通过市场化可以推动中国民主化的进程，进而达到和平演变中国的目的。同时认为打开中国市场，可以拉动美国的出口与就业，这是美国的如意算盘。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后来的发展出乎意料。由于大量外资的涌入，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平均增长率达到9.5%以上，是美国经济增长率的3倍。
美国许多人认为美国对华接触战略是一个错误，让中国加入WTO更是美国和西方的一个悲剧。因为由此中国掏空了美国的制造业，抢走了美国人的工作与饭碗，钱都给中国赚走了。所以，中国人富了，美国人穷了，中国崛起了，美国衰退了。
那么，怎么办呢？美国国际关系研究学者罗伯特·吉尔平曾分析到，衰退中的大国有三种战略可选择，最激烈的做法是利用自己的军事力量排除新兴国家的经济挑战和军事威胁；二是后退到贸易保护中去，以削弱新兴国家的经济；三是采取使本国日趋衰退的经济振兴起来的政策措施。通常受到挑战的国家是把各种战略结合起来贯彻。
目前，美国对华政策基本上遵循了这一原则，如重返亚太，就是遵循了第一条原则。组建TPP，将中国排挤出去，就是遵循了第二条原则。推动再工业化政策，则是遵循了第三条原则。
衰落的压力主要源于内部
一战和二战，加速了英国的衰落和美国的崛起。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是检验大国成色的试金石，但我们不能把战争看做大国兴衰的唯一考量标准。
帝国衰落的原因各有不同，就像罗马帝国，其衰落并非源于罗马城的陷落，而始于哈德良时期，不但结束了征伐，还废除了各种债务，恰恰是这种“善政”让罗马帝国走向了衰落。
罗马帝国结束扩张之后，在英格兰筑起了长城，因扩张而带来的规模经济和分工体系受到限制；烧毁账本让债务的链条断裂，信用经济开始破产，加上货币不断贬值，最终，经济回到了以物易物的原始状态，贸易停止了。而罗马帝国的军队尤其是近卫军控制了皇帝，也就“俘获”了国家，这些长期的病因积累到一起，让罗马帝国“空心”，蛮族的入侵不过是“印证”了罗马帝国的衰落。
而明代中國的衰落则始于郑和下西洋的终结，为什么郑和七下西洋却戛然而止，没有开启一个中国的大航海时代？因为中国的政治制度没有解决“坏皇帝”的问题，而统治集团内部存在着士大夫和宦官集团之间的利益之争，“好皇帝”可以让两个集团各安其位：宦官负责军事和贸易，士大夫管理朝政，但当皇帝倾向于士大夫所推崇的“认证”和“重农抑商”政策之后，郑和的船队就再也出不了海了。
西班牙帝国被来自美洲的黄金和白银给“撑破”了，从天上掉下来的钱就像盐水一样，越喝越渴，最终让西班牙帝国死于“失水”。
在当下的世界中，衰落的压力主要来自内部，尤其是统治精英之间的权力安排，能不能约束源于人性中的贪婪、懦弱和懒惰。每个大国对照着既往大国衰落的“诊断书”，足以找到自己的软肋，对于“崛起时代”的人们而言，这或许能从中找到“治未病”的一剂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