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权威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特殊现象深刻影响着社会的发展。目前后单位社区日益凸显出权威真空的问题,尤其是社会权威的缺失。重塑后单位社区社会权威,须从完善自治组织权力生成机制、强化精英人物的个人魅力、提高社区自治组织工作绩效等几个方面入手。重塑社会权威对后单位社区建设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后单位社区;权威;社会权威
中图分类号:C91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0)03-0078-05
随着社区结构和社区管理体制的变化,社会资源从由政府——单位统一配置向由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共同分配的方向变迁,城市社区经历着从“单线性政治权威统治”向“多元化权威结构”的转型。这是经济权威和社会权威逐渐在政治权威单极化的社会成长解放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后单位社区权威真空现象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并被广泛关注。因此,如何建构后单位社区权威,尤其是如何重塑以社区群众性自治组织为主体的通过社区居民让渡出的权力为基础形成的社会权威便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通过笔者的实证调查,以S社区安全自治管理小组为切入点,分析当前后单位社区社会权威的现状并试图探讨重塑后单位社区的社会权威。
一、后单位社区社会权威的现状分析
S社区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作为H大学的家属区规划、兴建的。在规划设计时,S社区没有独立完备的配套设施,如电梯、车库、专门的办公用房、配套的活动场所等,S社区的居民与H大学共享公共设施,H大学的后勤管理机构为其提供相关的物业管理服务。2000年H大学进行住房制度改革,将原来由单位统一管理的学校家属院逐步剥离出去,而归居民——教职员工私人所有,除此之外,H大学将部分职能撤出S社区,由社区居民实行自治。按照惯例,房改后S社区应该由物业管理公司进行管理与服务,但是当时S社区的大部分居民远远没有适应这种转变,因此社区两次引进物业公司都以失败告终。S社区内部环境逐渐开始恶化:众多小商小贩自由进出社区且大声叫卖,这不但严重影响了S社区居民正常的生产生活,而且社区中自行车被偷盗的案件也时常发生;部分居民私自开发门前的绿化地种植蔬菜,甚至少数还将原来社区内种植的观赏花卉拔出,变成自家小菜园,破坏了社区环境。对此,居民的不满情绪不断蔓延,很多居民纷纷向社区居委会、街道办事处等相关部门反映问题。当时,社区并未改制,还称为XK路居委会,就在S社区院内。居委会工作人员一方面鉴于与社区居民的工作与生活关系,也鉴于所属社区的治安状况是考核街道办事处这一级行政机构工作的指标,因此,街道办事处要求XK路居委会将S社区的安全管理工作作为重点事件来抓,限期年内完成。在这个过程中,街道办事处与居委会出谋划策,决定先将大门管理起来,这不但首先保障了社区的安全而且工作难度也相应较小、费用也比较低,在社区居民的承受范围之内。
虽然有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的强大支持,但是鉴于部分居民对社区事务的冷淡,当时的缴费工作进展也不顺利。此后,为了能够让居民切身感受门卫管理的优势,居委会出面与H大学交涉,希望H大学能够划拨一万元经费用于门卫管理的试运行。直到2005年,XK路居委会通过“致居民一封信”的形式征求了居民的意见,每户居民每个月交5元门卫费,在70%居民同意的情况下,2005年9月28日S社区正式设立了门卫,在居委会的协助下,公开聘用的五名门卫正式上岗。在门卫管理逐步走上正轨之后,有部分居民向居委会提出异议,认为门卫应该由社区居民自我管理,由居委会出面不太合适。鉴于这种情况,居委会决定组织居民通过民主选举的形式成立门卫管理小组,具体按照楼栋长推荐、自荐的形式选出候选人,张榜公示形成决议。最终,由七人组成的门卫管理小组正式成立,这也是安全自治管理小组的前身。门卫管理工作应该可以顺利运行了,然而,情况并没有那么简单。由于门卫管理小组的七名组成人员都是退休人员,身体偏弱,且个别还有重病,行动不便,无法胜任催缴门卫费的工作。因此,S社区门卫管理重新由XK路居委会接手,门卫自治管理工作陷入停顿。
在门卫管理的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因为门卫费的支取问题,S社区里很多居民都反映居委会有贪污门卫费的情况,其中T女士甚至还多次与居委会Z主任发生争吵;S社区缴纳门卫费屡遭波折,收取状况欠佳,难以支撑门卫的正常运转,门卫曾多次换人;S社区内部停车问题成为影响社区生活另一大问题,一方面是因为并不是该社区部分车辆长期停驻S社区,占据了小区内的停车位置,另一方面,社区内居民的车辆经常出现划痕。这些问题居委会与门卫管理小组都无法有效控制,这进一步加剧了居民与门卫以及居委会之间的矛盾,门卫管理面临失败。
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门卫管理小组亟需重新选举。考虑到S社区自治工作的一再受阻以及吸取上届失败的经验,本次选举按照居民推荐和自我推荐的方式产生候选人。经最后公示,本届小组成员大多具有领导身份或曾经在单位中具有普遍影响力的老同志,其中最值得提出的是本届小组的组长系南京市GL区人大代表、H大学教授以及某学院的党委书记,这几重身份也是备受社区居民和居委会所期望的。根据工作需要,2008年5月16日选举产生的门卫管理小组更名为“安全自治管理小组”,下设门卫管理小组、车辆管理小组、业委会筹建小组三部分。安全自治管理小组成立初始,在社区居委会的协助下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建立一套工作机制:每周五由安全自治管理小组组长召开全体成员会议;会议产生的决议需及时张贴公示会议简报,以此加强宣传;完善楼栋长管理与服务机制等。
安全自治管理小组成立之后,首先将最引人关注也是最有难度的门卫管理作为最重要的事情来做,安全自治管理小组重新招聘门卫,提高门卫工资使其达到南京市最低工资水平,完善门卫管理与责任制度;其次是采取措施,寻求社区民警和交通部门的帮助,力图将S社区的车辆按照不同类别管理起来,缓解居民内部的矛盾;第三,管理小组还多次与学校相关部门交涉,希望H大学可以划拨部分资金在社区内部安装摄像头以利于社区安全;第四,业委会筹建小组积极筹备业主委员会的成立以达到小区出新的目标,并全面开展社区楼栋长的选聘和管理工作;第五,与居委会完成门卫管理的经费交接,彻底实现自我管理;第六,安全自治管理小组组长以区人大代表的身份与区政府和学校交流,为安全自治管理小组工作的开展争取更多的社会支持。
以上众多举措,在管理小组成立及运行之初效果明显,社区居民对管理小组的工作赞不绝口。然而,随着工作的逐步开展,阻力和矛盾也开始凸显出来:社区T女士作为社区积极分子在安全自治管理小组成立之前一直负责门卫管理,据居民反映她曾以此为利让部分小商小贩进出社区,管理职权的丧失导致T女士联合S社区门口一家商贩多次与管理小组的成员发生争吵,甚至与管理小组一位70多岁的S老师产生身体接触,这严重影响了管理小组的日常工作,直至导致门卫管理工作的半停顿,也为后来门卫的接连辞职埋下了伏笔;车辆管理的过程中,车辆管理小组组长D老师曾因阻止某车辆进入社区而与车主发生争执,车主言语激烈对D老师进行侮辱,甚至恐吓,这直接导致D老师辞去小组长职务,安全自治管理小组还有部分成员也是因为类似事件而辞去职务,导致小组成员逐渐减少;在管理小组成立之初,小组成员并没有意识到社区自治管理工作难度会如此之大,同时在工作进展缓慢始终局限于讨论阶段的前提下,很大一部分成员失去了早前的热情,后期小组例会经常出现请假或早退的情况,直至后来小组例会从一周改为两周,安全自治管理小组濒临停运的边缘。
二、后单位社区社会权威的特征分析
通过上文的分析,S社区安全自治管理小组的成立及整个运行过程,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在政治权威推动下社区居民进行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一个典型案例。其中成绩的显现与矛盾的产生皆来自于门卫管理和车辆管理,在这两项管理工作中,我们看到了多元化权威主体之间的互动,更加突出了原生态的、自组织的、权力依靠相对薄弱的社会权威生存与发展的艰难。我们从以下几点具体分析:
政治权威的诱因性作用。我国是一个深受集权思想影响的社会,民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往往都要通过政治权威的号召才能实现,即使是在单位退出社区之后这种趋势依然明显。通过对安全自治管理小组整个事件的梳理,管理小组的成立、运行其实都时刻看到居委会在其中强大的影响力。从理论上来讲,居委会应当是居民利益的代言人,应当以社会居民自治权力的组织载体而存在,但是从实际运作来看,居委会工作人员的选聘、提拔、工资待遇以及居委会运转经费并不依赖于社会居民,而来自于所属街道办事处,这必然导致居委会的行政化倾向,成为政治权力的延伸。S社区中的事务管理也证明了这些,居委会在S社区设立门卫一事上的鼎力支持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街道办事处的强大压力,以及后来安全自治管理小组的成立也来源于“争创”的行政压力。在政治权力的强大作用力下,居委会作为活动在社区中的政治组织完全拥有了合法性的政治权力并获得了社区居民的广泛支持和自愿服从,在其后的管理小组选举、楼栋长会议的召开具体工作上体现出了政治权威的强大作用力。值得一提的是,以政治权威和社会权威作比较来分析,政治权威更容易获得居民的长久和稳固的服从,安全自治管理小组从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社区民警等处得到的支持都体现了这一点;另外一方面,管理小组组长S教授以人大代表的身份曾多次与区政府进行书信之间的沟通,希望能够得到应有的支持,虽然效果甚微,然而我们依然可以发现无论是管理小组还是社区居民都对政治权威充满了期待。这也从一个角度为我们证明了以目前的居民意识以及管理结构,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政治权威依然会是社区事务的主要推动力量,同时它也是当前社会权威主要特征之一。
社区居民的意愿选择。城市社区在从单位制向后单位制的转变过程中,虽然传统政治权威的影响力依然活跃,然而我们所看到的更多的是变化,其中表现较为突出的便是从单线性的一元化领导向多元化民主协商的转变。在社区事务的决策上不再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政治权威主体开始侧重于与居民协商、合作,在尊重居民的意见的基础上组织、动员居民,引导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决策、管理,居民的自愿性选择为社会权威的生成提供了广泛的草根基础,同时居民之间对自治组织不同的意愿选择也为社会权威的进一步发育注入了不稳定的元素。
社区房改打乱了传统社区管理的模式,有事找单位的时代随之远去。物业管理公司引入的两次失败使得社区居民开始以主人翁的开始思考自我管理的方式,门卫管理被首先提上了日程。门卫的建立是在社区居委会的协助下民主决策成功的典型案例,S社区也获得了短暂的安定。其后,门卫管理小组和安全自治管理小组的成立更进一步体现了民主协商的优势,居民在这期间也尝到了自治的成效。但是,随着管理小组成员的逐步推出和小组管理成绩的差强人意,社区居民意见开始分化,甚至出现了对立的局面,这进一步加大了自治管理工作的难度,这从S社区T女士以及支持者与管理小组的矛盾冲突可窥一斑。至此,建立在利益表达和利益实现基础上的社会权威因其缺少相应的合法性权力开始变得脆弱,社会权威主体的管理小组与社区居民之间的鸿沟开始逐渐扩大。
通过对安全自治管理小组案例的分析,可以清晰的感受到S社区居民参与社区自治的愿望,社会权威生成的社会基础已经成为现实。但是,一方面由于缺乏类似于合法性政治权力的权力支撑,另一方面社区事务的繁重与利益的相离也为社会权威作用的发挥提出了相当大的难题,这便决定了社会权威在当前后单位社区里只是处在萌动的状态。
社会权威的萌动。S社区安全自治管理小组以及门卫管理小组都是在居委会的协助下,在社区居民的强烈要求下自发组织成立的。从社会权威的生成来看,它完全顺应了社区居民的自治要求,社区居民乐意于将自身享受幸福的权利让渡给自治组织,因此实现社区居民对社会权威的自愿服从是显而易见的。同时,在居民要求自愿呼声的过程中,居委会作为S社区中长期存在的政治权威一方面为了顺应民心,另一方面也为了工作的顺利开展,居委会发挥组织优势积极动员社区居民开展民主选举活动实现社区事务的自我决策,从本质上来看,政治权威为社会权威注入了一针强心剂,提供了政治权力保障,这便反映了管理小组运行之初为什么工作开展的总是那么的顺利。
但是,在管理范围逐步拓宽、管理难度逐步加大的情况下,社会权威不足也逐渐显现出来。一方面是因为社区居民对社会权威的认同还没有发展到自觉的程度,对社会权威的自愿服从因权威主体工作的迟滞不前而衰减,从而失去了居民的心理支持、丧失了群众基础;另一方面,长期以来我国社区事务的决策过程都是需要借助政治权威(权力)来实现的,社会权威是在政治权威的推动下实现的,政治权威从具体事务中脱离使得社会权威丧失了天然的权力支撑,因此,自治管理工作在后期的困顿也变得可以理解了。
从整体来看,广泛存在于后单位社区的社会权威目前并没有发展成熟,不论是居民的心理支持还是合法性权力的物质支撑都显得比较脆弱,但它毕竟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通过S社区的安全自治管理小组成立及运行这个案例让我们看到了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管理有着可能性,也让我们看到了社会权威发挥作用的广阔天地,这也是我国社区建设的关键所在。
三、后单位社区社会权威重塑的几点思考
单位制解体以来,后单位社区的公共空间具有一种与国家的特殊相关性,即,它在被国家所包含的同时,又必然具有某种独立性。因此,“我们不必将独立性与被包含强行分开——因为,市民权利具有普遍性”[1]。公共事务的参与必须以公共空间的存在为背景,这就使得社会自治组织的发展看起来具有了天然的自生性,为社会权威的出现开启了大门。但是,通过对S社区安全自治管理小组的观察,当前社会权威作用的发挥还显得过于稚嫩,因此,惟有对社会权威进行改造,从生成机制、主客体关系等方面入手才能使社会权威承担公共生活的职责。
首先,完善社区自治组织权力生成机制以重塑社会权威。“社区组织权力是指利用社区资源,动员社区力量,实现社区目标的一种影响力”[2]。单位制时代,社会权威从组织成立到作用发挥依赖于单位的权力赋予,成分比较单一,S社区家属委员会的运作实践充分体现了这一点。通过笔者的调查和研究,单位制解体以后,社区组织权力的生成机制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核心的一点便是社区组织权力的来源呈现多元化趋势,具体包括:社会权威需要法律和法规所认可的权力,非合法性自治组织即使能够接受社区居民的普遍认同,其在后期运作过程中依然会遭遇到因法定权力的缺失而出现的后续乏力;社区权威需要社区自治组织内部章程和规则的权力支持,组织成员必须依靠协商通过的章程和规则来约束成员的行为,对违反规则者予以惩罚,才能维护社会权威的有效性,以维护社区自治组织的正常运转;社会权威需要居民自身权利让渡而形成的权力,权威形成的最基本的要素便是客体对主体的主观认同,社区场域内公共事务的处理效果关系到居民的切身利益,社会权威只有获得居民自觉让渡的权力才能在最大程度上获得行动的支持和心理的认同。
第二,强化社区自治组织精英人物的个人魅力以重塑社会权威。社区自治组织经营是指拥有一定的优势社会资源,参加社区公共权力的分配与运行,能够对社区公共事务产生影响力的人群总体。“他们或因政治身份、或因经济实力、或因文化权威而拥有更多的优势社会资源,因而较之于普通社区居民更有可能主导和参与社区公共权力的分配,对社区事务产生影响”,[3]尤其是在组织网络缺失、权威真空和居民参与意识表层化的后单位社区内部,精英人物的作用可能会显得尤为突出。调查中发现,精英人物的有效治理和理性参与不仅与制度化的工作机制有关,更与其开阔的视野、灵活的头脑、丰富的社会资源有关,他们往往能够通过其多渠道、制度化的公共身份满足社区居民公共参与的内在需求,安全自治管理小组组长作用的发挥便体现了此点;其次,在精英人物自身实力无可否认的前提下,便需要精英人物能够时刻保持对社区居民利益的忠诚,很多情况下正是基于对社区事业的热爱和制度化参与,才使得社区自治建设开展得有声有色,这是他们在社区治理和公共参与过程中的重要标准;最后,很多情况下,多元且深厚的公共身份以及持续性的对社区事务的热爱并不能完全巩固精英人物的合法性地位,合法性地位的取得来源于对社区公共利益的表达、整合与实现程度,只有在现实工作成绩的面前精英人物才能获得居民长久的支持,并维系其所代表的自治组织的社会权威。
第三,提高社区自治组织工作绩效以重塑社会权威。社区自治组织作为居民自发形成的并以社区服务和社区治理为目的的组织,能否实现工作绩效的最大化成为组织能否赢得居民认同的关键环节。首先,自治组织需要提高组织成员必备的工作能力,掌握社区治理的技巧,明确某项工作所要求的能力水平和类型,因人而异分配各项工作,S社区安全自治管理小组工作的停顿在很大程度上便是由于对成员能力和水平的误判而形成的,这必然影响组织整体的工作绩效而影响社会权威的有效性;另外,确定组织有效的工作目标,美国心理学家洛克早在1967年便提出目标设置激励理论,认为任何人和组织的行为都是受某种目标驱使的。因此,通过给组织和成员制定合适的工作目标,进而激励员工,使其成为提升工作绩效的有力工具,更重要的是确定工作目标的同时应当注重工作目标的价值取向,这是因为“人之所以能够从事某项工作并达成组织目标,是因为这些工作和组织目标会帮助他们达成成员自己的目标,满足自己某方面的需要”,[4]通过价值目标取向的引导能够不断激励成员向工作目标进发,这也成为当前对成员奖励的主要方面;很多情况下,情绪是动机的源泉之一,它能够激励人的活动,提高人的活动效率,一个良好运作的组织应当能够成功地消除挫折感、愤怒、爱恋、憎恨、喜悦和悲伤等类似情绪,培养成员积极的工作情绪,保持与社区居民的良好互动,增加居民对自治组织工作的认可,进而实现工作绩效的最大化。
第四,借助于“熟人社区”的特征以重塑社会权威。一般意义上的熟人社区有些类似于邻里相望的农村社区,从成员结构上来看,后单位社区的常驻居民大多原属于一个单位,居民的异质性程度偏低;从社区结构上来看,后单位社区多少呈现封闭化的特点。在此前提下,社区自治组织便于掌握社区居民的服务需求,能够因地制宜地开展具有区域性特质的服务项目;再者,邻里相望的社区特点,还有利于社区自治组织及时获得居民对其工作的态度,并及时做出反馈;在相对封闭的空间内,居民的利益冲突相对比较弱,有利于社区自治组织有效整合社区内部资源,实现自身工作绩效的最大化;后单位社区的“熟人社区”特征还有利于自治组织掌握社区成员的特点,便于发现社区内部具有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优势的精英人物,使他们能够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为社会权威的稳固奠定人员基础;最后,后单位社区一直以来都与较为固定的政治权威主体交往,这在一定程度上便于实现社会权威与政治权威的有效整合。□
参考文献:
[1]王斯福.面子的方位——当代中国乡村的公共空间与对公益的说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390.
[2]魏娜.社区组织与社区发展[M].北京:红旗出版社,2003:115.
[3]林尚立.社区民主与治理:案例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210.
[4]魏祥迁.提升员工工作绩效的四把金钥匙[J].企业研究,2008(12):18.
责任编辑:黄 杰
关键词:后单位社区;权威;社会权威
中图分类号:C91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0)03-0078-05
随着社区结构和社区管理体制的变化,社会资源从由政府——单位统一配置向由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共同分配的方向变迁,城市社区经历着从“单线性政治权威统治”向“多元化权威结构”的转型。这是经济权威和社会权威逐渐在政治权威单极化的社会成长解放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后单位社区权威真空现象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并被广泛关注。因此,如何建构后单位社区权威,尤其是如何重塑以社区群众性自治组织为主体的通过社区居民让渡出的权力为基础形成的社会权威便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通过笔者的实证调查,以S社区安全自治管理小组为切入点,分析当前后单位社区社会权威的现状并试图探讨重塑后单位社区的社会权威。
一、后单位社区社会权威的现状分析
S社区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作为H大学的家属区规划、兴建的。在规划设计时,S社区没有独立完备的配套设施,如电梯、车库、专门的办公用房、配套的活动场所等,S社区的居民与H大学共享公共设施,H大学的后勤管理机构为其提供相关的物业管理服务。2000年H大学进行住房制度改革,将原来由单位统一管理的学校家属院逐步剥离出去,而归居民——教职员工私人所有,除此之外,H大学将部分职能撤出S社区,由社区居民实行自治。按照惯例,房改后S社区应该由物业管理公司进行管理与服务,但是当时S社区的大部分居民远远没有适应这种转变,因此社区两次引进物业公司都以失败告终。S社区内部环境逐渐开始恶化:众多小商小贩自由进出社区且大声叫卖,这不但严重影响了S社区居民正常的生产生活,而且社区中自行车被偷盗的案件也时常发生;部分居民私自开发门前的绿化地种植蔬菜,甚至少数还将原来社区内种植的观赏花卉拔出,变成自家小菜园,破坏了社区环境。对此,居民的不满情绪不断蔓延,很多居民纷纷向社区居委会、街道办事处等相关部门反映问题。当时,社区并未改制,还称为XK路居委会,就在S社区院内。居委会工作人员一方面鉴于与社区居民的工作与生活关系,也鉴于所属社区的治安状况是考核街道办事处这一级行政机构工作的指标,因此,街道办事处要求XK路居委会将S社区的安全管理工作作为重点事件来抓,限期年内完成。在这个过程中,街道办事处与居委会出谋划策,决定先将大门管理起来,这不但首先保障了社区的安全而且工作难度也相应较小、费用也比较低,在社区居民的承受范围之内。
虽然有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的强大支持,但是鉴于部分居民对社区事务的冷淡,当时的缴费工作进展也不顺利。此后,为了能够让居民切身感受门卫管理的优势,居委会出面与H大学交涉,希望H大学能够划拨一万元经费用于门卫管理的试运行。直到2005年,XK路居委会通过“致居民一封信”的形式征求了居民的意见,每户居民每个月交5元门卫费,在70%居民同意的情况下,2005年9月28日S社区正式设立了门卫,在居委会的协助下,公开聘用的五名门卫正式上岗。在门卫管理逐步走上正轨之后,有部分居民向居委会提出异议,认为门卫应该由社区居民自我管理,由居委会出面不太合适。鉴于这种情况,居委会决定组织居民通过民主选举的形式成立门卫管理小组,具体按照楼栋长推荐、自荐的形式选出候选人,张榜公示形成决议。最终,由七人组成的门卫管理小组正式成立,这也是安全自治管理小组的前身。门卫管理工作应该可以顺利运行了,然而,情况并没有那么简单。由于门卫管理小组的七名组成人员都是退休人员,身体偏弱,且个别还有重病,行动不便,无法胜任催缴门卫费的工作。因此,S社区门卫管理重新由XK路居委会接手,门卫自治管理工作陷入停顿。
在门卫管理的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因为门卫费的支取问题,S社区里很多居民都反映居委会有贪污门卫费的情况,其中T女士甚至还多次与居委会Z主任发生争吵;S社区缴纳门卫费屡遭波折,收取状况欠佳,难以支撑门卫的正常运转,门卫曾多次换人;S社区内部停车问题成为影响社区生活另一大问题,一方面是因为并不是该社区部分车辆长期停驻S社区,占据了小区内的停车位置,另一方面,社区内居民的车辆经常出现划痕。这些问题居委会与门卫管理小组都无法有效控制,这进一步加剧了居民与门卫以及居委会之间的矛盾,门卫管理面临失败。
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门卫管理小组亟需重新选举。考虑到S社区自治工作的一再受阻以及吸取上届失败的经验,本次选举按照居民推荐和自我推荐的方式产生候选人。经最后公示,本届小组成员大多具有领导身份或曾经在单位中具有普遍影响力的老同志,其中最值得提出的是本届小组的组长系南京市GL区人大代表、H大学教授以及某学院的党委书记,这几重身份也是备受社区居民和居委会所期望的。根据工作需要,2008年5月16日选举产生的门卫管理小组更名为“安全自治管理小组”,下设门卫管理小组、车辆管理小组、业委会筹建小组三部分。安全自治管理小组成立初始,在社区居委会的协助下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建立一套工作机制:每周五由安全自治管理小组组长召开全体成员会议;会议产生的决议需及时张贴公示会议简报,以此加强宣传;完善楼栋长管理与服务机制等。
安全自治管理小组成立之后,首先将最引人关注也是最有难度的门卫管理作为最重要的事情来做,安全自治管理小组重新招聘门卫,提高门卫工资使其达到南京市最低工资水平,完善门卫管理与责任制度;其次是采取措施,寻求社区民警和交通部门的帮助,力图将S社区的车辆按照不同类别管理起来,缓解居民内部的矛盾;第三,管理小组还多次与学校相关部门交涉,希望H大学可以划拨部分资金在社区内部安装摄像头以利于社区安全;第四,业委会筹建小组积极筹备业主委员会的成立以达到小区出新的目标,并全面开展社区楼栋长的选聘和管理工作;第五,与居委会完成门卫管理的经费交接,彻底实现自我管理;第六,安全自治管理小组组长以区人大代表的身份与区政府和学校交流,为安全自治管理小组工作的开展争取更多的社会支持。
以上众多举措,在管理小组成立及运行之初效果明显,社区居民对管理小组的工作赞不绝口。然而,随着工作的逐步开展,阻力和矛盾也开始凸显出来:社区T女士作为社区积极分子在安全自治管理小组成立之前一直负责门卫管理,据居民反映她曾以此为利让部分小商小贩进出社区,管理职权的丧失导致T女士联合S社区门口一家商贩多次与管理小组的成员发生争吵,甚至与管理小组一位70多岁的S老师产生身体接触,这严重影响了管理小组的日常工作,直至导致门卫管理工作的半停顿,也为后来门卫的接连辞职埋下了伏笔;车辆管理的过程中,车辆管理小组组长D老师曾因阻止某车辆进入社区而与车主发生争执,车主言语激烈对D老师进行侮辱,甚至恐吓,这直接导致D老师辞去小组长职务,安全自治管理小组还有部分成员也是因为类似事件而辞去职务,导致小组成员逐渐减少;在管理小组成立之初,小组成员并没有意识到社区自治管理工作难度会如此之大,同时在工作进展缓慢始终局限于讨论阶段的前提下,很大一部分成员失去了早前的热情,后期小组例会经常出现请假或早退的情况,直至后来小组例会从一周改为两周,安全自治管理小组濒临停运的边缘。
二、后单位社区社会权威的特征分析
通过上文的分析,S社区安全自治管理小组的成立及整个运行过程,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在政治权威推动下社区居民进行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一个典型案例。其中成绩的显现与矛盾的产生皆来自于门卫管理和车辆管理,在这两项管理工作中,我们看到了多元化权威主体之间的互动,更加突出了原生态的、自组织的、权力依靠相对薄弱的社会权威生存与发展的艰难。我们从以下几点具体分析:
政治权威的诱因性作用。我国是一个深受集权思想影响的社会,民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往往都要通过政治权威的号召才能实现,即使是在单位退出社区之后这种趋势依然明显。通过对安全自治管理小组整个事件的梳理,管理小组的成立、运行其实都时刻看到居委会在其中强大的影响力。从理论上来讲,居委会应当是居民利益的代言人,应当以社会居民自治权力的组织载体而存在,但是从实际运作来看,居委会工作人员的选聘、提拔、工资待遇以及居委会运转经费并不依赖于社会居民,而来自于所属街道办事处,这必然导致居委会的行政化倾向,成为政治权力的延伸。S社区中的事务管理也证明了这些,居委会在S社区设立门卫一事上的鼎力支持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街道办事处的强大压力,以及后来安全自治管理小组的成立也来源于“争创”的行政压力。在政治权力的强大作用力下,居委会作为活动在社区中的政治组织完全拥有了合法性的政治权力并获得了社区居民的广泛支持和自愿服从,在其后的管理小组选举、楼栋长会议的召开具体工作上体现出了政治权威的强大作用力。值得一提的是,以政治权威和社会权威作比较来分析,政治权威更容易获得居民的长久和稳固的服从,安全自治管理小组从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社区民警等处得到的支持都体现了这一点;另外一方面,管理小组组长S教授以人大代表的身份曾多次与区政府进行书信之间的沟通,希望能够得到应有的支持,虽然效果甚微,然而我们依然可以发现无论是管理小组还是社区居民都对政治权威充满了期待。这也从一个角度为我们证明了以目前的居民意识以及管理结构,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政治权威依然会是社区事务的主要推动力量,同时它也是当前社会权威主要特征之一。
社区居民的意愿选择。城市社区在从单位制向后单位制的转变过程中,虽然传统政治权威的影响力依然活跃,然而我们所看到的更多的是变化,其中表现较为突出的便是从单线性的一元化领导向多元化民主协商的转变。在社区事务的决策上不再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政治权威主体开始侧重于与居民协商、合作,在尊重居民的意见的基础上组织、动员居民,引导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决策、管理,居民的自愿性选择为社会权威的生成提供了广泛的草根基础,同时居民之间对自治组织不同的意愿选择也为社会权威的进一步发育注入了不稳定的元素。
社区房改打乱了传统社区管理的模式,有事找单位的时代随之远去。物业管理公司引入的两次失败使得社区居民开始以主人翁的开始思考自我管理的方式,门卫管理被首先提上了日程。门卫的建立是在社区居委会的协助下民主决策成功的典型案例,S社区也获得了短暂的安定。其后,门卫管理小组和安全自治管理小组的成立更进一步体现了民主协商的优势,居民在这期间也尝到了自治的成效。但是,随着管理小组成员的逐步推出和小组管理成绩的差强人意,社区居民意见开始分化,甚至出现了对立的局面,这进一步加大了自治管理工作的难度,这从S社区T女士以及支持者与管理小组的矛盾冲突可窥一斑。至此,建立在利益表达和利益实现基础上的社会权威因其缺少相应的合法性权力开始变得脆弱,社会权威主体的管理小组与社区居民之间的鸿沟开始逐渐扩大。
通过对安全自治管理小组案例的分析,可以清晰的感受到S社区居民参与社区自治的愿望,社会权威生成的社会基础已经成为现实。但是,一方面由于缺乏类似于合法性政治权力的权力支撑,另一方面社区事务的繁重与利益的相离也为社会权威作用的发挥提出了相当大的难题,这便决定了社会权威在当前后单位社区里只是处在萌动的状态。
社会权威的萌动。S社区安全自治管理小组以及门卫管理小组都是在居委会的协助下,在社区居民的强烈要求下自发组织成立的。从社会权威的生成来看,它完全顺应了社区居民的自治要求,社区居民乐意于将自身享受幸福的权利让渡给自治组织,因此实现社区居民对社会权威的自愿服从是显而易见的。同时,在居民要求自愿呼声的过程中,居委会作为S社区中长期存在的政治权威一方面为了顺应民心,另一方面也为了工作的顺利开展,居委会发挥组织优势积极动员社区居民开展民主选举活动实现社区事务的自我决策,从本质上来看,政治权威为社会权威注入了一针强心剂,提供了政治权力保障,这便反映了管理小组运行之初为什么工作开展的总是那么的顺利。
但是,在管理范围逐步拓宽、管理难度逐步加大的情况下,社会权威不足也逐渐显现出来。一方面是因为社区居民对社会权威的认同还没有发展到自觉的程度,对社会权威的自愿服从因权威主体工作的迟滞不前而衰减,从而失去了居民的心理支持、丧失了群众基础;另一方面,长期以来我国社区事务的决策过程都是需要借助政治权威(权力)来实现的,社会权威是在政治权威的推动下实现的,政治权威从具体事务中脱离使得社会权威丧失了天然的权力支撑,因此,自治管理工作在后期的困顿也变得可以理解了。
从整体来看,广泛存在于后单位社区的社会权威目前并没有发展成熟,不论是居民的心理支持还是合法性权力的物质支撑都显得比较脆弱,但它毕竟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通过S社区的安全自治管理小组成立及运行这个案例让我们看到了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管理有着可能性,也让我们看到了社会权威发挥作用的广阔天地,这也是我国社区建设的关键所在。
三、后单位社区社会权威重塑的几点思考
单位制解体以来,后单位社区的公共空间具有一种与国家的特殊相关性,即,它在被国家所包含的同时,又必然具有某种独立性。因此,“我们不必将独立性与被包含强行分开——因为,市民权利具有普遍性”[1]。公共事务的参与必须以公共空间的存在为背景,这就使得社会自治组织的发展看起来具有了天然的自生性,为社会权威的出现开启了大门。但是,通过对S社区安全自治管理小组的观察,当前社会权威作用的发挥还显得过于稚嫩,因此,惟有对社会权威进行改造,从生成机制、主客体关系等方面入手才能使社会权威承担公共生活的职责。
首先,完善社区自治组织权力生成机制以重塑社会权威。“社区组织权力是指利用社区资源,动员社区力量,实现社区目标的一种影响力”[2]。单位制时代,社会权威从组织成立到作用发挥依赖于单位的权力赋予,成分比较单一,S社区家属委员会的运作实践充分体现了这一点。通过笔者的调查和研究,单位制解体以后,社区组织权力的生成机制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核心的一点便是社区组织权力的来源呈现多元化趋势,具体包括:社会权威需要法律和法规所认可的权力,非合法性自治组织即使能够接受社区居民的普遍认同,其在后期运作过程中依然会遭遇到因法定权力的缺失而出现的后续乏力;社区权威需要社区自治组织内部章程和规则的权力支持,组织成员必须依靠协商通过的章程和规则来约束成员的行为,对违反规则者予以惩罚,才能维护社会权威的有效性,以维护社区自治组织的正常运转;社会权威需要居民自身权利让渡而形成的权力,权威形成的最基本的要素便是客体对主体的主观认同,社区场域内公共事务的处理效果关系到居民的切身利益,社会权威只有获得居民自觉让渡的权力才能在最大程度上获得行动的支持和心理的认同。
第二,强化社区自治组织精英人物的个人魅力以重塑社会权威。社区自治组织经营是指拥有一定的优势社会资源,参加社区公共权力的分配与运行,能够对社区公共事务产生影响力的人群总体。“他们或因政治身份、或因经济实力、或因文化权威而拥有更多的优势社会资源,因而较之于普通社区居民更有可能主导和参与社区公共权力的分配,对社区事务产生影响”,[3]尤其是在组织网络缺失、权威真空和居民参与意识表层化的后单位社区内部,精英人物的作用可能会显得尤为突出。调查中发现,精英人物的有效治理和理性参与不仅与制度化的工作机制有关,更与其开阔的视野、灵活的头脑、丰富的社会资源有关,他们往往能够通过其多渠道、制度化的公共身份满足社区居民公共参与的内在需求,安全自治管理小组组长作用的发挥便体现了此点;其次,在精英人物自身实力无可否认的前提下,便需要精英人物能够时刻保持对社区居民利益的忠诚,很多情况下正是基于对社区事业的热爱和制度化参与,才使得社区自治建设开展得有声有色,这是他们在社区治理和公共参与过程中的重要标准;最后,很多情况下,多元且深厚的公共身份以及持续性的对社区事务的热爱并不能完全巩固精英人物的合法性地位,合法性地位的取得来源于对社区公共利益的表达、整合与实现程度,只有在现实工作成绩的面前精英人物才能获得居民长久的支持,并维系其所代表的自治组织的社会权威。
第三,提高社区自治组织工作绩效以重塑社会权威。社区自治组织作为居民自发形成的并以社区服务和社区治理为目的的组织,能否实现工作绩效的最大化成为组织能否赢得居民认同的关键环节。首先,自治组织需要提高组织成员必备的工作能力,掌握社区治理的技巧,明确某项工作所要求的能力水平和类型,因人而异分配各项工作,S社区安全自治管理小组工作的停顿在很大程度上便是由于对成员能力和水平的误判而形成的,这必然影响组织整体的工作绩效而影响社会权威的有效性;另外,确定组织有效的工作目标,美国心理学家洛克早在1967年便提出目标设置激励理论,认为任何人和组织的行为都是受某种目标驱使的。因此,通过给组织和成员制定合适的工作目标,进而激励员工,使其成为提升工作绩效的有力工具,更重要的是确定工作目标的同时应当注重工作目标的价值取向,这是因为“人之所以能够从事某项工作并达成组织目标,是因为这些工作和组织目标会帮助他们达成成员自己的目标,满足自己某方面的需要”,[4]通过价值目标取向的引导能够不断激励成员向工作目标进发,这也成为当前对成员奖励的主要方面;很多情况下,情绪是动机的源泉之一,它能够激励人的活动,提高人的活动效率,一个良好运作的组织应当能够成功地消除挫折感、愤怒、爱恋、憎恨、喜悦和悲伤等类似情绪,培养成员积极的工作情绪,保持与社区居民的良好互动,增加居民对自治组织工作的认可,进而实现工作绩效的最大化。
第四,借助于“熟人社区”的特征以重塑社会权威。一般意义上的熟人社区有些类似于邻里相望的农村社区,从成员结构上来看,后单位社区的常驻居民大多原属于一个单位,居民的异质性程度偏低;从社区结构上来看,后单位社区多少呈现封闭化的特点。在此前提下,社区自治组织便于掌握社区居民的服务需求,能够因地制宜地开展具有区域性特质的服务项目;再者,邻里相望的社区特点,还有利于社区自治组织及时获得居民对其工作的态度,并及时做出反馈;在相对封闭的空间内,居民的利益冲突相对比较弱,有利于社区自治组织有效整合社区内部资源,实现自身工作绩效的最大化;后单位社区的“熟人社区”特征还有利于自治组织掌握社区成员的特点,便于发现社区内部具有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优势的精英人物,使他们能够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为社会权威的稳固奠定人员基础;最后,后单位社区一直以来都与较为固定的政治权威主体交往,这在一定程度上便于实现社会权威与政治权威的有效整合。□
参考文献:
[1]王斯福.面子的方位——当代中国乡村的公共空间与对公益的说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390.
[2]魏娜.社区组织与社区发展[M].北京:红旗出版社,2003:115.
[3]林尚立.社区民主与治理:案例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210.
[4]魏祥迁.提升员工工作绩效的四把金钥匙[J].企业研究,2008(12):18.
责任编辑:黄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