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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宏观经济走势不确定性最强、意见分歧最大、预测难度最高、政策选择最困难的一年
与1998年相比，现在中国的经济形势更为复杂。众所周知，1992年中国经济出现了过热局面，1993年及时进行了宏观调控，1994年又出台了宏观配套改革措施，到1996年时中国经济已经基本上实现了“软着陆”。
所以，当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当时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风险是单方向的，因而，政策的选择也是单方向的——就是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把经济向上推就行了。
可如今我们面临的风险则是双方向的：一方面是国内的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就是美国的次贷危机。
内热外冷，从而使中国经济政策的选择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方向和力度都比较难以把握。
过去几年里错过了一些最佳时机
造成这种“两难”局面的原因既有国外因素，也有国内因素；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
其中原因之一就在于我们过去几年里错过了一些最佳时机。
一是错过了推出创业板的最佳时机。
如果能够趁着前两年A股市场比较好的时候及时推出创业板的话，不仅能够给中小企业开辟一条新的融资渠道，而且还能够分流一部分A股市场的资金，减轻A股市场的泡沫。而如今，A股市场价格大幅下跌，市场如此脆弱，如果再推出创业板的话，对于A股市场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但是，不推出创业板的话，就无法为中小企业提供新的融资渠道，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就难以得到解决。
二是错过了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最佳时机。
如果趁着前两年经济形势比较好，银行不良资产迅速下降，国家财政收入快速增加的时候，能够及时推出存款保险制度的话，就会比较容易一些。而一旦经济出现拐点，增长速度开始趋缓，银行不良资产重新上升，国家财政收支状况发生逆转以后，再推出存款保险制度，难度就会大得多。
三是错过了理顺资源价格的最佳时机。
如果趁着前两年一般商品价格水平比较低的时候理顺资源价格的话，阻力会比较小一些。但如今，物价水平已经较高的背景下，理顺资源价格就要冒较大的风险。但是，不理顺资源价格，资源短缺现象就会加剧。
总之，由于种种原因，导致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出现了很大的分歧，决策处于“两难”境地。
当前经济形势：增长下滑还是仍旧过热？
对于目前的形势，学术界现在存在着非常大的分歧。
首先，关于经济增长走势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
一种观点是，担心当前的经济增长下滑。理由似乎足够多，包括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自然灾害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还包括房地产、证券市场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另外是企业的生产成本上升、中小企业融资困难以及资源性产品价格扭曲导致的供给不足等等。
此外，在外需方面，由于国内调整出口退税率、人民币升值幅度加快也会影响到中国的出口：在投资方面，有专家认为，随着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正在减弱；在消费方面，有专家认为，物价上涨会抑制消费的增长。总体而言，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要是担心紧缩过度，担心出现过调的局面，并主张放松银根，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随着经济增长速度逐步放缓，这种声音目前正在逐步加强。
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是，仍然担心经济增长出现过热的局面。主要理由是：从投资的角度看，每逢政府换届，政府都有投资冲动增强的趋势，另外还有一些专家在地方(主要是中西部地区)调研后发现，今年以来，由于一些突发事件压抑了一些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比如说1月份的冰雪灾害、3月份的“藏独事件”、5月份的地震灾害等，奥运会过后，地方的投资冲动仍然有可能爆发出来。
从消费的角度看，随着近年来公务员工资的提高，国有企业职工收入的增长以及农民工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还有减免农业税等，城乡居民收入的提高会使消费出现快速增长。
再有是奥运经济从投资期转入了消费期，也会促进消费的增长。因此，这种观点主张坚持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
其次，关于物价走势，目前也存在着两种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今年的物价走势是前高后低，物价将持续回落；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通货膨胀将居高不下，甚至有可能继续走高。
而认为通货膨胀将居高不下的观点里面又可分为两派：一派观点主要从供给的角度出发(被称为“供给派”)，认为当前的物价上涨属于结构性、输入型的，因此货币政策不仅无用而且有害，会损害经济增长，因此只有提高人们的承受能力和容忍程度。
另一派观点从需求出发(因此被称为需求派或货币派)，认为通货膨胀就是通货膨胀，无所谓结构性与非结构性之分；认为当前的通货膨胀归根结底还是货币供给过多造成的。
还有人认为，当前的物价上涨是由于中国国内需求过热“触发”了国际油价、粮价和资源价格的暴涨，反过来影响到中国国内，因此属于“出口转内销型”通货膨胀。
因此这一派观点主张继续紧缩银根，把控制通货膨胀作为首要位置。
“滞”“胀”的可能有多大？
此外，关于经济总体走势也就是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组合，目前也存在着一些不同的看法。
一方面，乐观派有这样几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整体并不过热，热的只是出口，因此美国的次贷危机使得中国的出口下调，这样的话温度正好；另外一种观点是现在只是通胀高一点，通胀压下来以后，经济增长下来一点也是求之不得的；再有一种观点就是认为基本面是好的，经济增长较快，调控效果显现，也就是现在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实际上就是宏观调控所追求的目标。
另一方面，悲观派的观点主要存在着三种担心或曰三种风险。
一种是“滞”的风险。主要担心外需趋冷、内需紧缩过度，以及其叠加效应有可能会令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加上中国股市下跌，房地产市场降温，会不会出现类似日本当年泡沫经济破灭以后的经济停滞局面。
第二种是胀的风险。即担心通货膨胀，但不担心经济增长，这种观点主要是担心对经济增长下滑做出过度反应，重蹈2003年因SARS的冲击而中断紧缩调控，导致2004年过热的覆辙。
第三种是“滞胀”的风险，即一方面担心物价攀升，另一方面担心经济增长下滑，失业人员增多。持这种观点的人士认为，目前引起胀的因素有：从国内来讲，就是人口增长、耕地减少，推高食品价格上涨；从国际来讲，游资从股市流向大宗商品市场，推高了粮食、油价的上涨，导致输入型通胀。而引起“滞”的因素主要是有：从国内来看，这一轮投资浪潮到2007年下半年接近尾声，到2008年中期会明显回落，产能的集中释放，从国际来看，美国的次贷危机、经济衰退阻碍了中国的出口。
但是在关于如何防止滞胀问题上，又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意见认为，当前中国的滞胀风险与美国当年的情况不同，中国当前的物价上涨属于成本推动型，货币政策失灵，因此，只能是保增长、保就业；而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美国上世纪70年代出现滞胀的原因之一，正是由于实行凯恩斯主义政策，不断地通过增加货币供给来保增长、保就业，最终导致了滞胀的形成。
关于如何判断当前的经济走势问题，究竟是“滞”？是“胀”？还是“滞胀”？目前存在着不同的看法。究竟应当如何加以判断？
治理“滞胀”是最困难的
关于“风险”的定义，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看它的可能性，二是看它一旦发生可能带来的损失。
关于可能性，目前各种观点都存在，众说纷纭，值得注意的是，宏观经济走势与宏观经济政策还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
首先，如果我们对经济增长下滑过度担心，并进而在货币政策上重新开闸放水的话，就有可能重蹈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覆辙。1984年中国经济开始出现过热，1985年加大了宏观调控力度，1986年经济增长出现下滑，于是，一些企业和地方政府就开始叫，包括一些青年的经济学家也开始高呼经济滑坡了(见薛暮桥先生回忆录)，于是中央高层对通货膨胀的态度开始发生动摇，货币政策重新开闸放水，1988年物价迅速上升，1989年出现了“硬着陆”。
其次，如果我们过度坚持数量控制、甚至是行政控制的话，又有可能重新出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情形——1996年就开始讨论需求不足的问题；1997年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到1998年不得不全国一起努力来“保8”。
再次，如果我们的政策摇摆不定，货币政策松一下、紧一下的话，就有可能出现滞胀的情形。因为美国当年就是货币政策不断地松一下、紧一下，对市场机制冲击过大，才导致了滞胀局面的形成。
另一方面，从损失的角度来看，宏观经济的损失不好量化，那么可以从“克服的难度”来加以观察。
首先，如果出现“滞”的情形的话，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和特征来看，一般克服起来相对容易些，并且我们有1998年、1999年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成功经验。
其次，如果出现“胀”的情形，治理起来要比出现“滞”的情形困难得多。但是过去30年我们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一整套治理的方法，也还是可以应对的。
再次，如果出现“滞胀”的情形的话，我认为恐怕是最难治理的，一是我们没有经历过，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二是美国的经验告诉我们，治理“滞胀”是最困难的，比单纯治理“滞”和单纯治理“胀”都要困难；三是目前中国出现“滞胀”的可能性的确正在上升，因为我们存在着一些与美国当年相类似的情形。
只能用改革的办法来促进经济转型
在如此复杂的形势之下，当前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应当如何抉择？笔者以为，在当前的形势下，理想的政策应当是：紧货币、松财政，放价格、调结构，抓改革、促转型。
所谓“紧货币”，主要是为了抑制通胀。总量政策应当继续从紧，不能开闸放水；但是应当注意更多的发挥价格机制的作用，也就是利率的调控作用，消除负利率。
所谓“松财政”，主要是为了应对经济增长放缓。财政在总量上能不能适当增加财政支出和政府投入，且重点放在调整结构上，例如增加社保、救灾方面的投入；补助穷人以增加抗通胀能力。另外就是降低税负，降低所得税和取消利息税；还有可以探讨的是，能不能允许地方政府发债。
所谓“放价格、调结构”，现在一说调结构，总是政府去调结构，政府去“有保有压”，但笔者以为，正确的调结构方式应当是理顺价格，把价格理顺了，由价格机制去调整结构——但是一定要注意，只有管住货币才能放开价格，否则就会导致通货膨胀。
所谓“抓改革、促转型”。举例而言，近来呼吁较多的就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并不是由于货币紧缩造成的，货币放松的时候，中小企业融资一样困难，所以，这个问题一定要通过体制改革来解决。比如设立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政策性银行和担保公司，又比如成立民营银行或小额贷款公司，等等。
总之，要用改革办法来促进经济转型。 ★
(作者申明：文中观点仅代表个人看法)
与1998年相比，现在中国的经济形势更为复杂。众所周知，1992年中国经济出现了过热局面，1993年及时进行了宏观调控，1994年又出台了宏观配套改革措施，到1996年时中国经济已经基本上实现了“软着陆”。
所以，当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当时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风险是单方向的，因而，政策的选择也是单方向的——就是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把经济向上推就行了。
可如今我们面临的风险则是双方向的：一方面是国内的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就是美国的次贷危机。
内热外冷，从而使中国经济政策的选择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方向和力度都比较难以把握。
过去几年里错过了一些最佳时机
造成这种“两难”局面的原因既有国外因素，也有国内因素；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
其中原因之一就在于我们过去几年里错过了一些最佳时机。
一是错过了推出创业板的最佳时机。
如果能够趁着前两年A股市场比较好的时候及时推出创业板的话，不仅能够给中小企业开辟一条新的融资渠道，而且还能够分流一部分A股市场的资金，减轻A股市场的泡沫。而如今，A股市场价格大幅下跌，市场如此脆弱，如果再推出创业板的话，对于A股市场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但是，不推出创业板的话，就无法为中小企业提供新的融资渠道，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就难以得到解决。
二是错过了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最佳时机。
如果趁着前两年经济形势比较好，银行不良资产迅速下降，国家财政收入快速增加的时候，能够及时推出存款保险制度的话，就会比较容易一些。而一旦经济出现拐点，增长速度开始趋缓，银行不良资产重新上升，国家财政收支状况发生逆转以后，再推出存款保险制度，难度就会大得多。
三是错过了理顺资源价格的最佳时机。
如果趁着前两年一般商品价格水平比较低的时候理顺资源价格的话，阻力会比较小一些。但如今，物价水平已经较高的背景下，理顺资源价格就要冒较大的风险。但是，不理顺资源价格，资源短缺现象就会加剧。
总之，由于种种原因，导致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出现了很大的分歧，决策处于“两难”境地。
当前经济形势：增长下滑还是仍旧过热？
对于目前的形势，学术界现在存在着非常大的分歧。
首先，关于经济增长走势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
一种观点是，担心当前的经济增长下滑。理由似乎足够多，包括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自然灾害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还包括房地产、证券市场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另外是企业的生产成本上升、中小企业融资困难以及资源性产品价格扭曲导致的供给不足等等。
此外，在外需方面，由于国内调整出口退税率、人民币升值幅度加快也会影响到中国的出口：在投资方面，有专家认为，随着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正在减弱；在消费方面，有专家认为，物价上涨会抑制消费的增长。总体而言，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要是担心紧缩过度，担心出现过调的局面，并主张放松银根，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随着经济增长速度逐步放缓，这种声音目前正在逐步加强。
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是，仍然担心经济增长出现过热的局面。主要理由是：从投资的角度看，每逢政府换届，政府都有投资冲动增强的趋势，另外还有一些专家在地方(主要是中西部地区)调研后发现，今年以来，由于一些突发事件压抑了一些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比如说1月份的冰雪灾害、3月份的“藏独事件”、5月份的地震灾害等，奥运会过后，地方的投资冲动仍然有可能爆发出来。
从消费的角度看，随着近年来公务员工资的提高，国有企业职工收入的增长以及农民工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还有减免农业税等，城乡居民收入的提高会使消费出现快速增长。
再有是奥运经济从投资期转入了消费期，也会促进消费的增长。因此，这种观点主张坚持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
其次，关于物价走势，目前也存在着两种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今年的物价走势是前高后低，物价将持续回落；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通货膨胀将居高不下，甚至有可能继续走高。
而认为通货膨胀将居高不下的观点里面又可分为两派：一派观点主要从供给的角度出发(被称为“供给派”)，认为当前的物价上涨属于结构性、输入型的，因此货币政策不仅无用而且有害，会损害经济增长，因此只有提高人们的承受能力和容忍程度。
另一派观点从需求出发(因此被称为需求派或货币派)，认为通货膨胀就是通货膨胀，无所谓结构性与非结构性之分；认为当前的通货膨胀归根结底还是货币供给过多造成的。
还有人认为，当前的物价上涨是由于中国国内需求过热“触发”了国际油价、粮价和资源价格的暴涨，反过来影响到中国国内，因此属于“出口转内销型”通货膨胀。
因此这一派观点主张继续紧缩银根，把控制通货膨胀作为首要位置。
“滞”“胀”的可能有多大？
此外，关于经济总体走势也就是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组合，目前也存在着一些不同的看法。
一方面，乐观派有这样几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整体并不过热，热的只是出口，因此美国的次贷危机使得中国的出口下调，这样的话温度正好；另外一种观点是现在只是通胀高一点，通胀压下来以后，经济增长下来一点也是求之不得的；再有一种观点就是认为基本面是好的，经济增长较快，调控效果显现，也就是现在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实际上就是宏观调控所追求的目标。
另一方面，悲观派的观点主要存在着三种担心或曰三种风险。
一种是“滞”的风险。主要担心外需趋冷、内需紧缩过度，以及其叠加效应有可能会令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加上中国股市下跌，房地产市场降温，会不会出现类似日本当年泡沫经济破灭以后的经济停滞局面。
第二种是胀的风险。即担心通货膨胀，但不担心经济增长，这种观点主要是担心对经济增长下滑做出过度反应，重蹈2003年因SARS的冲击而中断紧缩调控，导致2004年过热的覆辙。
第三种是“滞胀”的风险，即一方面担心物价攀升，另一方面担心经济增长下滑，失业人员增多。持这种观点的人士认为，目前引起胀的因素有：从国内来讲，就是人口增长、耕地减少，推高食品价格上涨；从国际来讲，游资从股市流向大宗商品市场，推高了粮食、油价的上涨，导致输入型通胀。而引起“滞”的因素主要是有：从国内来看，这一轮投资浪潮到2007年下半年接近尾声，到2008年中期会明显回落，产能的集中释放，从国际来看，美国的次贷危机、经济衰退阻碍了中国的出口。
但是在关于如何防止滞胀问题上，又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意见认为，当前中国的滞胀风险与美国当年的情况不同，中国当前的物价上涨属于成本推动型，货币政策失灵，因此，只能是保增长、保就业；而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美国上世纪70年代出现滞胀的原因之一，正是由于实行凯恩斯主义政策，不断地通过增加货币供给来保增长、保就业，最终导致了滞胀的形成。
关于如何判断当前的经济走势问题，究竟是“滞”？是“胀”？还是“滞胀”？目前存在着不同的看法。究竟应当如何加以判断？
治理“滞胀”是最困难的
关于“风险”的定义，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看它的可能性，二是看它一旦发生可能带来的损失。
关于可能性，目前各种观点都存在，众说纷纭，值得注意的是，宏观经济走势与宏观经济政策还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
首先，如果我们对经济增长下滑过度担心，并进而在货币政策上重新开闸放水的话，就有可能重蹈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覆辙。1984年中国经济开始出现过热，1985年加大了宏观调控力度，1986年经济增长出现下滑，于是，一些企业和地方政府就开始叫，包括一些青年的经济学家也开始高呼经济滑坡了(见薛暮桥先生回忆录)，于是中央高层对通货膨胀的态度开始发生动摇，货币政策重新开闸放水，1988年物价迅速上升，1989年出现了“硬着陆”。
其次，如果我们过度坚持数量控制、甚至是行政控制的话，又有可能重新出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情形——1996年就开始讨论需求不足的问题；1997年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到1998年不得不全国一起努力来“保8”。
再次，如果我们的政策摇摆不定，货币政策松一下、紧一下的话，就有可能出现滞胀的情形。因为美国当年就是货币政策不断地松一下、紧一下，对市场机制冲击过大，才导致了滞胀局面的形成。
另一方面，从损失的角度来看，宏观经济的损失不好量化，那么可以从“克服的难度”来加以观察。
首先，如果出现“滞”的情形的话，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和特征来看，一般克服起来相对容易些，并且我们有1998年、1999年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成功经验。
其次，如果出现“胀”的情形，治理起来要比出现“滞”的情形困难得多。但是过去30年我们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一整套治理的方法，也还是可以应对的。
再次，如果出现“滞胀”的情形的话，我认为恐怕是最难治理的，一是我们没有经历过，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二是美国的经验告诉我们，治理“滞胀”是最困难的，比单纯治理“滞”和单纯治理“胀”都要困难；三是目前中国出现“滞胀”的可能性的确正在上升，因为我们存在着一些与美国当年相类似的情形。
只能用改革的办法来促进经济转型
在如此复杂的形势之下，当前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应当如何抉择？笔者以为，在当前的形势下，理想的政策应当是：紧货币、松财政，放价格、调结构，抓改革、促转型。
所谓“紧货币”，主要是为了抑制通胀。总量政策应当继续从紧，不能开闸放水；但是应当注意更多的发挥价格机制的作用，也就是利率的调控作用，消除负利率。
所谓“松财政”，主要是为了应对经济增长放缓。财政在总量上能不能适当增加财政支出和政府投入，且重点放在调整结构上，例如增加社保、救灾方面的投入；补助穷人以增加抗通胀能力。另外就是降低税负，降低所得税和取消利息税；还有可以探讨的是，能不能允许地方政府发债。
所谓“放价格、调结构”，现在一说调结构，总是政府去调结构，政府去“有保有压”，但笔者以为，正确的调结构方式应当是理顺价格，把价格理顺了，由价格机制去调整结构——但是一定要注意，只有管住货币才能放开价格，否则就会导致通货膨胀。
所谓“抓改革、促转型”。举例而言，近来呼吁较多的就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并不是由于货币紧缩造成的，货币放松的时候，中小企业融资一样困难，所以，这个问题一定要通过体制改革来解决。比如设立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政策性银行和担保公司，又比如成立民营银行或小额贷款公司，等等。
总之，要用改革办法来促进经济转型。 ★
(作者申明：文中观点仅代表个人看法)